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求軍事“完全鬆綁”，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近年來一邊深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一邊加快自身軍力建設，並不斷拓寬自衛隊活動範圍，其謀求軍事“完全鬆綁”的野心昭然若揭。如今，和平憲法的效力、可信度早已大打折扣，在軍事上頻頻冒進。對於日本右翼政客為軍國主義“還魂”的險惡用心，國際社會與廣大熱愛和平人士必須高度警惕。

2022年伊始，日本在就軍事上動作頻頻，延續此前的冒進勢頭。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上發表上任後的首次施政方針演說，直言將探討強化包括所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在內的“現實防衛力”。而防相岸信夫更是在日本眾院預算委員會小組會上表示，“不排除”自衛隊飛機進入對方領空並轟炸軍事據點的選項。

實際上，岸信夫的這一表態早有預兆。此前，他主持召開了第3次“軍事力量加速強化會議”，研究部署軍力加快發展的新舉措。據悉，日本政府今年將啟動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該戰略相當於日本外交和防衛領域的基本方針，屆時將研究是否寫明日本要擁有攻擊敵方導彈發射基地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此外，據日本媒體報道，新五年期防衛費預算計劃首超30萬億日元，較前五年期防衛費開支增加近3萬億日元。今年還計劃採購若干12式魚雷、18式魚雷，新購P-1反潛巡邏機3架、C-2運輸機1架、UH-2多用途軍用直升機13架、艦載垂直發射系統2套，修繕升級沖繩地區軍事基地等。

日本不遺餘力加快軍力建設，謀求軍事“完全鬆綁”的做法愈發露骨，和平憲法的效力、可信度早已大打折扣，軍國主義的妄念甚囂塵上，其野心昭然若揭。

聚焦“對敵基地攻擊力”

“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是日本在防務領域的重要目標，其實質是在遭到他國導彈等攻擊之前，對對方國家領土內的導彈發射基地實施源頭打擊的能力。為此，日本已明確將發展中遠程攻擊能力作為自衛隊能力建設的重點之一。

關於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此前日本政府堅持的路線是，根據《憲法》可以擁有，但基於日美的角色分工，並不擁有實際能力。如果岸田政府決定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則將成為戰後日本安保政策的轉折點。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上個月，日本政府就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舉行了首場研討會，前防衛大臣森本敏、兩任前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和北村滋參會。當天的研討會上最大的論點是遏制力的方式。

《朝日新聞》稱，修改上述3份文件的焦點，除了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還有如何定位中國。在現行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有關中國的表述是“致力於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冷靜且堅定地處理任何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但隨着中國軍事力量增強，日本政府內部有觀點認為，應將中國定位為“潛在威脅”。

發展多種導彈，戰機升級換代

採購先進軍事裝備是日本加速軍事力量建設的重要內容。據報道，日本“軍事力量加速強化經費”將重點投向日本軍工企業建設、新式軍事裝備採購以及軍事裝備、基地維護升級等。經過長年累月的資源投入與暗中經營，日本構建了基於雷達、衛星、飛機以及艦艇等平台的陸海空天多維反導防空預警系統，並將保有與強化聯合反導防空能力視作軍力建設的優先方向。

根據日本2022年度的防衛預算顯示，用於“提高12式岸艦導彈能力”的研發費用達到379億日元。有分析認為，經過改進的12式岸艦導彈，最大射程將達到900公里左右，而且還將具備對陸地目標打擊能力。日本《讀賣新聞》之前報道稱，日本正考慮研發可供潛艇搭載的對陸攻擊巡航導彈，以獲得“對敵基地攻擊能力”。而這種對陸攻擊巡航導彈，很可能是基於12式反艦導彈研製。

在發展先進導彈的同時，日本也在大幅提高其航空自衛隊的進攻作戰能力。此前，航空自衛隊的對地打擊能力相對較差。其引進的F-15J戰鬥機基本上用於空戰。自行研製的F-2戰鬥機，雖然可用於對地對海攻擊，不過缺乏遠程的防區外對地打擊能力。

