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秀陽
據歷史學家和性文化學者們研究，母系社會的婚姻是建立在群婚與雜交、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基礎上的。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的出現，男子在生產中逐漸居於統治地位，母系社會逐漸轉為父系社會。這時，男子為了把自己的財產傳給出自自己血統的子女，所以對妻子的貞操開始要求嚴格，這樣，群婚雜交逐漸歸於消亡，單婚制開始建立。但是，這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從群婚與雜交過渡到單婚制，存在着許多矛盾和衝突，棄子與殺首子就是這些矛盾和衝突的表現之一。
但由於單婚制（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的初期，伙婚、對偶婚的性交習俗尚未盡絕，女子在婚前可以與多個男人性交，所以女子多是孕後成婚，第一個孩子當然不一定是丈夫的血親子女，為了選定本血緣子女的財產、門第繼承權，丈夫便將妻、妾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殺掉或扔掉，此即性文化和婚姻史上殘酷的“殺首子”和“棄子”習俗。
《楚辭·天問》：“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翻譯一下，即：“后稷原是嫡出長子,帝嚳為何無情毒害?將他扔在寒冰之上,鳥兒為何用羽翼覆蓋送暖?“
這兩個問題，是大詩人對“殺首子”和“棄子”習俗的不解之問，這一問，幾千年之間，解答之人無數，至今仍爭論不止。
王逸《楚辭章句》下注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竺，厚也。……竺，一作篤。”洪興祖《楚辭補註》下引《爾雅》曰：“竺，厚也，與篤同。”然帝“厚”之，為何又“投之於冰上”呢？於情理不合。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下曰：“按古竺、篤、毒三字通用。……此文竺、篤皆宜從毒解。言稷為元子，帝當愛之，何為而毒苦之。”胡文英《屈騷指掌·卷三》下曰：“竺與毒通，如《山海經》以‘天竺’為‘天毒’是也。……毒之，謂不肯收育而棄之也。”也就是說：稷為帝嚳之長子，對於大兒子，本來要承繼帝位的，為什麼還要毒之、棄之呢？
《大戴禮記·帝系》：“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陬訾氏，產帝摯。”
在這段記載里，把稷丟在巷間小路上，牛馬都不踩他，把他丟在冰上，飛鳥用羽翼護他，這是又塗上了一層神話色彩；問題是為什麼要拋棄他？很可能是因為孕他娩他都不那麼光彩，因為他不是出自父親的血統。
稷的母親是姜原，她懷上這個兒子本也神奇。有一次她去野地里玩耍，看到大地上有一隻巨大的腳印，姜原就踩了上去，這一踩就踩出了大事，姜原懷上了稷。
聞一多先生在《姜原履大人跡考》中針對《生民》一詩寫到：“詩所紀既為祭時所奏之象徵舞，則其間情節，去其本事之真相已遠，自不待言。以意逆之，當時實情，只是耕時與人野合而有身，後人諱言野合，則曰履人之跡，更欲神異其事，乃曰履帝跡耳。”
除此之外，根據《生民》所言，稷生於有“寒冰”的冬日，則懷胎之時當為春季，亦符合《周禮·地官司徒》：“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的記載。鄭玄注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昬禮，順天時也”。其中，“奔者不禁”,即不通過“媒”，男女自行結合。《墨子·明鬼》下曰：“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孫詒讓《墨子間詁》下引鄭玄注云：“屬，猶合也，聚也”。據此我們可以說，棄之母姜原確是與人在春時交合而有孕，且這種“交合”並非現代意義上的“野合”，而極有可能“‘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本身也是一種禮、即一種制度規範”。
根據某些學者的說法，姜嫄所處的時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時代，盛行的是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提及的“普那路亞婚”，也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及的第二種家庭形式，“誰是某一個孩子的父親是不確定的，但誰是孩子的母親則是確定的”。
而對於大帝帝嚳來說，倒底這個大兒子是不是自己的，恐怕他自己也稀里糊塗。因為當時本來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或者說“聖人皆無父”。那麼，對於這個來路不明的大兒子，為了保證帝嚳家的血統純正，千秋大業，還是寧原錯殺一千，不願放過一人吧。於是就出現了“棄子”或“殺首子”的一幕。
從表面上粗略看來，以上幾種文獻所引“殺首子”之緣由可大致歸為：一為“宜其弟”；二為“盪腸正世”，即正血統。其中，第二種說法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同，代表人物章炳麟在《訄論·序種姓》中說：“父系之始造，丈夫各私其子，其媢妒甚。故羌、胡殺首子，所以盪腸正世（漢王章對成帝語）。……婦初來也，疑挾他姓遺腹以至，故生子則棄長而畜稚，其傳世受祚亦在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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