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江海學刊”微信公眾號。
“淤蔭”何謂
——宋樓璹《耕織圖·淤蔭》
相關詩歌、繪畫與農學問題
文 / 程 傑
摘要
ABSTRACT
樓璹《耕織圖·淤蔭》一題無論詩歌文本還是圖繪農事、詩歌與圖畫關係以及此題在組詩組圖中的位置，都有不少撲朔迷離、令人費解之處。詩題“淤蔭”本義是指水田耕種前或犁耕中施用青草、草木灰之類耕入土壤，經泥水淤腌漚腐以肥田，所言重點是稻田施用基肥，而非泛言施肥。樓詩正文稱“灑灰”，圖中所繪則是“澆糞”，明顯不合。明人《便民圖纂》農功圖改題為“下壅”，是當時施肥的通行說法，詩圖則均表澆糞，改變了宋人詩圖不合的現象。而清人耕織圖進一步作出一些調整，相關敘事比較自然，但詩歌卻嚴守宋人所言，詩圖脫節現象依然存在。康熙祖孫四代君主對耕織圖持續重視和參與，使“淤蔭”一詞上升為重要的農事術語，但整個社會使用者寥寥。“淤蔭”一詞的生命和意義都牢牢地限定在傳統耕織圖中，用作農事的重要術語，只是歷史的插曲，不宜效法和沿用。
關鍵詞
KEYWORD
耕織圖 耕織圖詩 淤蔭 樓璹 稻作 施肥
作者
AUTHOR
程 傑，男，1959年3月生，江蘇泰興人，文學博士。1975年高中畢業，回鄉務農。1978年考入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1982年本科畢業，1985年研究生畢業，留校工作至今。現為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宋代文學、花卉文化研究，發表《北宋詩文革新研究》《宋代詠梅文學研究》《宋代文學論叢》《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論》《梅文化論叢》《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中國梅花名勝考》等著作。
南宋紹興間，浙東人樓璹任浙西於潛縣令，為勸民農桑，繪製《耕織圖》45幅並一一系詩，受到朝廷和社會各界重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引發後世尤其是清朝一系列摹繪、刻印、仿作、酬唱活動，構成我國農業文化、詩歌、繪畫等領域一系列深長的歷史文化景觀。近四十年，人們從文物、文獻、美術、農學、文學、中外文化交流等不同角度對這一系列藝文創作及相關農學問題展開研究，獲得了不少深入、具體的認識。這其中作為源頭的樓璹耕織圖詩無疑受到更多關注，但由於古往今來，世事遷移，生活乖隔，加以宋人圖詩原本不存，具體記載有限，相關內容的傳播、解讀不免出現各種疑難問題。近年筆者應中國農業出版社之約，整理注釋古代耕織圖詩，即遇到不少困惑。其中樓璹《耕織圖詩·淤蔭》一題無論詩歌文本，還是圖像內容、詩圖關係以及此題在組詩組圖中的位置，都有不少撲朔迷離、令人費解之處，而後世相關摹繪、仿製與和作也就隨之出現依違徘徊、協調變化等微妙而複雜的現象，包含了詩歌、繪畫和農學等許多方面的問題。本文希望通過相關現象的梳理解讀，撥去人們習焉不覺的迷霧，深化耕織圖及詩演變歷史與文化意義的認識。
樓璹《淤蔭》詩的兩點費解之處
樓璹《耕織圖詩》共45首，分耕、織兩組，分別描繪江南稻作與蠶桑生產過程，均為五言八句古詩。其中耕詩21首，第七首為《淤蔭》：“殺草聞吳兒，灑灰傳自祖。田田皆沃壤，泫泫流膏乳。塍頭烏啄泥，谷口鳩喚雨。敢望稼如雲，工夫蓋如許。”該詩正文閱讀並不太難，但有兩個問題令人費解。
一是標題“淤蔭”何謂。今人解釋為“施肥”，應是主要根據對應的繪畫所作判斷。圖中繪一人站在田邊以杓潑澆，身後有一擔糞桶（見圖1），詩圖相配，看圖識事不假思索，即為施肥。但問題是，“淤蔭”一詞十分陌生，先前沒有任何出處或來源，如今古籍電子文獻檢索比較方便，就《四庫全書》《中國基本古籍庫》等大型數據庫檢索，不僅宋以前未見，即樓璹所處兩宋，除與樓璹此詩此圖有關記載和言談外，未見任何文獻提及或使用這一詞語或概念，應是作者的自造詞。就一般常識而言，這兩字無論合為一詞還是拆開兩字（語素），與施肥乃至肥料都沒有直接關聯，何以表達施肥，具體又是何義？迄今未見有人給予解釋或提出疑問。
圖1 宋樓璹《耕織圖·淤蔭》，宋元之交程棨摹本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二是此詩此圖在組詩組圖中的次序比較費解。我們先看耕詩21首的標題，依次為：《浸種》《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蔭》《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場》《持穗》《簸揚》《礱》《舂碓》《篩》《入倉》。一望便知，這是根據時間先後關係依次展示水稻種植從浸種至收穫入倉的農事過程。為了方便如今年輕讀者了解，我們不避煩瑣，將所涉農活依次分類簡要介紹一下：
1.《浸種》《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六首為一組，說的是從秧田整地到下種的全套農活。“浸種”指將稻種浸水催芽，“耕”“耙耨”“耖”“碌碡”說的是耕田、耙田、平田等一系列水田整地活動。“耙耨”“耖”是碎土與平整土地的農具，也指相應的農活。“碌碡”對讀者來說也許陌生些，即所謂石碾，多用來碾壓穀物、平整地面等，而播種前後用來平整泥土的碌碡直徑較小、分量較輕。據陸龜蒙《耒耜經》記載，江南地區水田使用的碌碡則“以木為之”，分量更輕。這一系列整地活動，時間與“浸種”大致同時進行。犁、耙等勞動量大，一般多在浸種前早就開始，冬閑田的犁耕尤其如此。用於插秧的大田，也都要經過這套整地過程。“布秧”則是本組勞作最後一道工序即播種，將浸水後發芽的稻種撒到整好的秧田裡。
2.《拔秧》《插秧》為一組，說的是從秧田拔出長大的秧苗，栽插到整好的大田中。
