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今天，我們的信任度不及美國國會。”
在每年的公眾信任與聲譽調查中，新聞媒體和記者的排名一直接近末尾，通常僅略高於國會。然而在今年的蓋洛普（gallup）民調中，我們的排名竟然跌到了國會以下，成為所有行業中最不受信任的職業。這無疑表明我們的工作方式出了問題。
讓我用一個比喻來解釋：投票機必須滿足兩個要求。一是確保計票準確，二是要讓人們相信計票準確。這第二點和第一點同樣重要，卻是獨立的需求。
對於報紙而言也是如此，我們必須確保報道準確無誤，同時讓人們相信這些信息是準確的。這雖然難以接受，但我們在後者上明顯失利了。大多數人認為媒體存在偏見。任何不承認這一點的人都未曾直面現實，而與現實抗衡的人註定失敗。
現實是永遠的勝利者。將媒體信任度不斷下滑的原因歸咎於他人或外部環境並無益處。作為受害者的心態無法改變現狀，抱怨並不是解決方案。我們必須更努力地控制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以提升我們的公信力。
總統候選人的背書並不會對選舉的結果產生實質影響。賓夕法尼亞州的搖擺選民不會因為某家報紙的背書而改變自己的立場——根本不會。然而，這類背書卻會引發偏見的印象，使人們對媒體的獨立性產生懷疑。放棄候選人背書是一項原則性的決定，也是正確的選擇。
尤金·梅耶（eugene meyer），《華盛頓郵報》1933年至1946年的出版人，曾有相同的想法，這一決定也證明了他的正確。儘管放棄候選人背書不一定能迅速提升我們的信任度，但這無疑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我希望我們能更早做出這一改變，選擇在更遠離選舉時刻和情緒影響的時間點，而不是在選舉之際匆忙作出。缺乏周密計劃是我們的不足，這並非有意為之的策略。
我也想明確說明，這裡沒有任何形式的“等價交換”。任何一方的競選團隊或候選人都未被告知或諮詢過這個決定。這完全是內部決定。我的公司之一藍色起源（blue origin）的首席執行官戴夫·林普（dave limp）在我們宣布決定的同一天與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見面。
當我得知此事時，深感無奈，因為這為某些人提供了口實，可以曲解這次決定的動機。但事實上，我並不知情，林普本人也事先不知情；那天早上會議匆忙安排，並未提前計劃。這次會面與我們關於總統候選人背書的決定毫無關聯，任何其他暗示都不屬實。
在利益衝突方面，我並不是《華盛頓郵報》的理想擁有者。幾乎每天，我的公司——無論是亞馬遜（amazon）還是藍色起源，或是我投資或持有的慈善事業和企業——的某位高管都會與政府官員會面。
我曾寫道，《華盛頓郵報》對我來說是一項“複雜化”因素。而事實證明，我同樣也為《華盛頓郵報》帶來了“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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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我的財富和商業利益視為抵抗威脅的防線，也可以認為它們是複雜利益關係的網羅。如何看待它，全在於我的原則能否傾向於前者。
我向您保證，我在這裡表達的觀點確實是出於原則，而我自2013年成為《華盛頓郵報》所有者以來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一點。當然，您可以自行判斷，但我歡迎任何人去尋找這11年里我曾向《華盛頓郵報》任何人施加過私利的實例。這樣的事從未發生過。
公信力危機並非《華盛頓郵報》獨有，其他報紙同樣面臨這一問題。它不僅是媒體的問題，也是整個國家的問題。如今，許多人轉向脫口而出的播客、不準確的社交媒體內容和其他未經驗證的新聞來源，這些渠道迅速傳播着錯誤信息，加深了社會分裂。
《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固然獲獎無數，但越來越多的交流只是局限於特定的精英圈子，媒體似乎陷入自言自語之中。（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家庭普及率曾達到80%。）
雖然我不希望，也不會推動我的個人利益，但我同樣不會放任這家報紙自動運轉、逐漸走向淡出，被未經深入研究的播客和社交媒體冷嘲熱諷超越而毫無作為。
這份報紙太重要，意義重大。當前，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可信、獨立、受信任的聲音，而這個聲音的最佳發源地莫過於世界最重要國家的首都。
要贏得這一戰鬥，我們必須探索新路徑。有些變革將是回歸過去，有些將是嶄新的發明。當然，任何創新都伴隨着批評，這是世界的法則。這並非易事，但其意義非凡。
我非常感激能夠參與到這一事業之中。《華盛頓郵報》匯聚了全球最優秀的記者，他們每天都在不懈努力，追尋真相。他們值得被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