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25日，張聞天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陳雲主持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在這次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肯定了張聞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
此外，還有很多的領導人都來了，他們都和張聞天的妻子劉英握手，紛紛表達了對於張聞天的悲痛和緬懷之情。例如，安子文和劉競雄夫婦通過女兒打電話過來說：“我們一家都感謝您，是張伯伯救了我們，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然而，雖然張聞天的蓋棺定論獲得了很高的榮譽，但他的一生卻也充滿着坎坷。他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做出了正確決定，但也捲入當年那場風波中，飽受非議。
尤其是他在臨終之前寫下的《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曾經代表着全黨的共識，但卻只能血藏於家中。以至於在臨終之前遺憾的說：“也許有一天我能在哪次會上談談，不然，就讓它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吧。”
很多人說張聞天的一生過於複雜，他的人生也讓人惋惜和悲痛，那麼這位獲得如此高評價的總書記，他又經歷了什麼樣的過往呢？
根據資料記載，張聞天出生於江蘇省南匯縣，自小家境比較殷實，所以受到過良好教育。在1923年，他到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學習工作後受進步思想的影響，於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隨後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並且擔任了共產國際東方部報道員。因為他長期在蘇聯，他深受馬列主義影響，不僅擁有較好的國際視角，也具備比較紮實的理論基礎。因此，在1935年的時候，他、博古、王明三人被共產國際派回國內組成了三大常委。
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張聞天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的決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了紅軍的走向。
客觀來講，共產國際派來的三常委都有較為豐富的理論知識，但他們都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那就是沒有將理論與現實進行結合，忽略了蘇聯與中國的現實情況。
因此，張聞天在當時的路線之爭中也作出了錯誤決策，他發表了《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強調了兩個世界的對立，誇大了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而且還過高的估計了蘇區的力量，過低的估計了白區的力量。
這一理論過分強調左的錯誤路線，與毛澤東的正確思想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毫無疑問，在當時，局勢未明朗之時，眾人都有自己的思考，但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正確思想沒有被採納。
在1960年12月25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曾經感慨那段歲月：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在1965年8月5日接見外國代表團時，毛澤東也自嘲這段時期：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
從這部分內容可以看出，張聞天在最初領導過程中，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也讓毛澤東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不過，張聞天之所以能夠受到很多領導人的尊重，絕不是因為他執拗於自己的左傾錯誤，而是因為他毫不拖泥帶水的知錯改錯，以及擁戴正確思想的堅定立場。
從1933年開始，張聞天就深入實際去進行具體的調查，很快就意識到蘇聯與中國國情的差距，所以他快速的調整了自己的心態與觀點。
也正因為如此，在1934年他與博古等左傾錯誤領導進行決裂，例如，當時博古就調集9個師的紅軍，採取堡壘對堡壘，和敵人死打硬拼，而張聞天就嚴肅地批評了對方，雙方甚至在會上吵了一架。
不僅如此，隨着左傾錯誤的進一步加劇，張聞天就越是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當時張聞天與毛澤東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壩，兩人住的院子相鄰，雙方也由原先的路線的分歧，到後來的無話不談。
很多資料文獻都記載，張聞天主動向毛澤東靠攏，而且在交流之中越來越認可毛澤東的智慧，越發對其尊敬和推崇。
尤其是1934年9月，毛澤東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當時張聞天是十萬火急，派傅連璋星夜趕去診治。在毛澤東最危難的時刻，張聞天用自己的真情打動了毛澤東，兩人逐漸成為了好戰友。
時隔多年，張聞天還會想起他和毛澤東一起，坐在雲山古寺前黃槲樹下的石凳子上聊天的場景。那時候他經常把自己的不快通通向毛澤東傾訴，毛澤東也會對其開導，兩人暢聊未來，吐槽現在，他們的思想也越來越接近。
很快兩人的合作迎來了一個重要的成果，這就是遵義會議。在歷史上，遵義會議對中國影響很大，奠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基礎！
但連毛澤東自己都感慨：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不僅如此，黨史張聞天還展現出了令人敬佩的謙讓品質，經過一系列的會議，他已經意識到紅軍內部有人能夠更好的統領軍隊，所以他曾經先後三次讓賢，只為了讓毛澤東等人出來領導。
第一次是他擔任總書記沒多久，就想要離職到白區工作，但毛澤東堅決不同意。第二次是紅一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張聞天又一次提出把自己的位置讓出來，毛澤東還是堅決反對。
第三次是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再一次懇請退位讓賢，推舉毛澤東為黨的總負責人。
張聞天的三次退位讓賢，讓人們看到了他的高風亮節，也讓毛澤東對其無比敬佩和感慨。在後來的談話中，毛澤東不止一次稱讚：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毛澤東的這句話絕對沒有任何誇張，在歷史檔案館中有備份，從1935年到1938年，張聞天一直以配角自居，堅定的輔佐毛澤東。而且在這一期間，張聞天署名的電報有451件，其中毛和洛聯名發表的多達286件之多，佔了64%。