3.《一耘》《二耘》《三耘》為一組，說的是插秧後水稻生長期的稻田管理。就樓璹圖可見，所說耘是指彎腰徒手為稻田疏鬆土壤，促進水稻根系生長和新苗分櫱，同時也隨手拔除雜草，折揉後納入泥土，用以肥田。後世也間用摥耙之類工具操作。這項勞動一般前後要進行多遍，所以有一二三之名。
4.《收刈》《登場》《持穗》《簸揚》為一組，是說水稻收穫。將成熟的水稻收割至打穀場，用連枷等工具拍打脫粒，再揚去草屑、秕殼、塵土等，獲得乾淨的稻穀。
5.《礱》《舂碓》《篩》《入倉》為一組，是說利用磨、舂、碓、篩等工具將稻穀加工成米，收貯入倉。礱是一種特殊的磨，非石制，較輕，用以碾磨脫去稻殼。從水稻種植說，“簸揚”後的乾淨稻穀即屬處理到位，而宋以來南方稻區稅收均以大米為主，所以按官府標準“入倉”，還要經過這幾道碾稻成米的加工過程。
上述5組19項農事活動前後環環相繼，構成水稻種植和糧食生產的必要程序。剩下還有“淤蔭”“灌溉”兩項，如果“淤蔭”確如繪畫所示指施肥，則兩者所說即如今“農業八字方針”中的肥、水兩項，在水稻生產中十分重要，關係整個水稻生長過程，但都非某一節點的具體農活，在上述21首詩中的位置應是相對活泛的。
其中“灌溉”一詞語義極其明確，因水稻生長旺盛期需水量大，而此時又值酷暑易旱，尤其是高田種稻、旱年少雨，多需人工大量灌溉補水。從時間上說，這樣的情景一般在二耘、三耘前後最易發生，即《齊民要術》所說“稻苗長七八寸……量時水旱而溉之”，因而《灌溉》一首出現在《三耘》之後就順理成章，切合實際。而“淤蔭”如確屬人們理解的施肥，則也以水稻移插大田後分櫱生長最為必需，與灌溉一樣，是關係水稻能否高產的關鍵，相應的勞動以此時相對集中、頻繁。也就是說，《淤蔭》如屬泛言田間施肥，以與《灌溉》放在一起更為合理，從寬說也應在《插秧》至《灌溉》前後比較合理。而現在緊接《布秧》後、《拔秧》《插秧》前，是撒種剛過即潑灑糞肥，應是給初生幼小秧苗施肥，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對此，迄今也未見有論者注意，提出疑問。
樓璹《淤蔭》的題義、詩意及在耕圖中的次序
上述兩問題都令人費解，而關鍵還在“淤蔭”這一標題何謂？畫像所繪澆灑糞肥的動作十分直觀，屬於“施肥”無疑，而為什麼如此稱謂，這一名稱所說何義，所指何事，我們只有通過《淤蔭》一詩正文內容的解讀來尋求答案。
該詩八句，就詩意看，大致分兩部分。前四句是重點，不憚重複，再引一遍：“殺草聞吳兒，灑灰傳自祖。田田皆沃壤，泫泫流膏乳。”前兩句開門見山，說兩項農事活動：一是鏟剁或火燒田草作肥料；一是撒草木灰、石灰之類作肥料和殺蟲。筆者在元人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找到這一組同時出現的稻作農事內容：“犁秧田：其田須犁耙三四遍，用青草厚鋪於內，盦爛打平，方可撒種。爛草與灰糞一同，則秧肥旺。”樓詩所說“殺草”“灑灰”正是與“犁秧田”配套的農事內容，指犁地前將青草切碎，與草木灰等肥料鋪撒田裡，犁耕壓入土壤，放水腌漚腐爛。以灰肥田，歷史悠久，至遲在《齊民要術》中，就有種蔓菁“以灰為糞”，治瓜籠法“以杖舉瓜蔓，散灰於根下”的方法，都是以草木灰給莊稼施肥的明確信息，或者因此樓詩說“傳自祖”。而以青草肥田，吳地更為突出。宋初丁度《集韻》：“吳俗以草木葉糞田，曰。”樓璹是寧波人，古屬越，對吳地風俗不太熟悉，應是來任於潛縣令後了解到的，所以說“聞吳兒”。兩者所說是稻田施用基肥之事，所以詩歌緊接的兩句進言土地皆沃壤、田水皆如膏，則是讚美施用之後的效果。樓詩後四句“塍頭烏啄泥，谷口鳩喚雨。敢望稼如雲，工夫蓋如許”，是借鳥飛鳩鳴之景描寫江南水田犁耕后土潤水滿之狀，表達對土地肥沃、莊稼生長茂盛的信心。因此可以說，全詩描寫的農事是水田耕作前施用基肥的活動，主題集中明確，敘事寫景、寄託希望，一氣流轉，自然明暢。
弄清通篇詩意，“淤蔭”題義的理解就有了方向。兩字應非固定詞彙，我們拆解分析。首先說“淤”。淤通常指水中沉積泥沙，古人認為可以用來改善土壤，增加肥力。《漢書·溝洫志》有“填淤肥美，民耕田之”“填淤加肥”之言，三國魏人如淳注稱：“水渟淤泥，可以當糞。”北宋王安石熙寧變法，所行即有著名的“淤田法”，放河水灌田，使河泥沉積於農田，以改良土壤，增加肥力。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有與農田肥料關係更為直接的釋義。日本傳抄卷南朝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顧野王《玉篇》：“野王案，今謂水中泥草為淤。”北宋陳彭年等《重修玉篇》：“淤，於去切，水中泥草，又濁也。”這是不同時代兩種字書對“淤”字的專門解釋，都可視為“淤蔭”之“淤”語義所本，淤是指水中淤泥、草雜混合之物，可以增加土壤肥力，樓詩所寫正有這種情景。
再說“蔭”。丁度《集韻》：“蔭，於禁切，《說文》：‘草陰地。’”可見蔭本義與草有關。但筆者就《全宋詩》電子版所見“蔭”字逐一檢視，均不出通行的樹陰、日影、庇護、遮蓋、恩蔭之義，未見有與肥料相關的用例。特別如南宋董嗣杲《西湖百詠·鮑家田》“玉泉流蔭分西去，交入官塘漾野船”，注稱“有玉泉水流出灌溉”，與“淤蔭”用法最有可能相近，而細味其義，所謂“流蔭”仍是說泉水恩澤附近農田。晚清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明確使用“淤蔭”一詞，且有二字拆解為單詞使用的現象，兩字合言指施肥，“淤”單出也指施肥，而“蔭”字單出則指灌溉：“二遍稻田用力多，而灌蔭勞人……早秥宜重肥，天旱宜戽水蔭之。再熟秥則淤易而蔭難。”這種情況下，“灌蔭”常連言，出現次數較多。類似的理解今人也有，石聲漢先生《農桑輯要校注》“區田”注稱：“‘飲’作他動詞，即供水或其他飲料時，讀去聲。對土壤說，‘飲水’即灌溉……《授時通考》‘淤蔭門’的‘蔭’字，實際上應寫‘飲’字。”是將“蔭”解為“飲”即灌溉。筆者認為，蔭有洇義，指受水浸潤而潮濕鬆軟，如南宋紹興間陳旉《農書》講移植桑樹，樹根“四圍略高作塘塍，貴得澆灌時，不流走了糞，且蔭注四傍，直從穴中下至根底，即易發旺”，蔭是浸潤之義。但秧田耕地、整地多帶水操作，遠非少水濕潤之事，而若直接解作灌溉，耕圖詩二十一題中已有“灌溉”一目，應不會別出一題再說此事，且詩與圖中均無灌溉之意，此解遠不合理。
