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總罷工發生後，罷工浪潮很快波及到了整個英國。在達勒姆礦區，礦工作為罷工運動的主要力量，與政府及煤礦資本家進行了長期而堅決的較量。儘管礦工們進行了數月的鬥爭，但罷工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這場罷工運動的發生，給達勒姆礦區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對礦區居民生活的影響。本章主要從總罷工對達勒姆礦區居民生活的影響展開論述。
罷工前達勒姆礦區居民生活狀況
作為英國早期的煤炭產區之一一達勒姆，煤炭產業成為該礦區的主要經濟支柱。達勒姆礦區居民主要以從事煤炭開採及其相關行業為主。根據 1921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達勒姆礦區，每 1000 名12 歲以上的男性青年中有 291人在煤礦工作。這些男性僱傭者通常被稱為礦工，主要從事煤炭開採工作，大約 80%的人在井下工作，近三分之一的人從事井上工作”。
在達勒姆礦區成為英國早期最主要的煤炭出口區後，該礦區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這些人大多數來自英格蘭。根據1921 年從達勒姆礦區人口普查記錄的 14741 個居民出生地顯示，在英格蘭出生的居民佔到 96.7%，在蘇格蘭出生的占 15%，在愛爾蘭出生的占 0.8%，在威爾士出生的佔0.3%，在其它地方出生的占 0.6%。甚至達勒姆礦工協會的六個最高官員及其領導 1926 年礦工罷工的五個達勒姆團體領導人,基本上都出生在達勒姆1926 年，對達勒姆礦區行會主席，秘書等領導階層中 30 個人的出生地調查發現，其中有 21人出生在達勒姆，有9人出生在其它地方。而這9人中至少有3人在章年時就與父母來到達勒姆礦區居住。
達勒姆礦區礦工住房條件與其它地方相比則顯得簡陋擁擠。1921 年的人口普查發現，在達勒姆礦區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29.5%)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的人居住在一個房間。這一數據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僅為 9.6%。與英國其它煤田礦區相比較，在達勒姆礦區凡年滿 14 歲的男子在離開學校以後，就可以到礦井中工作，而其它地方這一現象卻很少見。
煤礦工人真正的出身在達勒姆世代相傳的情況表現的特別明顯。這個現象與達勒姆礦區住房體系規定關係密切。達勒姆礦區住房體系規定，兒子只有從事和父親一樣的採礦工作，父親才有資格繼續使用礦區提供的住房。換而言之，兒子如果到其它地區工作的話，意味着父親在礦區的住房將被剝奪，這就暗示着礦工家庭出身的孩子離開學校後必須去礦井工作。根據皇家調查委員會塞繆爾委員收集到的達勒姆礦區礦工數據顯示，1924 年該礦區新聘礦工人數為 20688 人，占從學校畢業的男孩總人數的 29.3%，61%來自煤炭行業，而僅有9.6%來自其它行業。
與其它礦區統計的數據相比較，該礦區男孩在 14 歲離開學校後到煤礦工作的數據特別引人注目,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平均比例為 12.5%。即使在與達勒姆礦區類似的煤炭行業，譬如南威爾士和蒙默思，離開學校成為礦工的男孩也只佔11.7%。
罷工對達勒姆礦區礦工生活的影響
總罷工發生後，給原本貧困的礦工生活雪上加霜，達勒姆礦區礦工積极參加罷工運動，希望通過罷工改變貧苦的生活狀況的目的並未實現。罷工失敗以後，達勒姆礦區煤礦資本家以解僱工人為脅迫，強迫礦工們接受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提高工作效率這一要求。當然，這一要求被其它行業也紛紛效仿，這些行業解僱罷工參與者，對要求返工的工人強制接受這一條件。
從當時英國政府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全國參與罷工的礦工在罷工期間工資損失達到六千萬英鎊，礦工失敗後，十萬多礦工被解僱失業”。政策表明，不再被僱傭罷工積極分子和一些工會領導，英國工人失業人數增加了 50 多萬，給達勒姆礦區居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1927 年春，鮑爾溫政府制定了新的《關於工會和工業糾紛法》，規定禁止各礦區工會和工人自發組織群眾性的罷工遊行活動。這項被工人稱之為“工賊憲章”法律規定“凡參加新法令認為非法的罷工或歇業者，應通過即席判決，處以 10 英鎊以內的罰款或 3 個月以下的監禁，或通過起訴判決，處以兩年以下的監禁”在 1928 年年底，議會又通過一項新法律，將全國工人的工作時間從七小時延長到八小時。
在鮑爾溫政府和資本家的慫恿和庇護下，工會聯合會右派頭目更加猖狂放蕩。同時組織一個由資本家和工會聯合會組成的“全國工業委員會”，該機構的職能在於調解工業爭端，防止工人自發組織罷工運動。
在初秋，達勒姆索恩利礦區由於抽水工人參與罷工嚴重缺水;在惠林頓和偉林頓礦區，由於礦工罷工煤礦停業照明設施的依靠燃氣中斷，市民只能購買蠟燭勉強度日。很多礦井被迫停工，社區礦工的生活狀況則顯得苦澀艱難。由於煤炭開採數量降低，許多礦工在生活中燃料的缺乏。為了解決燃料問題，抵禦寒冷，礦工只能自身攜帶的小型工具到礦區開採少量的煤炭。即便如此，在採煤中礦工還受到工會負責人的監督。部分煤礦資本家曾承諾繼續為礦工日常生活所需免費提供煤炭，但都主要以廢棄的煤塊為主，需要礦工、婦女和兒童進一步的挑揀。
通過對罷工後法院的記載的文件分析可以發現，很多未涉及到煤炭行業的家庭在煤炭極度缺乏的情況下，為了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許多人進行偷盜，比如在 11 月，歇朋山的威廉姆·貝斯登因盜竊了歇朋山煤礦的煤炭而受到法庭的控訴。在罷工運動過程中，工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資以後，生活變得更加貧困鐵路職工代表吉米托馬斯在-次反對財政收費政策的會議上指出:“當我們面對問題時，不管是不是談論到犧牲，其實犧牲已經發生了。”從 5 月份以後他的工會聯盟中有 45000 人沒有返工，有 200000 人表示一個星期只工作三天，這些數字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由於持續罷工煤炭交通運輸減少的結果，但也對鐵路運輸系統造成了影響。
特別是在東北，運輸工人對這種懲罰行為更是首當其衝礦工的領導人也生活在這個礦區，當政府計劃關閉效益蕭條煤礦的時候，礦工提出了有力的論據進行反對，很多礦工群體幾代人都依靠礦井生活，這樣就意味着大量的男性失業者。 針對這種情況，這些領導人通過對其他礦區工人生活現狀的考察，提出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務的建設。
彼得李甚至提出應該為礦工準備出行的汽車，家庭電話，電力裝備以及中央供暖系統，有效保證礦工的正常生活。在達勒姆礦區，由於罷工面對諸多的經濟政治壓力，為了改變生活狀況，礦工都會儘可能的脫離罷工環境離開礦區，出現了許多年輕礦工離開礦井另謀生計的情形。當地媒體報道，從 1921 年和 193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中可以看出達勒姆縣人口流動數量15萬人，佔總人口的 10%。而 1926 年人口流動的數量達到12.9 萬
結語
綜上，總罷工在各個方面對達勒姆礦區居民生活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罷工結束後，工人的經濟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因為罷工的失敗只能接受煤礦資本家削減工資的要求，顯得更加被動與無助，生活反而更加貧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