【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儀馥】
4月2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對所有貿易夥伴徵收“對等關稅”具體方案，加征關稅的範圍與額度超出諸多貿易夥伴的預期。曾經在特朗普對華關稅戰中坐收漁利的東南亞各國此次也難以倖免，高居所謂“對等關稅”對象國榜單。
東南亞國家的經貿與產業及其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乘着上一輪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東風迅速崛起，又在“對等關稅”重鎚之下面臨跌落風險。這種大起大落的遭遇是對東南亞國家經濟韌性與外交能力的全方位考驗。
特朗普“重拳”擊中東南亞
東南亞是特朗普施加“對等關稅”的重點區域。在加徵稅率最高的10個對象國中，就有4個來自東南亞地區，依次是柬埔寨（49%）、老撾（48%）、越南（46%）和緬甸（45%）。泰國和印度尼西亞被徵收稅率也較高，分別為37%和32%，文萊（24%）、馬來西亞（24%）和菲律賓（18%）處境相對較好，新加坡則是東南亞地區唯一的倖存者，僅被加征10%“最低基準關稅”。
根據特朗普計算稅率的邏輯，即“對等關稅”目標在於使貿易均衡或者說雙方進出口額的對等，東南亞國家之所以成為此次加征關稅的重災區，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對美貿易不平衡程度更高。
以越南為例，自2018年越南對美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開始，每年貿易順差額迅速擴大，2024年已達到1235億美元。對美國而言，越南是僅次於中國和墨西哥的第三大貿易逆差來源國，難免會成為特朗普的“眼中釘”。
工人在越南工廠的流水線上組裝產品 資料圖：越通社
柬埔寨、老撾和緬甸三國對美貿易規模雖遠不及越南，但貿易不平衡現象尤為突出，如2024年柬對美出口額為99億美元，自美進口額不足3億美元。泰國和印尼對美貿易順差也分別達到550億、101億美元。
相比較之下，新加坡之所以免於被特朗普徵收高額“對等關稅”，直接原因在於其長期對美國保持貿易逆差格局，而究其根源，主要是新加坡本土製造規模有限，對美國本土製造業的分流效應並不明顯。
除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外，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對美貿易順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近年來全球產業鏈重塑的結果。
2018年特朗普掀起對華貿易戰，迫使全球產業鏈的加工製造環節從中國遷往東南亞地區。紡織服裝、電子製造等代表性部門的跨國企業蜂擁至東南亞投資建廠，從中國（包括日本、韓國等）進口中間產品或零附件，在東南亞加工組裝後出口至美國，成為過去數年間最典型的產業鏈分工模式。東南亞各國由此成為全球製造業加工的新中心和中美經貿往來的“橋樑”，不僅通過接收大量的製造業投資而實現產業崛起或升級，而且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益舉足輕重。
當然，東南亞之所以可以依託這一輪全球產業鏈重構實現對美國出口的大幅度增長或者貿易的繁榮，從根本上看是源於美國作為全球消費中心與東南亞在加工製造方面具備比較優勢的條件互補。
高關稅或重創東南亞產業鏈
如果特朗普對東南亞國家高稅率的“對等關稅”如期落實，將引發東南亞產業鏈的大震蕩。這裡的“東南亞產業鏈”，既指涉東南亞國家基於各自產業發展進程共同形成的區域產業格局，又包含東南亞各國對全球產業鏈的參與。
參照東南亞國家與美國的產業聯繫與貿易結構，高企的“對等關稅”稅率對東南亞產業鏈的破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打破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高度依賴出口和外資的產業發展模式與格局。
例如，越南通過融入全球產業鏈實現製造業迅速崛起，也為此承擔著巨大的風險——出口依存度和對美依賴度都很高。
2024年，越南出口額佔gdp比重約為90%，前五大貨物出口對象國依次為美國、中國、歐盟、韓國和日本。其中，對美出口額佔總出口額比重超29%，作為對比，越南對中國出口額佔比約15%，僅為對美出口規模的一半。越南主要對美出口電子產品（如計算機、手機零部件）、紡織品、傢具、鞋類等，這些也是近年來越南的支柱性產業部門。
對美出口渠道暢通還成為跨國企業赴越投資、帶動當地產業生態建設的關鍵前提。若美國對越南加征46%“對等關稅”措施落地，不僅可能極大地削弱越南商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導致越南對美出口出現“腰斬式”縮減，而且將降低跨國企業對越投資的積極性。
在特朗普公布關稅新政之後，在越南擁有130家工廠、布局50%的鞋類產品產能的耐克股價一夜暴跌14%，隨後又被迫宣布漲價策略等現象，都是越南相關產業鏈可能發生變動的前兆。這些變化將明顯阻滯越南既有的產業發展進程，但也可能倒逼其發掘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迫使其加速推動國內生產要素的轉型升級，並更加註重開闢國內市場。
耐克股價近期走勢
第二，再度重塑東南亞各國深度嵌入的全球產業鏈。
新一輪的產業鏈重塑可能包含兩個方向：一是維持東南亞國家在產業鏈中的加工製造者角色，將產業鏈下游的消費端由美國轉移至歐洲和東亞地區；二是東南亞國家被剝離出既有的全球產業鏈，位置空缺由美國本土和墨西哥等替補。