筆者以為，所謂“蔭”之義有兩種可能：
一是前引元人《農桑衣食撮要》所說“用青草厚鋪於內盦爛”之“盦”，也即腌，是說青草在水中腌漚。更早陳旉《農書》“善治根苗篇”說得更具體：“今夫種穀，必先修治秧田。於秋冬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凍沍，土壤蘇碎。又積腐稿敗葉，鏟薙枯朽根荄，遍鋪燒治，即土暖且爽。於始春又再三耕耙，轉以糞壅之。若用麻枯（引者按：麻籽榨油後的殘渣）尤善，但麻枯難使，須細杵碎，和火糞窖罨，如作曲樣。”是說爛稿敗葉入土腐化，一些較難漚爛之物如麻枯，要特殊處理，窖積起溫腌漚腐化。相近的意思有時也稱罨，陳旉《農書》說耨耘，將稻田雜草“和泥渥濁，深埋之稻苗根下，漚罨既久，即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所謂罨即是掩也是腌，表達的意思都指將青草敗葉之類覆壓入土進行腐化。
二是指犁地時壓入土壤的青草等綠肥。《齊民要術》：“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美懿反，漫掩也）種，七月八月犁殺之。”元人王禎《農書》墾耕篇：“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趁地氣通潤，草芽欲發，根荄柔脆，易為開墾）。夏曰青（夏日草茂時開，謂之青，可當草糞。但根須壯密，須藉強牛乃可，蓋莫若春為上）。”所謂“”即用作綠肥的苕、苜蓿、綠豆等莊稼青苗，犁耕入土，與上述青草的作用完全相同，且更為肥沃。
腌、罨、三字讀音都與“蔭”相近，因音近而揣其意寫作雅緻的蔭，情景不難想象。就古農書與古方誌廣泛檢索，發現“”多見於《齊民要術》等北人著述，主要指以未成熟的莊稼禾苗、秸桿作綠肥，元以前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極少有言，因而筆者認為“淤蔭”之“蔭”更有可能即盦、罨兩字的音轉，實際所指都是南方水田以青草、灰糞等犁耕入土，淹濕水浸，腌漚腐化，用以肥田。
綜上所析“淤”“蔭”兩字含義，各有偏重，合而言之指水田耕種前或犁耕中施撒青草、草木灰之類耕入土壤，經泥水淤腌漚腐作基肥。也就是說，“淤蔭”是由“淤”“蔭”兩個義素構成的複合式合成詞，雖然構詞有些生硬，但作者的主觀表現意圖也基本切實。這樣看來，“淤蔭”這一題目與詩歌正文所說則完全對應、一致。
弄清詩題詩義，再來看此詩在21首耕圖組詩中的次序，也就不難理解。就實際農事時間順序言，所謂“淤蔭”應在“耕”前或同時，最遲如草木灰之類質輕之肥，作為基肥可在耙、耖之類整地同時下地，青草等綠肥翻耕入土作基肥，則需要較長時間浸漚變爛，更會儘可能提前，而“浸種”只需在“布秧”前“三四日”。詩歌是語言藝術，對時間的表達較之繪畫更為自由且明確。樓璹《布秧》詩言“梅黃雨生肥”，是秧田播種的時間，已是入梅前後了，《風土記》曰“夏至之日雨，名曰黃梅雨”，由此可見“浸種”與“布秧”一般都遲至初夏，而“淤蔭”及“耕”的時間都要遠在其前，前引元人《農桑撮要》“犁秧田”即列在“浸稻種”之前。
在《淤蔭》詩中，我們也能讀到相關的時間信息：“塍頭烏啄泥，谷口鳩喚雨。”烏啄泥是寫鴉雀啄食或春燕掠水啣泥之景，古言二月燕至，杜甫《絕句》“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則是春分時節的傳統物候，最遲也應是暮春之景。而《禮記·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新五代史·司天考·氣候圖》“穀雨三月中，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都視鳴鳩為季春之月、穀雨時節的經典物候。這還是傳統中原地區的物候，移諸江南，時間會更早一些。因此詩中這兩句描寫的可謂春之二三月江南水田漠漠，犁耕後水暖泥融，綠肥、草木灰等泥水中浸漚淤蔭的情景，時間遠在水稻浸種、播種之前。
如果嚴格按照農事先後次序排列，“拔秧”“插秧”前的七事應是：淤蔭、耕、耙耨、耖、碌碡、浸種、布秧。雖然樓璹侄、孫輩記載樓氏《耕織圖》的創作均稱“畫成耕織二圖，各為之詩”，似乎是作圖在先，但也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詩歌寫成在先，繪圖配作在後，最初詩歌或即按這個農事順序排列，“淤蔭”至少應置於“耕”之前後。而最終把“淤蔭”移至七事最後，或出於兩方面的考量：
一是從詩、畫配合勸農教稼的功用、目的出發，先後順序應儘可能體現組詩的敘事過程，有利於讀者的認知與理解。耕詩21首，所言只在水稻種植之事，以水浸稻種開始，至稻米入倉結束，有始有終，首尾緊密呼應，便於讀者感知、理解和記憶，因此《浸種》就自然而然排在組詩、組圖之首。緊接着《耕》《耙耨》《耖》《碌碡》四詩所寫是一系列碎土平地活動，性質相同，先後相接，遂相繼而出，剩下《淤蔭》只能附於七事最後。
二是從事理上說，耕、耙耨、耖、碌碡、浸種、布秧六事在水稻種植中都不可或缺，而“淤蔭”所說為稻田下基肥，並非必不可少的環節，由農戶各自視土地肥力和勞動力、肥料等生產資料方面的成本狀況而定，是否施用、施用多少實際並無定準，可有可無，至少並不十分必要，而作用又主要關乎後來水稻生長狀況，因而附於上述諸事最後，也合情合理，至少不難理解。
樓璹《淤蔭》圖與詩意不合及作者意圖