因此，張聞天真正做到了知錯能改，堅定的支持正確路線，僅從這一部分表現來看，他就無愧於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絕對對得起毛澤東對他的評價。
當然，毛澤東對於張聞天絕不僅僅是口頭上的稱讚，一方面他和張聞天一起提升思想境界，另一方面他還特意做媒撮合了張聞天和劉英這一對。
根據文獻記載，毛澤東發現張聞天有意劉英，於是就讓李富春把劉英調到中央縱隊，接替鄧小平的工作。當時毛澤東還對劉英說：“在後梯隊太累了，你一個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這兒有個女同志就行了。”
那時候劉英就明白了，毛澤東這是要給自己和張聞天提供便利，果不其然，在毛澤東的助攻下，劉英與張聞天走到了一起。
不少學者根據這一段認為，毛澤東與張聞天，不僅僅在政治上是最親密的合作對象，在感情上也是相當的融洽。
也正是在這種密切配合下，張聞天雖然一直擔任總書記一職，但他卻一直為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保駕護航，而且也在持續的進行讓權舉動，為毛主席減輕障礙。
根據黨史專家張培森的研究：從遵義會議召開前到六屆六中全會，我們黨遇到過三次大的危機。而在這三次大危機中，張聞天和毛澤東都進行了極好的配合，為克服危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也在克服危機中逐步的確立了領導地位。
除此以外，在瓦窯堡會議上，在西安事變中，張聞天也做出了卓越貢獻，是毛澤東的最佳助手。不過後來他還是推掉了總書記一職，之後將精力全部都放在了宣傳部和馬列學院上。
延安馬列學院，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的比較正規的學校，也是延安的最高學府，張聞天當初是第一任院長。
他一直對其傾注心血，希望辦好這所學校，在他臨終之前他還對自己的外甥說：“我一生沒有為黨的事業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有一點可以自慰的，在馬列學院是為黨培養了一批好乾部。”
根據資料記載，馬列學院共招生5屆，培養了近千名幹部。這些人後來成為了各條戰線的骨幹，而且很多領導人的秘書和負責理論宣傳方面的幹部也出生於此。
因此，張聞天在讓出地位後，依舊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另外，在1941年後開啟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進行了會議報告，指出了國際路線是穿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假馬克思主義，號召人們進行實地考察，不要搞教條主義和空想主義。
張聞天又率先響應毛澤東，而且他還從1942年1月起，主動要求去農村調查，先後深入幾十個村莊，考察了近一年半的時間。他的舉動大大震撼了眾人，被認為是領導人中犯錯誤後進行真正補課的第一人，也為毛澤東的整風運動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在考察歸來後，張聞天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因為勞累和吃苦而不願意再下鄉，相反，在抗戰勝利後，他又主動請求奔赴東北，在那冰天雪地的環境里工作了整整4年時間。
在這4年時間裡，他為建立東北根據地建設東北的大後方做出了巨大貢獻，而多數學者也認為，這段工作經歷是他人生中最閃光的一個點。
在建國後，本來張聞天有過總書記的經歷，又做出了這麼多的貢獻，他完全可以身居要職，但他又每次進行推辭選擇最苦最累的活。
——例如1951年，周恩來徵求他的意見，問他想要出任什麼職務？張聞天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駐蘇大使。
要知道，張聞天可是當年的總書記，在黨的三次危機中都作出卓越貢獻，尤其是在東北的工作成就，更是讓中央領導人一致稱好。但他卻選擇當一個駐蘇大使，這是何等的高風亮節？
然而，這還只是張聞天高尚品質表現的冰山一角，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中，在眾人三緘其口之際，他大膽的發表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演講，表達了對於大躍進錯誤的深刻理解。
後來的學者都評價：這次發言其理論高度當時在黨內是無與倫比的，而且還抓住了當年運動錯誤的根本原因。然而，他的高超理論和剛正不阿，也讓他捲入了某些風波中，因此他被調離了外交部，之後受到了很大影響。
比較幸運的是，當時很多人都在幫襯張聞天，例如，鄧小平就曾經給他安排工作，劉少奇也引導他干經濟工作。
還有陳雲，他和張聞天的關係一直很好，在那特殊的年代裡面幫助了包括張聞天在內的很多老同志，為他們提供了相當的保護，為此甚至不惜影響到自己。
當然，張聞天雖然受到衝擊，但他卻一直沒有放棄革命工作，他依舊在不斷的研究國家現狀，寫出解決問題的理論和方法。
後來張聞天甚至寫出了將近10萬字的理論文章，這些文字被稱之為肇慶文稿，尤其是其中的《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裡面寫道：群眾的實踐是衡量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尺度。
這一段金石之言，成為了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重要借鑒和討論材料，成為當時全黨的共識。然而，張聞天終究還是沒能等到那一刻，例如開篇他所留下來的遺憾，他在1976年7月1日去世，甚至沒能看到動蕩時期結束。
不過萬幸的是，在他去世後，他的妻子一直在為他的平反而奔波，而當年和他交好的那些老朋友們也在努力着。根據劉英的回憶：1979年8月，在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就通知她，將會給張聞天召開追悼會。
而且根據胡耀邦的說法，本來中央決定要給幾個人合在一起開追悼會，但陳雲表示，由他主持，要他致悼詞都行，但要給聞天單獨開。於是，追悼會推遲了三個月，經過討論最終決定，張聞天和劉少奇都單獨開追悼會。
劉英對此非常欣慰，她告訴眾人：希望由鄧小平來主持，由陳雲來致悼詞。陳雲聽後還是表達了婉拒，倒不是說他不願意給這個老朋友面子，而是擔心自己出面可能會降低了追悼會的規格。
因此，他回復：“還是鄧小平致悼詞。”鄧小平當即同意了。於是，張聞天的追悼會召開了，李先念、譚震林等領導人都來了，他們都和劉英握了手，向張聞天表達了追悼，也有很多人如開頭那一般向張聞天表達感激和救命之情。
根據資料記載，那一天劉英在追悼會是笑着送別張聞天的，這份微笑有喜極而泣，也有由衷的欣慰和感激。歷史沒有忘記張聞天，鄧小平為張聞天的一生蓋棺定論：他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
也正如張聞天臨終前對劉英念叨的那番話：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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