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沒有人真正在乎底層的孩子

美國俄亥俄州阿克倫市（Akron, Ohio），是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故鄉。

這是一個位於鐵鏽帶的普通美國小城，詹姆斯在回憶故鄉時，總會提到無處不在的槍支、毒品和暴力事件，像他這樣憑藉體育天賦逃離的極少，大部分孩子都只能接受貧民窟糟糕的公立教育。因此，生活在這裡的單身黑人母親波拉（Kelley Williams-Bolar）為了兩個女兒，決定鋌而走險。

2006年8月，波拉在給女兒申請學校時，將地址登記在孩子外公所居住的中產社區，女兒因此得以進入白人為主的當地名校。由於學校經費大都由社區納稅提供，因此對“教育移民”嚴防死守。學校私下僱傭了一名私人偵探，拍下了她從貧民區接送女兒的照片，波拉的謊言最終被戳破。

學校周圍居民憤怒了，紛紛指責波拉是小偷。2011年1月，學校以教育盜竊為由起訴波拉，後者被判刑事重罪，並被要求支付學校30500美元的學費。

波拉事件在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社會針對教育公平的討論頓時沸反盈天。在輿論壓力下，波拉入獄九天後被釋放。但她的父親依然被指控偽造紀錄罪，房子也被收押，最終因病死在監獄的醫院裡。家破人亡的波拉既悲傷，又憤怒：憑什麼自己的孩子就不能跟中產白人一樣，到更好的學校讀書？

大洋彼岸的中國，部分家長正在面對着同樣的問題。

2018年8月16日，一道鐵皮門悄然出現在百年名校蘇州勤惜小學的校園裡。半個月後，隨着小學開學，這道鐵門被冠以新的名字——隔離門。這道門隔離的是將在勤惜小學借用場地的800名小學生，他們本是隔壁立新小學的學生。由於校舍被騰退，勤惜小學成為他們的暫居之地。

隔離門的兩端，一面是400名本地學生，他們的家長大都花費高價購買了學區房，自然反對“蹭學”；另一面是800名外來工隨遷子女，父母多是普通打工者。校方建設鐵皮門的目的，原本是為了保證兩所學校的相互獨立，但 “隔離”一詞挑動輿論敏感的神經，立即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

關於隔離門的討論，有人認為家長花高價才買到的教育資源被侵佔了；有人則強調隔離門帶有歧視性質，有辱教育公平。輿論嘩然的背後，是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熱度褪去後，什麼也沒改變。

01. 撕裂：教育資源的世襲罔替

1992年，兩位教育工作者萊文（Dave Levin）和芬博格（Mike Feinberg）對一個結論達成了共識：在美國，沒有人真正在乎底層的孩子。

他們報名參加了為期兩年的 “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支教項目，經歷走形式般的面試後，分別被休斯頓地區的兩所以非裔和墨西哥裔學生為主的公立小學錄取。在此之前，出生於中產富裕家庭的萊文和芬博格剛剛從常青藤大學畢業，對底層的公立教育一無所知。

迎接他們的是一個與上流社會截然不同的美國教育，教師可以為了一通私人電話，隨意離開課堂長達15分鐘。學校也可以為了完成教育局指派的“每個種族學生的考試及格率不得低於75%”指標，直接取消學生參加考試的資格（後來萊文拒絕這麼做後，被學校以“不服從學校規定”的理由解僱）。

當一年後芬博格將自己的學生以不錯的成績送入普通社區內的初中，學生們回饋給他的是更令人絕望的現實。他們打電話告訴芬博格：有的女同學開始約會了，有的男同學在學校餐廳被打了，有的人根本就不到學校了。掛電話前，他們說，“芬博格先生，這些老師不像你這樣。”

那些初中老師的確不一樣，他們一邊用古怪的神情打量前來學校了解學生情況的萊文和芬博格，一邊敷衍回應“他們學的還行”。這一刻，萊和芬才真正意識到，他們對學生的所有努力就像是在海灘上費心建立的沙堡，一不留神，小小的海浪或者無知的遊客就能輕易將沙堡摧毀。

他們所經歷的不過是美國底層教育的冰山一角。在平均100所公立學校中，只有1所能稱得上“明星學校”。超過40%學生無法畢業的學校，被稱為“輟學工廠”，而在美國近3萬所公立高中里，“輟學工廠”超過2000所；這種學校里9年級高中生的閱讀水平只相當於名校的1-3年級。

落後散漫的學校，敷衍塞責的教師，無知妄作的學生，共同組成了美國底層公立教育日益絕望般的現實。

學區制是美國基礎教育的基石，85%的學生在出身學區內的公立學校就讀。公立教育的經費除了少量聯邦政府的補貼外，主要由州政府的撥款和社區居民的財產稅提供。富裕的州政府還會為學區提供額外的費用，比如加州即規定地方彩票的40%收入納入學區教育經費。

就近入學的學區制曾經為美國基礎教育普及立下汗馬功勞，但隨着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私立學校和好的公立學校大多扎堆在富人區。教育資源正在日益走向世襲罔替，父母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後代的發展。美國高中和大學更多元化的選拔機制，亦更加鞏固了教育分層的堡壘。

1983年4月，美國教育部發布了一條有些聳人聽聞的消息：國家正處在危險之中。他們發現，全國竟然有230萬成年人相當於半文盲，還有13%的17歲青年正在成為半文盲，並且這個比例將會達到40%。而更大的背景是：前10%富人掌控了美國65%的資產，貧富差距逼近大蕭條之前。