上文我們通過詩歌文本解讀解決了兩個疑點，而帶來的問題是樓璹《淤蔭》圖所繪內容與上述所考農事活動並不一致。我們前面展示的《淤蔭》圖為宋末元初程棨摹繪本，該本今藏美國華盛頓弗得爾美術館，紙本着色長卷。此本與日本延寶四年（1676）狩野永納翻刻明天順六年（1462）江西按察僉事宋宗魯刻本，被認為最接近宋人耕織圖原貌，而以程棨摹繪本更為細緻準確，我們主要據程棨摹繪本來考察宋人所繪內容。然即該本《淤蔭》圖，簡單一看便不難發現，所繪農人勞作與上述詩歌所說“淤蔭”之事並不對應，甚至嚴重脫節。
一是圖中所繪農人澆肥與詩中所說農事不合。程棨摹本繪農人在田邊舉料杓作澆潑樣，身後一根扁擔、兩隻盛液體的料桶，桶中有糞水樣，所施應是糞水，而詩中只言及“灑灰”。若是乾燥的草木灰，質極輕揚，一般以畚箕、籮筐、麻袋之類挑運，十分輕便。在田埂以畚箕、簸箕之類順風播散，或盛至田中手抓四散揚灑，都比較簡單。而若以料桶挑運則不可思議，料桶盛灰有限，所盛灰重應不及桶，以料杓之類盛灰拋灑同樣如此，極不合理。因此，今人視此圖所繪是以料杓澆糞，筆者深表贊同，可見與詩中所言不合，明顯脫節。
圖2 宋樓璹《耕織圖·淤蔭》，日本狩野永納翻刻
明天順六年宋宗魯刻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二是圖中施肥的性質和時間，與上文所考“淤蔭”內容不合。“淤蔭”屬施用基肥，事在“耕”之前。南宋鄭樵《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裊裊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這是插秧前的水田景象，“布秧”撒種的秧田也是這種情景。而圖中所繪是“布種”後幼苗初生，即蘇軾《無錫道中賦水車》所說“刺水綠針抽稻芽”那樣的景象。日本狩野永納翻刻本更是繪為分棵排列，一派大田栽插後茁壯生長之勢（圖2）。兩者無論哪一種情景，都已是布種後的秧田或移栽後的稻田追施糞肥之事，與詩中所言“淤蔭”遠非一事。“淤蔭”在“耕”前或同時，是施用基肥之事，而圖繪之事在“布秧”乃至“插秧”後，是秧田追肥之事，農活性質與時令節候都明顯不同。
如此詩圖明顯不合的狀況，在整個樓璹耕織圖45題中是唯一的。為什麼出現這種現象，我們無法起作者問之，只能根據詩、圖兩方面的情形作些推測。筆者以為耕織圖作為視覺藝術，尤其是傳統版刻形式，用以勸課農桑，需要農事項目典型，圖中人物動作形象簡潔明了。而《淤蔭》詩中所說犁地前刈草、灑灰作基肥事非必具，作為耕作之事不夠典型。兩者又非單一農活，多需與犁耕活動協同進行，勞動情景稍見複雜，難以落實為一種直觀明了的農事勞作圖像。遂因詩中“灑灰”之語，改繪稻田澆糞樣，則其事眾所周知，其圖簡潔明了，觀者一目了然。這應是由作為視覺藝術的繪畫與作為語言藝術的詩歌不同特性決定的。
進而從組圖整體結構看，全套21首耕詩中並無另外的施肥活動，而就水稻田間管理言，移栽後的稻禾分櫱生長迅速，則要儘可能多施肥料，人糞豬糞、豆餅效果尤為顯著。豆餅之類價昂，人糞豬糞之類糞液是家常肥料，因而夏日農家在稻田澆潑糞肥最為常見。應是樓璹在為詩歌配畫時考慮到這些情況，既然《淤蔭》在組詩中的位置已作上述彈性處理，根據組圖整體需要順勢調度，改詩中所說殺草、灑灰“淤蔭”基肥之意，圖繪更為常見的澆糞追肥之事，以圖中之象來彌補詩中所缺。詩言吳人犁地前施用基肥之美，圖繪插秧後追施糞肥之要，詩圖各表一枝，相互配合，整體所表施肥之事就全面充分，能起到更好的勸耕教稼的效果。
明人《便民圖纂》的改編與詩圖關係的改善
儘管我們作了上述臆測和開解，卻無法掩蓋樓璹《淤蔭》圖與詩明顯脫節的事實。從樓璹以來，系列耕織圖的繪製、創作就成了我國農業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傳統，明清兩代出現了不少樓璹耕織圖詩的摹繪、仿作及唱和之作。這些詩、畫的作者對於樓璹《淤蔭》圖與詩的內容乃至“淤蔭”這個標題有着怎樣的感覺認知，對圖與詩歌間的明顯脫節又如何處置對待，就成了值得關注的問題。
明人鄺璠《便民圖纂》是明代中葉一部生活百科類實用工具書，廣受社會大眾歡迎。其開篇兩卷分別為農功圖15幅、女紅圖16幅，即樓氏所謂耕圖、織圖之義，圖像也基本模仿樓璹圖，每圖系以竹枝詞，即民歌風格的七言絕句。數量較樓圖明顯減少，作者序言表明根據吳中農作實際“更易數事”，並儘可能做到通俗易懂，所謂使“愚夫愚婦”都能“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正是出於服務社會大眾的目的，較之樓璹耕織圖就有了很大變化。僅就耕圖言，由樓氏二十一題合併、精簡為十五：
浸種（浸種）、耕田（耕）、耖田（耙耨、耖、碌碡）、布種（布秧）、下壅（淤蔭）、插蒔（拔秧、插秧）、摥田、耘田（一耘、二耘、三耘）、車戽（灌溉）、收割（收刈）、打稻（登場、持穗、簸揚）、牽礱（礱）、舂碓（舂碓、篩）、上倉（入倉）、田家樂。
其中新增“摥田”“田家樂”兩種。“摥田”是耘田的一種，一般耘田是徒手抓捏稻根四周泥土並拔去雜草，摥田則是用竹木製作帶鐵齒的耘田農具摥耙（耥耙），在稻行間推拉用以鬆土，性質相同，因而放在一起。“農家樂”樓氏本無，圖繪豐收後農人聚集歡飲的場景，詩稱“今歲收成分外多，更兼記府沒差科。大家吃得醺醺醉，老瓦盤邊拍手歌”，是表達農人慶祝豐收的專題圖畫。進一步比較這些名目，是合併了樓氏一些性質相近的農事，另修改了個別名稱。如樓氏“灌溉”改為“車戽”，車戽是江南稻區灌溉最常見的工具和方式，名稱更切合吳中生產實際。最值得注意的是，樓氏的“淤蔭”改為“下壅”。“下壅”是南宋以來施肥的通行說法，應是作者深覺“淤蔭”語義難明，出於“愚夫愚婦之所易曉”的目的，改為廣為人知的通俗說法。這是兩套耕織圖對應名目中變化最大的一個。
圖3 明鄺璠《便民圖纂·農功·下壅圖》，明萬曆於永清序刻本
就圖而言，除新增兩圖外，《便民圖纂》其他各圖都基本取材或摹仿樓圖，除少量細節和背景變化，農事活動與人物形象都基本一樣。《下壅》圖對應樓氏《淤蔭》，只是背景增加了兩童射鳥戲耍的情景，農人施肥的動作幾乎完全一樣（圖3）。圖中稻禾既非秧針那樣細小，也非日藏狩野圖那樣茁壯，與後面的《插蒔》《摥田》《耘田》《車戽》基本一樣，應沒有生長時間方面的明確定位或指向。此圖緊接《布秧》之後，則是受樓璹耕織圖《淤蔭》原有順序的影響。
