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有了葯卻沒了，現實版“我不是葯神”上演
文/ 信娜 曹鈺婕
編/ 王小
圖/pixabay
一款罕見病葯將退出中國，牽動的是上千患者的生命。
這款葯為鹽酸沙丙蝶呤片（商品名“科望”），是部分罕見病高苯丙氨酸血症（HPA）患者必不可少的一款葯。在中國大陸市場尚無仿製葯上市的情況，該葯一旦退出，意味着這些患者將無葯可用。
這種罕見病是人體內的苯丙氨酸代謝異常導致，在代謝過程之中酶產生了缺失或者是完全沒有，導致體內血液的苯丙氨酸濃度較高。這是一種基因突變或遺傳疾病。
該葯由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的跨國公司拜馬林製藥(BioMarin)生產。該公司的工作人員就退出中國市場一事回復《財經》記者稱，國外已有仿製葯上市，使用“科望”的患者市場大量流失，從企業整體考量，繼續保留該產品線的價值並不大，因此考慮退出中國市場。
一個企業，需要考慮經濟賬。然而，天平另一邊是患者急需用藥的現狀。
《財經》記者了解到的最新情況是，將由中日友好醫院牽頭，申請臨床急需藥品臨時進口。目前，藥品正在通關，預計10月底到達醫院，但不確定有多少瓶葯。
由於距離遠、異地報銷比例差異，藥品自身易受氧化等因素，大部分其他地區的患者沒法來到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開藥，也便意味着將會很長一段時間無葯可用。
如何解決罕見病藥物可及性，仍然任重道遠。
無葯可吃
6月下旬，呂文（化名）就得知“科望”不再供應中國市場。一時間，她心急如焚，“患者離不開這個葯，這葯幫助孩子代謝體內苯丙氨酸，一天一頓都不能少”。
呂文生活在北京，她三歲的孩子患四氫生物蝶呤缺乏症（BH4缺乏症，又稱惡性PKU），是罕見病高苯丙氨酸血症中的“罕見群體”。從孩子確診後，呂文和家人一直積極給孩子治療、服藥，如今孩子發育較正常。“如果不知道她患有這個病，只看外表是看不出來的，因為怕孩子遭歧視，孩子情況只有家裡人知道。”呂文稱。
高苯丙氨酸血症的患病人群主要為兒童，尤其是新生兒和嬰幼兒，一旦患病，則需終生治療。當孩子確診高苯丙氨酸血症後，需要通過層層篩查確定自己的分型：其一是苯丙氨酸羥化酶缺乏症（PAH缺乏症，又稱PKU）；其二就是四氫生物蝶呤缺乏症（BH4缺乏症，又稱惡性PKU）。
北京HPA病友組織相關負責人介紹，PKU患者佔總患者的90%以上，需採用飲食控制治療，惡性PKU患者佔8%，採用純藥物治療，另有2%的反應型苯丙酮尿症患者，可選擇藥物治療或飲食控制治療。
呂文的孩子“不幸”屬於8%，惡性PKU，只能通過藥物治療。孩子從一個月大就開始吃“科望”，到如今用藥已經三年多，葯價從最初的一瓶9000元，降到如今一瓶7480元。由於孩子年齡尚小，家長每次需把葯磨成粉末，兌水後才能給孩子服用。
葯的服用量是根據孩子的體重來計算，建議每公斤體重服用5毫克。“科望”一瓶30粒，每粒100毫克，呂文的孩子目前一天需服用60毫克，同時還需要吃美多芭和五羥色胺，其中“科望”是控制血值，其他兩種針對神經系統，這三種葯中任何一個斷葯都會影響孩子治療。
北京2021年底新出政策，“科望”被納入藥物報銷範圍，終身報銷60%。呂文介紹稱，40%自費，一瓶到手3000元。這源於北京曾發布的一項對特殊病藥品的費用補貼政策，“科望”能報銷。不過，其他兩種自費，算下來一個月藥費2500元左右，報銷前一個月藥費6000元左右。
然而，政策福利沒享受到半年，呂文從北京病友群內得知，這款葯將要退出中國。
