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仙李白曾感嘆“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這句詩無疑點破了人生的要義。但面對化作塵埃的終極歸宿，“悲”一定是唯一的情緒和態度嗎？電影《人生大事》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該片視角獨到地聚焦了“殯葬師”一職，並將宏大的生死議題，巧妙地落筆於一段段微妙的情感關係中。此外，隱喻性的人物和細膩的細節設計，都讓影片極具溫暖現實主義的美學內涵和美學特徵。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影片引發的熱議，也振奮了受疫情衝擊已久的中國電影市場，展現了其產業維度的蓬勃生命力。
濃厚的市井煙火氣息
談及殯葬行業，日本電影《入殮師》無疑是刻畫此類人物的經典之作。相較於《入殮師》的靜美和剋制，《人生大事》則洋溢着濃厚的市井煙火氣息。濃郁且乾脆的武漢方言，展現了一座城市的風土人情和角色個性。特別明顯的是，主人公莫三妹（人稱“三哥”）喜歡用“老子”代替“我”，符合武漢人的表達習慣，也契合其暴躁、粗魯的人物定位。而小文吃飯時的一句“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既展示了武漢的飲食習慣，又體現了民間俚語的押韻趣味和兒童的天真可愛。甚至，當角色們發生爭吵，方言同樣突出了傳遞信息的優勢和語言的感染力，並沒有造成理解上的障礙。如小文的舅媽分別與三哥、丈夫發生過兩次爭論，其接連蹦出的方言短句，讓事件矛盾得以快速推進，小文一家的複雜情況被和盤托出，角色的精明也躍然於銀幕。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中，“統一”一度成為發展的核心詞。人們說著普通話，複製着一座又一座廣場。但方言，雖然小眾且拗口，背離着潮流，但其蘊含著特殊的地域文化、歷史傳統和生存狀況，消解了全球化進程中人們被同化的焦慮，從而找到自我認同與歸屬感。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它將人物形象、地域文化、生活習慣和歷史過往進行了最真實地呈現，讓“現實”得以落地。
當然，標識性的方言與生活景觀更為相得益彰。三哥經營的“上天堂”，藏於小巷之中，門樓十分狹小。隨着三哥每一次業務的展開，觀眾更能感受到街頭巷尾的日常狀態。生活條件的樸素，使得小文外婆的發喪儀式，只能在窗口對應的一方空地中舉行，僅能容納下幾位親屬和鄰居，棺槨被抬起後還需立馬調轉方向走出。因為空間的逼仄，每一戶都竭儘可能地，讓有限的空間發揮出無限的價值。地面和天空，都被“理所當然”地填充得滿滿當當。因此，三哥前往客戶家時，常要穿行於巷子里的層層被單中。抑或是，清晰可見各家各戶曬着鞋子的陽台，路口處堆滿的枯萎的綠植、破損的箱子和晒乾的艾草等。電影本身就是一個由多元社會文化元素構建而成的複雜生命體，它有着地緣文化的基因。《人生大事》中樸素的方言和生活景觀，散發著市井煙火氣，因而更能帶動觀眾進入到討論人生重要議題的語境之中。
隱喻和追問
《人生大事》不僅有着生活氣息，更直擊人心的，是其對死亡頗具銳度的思考，這一點通過隱喻設置和追問來達成。三哥和小文的人物關係，尤為值得品讀。小文始終扎着雙丸子頭，拿着紅纓槍玩具，是一個活脫脫的小“哪吒”。而三哥一直佩戴着一個金箍手環，並且時常穿着一條虎紋褲衩，是典型的孫悟空形象。受傳統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影響，這兩個人物形象不羈、叛逆的一面早已深入人心。而哪吒和孫悟空，則在《西遊記》第四回中有了交集——哪吒奉玉帝之命，前去捉拿孫悟空，二人發生激烈大戰，最終後者取得了勝利。
具體到《人生大事》中，小文從小被外婆撫養長大，根本不了解親生父母，與舅舅一家的關係十分疏離，還被舅媽嫌棄是個拖油瓶。而小文也用哪吒一般不可思議的方式回饋着外婆，僅憑着一張用兒童手錶拍攝下的照片，便大膽地穿梭於城市各個角落，終於找到了三哥，一直追問大家，那個裝着外婆的“大盒子”，到底去了哪裡。年幼的小文還不能完全理解死亡，只知道最深愛的外婆，最終化為了裊裊雲煙；那些甜蜜的過往，只能通過回放手錶中的語音記錄來回憶；那些深切的挂念，只能通過仰望星空來排遣。
看似混不吝的三哥，也與孫悟空一樣，始終與社會格格不入。在父親心中，他不務正業，遠不如二哥踏實；在女友心中，他沒錢還坐過牢；在街坊鄰里心中，經營殯葬業的他很晦氣。面對父親的不信任、女友的背叛、社會的質疑，他也在不斷追問，一再表示“想換個活法”，不願意再從事殯葬業。當他看到同樣無所依靠的小文，面對過往情敵老六的車禍慘狀，以及處理父親的喪事後，他重新理解了生與死，開始意識到自己和自身職業的價值。
