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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對轉基因的保守，已經導致其產品開發和產業的落後，因此，當基因編輯以及其它新的育種技術興起時，歐洲的科學家都熱心探索，以求規避監管，贏取公眾支持。他們最終的目標是歐洲能從過程監管轉向產品監管，但現實來看只能是希望部分的定點基因編輯產品不會納入轉基因監管。
早在2011年，歐盟便有了一系列新育種技術的監管討論，還召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對定點基因組編輯技術做了幾種分類，給出了監管建議。然而，歐盟的迅速反應並沒有扭轉局勢，幾年下來，甚至連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究都受到了影響，更遑論應用。
“在歐洲，我們去介紹的時候，科研人員還不習慣使用這一新技術，在歐洲相對比較保守。在中國，我們的植物基因組編輯研究在國際上還是領先的，並且得到了快速、廣泛的應用。”邱金龍說。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11年，35%的基因編輯的科學出版來自歐洲，但之後被美國超過，有評論認為，這或許是得益於美國對於技術創新更加開放和寬容的環境。
基因編輯
Gregory Conko等人認為，與歐盟相比，美國對待基因工程技術的態度相對要寬鬆。美國食葯監局一直把重組DNA技術獲得的食物和飼料與傳統育種技術所獲得的產品對等，集中評價其產品，通過非正式的諮詢考慮其組分的等同性、毒性、過敏性、抗營養等方面。美國環保署集中考慮抗蟲特性，關注“植物殺蟲劑”——也就是表達的抗蟲蛋白對環境的影響。而作為框架領頭的監管機構，美國農業部發明了“植物害蟲”（Plant pest）一詞，關注在基因工程作物的創製過程中，是否用到了植物病原體。對於新興的植物編輯技術，目前，白宮命令農業部，食藥局，環保署更新其生物技術監管的協調框架來應對新技術的變革，與此同時廣泛收集民眾的意見。
傳統育種已經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食物需求和氣候變化等環境挑戰。如果還是通過發現自然的變異後雜交育種，甚至加上60年前發展的誘變育種，作物改良也將不可持續。“傳統的雜交育種，假設很幸運能找到一個抗病植株，但一般它產量不高，那就需要和產量高的進行雜交，假設能夠雜交，還要經過多代的優化分離，一般要至少十年以上。”邱金龍說。
作為傳統技術的補充，上世紀90年代發展出來的轉基因技術，創製了一大批抗蟲抗病，抗除草劑，富含某些營養元素的品種，已有長達23年的商業化種植歷史。根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發布的數據，2016年全球26個國家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超過1.8億公頃，而在美國，90%以上種植的大豆和玉米包含了一個或多個轉基因，使得它們能抗蟲或者除草劑。
然而，歐洲的科學家Maria Lusser等人2012年發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的一篇文章指出，不利的監管環境導致的高成本（每轉基因事件3500萬美元）和費時（需要5.5年才能完成），使得只有一些高利潤的作物獲得大規模種植，如棉花，大豆和玉米；一些冷門的作物比如蔬菜和園藝品種則無人問津。
“我覺得基因編輯如果法規足夠寬鬆，不需要大公司去做，很利於中國的小公司去創新。我們給科學院寫過材料，用了一個很俗的名詞，說可以實現中國育種產業的彎道超車；中國有2000多家種子公司，大都是小公司，沒法和國外的跨國公司競爭。” 邱金龍向《知識分子》表示。
能否建立以科學為導向，以產品為基礎的管理體系已經擺在了各國政府面前。在植物育種領域，我們正站在一個變革的十字路口，也許是一場雙重的範式轉換：一方面，潛力巨大的植物編輯技術正在革新行業面貌；另一方面，以過程為基礎的監管策略已經不合時宜。
來源：知識分子
作者： 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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