在北京衛健委向國家衛健委葯政司提交的“關於協調該葯供應的請示”的文件中提到，“科望”屬於罕見病藥品，可以減少腦部持續受損風險，提升患兒生活質量，需終身服用。
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每年約有30餘個患兒常年應用此葯。國內目前無替代藥品銷售，且無BH4類似替代藥品，如“科望”不再供應中國市場，這部分罕見病患兒將面臨無葯可用的境地。
《財經》記者向北京衛健委求證，得知該文件屬實。
“鋌而走險”用仿製葯
很多罕見病患者，都選擇用仿製葯，既可緩解病情又能省錢，而且在沒有原研葯時也能及時頂上，這也是印度“葯神”的由來。
一位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就曾仔細地算了一筆賬。2022年8月8日，國產仿製葯特立氟胺上市，30粒一盒，葯價是6896元。該葯可治療多發性硬化症。而賽諾菲生產的原研葯，為一盒28粒7896元，比國產一盒貴1000元。
這款仿製葯自費的部分，約為原研葯的65%。上述病友說，“我這個年齡，上有老下有小，房貸每個月還要還1.5萬元。國產葯一年省兩萬多元，孩子補習的錢就有了。”
但高苯丙氨酸血症患者，沒這麼幸運，目前中國市場尚無“科望”仿製葯上市。
在廣東潮州生活的張如婷，孩子是高苯丙氨酸血症患者人數中僅佔2%的反應型患者，可以主動選擇藥物治療或飲食控制治療。90%的病友會選擇飲食控制，費用也相對低一些，但張如婷“擔心小孩去學校吃飯都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樣，患上心理疾病”，於是咬咬牙，選擇了藥物治療。除了進口鹽酸沙丙蝶呤片，她還需要給孩子服用無苯丙氨基酸粉和無苯丙氨酸複合氨基酸粉。
北京醫保可報銷“科望”比例為60%，在廣州是全自費，而且葯價還比北京貴，北京一瓶7480元，到了廣州一瓶貴出1000多元，達8815元。
如果給孩子吃藥控制病情，張如婷算了一筆賬：孩子今年6周歲，22公斤，無苯丙氨酸粉一個月大概需要八罐，每罐258元；“科望”每天需要40毫克，算下來每月費用大概是5500元。這兩種藥物都需隨着孩子體重的增大而增加用量，花費的費用會越來越高。
張如婷和丈夫在潮州打工，一個月收入1萬元，孩子的藥費要用掉一半，他們負擔不起。於是，她將目光轉向一家中國台灣公司出售的仿製葯，價格相對便宜。
仿製葯一盒100粒，每粒10毫克，近一年來每盒費用在890元—950元間波動，孩子每月需吃120粒，花費在1100元左右，價格僅為“科望”的三分之一。張如婷告訴《財經》記者，目前雖然還能買到，但是由於該仿製葯需要冷凍保存，來回時間、天氣原因等都會影響藥效。
更重要的是，BH4在中國台灣有藥品許可證，是合規的，但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因此並不合規。患者要買仿製葯，得冒着重重風險，比如買到假藥。
從中國台灣購買仿製葯的患者，需要將價格摺合美元匯率才能轉賬購買，藥品價格也隨匯率的波動而起伏。張如婷現在想購買中國台灣仿製葯，需要在銀行個人對公賬戶轉賬，“比較麻煩，銀行的人也很不樂意幫我們做這個事兒，因為本身好像也不是很合規矩”，但這對他們來說是“救命葯”，只能鋌而走險。
疫情影響下，藥物也經常在海關被扣，沒有保障。這也是來自北京的呂文寧願四處奔走，也不願給孩子吃仿製葯的原因。
張如婷還擔心仿製葯的藥效穩定性和副作用的。她說，不是不想讓孩子吃“科望”，而是沒有政策補貼吃不起，才會選擇中國台灣仿製品。
現在連這個猶豫的機會也沒有了，“科望”要退出中國市場。