而對應的詩歌《下壅竹枝詞》內容卻有了明顯變化：“稻禾全靠糞澆根，豆餅河泥下得勻。要利還須着本做，多收還是本多人。”詩中明確澆糞與下豆餅、河泥三種肥料。該書第三卷“耕穫類”有文字介紹：“壅田：或河泥或麻豆餅或灰糞，各隨其地土所宜。”豆餅、河泥主要用作基肥，所以稱“下得勻”，而“糞澆根”則是稻田澆施糞溺之類糞液，主要是說田間追肥。相同的圖畫和主題而有了不同的施肥內容，樓氏原詩所說實際只是基肥，而此詩是基肥、追肥兼而言之，涵蓋了詩題《下壅》即稻田施肥的主要內容。題目改為“下壅”，詩中稱“糞澆根”，而圖中所繪正是澆糞的動作。
樓詩所說“灑灰”“殺草”，在《淤蔭竹枝詞》並未言及。這固然有詩歌篇幅的限制，更重要的還由青草樹葉等綠肥與灰肥的性質所決定。所謂青草樹葉之類是綠肥，只需勞力收割掃取，切碎撒入待耕之地或拌入河泥、糞肥、廄肥腌漚作基肥。草木灰無論作基肥還是追肥，施用都比較方便，但實際生活中數量有限，單獨收貯的可能性不大，多與廄肥之類混合堆放，故常與人畜糞溺、廄肥混而言之，稱作“灰糞”之類，獨立施用的現象極少。兩種作為肥料較為普遍，但作用並不突出，也就不太受重視。《淤蔭竹枝詞》所言糞、河泥、豆餅則是元明以來江南地區稻田比較重要的肥料，河泥費力，豆餅費錢，而糞肥最為常用，所以特別提出，詩的後兩句強調“着本做”即出於此。《便民圖纂》也曾言及灑灰，《布種竹枝詞》：“初發秧芽未長成，撒來田裡要均平。還愁鳥雀飛來吃，密密將灰蓋一層。”灰即指草木灰，是說秧田撒種後，厚厚灑上一層，以防鳥雀啄食。此說比較切實，水稻秧田布種較密，一般撒種後再撒一層草木灰，用以蓋種。草木灰黑色，既可增加早稻秧田的地溫，又使播種後的秧壟表面迅速收斂凝結，促進稻芽固位生根，而草木灰質輕，對新苗生長又全無妨礙。這一方法宋元農書未見有言，應是明朝新出，清光緒《嘉興府志》也記載此法。此處撒灰所說主要是防鳥，而樓氏所說“灑灰”是施肥，目的不同，已非一事，《便民圖纂》並未機械沿用宋人所說。
綜合上述這些因素可見，《便民圖纂》的《下壅》圖與詩立足當時吳中的稻作種植實際，無論標題還是圖畫、詩歌實際表達的是整個稻田施肥之事，標題通俗易懂，題、圖、詩高度對應吻合，完全擺脫了樓氏標題語義不明、詩圖明顯脫節的現象。儘管沒有沿用“淤蔭”之題，但由於與樓氏耕織圖的緊密聯繫，客觀上也進一步明確了樓璹“淤蔭”之題與施肥之義間的聯繫，這是導致後世將“淤蔭”直接視作泛指施肥的關鍵一步。遺憾的是，仍沿襲樓詩原有順序，《下壅》緊隨《布種》後，而在《插蒔》前，圖繪內容只能理解為水稻秧田施肥，通言施肥之義未能充分貫徹。
清人耕織圖的名目調配與詩歌的不同言說
與明人《便民圖纂》即實精簡改編不同，清人耕織圖基本立足樓氏原作的摹繪仿作，無論圖畫名目、詩歌內容多嚴守樓氏原作，如何面對樓氏詩圖潛存的脫節乃至矛盾現象，就值得進一步觀察和品量。
（一）康熙御制耕織圖的圖目調配
清朝耕織圖最為關鍵的是康熙主持編製、宮廷畫師焦秉貞繪製的《御制耕織圖》，以清聖祖崇高權威，確立了清人耕織圖及相應詩歌寫作的基本名目和圖式。今人論康熙《御制耕織圖》，多稱因江南士人獻樓圖而繪製，筆者未發現有這方面的確切記載，僅見《知不足齋叢書》本《御制耕織圖詩》卷首清萬作霖《農蠶書跋》稱，“聖祖仁皇帝南巡時，江南人士出其藏書進獻者甚多”，所說是世傳宋版“陳旉《農書》、秦觀《蠶書》、於潛公《耕織二圖詩》三書”一冊，明末清初見諸著錄，樓璹《耕織圖詩》作為附錄，都只稱詩而未提及有圖。後來乾隆所得程棨摹本，是完整的着色繪本，相關記載比較明確。比較康熙《御制耕織圖》與程棨摹本、日本狩野翻刻本、《便民圖纂》農功女紅圖，前者與日本狩野翻刻本、《便民圖纂》近，而與程棨摹本遠，應是主要依靠狩野本、《便民圖纂》這類民間版刻圖，吸收西洋畫法重新繪製而成。所以關於康熙御製圖，還是乾隆時于敏中《御題耕織圖跋》所說比較確切，“聖祖仁皇帝，勤求民隱，凡田夫紅女菑畬織紝之事，諮詢具周，幾暇采樓璹舊稿，重為釐定”，是康熙博採綜覽世傳樓璹《耕織圖詩》各類資料信息，重新釐定編繪。筆者特別說明這一點，不只是辨明相關事實，更重要的是為下文所說康熙《御制耕織圖》與《淤蔭》相關的調配變化找到合理的解釋。
康熙《御制耕織圖》就樓璹圖數量、名目做了一番規整，樓圖原耕題21、織題24合45題，康熙御制有些合併、增刪，改為耕、織各23圖，合46題。每圖上置康熙親撰七絕，圖上逐一書寫樓璹詩，樓璹原無者為之補撰。織圖不論，耕圖由21增至23，增加《初秧》《祭神》兩圖。《祭神》一圖置於最後，應是受《便民圖纂》所增《農家樂》一圖的啟發。明人《農家樂》描繪豐收後農人聚飲慶祝的場面，圖的右側繪有香火燭台供品，是慶祝活動含有祭祀的內容。康熙直接改為純然“祭神”，則是出於“廟堂”意識，不難理解。令人多感意外的是新增《初秧》一圖，沒有任何明確農事內容（圖4），圖中繪農人湖邊攜子閒遊，並擬樓璹題詩：“春工正當時，下種看期度。乘閑攜子游，策杖臨堭路。看水泛西湖，臨風方日暮。農家事可知，應費心無數。”應是畫工、朝臣就圖中所繪人物活動敷湊成文。
為什麼要添加這一無謂之圖？固然有湊數的目的，但更重要的還在解決樓璹《淤蔭》詩圖不合，尤其是相應施肥活動的時間定位問題。無論是狩野本還是《便民圖纂》本，《布秧》與《淤蔭》（圖5）、《下壅》（圖3）所繪之事尤其是稻苗的生長狀態前後不接，才布種即大張旗鼓潑糞施肥極不合理，既非必需更易傷苗，必須補上一目，這就有了《初秧》一題。康熙所題《初秧》詩即就題着意點明：“最愛清和天氣好，綠疇千頃露秧針。”“秧針”語出蘇軾《無錫道中賦水車》“刺水綠針抽稻芽”，是秧田新生秧苗的景象。圖中右下角所繪秧苗也是點狀“秧針”樣。有了“初秧”這一時間定位和稻苗生長狀態的鋪墊，後面的稻田潑肥也就相對自然，組圖前後敘事就大致順理成章。
圖4 清康熙《御制耕織圖·初秧》，清康熙內府刻本