不同於《西遊記》的結局，在三哥和小文的關係中，三哥才是被改變的那個。即使自己邋裡邋遢，照顧小文的飲食起居，卻絕不含糊；知道小文始終沉浸在失去外婆的悲傷中，就編了關於“星星”的童話安慰她，費盡心力修復好手錶中的聊天記錄；自己雖然叛逆不羈，但在小文學校的親子會上卻永遠規規矩矩；還重新整理了門店，與小文一起為牆壁和麵包車手繪了童話里的“星星”。而小文也會在有美食的時候，第一時間分享給三哥；在莫老爺子打三哥時，揮舞着紅纓槍保護對方；父子倆大吵一架後，她主動牽頭，讓兩人得以解除隔閡。
以現實為根基，以溫暖為導向
受疫情影響，春節後的電影市場備受重創。截至目前，《人生大事》累計票房已超過8億元，創下了春節檔後的票房新高，這一事實無疑能振奮中國電影市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電影創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時代之巨變、中國之進步、人民之需求，都應該被廣泛的關注和呈現出來。而該片也在為疲態盡顯的市場，提供一個發揚溫暖現實主義的樣本。
該片從社會百態中尋找到了獨特的素材和靈感，獨具匠心地描摹了殯葬行業。首先，這一行業的操作規範都得到了完整呈現，如常規的整理遺容，法事念詞等。此外，從業者在社會中的現實境遇，也得到了真實的呈現。三哥經營的“上天堂”旁邊是一家婚慶店，該店的老闆不僅不準三哥的車停在巷子中，還十分瞧不起這一行業，覺得十分晦氣。即使誠信經營，也專業過硬，殯葬師仍然會被人誤會。如小文的舅媽就毫無理由地懷疑，三哥他們偷走了外婆手上的戒指，即使後面真相大白，她又再次找新的借口斥責。街坊鄰里們聽到爭執後，第一時間做的並不是調查和疏導，反而是錄製視頻，認為曾經蹲過監獄的三哥不值得信任。
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當下的家庭和親情觀。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家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一般說來，由家庭成員建構的各種倫理關係，是家庭倫理的主要內容。隨着時代和社會的發展，家庭的構成已然發生了改變，進而也導致了家庭倫理觀的變化。在影片當中，三哥和小文之所以能成為彼此的依靠，正是因為各自原生家庭的殘缺。三哥只有父親和姐姐，彼此間的深度聯繫，還是房產事宜。小文更是從未見過自己的親生父母，外婆去世後，舅舅一家對她棄之如敝履，寧願將其託付給陌生人。即使三哥和小文已經情同父女，但囿於收養制度，二人也不能成為法律意義上的親人。當二人不得已分離，三哥奮力奔跑，想在最後關頭留下小文。而小文則在被他人收養後，又重新跑回來找三哥，超越了傳統的家庭和親情觀。
國人對“死”是諱莫如深的，《人生大事》的另一重現實意義，是對生死的討論。影片談及這一宏大且深刻的議題，並沒有像存在主義哲學家提出的“向死而生”那般深奧，也不會如孔子論述的“未知生，焉知死”那樣複雜，亦沒有渲染“死如秋葉之靜美”。相反，影片中的死亡，可以輕盈如小文心中的“一股煙”和“大盒子”；可以浪漫如最後的星星煙花，呼應三哥構想的“星星”童話；可以歡樂如生前給自己舉辦葬禮，並且配樂是《大鬧天宮》的老大爺。得以窺探到，影片嫻熟採用了各類敘事技巧，確保了內容在堅持現實主義邏輯的同時，又具備高視聽品質。
但仍然需要着重注意一個問題，“溫暖現實主義”的基調和核心是“溫暖”，但並不等於“心靈雞湯”，也不意味着是廉價的同情和樂觀，更不能逾越常規邏輯和被刻意消費。影片最後，小文的親生母親突然出現，但這一人物，在情節線上毫無鋪陳，也不符合現實情況。更需要警惕的是，如長期泛濫這種故事技巧，德勒茲曾論述的情動機制，很有可能轉變為一種操作情感的邏輯——觀眾會因為故事或人物產生共情，但更容易在其中被規訓，這於現實主義的再拓展和再創新都是不利的。因而，創作此類題材作品，還要從道德的和歷史的兩個維度來觀照現實，要有對問題的直觀表達，更要有自己的認知和考量。
無論如何，面對“人生大事”，我們應該而且必須要有更豁達的人生理念和人生態度。
作者：饒曙光（電影理論家、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策劃：王彥
編輯：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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