也正是認識到這些問題，近年來，日本大力提升空中打擊能力。據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報道，波音公司獲得一份價值4.71億美元的合同，擬對日本F-15“鷹”戰鬥機編隊進行現代化升級。有分析認為，改進後的新型F-15JSI“超級攔截機”，可支持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AGM-158“聯合防區外空地導彈”，該導彈射程遠、突防能力強、威力大，使該戰鬥機在對付高價值、地下掩體目標時性能水平提升到新的水平。

未來日本還將擁有147架F-35戰機，僅次於美國。除決定採購具備隱形突防能力、由F-35內置攜帶的“聯合打擊導彈”外，日本防衛省還把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製造的“聯合空對地防區外導彈”和美軍正在研發的“遠程反艦導彈”納入採購討論範圍。F-35本身具備較強的突防能力，即便投放衛星制導炸彈，也能對別國地面目標構成一定威脅，如果能內置攜帶隱形的防區外發射導彈，那麼其進攻能力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軍事專家表示，如果上述計劃完成，日本以各種導彈實施先頭打擊，再配合空中力量的持續攻擊，將對周邊國家構成相當大的威脅。

拉幫結派，找盟友“站台”

二戰結束後，日本長期以“日美同盟”為基軸謀求確保自身安全，同時也在不斷發展進攻型、外向型軍力以增強“自主安全”能力。為實現上述兩類手段的“無縫銜接”乃至“疊加運用”，日本需要在持續強化“自主安全能力”、漸進減輕對美安全依賴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一直在藉機增強自身軍事能力。

近年來，日本以應對所謂“周邊國家威脅”、緊跟“新興領域”、加強國際安全合作為借口，連續多年增加防衛預算，不斷推進防務政策調整。一來是為提高“自主安全能力”製造借口，誘導國內輿論，為強化攻勢軍力提供預算等支持；二來是強化日美軍事同盟，拉住美國，確保日本在實現“自主安全”之前繼續得到“可靠”保護。

在疫情因素限制之下，2021年日美公開聯演聯訓仍高達118場，涉及聯合作戰、聯合反潛、聯合網絡作戰、聯合機降協同等諸多類型。這些聯合演訓實戰化程度高，演訓目標指向也愈發具體。

另一方面，日本還以“確保自身安全”及“履行同盟義務”為由，加強與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開展防務合作，推動日本軍事力量的外向型轉變及運用。以幫助太平洋島國、東南亞國家“建設海上執法機構”為名，同其開展多方面軍事合作，將觸角悄無聲息地滲透到上述地區。這些舉動充分表明，日本急於在國際安全領域顯示存在，並希望藉此突破自衛隊只能進行本土防禦的限制。

此外，日本還同越南等11個國家簽訂了《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定》，與德國等9個國家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與印度等國簽署了《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建立了外長防長“2+2”會談機制。

事實上，日本真正的目標是實現政治和軍事層面所謂的“國家正常化”，解除和平憲法對日本軍力的限制，獲取政治、軍事大國地位。長期在日本政壇一黨獨大的自民黨，在制定或修改《立黨宣言及綱領》時，均明確將“修憲”或“制定新憲法”作為基本政策。

尤其是安倍晉三、菅義偉、岸田文雄內閣連續加速推進“制定新憲法”，接力進行法制及輿論準備。日本妄圖以軍事上的冒進實質性架空和平憲法的規制，漸進提高國內外輿論對日本“強兵”及“攻勢強兵”“外向型用兵”的支持度、容忍度，倒逼日本選民接受乃至支持“制定新憲法”。

在此基礎上，日本頻繁與相關國家開展軍事演習，不斷加強海上自衛隊遠海作戰能力，持續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與夥伴關係，給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帶來負面影響，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