正因此，筆者認為《初秧》一圖並非無謂，康熙君臣應是意識到世傳狩野本、《便民圖纂》耕織圖《布秧》與《淤蔭》（《下壅》）之間的脫節或不連貫，意在通過增添《初秧》一目來緩解兩圖之間連環敘事的突兀。這樣，從“布種”（播種）到“初秧”（出苗），再到“淤蔭”（下壅、施肥），無論是農事節奏還是水稻生長狀態，整個過程就相對自然，大大淡化了樓璹《淤蔭》圖前後農事環節的落差。有了《初秧》的鋪墊，《淤蔭》位置後移，使“淤蔭”所繪澆糞活動更接近稻作施肥的常見情景，也就更易於被視作稻田施肥的通用名稱。
圖5 清康熙《御制耕織圖·淤蔭》，清康熙內府刻本
（二）清人耕織圖詩的相關理解與言說
清人耕織圖詩對“淤蔭”的理解和言說與圖畫並不一致，明顯徘徊在宋人樓氏詩歌與繪畫之間，也就不免多少延續着詩與圖、語言與形象脫節乃至矛盾的情形。這其中康熙御制詩無疑是最關鍵的角色，康熙主持編繪耕織圖並一一親題七言絕句，其《淤蔭》詩“從來土沃藉農勤，豐歉皆由用力分。薙草灑灰滋地利，心期千畝稼如雲”，奠定了清人《淤蔭》詩意的基本取向。不難看出，詩歌主題與明人《便民圖纂》一致，是強調農田施肥的重要，但所言農事內容與《便民圖纂》明顯不同，而是回歸樓璹原意，“薙草灑灰”即樓詩所說“殺草”“灑灰”。筆者前面對樓氏此語的分析，重在挖掘樓氏對當時農事實際的反映，而在清朝諸帝君臣，則明顯缺乏相應的生活經驗，更多着眼書本知識。從他們對相應語典的使用與言說，可以大致把握他們對“淤蔭”一詞的感知與理解。
“薙草”與“殺草”一詞同源，是十分古老的經典掌故。秦人《呂氏春秋·季夏紀》：“（六月）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段文字又見於《禮記·月令》，是說夏六月時令農事，此時雨多水大，草木生長旺盛，則燒薙以利行水。薙是貼地鏟割，燒是放火燒草成灰，火燒之灰可以肥田、改良土壤。《周禮·秋官司寇》所說則是國家設官員管理此事：“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是說周朝設官員，專掌清除和利用雜草之事。並稱燒薙之事一年四季隨時可為，夏季草深水大，則薙而火燒，主要為了行水防洪，而冬天則將草犁耕入地。無論火燒為灰，還是薙以入土，經“水火變之”則“化”。“化”，《周禮·地官司徒》稱“土化”：“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漢鄭玄注稱：“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是說以草與灰入土腐化以肥田。由此可見所謂“薙草”與“殺草”、“薙氏”與“草人”大致是同一事，都是指以火燒、水淹及翻耕入土等方法將草、灰等變廢為寶，化害為利，經土壤腐化而為肥料。類似的措詞用典在其他君臣寫作中或此或彼都有見，用意也基本相同。如乾隆近臣錢陳群《恭和御制題耕作蠶織二圖即用程棨書樓璹詩韻·淤蔭》：“土化各有宜，氾勝乃鼻祖。”句下自注即引《周禮·草人》“土化之法，化之便美”。嘉慶《御制題耕織圖序》稱“蔭取於塗，無忘土化之法”，《淤蔭》詩說“刈草良苗茂”。都是使用這些古老的語典掌故，表達幾乎完全相同的理解，即指燒薙翻耕田草以腐化作肥，這與前述樓璹詩歌原意是基本一致的。
“灑灰”一詞相關說法和理解相對複雜些。草木灰用作肥料，可追溯到先民“刀耕火種”時代，前引《呂氏春秋·季夏紀》所說已是明確意識到草木燒灰可以肥田。而上古典籍所說“灑灰”卻非為施肥，而是防蟲除蟲。如《周禮·秋官司寇》：“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蟈氏掌去蛙黽，焚牡菊，以灰灑之則死。”是說撒灰以祛蟲殺蟲，灰既是草木灰，有時也指石灰，如前引宋人陳旉《農書》“撒石灰，渥漉泥中，以去蟲螟之害”，說的就是此種。乾隆《題耕作蠶織二圖即用程棨書樓璹詩韻》：“灰草治疾葯，糞壤益肥乳。攻補兩致勤，仍望以時雨。”所謂“治疾”即指灑灰治蟲，而“攻補”中的“補”指施肥，“攻”則對應指治蟲無疑。顯然所說多出於書本，與樓氏原意並不一致。
同樣是“灑灰”，乾隆詩這樣描寫，“短杓盛灰淤畝勤”，嘉慶詩稱“灑灰短杓拋”，指明農人以杓灑灰。上文我們已辯明，圖中桶之所盛、杓之所澆當是糞水而非草灰，康熙《御制耕織圖》（圖5）所繪農人平端料杓，美國國會藏繪本圖中淡白樣液體，也顯示是糞水而非黑色草灰。兩人詩同稱“短杓”，而實際該圖諸本所繪都是長柄料杓，程棨摹本與康熙御制所繪更是大頭木製料杓。這些都進一步顯示，詩歌所言與圖畫遠不一致。這些遊離乃至矛盾現象，既反映四朝君臣對相關農事的了解有限，同時也反映他們看圖作詩的隨意。
儘管有這些理解與言說上的不協，有一點卻十分明顯，康熙祖孫四代主要從古典書本知識出發，基本沿襲宋人樓璹詩意，堅持緊扣“殺草”“灑灰”兩點來言說“淤蔭”的農事內容，表現出與繪畫並不相同的理解。但詩歌中另一種傾向更值得注意，儘管所說農事仍是刈草、灑灰之事，但雍正以來便以“淤蔭”指稱施肥活動，使這一詞彙有了泛指施肥活動的明確定義。如雍正詩“淤時爭早作，課罷豈安棲”，乾隆詩“短杓盛灰淤畝勤”，還有嘉慶間何太青《和耕織二圖詩·淤蔭》“土沃資人力，灑灰和泥淤”，都把“淤”作為“淤蔭”的簡稱，用作表示施灰肥田的動作，至此“淤蔭”一詞作為施肥的專業術語已明確出現與正式定型。而帶來的影響則是下文討論的任務。
“淤蔭”的農史意義及農學影響
宋以來耕織圖的創作與傳播是農業文化史上的重要現象，影響深廣。而“淤蔭”作為耕詩耕圖一題，雖然有上述言說和理解上的模糊與分歧，但都屬於農田施肥之事，不同時代相關信息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也體現了相應時代農業科技的演進發展。
