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俄國議會右翼黨團是如何產生與發展的？

閱讀文章前辛苦您點下“關注”，方便討論和分享，為了回饋您的支持，我將每日更新優質內容。

在俄國議會存續的整個期間，國務會議右翼團體與國家杜馬的右翼派系始終保持着密切的聯繫。1907年，第三屆國家杜馬會議期間，國務會議和國家杜馬的右翼成員為強化溝通和協作，專門成立了右翼活動家互聯協作委員會。該組織設有聯席會議，由7人組成。

包括：主席團主席1人，是國務會議議員希林斯基·希克馬托夫公爵；成員6人，國務會議右翼團體成員3人，分別是А.С.斯季申斯基、А.Н.洛巴諾夫—羅斯托夫公爵和М.Я.戈沃魯霍—奧特洛克，杜馬右翼派別成員3人。

分別是А.С.維亞濟金、А.А.鮑勃林斯基伯爵和Г.Г.扎梅斯洛夫斯基。右翼黨團聯席會議不定期召開，以供上下兩院右翼成員交換意見並制定共同戰略。

新型關係的形成

“右翼活動家互聯協作委員會”建立後，上下兩院右翼組織成員形成了一種以咨議活動為主，非正式的同盟關係，特別是在政治主張上所表現出的團結一致，具備了黨團形成的一切要素。俄國議會上下兩院右翼成員構成了右翼黨團的兩個重要環節，上下遙相呼應，彼此密不可分。

國家杜馬與國務會議的右翼組織並未建立形式統一的管理部門，原因有二：

一是無法合法地建立任何將上下兩院聯繫在一起的共同政治團體；二是上下兩院右翼組織也存在着明顯分歧，杜馬右翼黨派的部分成員始終與地方黑色百人團存在隔閡，一些國務會議右翼團體委員也試圖與杜馬右翼派系成員始終保持距離。

但，這種疏遠的存在並不意味着上下兩院的右翼組織彼此缺乏理解和相互支持。對於上下兩院右翼組織的密切聯繫，自由主義反對派宣稱“這是右翼在立法機構中建立的議會黨，國務會議右翼領導人與國家杜馬右翼領導人並無本質差別。只是前者比後者更加從容不迫，進退有據而已。”

自由主義新聞工作者К.К.阿列謝耶夫將杜馬右翼和國務會議右派視為“統一政黨”。國務會議右翼團體與國家杜馬的右翼派系共處於俄國議會之中，儘管並未形成正式的同盟關係，而是結成組織較為鬆散的右翼黨團。

俄國議會右翼黨團形成後，不斷與俄羅斯會議等君主主義組織合作；與貴族聯合會常設理事會保持密切關係，並為組織和舉行君主主義會議和代表大會提供了便利。右翼黨團內部雖有分歧，但其本質並無區別。

筆者下文將“右翼黨團”作為一個集合概念進行論述，以期更為全面地再現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俄國議會右翼黨團的理論主張和實踐活動，並分析其分裂原因。

一戰前的右翼黨團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時值第四屆國家杜馬召開期間，本屆國家杜馬議員共計442人代表着不同派系，主要分布如下：極右翼和聯繫密切者-65人；民族主義者和溫和的右翼-120人；10月17日同盟成員及其聯繫密切者-98人；立憲民主黨及聯繫密切者-59人；進步黨成員-48人；勞動黨成員-10人；社會民主黨成員-14人；波蘭科洛成員-9人；白俄羅斯-波蘭-立陶宛團體-6人；穆斯林團體-6人；無黨派人士-7人。

由此可見，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亦或是中央集團在杜馬中均不佔多數。右翼分子和民族主義者雖然勢力得到了加強，但並未得到當局的支持，以150票的投票權對餘下的280名杜馬議員仍顯得無能為力。

在65位右翼派別代表中，有12人當選為杜馬主席團（理事會）成員，其中5位領導層成員，分別是：主席—А.Н.赫沃斯托夫（1913年底，被С.В.列瓦舍夫取代），副主席—Н.Е.馬爾柯夫和С.В.列瓦舍夫，主席團秘書—А.Д.緬什科夫，財務主管（казначей）—К.М.斯特魯科夫；

此外還有7位主席團成員：Г.Г.扎梅斯洛夫斯基、В.М.普利什凱維奇、Т.Д.波波夫、П.А.巴拉奇、К.М.奧科洛維奇、К.А.塔拉索夫和Б.А.戈利岑伯爵；2位名譽成員尼康（貝索諾夫）主教和阿納托利（卡門斯基）主教。

第四屆國家杜馬右翼派系成員的社會構成，大致包括如下：在65人中貴族25人，東正教牧師代表21人，農民代表15人，工商業代表和其他4人。

由此可見，本屆國家杜馬右翼成員中三分之二以上由貴族和東正教牧師的代表組成，而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商人代表、工人和城市市民所佔比例較少。杜馬右派成員受教育情況：高等教育22人；中級教育（主要為宗教類或軍事類院校）24人；初級教育或家庭教育18人。

