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如何看待歐洲極右翼“異軍突起”

大灣區評論對話鄭永年

如何看待歐洲極右翼“異軍突起”

大灣區評論：

法國總統馬克龍是“歐洲願景”的重要代表，代表着對“推進歐洲一體化，希望歐洲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希望歐洲成為真正獨立的一支力量”的美好願景。但對於歐洲民眾來說，他們不願意更多的外來移民進入歐洲，分攤他們的社會福利，給社會造成更多的種族和文化衝突。這次歐洲議會選舉就發出強烈信號，極右勢力的崛起代表了民眾的部分聲音。如何看待這種“民眾寧願眼前苟且，不要歐洲詩與遠方”的現象？

當然，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移民問題是一個核心焦點。外來人口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全面了解這次選舉結果向世人所傳達出來的信號，我們必須了解歐洲近代史，把這次選舉結果放在歷史的大框架下來看。

歐洲是近代主權國家的發源地，但同時歐盟的建立所代表的也是去主權化。當今世界上的國家主權體系被稱為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建立於三十年戰爭之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國際政治秩序標誌着現代國際關係的開端，強調國家內部主權和對外獨立的原則，通過和平條約界定了國家間的關係，促進了國際法的發展、多邊外交的興起和國際組織的形成。這一制度為歐洲帶來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然而，氣候變遷、反恐問題、人道主義干預等現代跨國問題對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在國際合作與維護國家主權之間重新調整平衡。從歐洲共同體到歐盟的演變，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歐洲國家為了應對諸多挑戰的產物。儘管歐盟在推動歐洲一體化方面發揮了作用，但近年來，各國的反全球化情緒和民族主義有所抬頭，不少歐洲極右翼的政黨應運而生。

描繪1648年《威斯伐利亞和約》的插圖（圖源：getty images）

也就是說，歐洲的核心問題在於，其實歐盟整體與歐洲各國主權之間存在着某種衝突。

是的，如今的歐盟面對着主權國家和歐盟共同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主權”與“去主權”兩種力量互相爭權的局面。在很多方面，主權國家的地位依然保留在那裡，所有問題的主體還是主權國家。因此，馬克龍所主張的戰略自主以及全球化，在歐盟各成員國之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歐洲人認為全球化是進步，歐洲一體化是進步。對這部分人來說，歐盟所代表的“民主、人權、自由”這些價值和歐洲近代以來所主張的一些主流抽象價值觀是相符合的。然而，對於另一部分歐洲人來說，這些價值卻是退步——全球化與一體化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大家都被均等化了。

馬克龍所主張的“歐盟戰略自主”在歐洲有他的道理，部分歐洲人認為這代表着歐洲的理想。但是，如果我們將視線放到藍領階層，在他們看來右派的崛起也有他們所認同的價值，如家庭、宗教等等。如果大家都只強調自己所承認的價值觀，這就像是不同上帝之間的鬥爭，就看人們選擇相信哪一個上帝了。有的人是強調各國的民族認同，即強調主權；另一部分則是強調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強調歐洲的一體化，乃至於全球化。

馬克龍長期以來一直呼籲，在面對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時，歐盟要維護自己作為一個有凝聚力的地緣政治集團的地位，並且是布魯塞爾所宣稱實現“戰略自主”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圖源：歐新社）

歐盟是一個超主權的國家間集團。其成員國有的強調平等，有的強調自由，有不同的選擇，這就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而移民以及穆斯林問題只是問題的一個面向，甚至是一個虛構出來的話語問題。比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對移民的理解就是不一樣的——歐洲人口正經歷着老齡化問題，而移民可以很好地解決歐洲老齡化的問題。在南斯拉夫戰爭的時候，歐洲人強調人權高於主權；而現在面對穆斯林以及移民問題，歐洲人就開始強調主權高於人權。因此，對歐洲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在政治人物把所謂外來人口以及移民問題變成歐洲更深刻矛盾的“替罪羊”了。同樣，俄烏衝突的核心矛盾是什麼？是所謂的“民主跟專制”之間的矛盾嗎？這是歐洲人的話語罷了。