首先是樓璹詩歌反映了宋代水稻種植的基肥施用情況。我們為康熙四朝君臣詩歌尋找相應的掌故和語源，但同樣是說“殺草”，樓璹則明確稱聞之“吳兒”，應是當時任職於潛所見所聞，反映當地水稻種植的實際。儘管此前農書、史籍對刈草和莊稼青苗壓入土壤作肥已多有記載，但在水稻種植中，卻一直未見明確言及。同時陳旉《農書》仍稱：“《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有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拋棄他處，而不知和泥渥濁，深埋之稻苗根下，漚罨既久即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陳旉《農書》成於紹興十九年（1149），反映的是江淮之間的生產情況，人們尚不知耘稻中拔除的雜草可以埋土作肥。從樓璹詩可見，於潛一帶的農人已知以青草水耕入土作基肥。前言丁度《集韻》所說“吳俗以草木葉糞田”，是通言農田施肥，而此法用於水稻種植，在於潛一帶應不會太晚。筆者就此前詩歌反覆檢索，唯杜甫在湖南長沙所作《銅官渚守風》詩中“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上句可與樓璹所說“殺草”“灑灰”參照，或者所說“浸草”也指以草翻耕入土漚肥。從中唐大曆間杜甫所說湘中，到南宋紹興初樓璹所說吳人，再到元延祐間魯明善所說江淮間“犁秧田”壓入青草灰糞之法，明末《（天啟）海鹽縣圖經》所說“其糞也，以豬灰，以豆餅，或以草入之河泥，爛而用之”，清末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所說“樂安早稻田，常於二三月鏟青草漚于田內”，這些不同時代的說法，是一個青草水耕入土或拌入河泥漚作基肥逐步明確的過程。樓璹“淤蔭”詩無疑是其中重要環節，較之杜甫所說更明確，是一首足以“以詩證史”的重要資料，反映了南宋初年吳人水稻種植以青草耕壓入土的基肥施用方法，是水稻作物史上這方面最早且明確的信息，這是樓璹《淤蔭》詩重要的農史意義。
其次是“淤蔭”一詞被推為農田施肥的專業術語。儘管樓璹作品中，詩題與詩意是對應的，但這一詞彙來源不明，構詞生硬。整個宋元明時期，除樓璹耕織圖相關記載外，未見人們使用這一概念。但康熙中葉以來，由於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君臣耕織圖的持續創作和尊奉，使這一詞語成了農田施肥活動的一個專有名詞，這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
梳理歷代農書和相關文獻，關於施肥的說法有一個演變過程。最早流行的是“糞田”，《孟子》“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是較早的例子。尤其是《荀子》“刺草殖穀，多糞肥田”，與我們這裡討論的樓璹詩所說十分接近。秦漢時《韓非子》稱“唯田疇必且糞灌”，《氾勝之書》“區種法”講伊尹“教民糞種”，“區田以糞氣為美”，到《齊民要術》糞作為動詞施肥與名詞肥料都十分頻繁。唐人月令著作所說“糞田開荒”，“以牛糞糞之”，六月“糞田”等，已是通行的歲時農事內容。
宋代開始醞釀新的變化。南宋陳旉《農書》設“糞田之宜篇”專講施肥之事，糞田之說在宋人四部書也都可見。但同時壅溉、糞壅等詞頻頻出現，所謂壅已非儘是傳統壅土培護之類，而多含施肥培益促發之義。如陳旉《農書》：“夫耕耨之先後遲速，各有宜也。早田獲刈才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稿落葉，積而焚之，沃以糞汁，積之既久，不覺其多……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此兩段一說土地耕曬後、下種前以糞壅培，一說下種後將雜灰篩細撒之，都非為莊稼壅根培土，而是施肥。稍後溫革、陳曄《分門瑣碎錄》說“馬糞燃干以壅田，則肥而谷盛”，“凡樹，以檮油麻渣雜糞灰壅之，則枝葉茂”，《百菊集譜》說“菊宜種園蔬內肥沃之地，如欲其凈，則澆壅舍肥糞，而用河渠之泥”，所說壅均為施肥而非壅土。不僅是農書，即如日常語言中也有所見，如宋人朱鑒《詩傳遺說》即有這樣一段教人修身養性：“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正是下功夫養他。”所說培壅即主要指施肥。元人王禎《農書》兼論南北農業，所說如“老圃雲種茄二十科，糞壅得所，可供一人食”，“二月間取帶泥小藕，栽淺水中，壅糞或豆餅益盛”，可見至遲到南宋與元朝，壅田、糞壅已成了施肥的常見說法。
明清時，壅田、下壅、糞壅之說更為流行，成為農田施肥最為通用的說法，這不只見於南方地區，遠在北方的明寶坻縣知縣袁黃《勸農書》即稱：“煮糞令熟壅田，其利百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明人《便民圖纂》改《淤蔭》為《下壅》，使用大眾化的概念，也進一步促進了“壅田”“下壅”這些說法的流行，其影響一直貫穿到晚清。
今通行所說“施肥”一詞出現較晚。唐人《四時纂要》有“肥田法”，《齊民要術》即有朹木“肥田”的說法，“肥料”一詞的出現是入清後的事。“施肥”之說，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天工開物》“蔗種”條下所說“灌肥欲施行內”，但遠非固定、穩定的說法。至清光緒間《農學纂要》《中外農學合編》《撫郡農產考》等書出，尤其是民國間新出農書、方誌、各類新學科技書，“施肥”才成為最為流行的概念術語。
從“糞田”到“壅田”再到“施肥”，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變，這其中“淤蔭”一詞的出現是個絕對的另類。在樓璹耕織圖深受朝廷重視的南宋，即樓氏後人樓鑰作品中言及田間勞作，也無“淤蔭”一語的影子，所見唯“糞田灌蔬”云云。元明數百年間除樓璹耕織圖的相關著錄外，未見有人另外提及“淤蔭”一詞。清康熙祖孫四代對樓璹耕織圖的重視與推揚，尤其是反覆仿作、和作與刻印，改變了“淤蔭”一詞的命運。康熙、雍正二帝繪圖作詩後，乾隆二年（1737）鄂爾泰、張廷玉等奉乾隆之命纂修《欽定授時通考》，乾隆七年編成刊行，為歷代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農書。其中核心部分的“功作門”，包括淤蔭與墾耕、耙勞、播種、耘耔、灌溉、收穫等田間農事活動類型。不難看出，這些農事中唯“淤蔭”一項名稱深奧，語義不明，顯然來自康熙、雍正御制耕織圖及詩。在“淤蔭”類中收《禮記月令》《氾勝之書》《齊民要術》《陳旉農書》《農桑通訣》（王禎《農書》）、《農政全書》《補農書》等農書中積肥、施肥之說，並列稻、黍、稷、麥、蕎麥等主要作物“各種淤蔭法”，以及舟、車、杷、畚、箕、帚等“淤蔭具各圖說”，所謂“淤蔭”已是與後世所說施肥完全相同的概念，用作農事活動的重要術語。