政黨隸屬方面，俄羅斯人民同盟成員居於主導地位（至少20人），米哈伊爾天使同盟4人，其他成員主要是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無黨派人士（主要為農民和牧師）。大多數右翼代表已為俄羅斯會議成員，或者在當選國家杜馬議員後參入俄羅斯會議。

宗教信仰方面，黨團所有成員均信仰東正教派。15至16人為長老理事會成員，占該黨團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第四屆右翼杜馬成員主要來自庫爾斯克、沃倫和下諾夫哥羅德等幾個省份。

庫爾斯克省派出11名代表（其中只有3名是首次選舉產生，其餘都是第三屆國家杜馬議員代表）；沃倫省的右翼代表人數也為（11人）；下諾夫哥羅德省有6位右翼分子和1位民族主義者加入本屆國家杜馬右翼派系。

在本屆杜馬右翼派系中Н.Е.馬爾柯夫、В.М.普里什凱維奇和Г.Г.扎梅斯洛夫斯基等數位領導人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尼古拉·葉甫蓋尼耶維奇·馬爾柯夫（1866-1945），俄國右翼政治家，政論家，作家，世襲貴族。

曾任庫爾斯克省第三和第四屆國家杜馬議員。黑色百人團領導人之一，是一位激進的反猶主義者。1905-1910年任貴族聯合會代表大會常任委員。1909年領導俄國人民同盟庫爾斯克分會，成為庫爾斯克黑色百人團運動主要活動家之一。

1910年起任俄羅斯人民同盟總委員會主席。馬爾柯夫曾創辦《庫爾斯克實務報》，1907-1909年成為《俄羅斯人民同盟公報》常駐作者之一。庫爾斯克省成為其政治活動重要基地。

1915年加入國防特別會議。1916年底，繼“普利什凱維奇事件”之後，馬爾柯夫怒罵國家杜馬主席М.В.羅將柯的“鬧劇”加速了右翼黨團的分裂。弗拉基米爾·米特羅凡諾維奇·普利什凱維奇（1870-1920），俄國右翼黨團領導人之一。

俄羅斯人民同盟、米哈伊爾天使同盟及第二、三和四屆國家杜馬中極右翼領導人之一。普利什凱維奇對右翼自身存在的問題有一定的認識。他反對一味維護政府，將右翼與政府混為一談的極端主張，並堅持在杜馬發言中“大義滅親”，因此也遭到Н.Е.馬爾柯夫和Г.Г.扎梅斯洛夫斯基等其他右翼領導人的反對。

儘管右翼黨團主席С.В.列瓦舍夫伯爵極力挽留，但最終普利什凱維奇仍毅然脫離右翼。此後，他並未加入其他黨派，仍堅持保留右翼身份。不過，隨着1916年“普利什凱維奇事件”的發酵，右翼黨團的內部危機還是不期而至。

與前三屆國家杜馬相比，雖然在第四屆杜馬中右翼代表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擁有最強大保守勢力的本屆國家杜馬，在俄國歷史上卻發揮了最具革命性的作用，Н.Е.馬爾柯夫和В.М.普里什凱維奇作為最具影響力的領導者，他們的衝動之舉也成為右翼黨團瓦解的重要誘因。

國務會議政治勢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國務會議政治勢力組成如下：至1914年初，右派68人（41.9％），親杜馬民族主義者9人（10.5％），無黨派團體12人（6.8％），中間派（處於立憲民主黨人與十月黨之間的立場）60人（31.4％），左派（主要為立憲民主黨人）12人（9.2％）。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上下兩院的右翼黨團成員着力點一致，均集中於俄國外交政策和國防軍隊建設層面的內容。雖然外交政策的制定本不在議會權限之內，但右翼黨團往往通過會議討論以及向政府提交的文件中時常提及國家外交政策。

此時，右翼黨團持明顯的親德立場。在巴爾幹半島問題，杜馬右翼派系成員反對俄國採取的積極干預政策，他們擔心俄國因此被迫捲入軍事衝突。

早在第三屆國家杜馬時期，普利什凱維奇就曾警告代表們，“我們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國家的外交政策，俄國不應捲入可能導致歐洲動蕩，並可能導致政局崩潰的事件中……”普利什凱維奇認為，由立憲民主黨人鼓吹的“新斯拉夫主義”是一種挑釁，俄國將被迫捲入戰爭。

由於我們因最近的戰爭（指日俄戰爭）衰弱，此時一旦爆發新的戰爭，引發國內政局動蕩，自由主義者將更容易實現政變奪權的願望。

由此可見，在戰爭之前，右翼並不認同俄國軍事上的“狂熱傾向”，而是始終堅持傾向德皇。俄國政府採用與英法結盟的外交政策，右翼對此持謹慎態度，認為“共和”的法蘭西和“立憲”的英吉利是組織政變的共濟會分子的溫床。

俄羅斯人民同盟控制的出版物，充當了杜馬右翼黨團宣傳其親德外交主張的喉舌，他們宣稱：“沒人想要戰爭，每個人都害怕戰爭。德國也對此感到恐懼，它正受到社會主義的侵蝕。”

參考文獻

1.劉顯忠.《試論第三屆國家杜馬》[J].史學集刊，1997（3）：59。

2.參見劉顯忠《近代俄國國家杜馬：設立及實踐》[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