廣東省高苯丙氨酸血症患者約600—700名，其中約200多名惡性患者需服藥。張如婷介紹，這200多名患者中真正吃得起“科望”的不足10%，“北京、青島、四川等部分地區的親友吃“科望”的多些，因為他們有補貼政策”。即便住在這些有政策補貼的地區，“外地人”也享受不到，因為這些政策會限制買葯人的出生地、戶籍等。
按粒買葯的患者在等葯
6月，“科望”的國內市場代理商——百傲萬里（上海）生物醫藥技術諮詢有限公司（下稱“百傲萬里”），與國家衛健委及各地市衛健委進行溝通，“不再就‘科望’進口藥品註冊證進行再註冊”。
溝通中提及，本葯最初於2010年9月25日獲得國家葯監局批准，之後進行了再註冊，最新一次再註冊為2018年獲得批准，有限期至2023年3月21日。
百傲萬里文件內提及，基於內部評估，計劃不再進行本品的再註冊。
《財經》記者聯繫到拜馬林製藥工作人員，詢問“科望”從中國退市是否已成定局，工作人員回復稱：“目前還不是十分能夠確定，是有這個打算。”
對方表示，這不是因為國內市場有無吸引力的問題，而是在國外已經有治療BH4病種的仿製葯上市了，從前使用“科望”的患者市場大量流失。拜馬林製藥從整體考量來看，認為再繼續保留的價值不大。
這也是葯企要考慮的一筆經濟賬。“如果用藥患者數能達到1000人，我們可能就會有一定利潤了。”一位生產某罕見病仿製葯的葯企相關負責人曾說。
甚至已有罕見病葯企對是否推動藥品進國家醫保打了“退堂鼓”。“我們也在觀察進醫保的罕見病藥品情況，用藥量並沒有增加多少，大幅降價帶來的經濟成本是我們得考慮的。”一位葯企相關負責人坦言。
當然，開發罕見病用藥是有商業價值的。國外的藥廠有很多的布局都是從罕見病用藥進行突破，然後再擴大適應症到其他的治療領域。因為，“孤兒葯”的身份不僅可以縮短藥物上巿時間，其上市成功率也比較高。
通過對過去十多年的新葯上市統計，“孤兒葯”開發的成功率遠遠高於一般的藥物，大概是一般藥物的三倍以上。讓各方有利可圖，也是葯企研發罕見病藥物，報批、定價和銷售的基本邏輯。
仿製葯難買，原研葯“科望”又一葯難求，急需用藥的患者卻等不起，《臨床急需藥品臨時進口工作方案》是 6月29日，國家衛健委和葯監局官網發布的文件，適用於國內無註冊上市、無企業生產或短時期內無法恢復生產的境外已上市臨床急需少量藥品。
這也成為這個患者群體目前可選的最保險的一條路。
中日友好醫院是“科望”的牽頭進口機構。《財經》記者從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藥房了解到，藥品正在通關，預計10月底能落實到中日友好醫院，但具體能到多少瓶葯，工作人員表示“不確定”。
這對北京市的患者來講，無疑是個好消息。得知孩子的葯短期內終於有了着落，呂文很感激，“北京衛健委是第一個書面給國家衛健委寫文件提交說明的，中日藥房也一直想辦法弄庫存。”
但其他地區的患者呢？
張如婷告訴《財經》記者，由於距離太遠、戶籍條件限制、藥品自身易受氧化的特點等原因，“就算北京有葯，我們也不會去買”。“科望”從前在廣州大藥房和深圳醫院可以按粒賣，在廣州一粒的價格大約293.83元，在深圳一粒約249元。
張如婷向病友了解到，有的患者每次只挂號買十幾粒葯，她自己的孩子從小到大也只吃過兩粒原研葯。對於未來，她感到迷茫，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這樣等待用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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