那您認為，極右翼為何會在歐洲崛起？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當今執政的歐洲各國政府離人民越來越遠。在過去，左派往往代表着勞動階層的利益，而右派則是代表着資本的利益。然而，在當下的歐洲，或者說放眼整個西方世界，情況剛好反了過來。左派的主張越來越理想化，離普羅大眾的生活越來越遠。比如說，近年來歐洲綠黨所主張的可再生能源的環保政策，使得傳統化石能源的費用越來越高。然而，可再生能源尚未普及，使得長期以來依賴化石能源的普通人感到吃不消。這就使得極右派在普通人中有了很大的市場。

現在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歐洲也越來越關注經濟依賴或者說經濟安全這一方面的問題。前一段時間，有學者提出“經濟安全和經濟增長是零和關係”，您怎麼看待經濟安全和經濟增長的關係？

經濟增長跟經濟安全之間並非零和博弈。政治上的博弈更有可能是零和博弈。說經濟增長跟經濟安全是零和的，這種觀點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都是說不通的。歐洲的問題在於他們內部的分配問題，不是說全球化所導致的問題。區域化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大大促進了勞動生產力，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各個國家都經歷過全球化的好處，這怎麼是零和博弈呢？在經濟領域，問題只是“你多賺一點，我少賺一點”，並且“明天有可能我多賺一點，你少賺一點了”。

觀察歐洲議會的這次選舉，為什麼很多普通人支持極右派？極右派的一大主張就是反全球化。全球化加劇了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得許多歐洲的普通人無法享受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並伴隨着強烈的“被剝削感”。當年福特汽車為了讓自己的汽車能夠賣出去，首先做的就是提高工人工資，讓員工能夠買得起自己生產的汽車。在全球化下，企業紛紛把生產線轉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海外以擴大所能夠獲得的利潤。然而，這使得國內工人紛紛失業，海外低價生產的產品所產生的高額利潤落入到了大型企業的口袋當中。另外，大量的外來移民則使得歐洲人更直觀地感受到他們被外國人給搶了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歐洲人紛紛選擇“保護主義”，維護自身的利益，於是投票給極右翼政黨。

福特t型車於 1908 年問世。亨利·福特希望 t 型車價格實惠、操作簡單、經久耐用（圖源：getty images）

剛才提到新能源汽車，就在今年5月，美國對進口自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加稅。在對待新能源汽車的態度上，歐盟現在的態度比較審慎。如何看待這種“貿易保護主義”？一些歐洲國家是汽車大國，未來歐洲與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是否有可能達成“雙方共贏”的局面？

2023年7月，參觀者在第20屆長春國際汽車博覽會上選購新能源汽車（圖源：新華社）

在新能源車這個領域，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發展有着一個獨特的優勢。其實中國也曾想要在燃油車這一領域培養扶植自己的產業，但這一領域已經被其他國家提前佔領。所以，在中國蜚聲的燃油車都是舶來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因為國內的燃油車既得利益者不是那麼強大，因此中國可以發展出強大的新能源汽車。這就像移動支付業務在美國的發展——因為美國有強大的信用卡以及支票支付系統，所以移動支付在美國很難發展起來。

那麼，中國與歐盟在新能源汽車上的合作會是零和關係嗎？我認為只要雙方在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上持開放的態度，那麼未來的發展合作前景還是樂觀的。

比如說，中國和歐盟可能做到在供應鏈上進行合作。現在，中國將國產的電動車整產品直接運往歐洲銷售。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供應鏈是一個封閉體系，中國企業與當地社會也不相關，其他國家無法享受到中國產業升級的好處。但假如說，中國在歐洲設立電動汽車工廠，僱傭當地工人，推動電動車技術在歐洲的合資運營與技術共享，中國和歐洲不就達成共贏了嗎？

今天，中國與歐洲的政治也許存在政治不互信。但這樣的不互信是短期的，全球化發展將依然是主流。政治邏輯是一時的，而經濟邏輯才是底層的。從資本的角度來說，它不需要有邊界。對資本來說，賺錢才是主要目的，它不講意識形態，也不講貨幣的顏色問題，不管是人民幣還是美元，什麼顏色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