對於前者，東南亞國家與歐盟簽署的貿易協定如歐越自貿協定（evfta），以及東亞地區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東盟自貿區等區域自貿安排，為最終消費品從東南亞進入歐洲和東亞市場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持。
對於後者，特朗普關稅政策的關鍵目標在於“製造業迴流”，再加上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存在某種產業競爭關係的墨西哥獲得了特朗普“對等關稅”新政豁免，可能引發在東南亞跨國企業的撤資轉移潮，削弱東南亞在全球產業鏈的參與。
總體而言，由於東南亞在全球產業鏈中處於承上啟下的中間環節，相比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特朗普對東南亞施加“對等關稅”對於全球產業鏈的干擾可能更加直接和顯著。
對美妥協恐只能“揚湯止沸”
在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實施方案後，東南亞國家反應各有不同，但總體表現出妥協傾向。截至目前，已對“對等關稅”作出官方回應的東南亞國家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
一是全盤接受型，新加坡是典型代表。
這類國家被徵收“對等關稅”稅率較低，所受衝擊較小，甚至可能從整體的“對等關稅”計劃中受益。新加坡國總理黃循財在特朗普公布關稅政策後，直接且乾脆地宣布“不對美國施加報復性關稅”。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受衝擊相對較小的菲律賓雖然尚未直接對特朗普“對等關稅”作出官方回應，但該國各界相關表態體現了其樂觀心理。菲貿易與工業部部長指出，菲律賓被徵收稅率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可以為該國在全球貿易鏈中補位提供機會窗口；其財政部長也強調，在全球生產布局的調整中，菲律賓或能成為製造與出口的新落腳點。
《財富》（fortune）報道：菲律賓對美國特朗普總統的全面關稅措施表現出"謹慎樂觀"，稱對其鄰國加征更高關稅可能帶來機遇。
二是服軟交易型，以越南和柬埔寨為代表。
這類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較高，受“對等關稅”衝擊也最大。
在特朗普宣布關稅政策之前，越南政府已試圖通過降低多種美國商品的進口稅，主動購買美國液化天然氣、發電設備等大額產品，簽署總額達90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以及批准“星鏈”項目落地越南等多項措施對美國示好。
後來“對等關稅”方案的正式出台證明上述示好並未扭轉特朗普對越加征關稅的態度，越南又進一步服軟，先由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與特朗普通電話，表示願意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實行零關稅，隨後派遣由副總理胡德福帶領的代表團遠赴美國，擬採購更多波音飛機並與美方溝通談判。
柬埔寨的反應與越南相似，首相洪瑪奈宣布立即將19類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從35%下調至5%，並安排商務大臣與美國貿易代表進行籌商。
三是另尋出路型，代表性國家是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
這些國家雖然也強調將與特朗普政府就關稅問題展開談判，但更側重於訴諸“自強”與“互助”等其他出路。
例如，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宣布採取戰略性措施，進行結構性改革，實施解除管制政策，繼續改善投資環境，並尋求與馬來西亞及其他東盟國家共商應對之策。
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也聲明將組織召開東盟經濟部長特別會議，擬共同討論“對等關稅”對區域貿易、投資和經濟穩定的影響，並尋求對策以維護東南亞經濟利益以及開放、公平、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
泰國則側重於發掘有潛力的新市場以降低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並將採取措施調整產業結構與提高產業競爭力。
治本之策在於聯合
無論哪一種回應，都體現了東南亞國家在反擊特朗普關稅上的被動與無力處境。相關國家儘力尋求在4月9日“對等關稅”政策生效前獲得美國的豁免，但無論結果如何，特朗普的關稅武器威脅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時刻高懸於東南亞國家頭上。
即使在相關國家對美妥協並促使特朗普暫時降低或取消“對等關稅”的情況下，只要這些國家在加工製造方面相對於美國的比較優勢客觀存在，就存在對美貿易順差擴大以及特朗普再次拿起關稅武器的可能性，最終將使東南亞國家在對美經貿關係中進一步喪失自主性。
因此，對美妥協或能解東南亞國家燃眉之急，卻終究不是治本之策。
最根本的應對思路應該在於堅定維護來自不易的全球自由貿易秩序，抵制美國對自由貿易規則的無視與破壞，聯合各個遭受特朗普關稅新政霸凌的國家，通過集體發聲、協調行動、規則約束等方式對美國形成有效反制，促使美國回歸自由貿易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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