樓璹首創的“淤蔭”這一模糊而又自帶歧義的說法之所以能被推作農事活動的重要術語，主要是康熙御制耕織圖的專制權威作用所致。要能更好地體會這一點，首先感受一下康熙祖孫四代所作耕織圖詩，除了對樓璹原作刪補部分條目外，竟有兩兩一組前後無端調換位置的現象。樓璹耕圖部分的順序“《簸揚》《礱》《舂碓》《篩》”變為“《舂碓》《篩》《簸揚》《礱》”，織圖部分的“《分箔》《採桑》《大起》《捉績》”變為“《大起》《捉績》《分箔》《採桑》”，“《絡絲》《經》《緯》《織》”變為“《緯》《織》《絡絲》《經》”，都是相鄰兩圖為一組與下一組顛倒先後，打亂了樓璹耕織圖的原有順序，形成一套嚴重違背實際農事先後順序的組合格局。研究者對這一次序錯亂的原因有不同揣測和解釋，有認為宮廷畫師對耕織之事不甚了解，畫家焦秉貞出身山東，對江南地區的農事不夠熟悉，因而所繪失誤。也有學者從繪畫技法着眼，認為畫家可能是為了使耕織圖在形式上更具節奏性，視覺上更具愉悅感而有意為之。筆者認為這些說法都不合理，如問題出在畫臣，無論弄清畫作先後順序還是實際農事節序都不太難，即或有錯也不難被同僚發現。而無論是主筆畫家還是監辦官員，應該無人敢提着腦袋向皇帝提供一套次序明顯錯亂的組圖。筆者認為，錯亂的始作俑者只能是皇帝！錯亂的部分都是兩幅一組前後錯換了位置，而康熙的題詩非在畫上直接題寫，而是圖成後以宣德貢箋書寫，接裱在圖畫上面。這就有這樣一種可能，康熙題詩本是兩首一葉，康熙自為編次，無意錯置了先後，而又隨筆在紙角標明序號，而從臣發現有誤，面對這“皇帝的新衣”既無法指明，更不敢妄改，只得按御制詩所標順序裝裱、編次和刻印，而成此明顯錯亂的定本。雍正、乾隆、嘉慶雖都心知肚明，只能一代代恭依無違，從而四代君臣集體錯亂，人人熟視無睹，緘口不言，而不斷編繪刊行貽誤天下。
同樣，“淤蔭”一詞在宋人樓璹那裡本義只指耕田前施用基肥，配套的繪圖又畫作稻田追施糞肥，這樣模糊而有歧義的個人生造之詞顯然難以成為通用術語。而由於康熙祖孫四代君主對耕織圖持續的執念和創作宣揚，遂將這一詞彙推到了前台，上升為重要的農學專有名詞或重要術語。乾隆二年朝廷開修《欽定授時通考》，“淤蔭”作為功作門中表示施肥一大部類的名稱，並按不同作物分設“各種淤蔭法”，按各類勞作列“淤蔭具各圖說”，輯錄各類肥料、積肥、施肥資料。這是整個古代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農書，在農書編纂中有着某種集大成的意義，無疑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近見有學者論述古代施肥農具而稱作“淤蔭工具”，即是接受和使用這一概念。
但是，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一名稱作為通行農學術語是極為勉強的。即就《授時通考》“淤蔭”類下所輯34條歷代文獻資料、3條註疏和15條農具圖說看，即無一出現“淤蔭”及相關字眼。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有皇家欽定《授時通考》明確使用，而民間農書和一般文人著述幾乎無人理會。在清代、民國年間的文獻中，除與耕織圖相關的信息外，極少有人言及。道光間吳邦慶著《澤農要錄》，專講水稻種植之事，分授時、田制、辨種、耕墾、樹藝、耘耔、培壅、灌溉、用水、收穫等類，基本採用《授時通考》功作門的全套名目，而於施肥卻不用“淤蔭”之名而轉稱“培壅”這一廣為人知的說法。筆者就電子數據庫《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有清一代正式使用“淤蔭”這一概念論述相關農事的唯清末光緒間江西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所說稻田施肥多稱“淤蔭”或“淤”，兩字拆開“淤”指施肥，“蔭”指灌溉，並列指施肥時，“淤”指一般施肥，而“蔭”指所謂施“小肥”，是指淡薄糞水。同時湖南楊鞏編輯《中外農學合編》也出現“淤蔭”一詞，則是摘抄《授時通考》相關內容，所設“功作”“淤蔭”等門類名目也基本出於模仿。四部其他著述中，除《耕織圖》相關記載外，唯林則徐《制義平秩集序》文中有“塊不破而播琴（引者按：播種），草不茀而淤蔭，本不擢而祝篝祝車（引者按：慶祝豐收），雖妄者而知其不可也”之語，所說“淤蔭”正是樓璹所說以草腌漚而肥沃之意。
有清一代學術彰明，“淤蔭”二字晦澀費解，而清人各類著述竟無一提出詮釋解說。不僅如此，即整個耕織圖，除少數近臣唱和，或個別底層文人和作樓璹外，余罕見有人談及。應是清朝“文字獄”極盛，既經四朝君主染指，文人便不敢造次置喙，對“淤蔭”這樣十分費解的語詞，連同相應的耕織圖作品，一併將話語權都讓給了皇帝，從而表現出明顯的集體沉默。這樣一種情景，既是宋人“淤蔭”一詞憑藉着御制的加持而發揮着無聲的影響，同時也充分說明這一詞彙作為施肥之通語十分勉強，缺乏社會流通的活力與生機。“淤蔭”一詞的生命和意義都牢牢限定在傳統耕織圖中，而在《授時通考》等少數農書中用作標準農事術語，也只是歷史的插曲而已，不宜效法和沿用。
責任編輯：劉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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