兩年的支教體驗，讓萊文和芬博格徹底看清了美國底層教育的絕望現狀，而“為美國而教”的支教模式，更像是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年輕人到此一游，他們攢夠了履歷上的漂亮經歷之後，拍拍屁股走人。可想而知，當這些有為青年完成2年的教學計劃離開後，那些學生將再度陷入泥沼。

萊文和芬博格決定自立門戶，親自下場創辦了一所能夠改變寒門學子命運的學校，他們給學校取了一個頗世俗的名字：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這句話並非取自哲學家培根的經典名言，而是來自一首黑人女教師自創的歌謠。歌謠旋律簡單，意義明確：“你得讀書，寶貝，讀書。你讀得越多，你就知道得越多。因為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金錢，我想要它。” 這首歌日後也成為KIPP的洗腦歌，幾乎每一個學生都要會唱。

兩個年輕的美國小伙就像堂吉訶德一般，向教育分層的風車發起了挑戰，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教育的現狀又是怎樣的呢？

02. 肉搏：補課、超級學校、全家的希望

三大省市的代表地撐起了中國教育的全貌——海淀黃庄、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廠。

和美國教育複雜而多元化的選拔機制相比較，中國教育的唯成績論有着更好的上升渠道和極強的普適性。在分數面前，沒有三六九等，父母的身份地位也不會成為決定下一代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簡單說：在中國，教育資源很難代際傳承。

京滬等一線城市的高考競爭優勢向來為全國人民所艷羨，高學歷人口聚集地、優質師資分配地、教育科研核心地的優勢創造了京滬高考的高錄取率。但以上海為例，很多人並不知道上海中考的淘汰率高達50%，也就是說，在上海四五萬人參加高考之前，已經有四五萬的人被淘汰出局。

京滬教育的慘烈廝殺其實重心從來都是在高考之前，就像那個著名笑話所描繪的：“4歲孩子英語詞彙量在1500左右屬於什麼水平？在美國肯定夠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夠。”

如果說京滬的精英教育離大多數國人還很遠，那麼以衡水中學為代表的超級學校，對於絕大部分中國家庭而言並不陌生。通過掐尖的生源優勢和高壓的學習環境，衡水中學打造了最完美的應試教育機器，每年高考上百個清北學子的成績堪稱登峰造極。

過去二十年，這種通過地方政府默許而迅速崛起的超級中學，成為中國教育的最大贏家。虹吸優質生源，收取高昂學費，使得超級學校成為高考內卷化的加速器，衡水一面壓製得河北再無名校，另一面還在張牙舞爪地向其他省份挺進，超級學校日漸成為高考制度下轟鳴的賺錢機器。

沒有北京媽媽的資源，也沒有報名衡中的資格，號稱“亞洲高考工廠”的毛坦廠中學成為中國寒門的收容地。對毛坦廠2014級高三複讀班的班主任程曉東來說，他的目標是儘可能讓班裡五十多個復讀生都考上大學。而對復讀生何飛來說，這裡是她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後一次機會。

擔任何飛的班主任期間，程曉東定了一個小目標：勸她在校外租房子。何飛成績不佳，程曉東將此歸因為學校嘈雜的住宿環境，如果要大幅提升分數，走讀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何飛家境窘迫，高考失利後來到毛坦廠無非就是想抓住這次復讀的機會，考上一所相對不錯的大學，給全家帶來希望。

程曉東對何飛和特地從外地趕來的何父提議籌得租金的渠道：他可以貼補幾千塊錢，還可以在班上舉行捐款。何父噙着拘謹的笑，佝僂着腰將交疊的雙手垂在腿上，局促不安地坐在這個在他看來掌握着女兒未來的人身旁。程曉東最後說道:“拯救了你家丫頭，就是拯救你整個家庭。”

的確，儘管他們來自於不同的國家，但在萊文、芬博格和程曉東眼裡，教育是改變他們那些底層學生命運的最後一根稻草，能不能抓住，要靠他們自己。

03.自救：熱血標語與嚴苛教育

對高考失利的廣大中國考生來說，選擇復讀，相當於選擇了一條自我救贖的煎熬之路。

在毛坦廠中學，自救的主要方式是將老師的話奉為金科玉律。比如程曉東提供的走讀建議，就被何飛一家高效率地執行，效果也立竿見影：在例行月考中，何飛的成績大幅提升。程難掩興奮地對何父說，上二本沒問題。這次在何父臨走前，他沒忘記囑咐“你們只要負責做好飯洗好衣服，其他的我來管”。

毛坦廠中學的陪讀母親們

毛坦廠四周環山的地理位置，有且僅有一條的對外出口，再加上毫無娛樂設施蹤影的小鎮環境，在這裡，學習就是活着的目的。

無處不在的標語則是學校給予學生的精神洗禮。“像瘋狗一樣血拚”“流血流淚不留悔”“有來路，沒退路，留退路，是絕路”“我要上大學”……這些標語是毛中的象徵之一，也成為教育專家進行批判的主要素材之一。儘管專家們並不在意，醒目誇張的標語背後影射的是數萬普通學生對人生的希望。

為了能夠考上大學，時間被嚴格規定：6點半早自習，8:05上課，12點下課。10分鐘吃完午飯，2點上課，5:10下課，5:50晚自習，10:50結束。學校12點熄燈後，住校的人在被窩裡打起手電筒，走讀的人挑燈到凌晨一兩點。老師的權威、誇張的標語、苛刻的課程匯聚成毛坦廠特有的標籤。

這套標籤不僅適用於中國，萊文和芬博格開設的KIPP，正在將自己打造成“美國版的毛坦廠中學”。

兩位年輕教師順利在休斯頓地區招收了49名5年級學生，基本上都來自低收入和移民族裔家庭。而萊文、芬博格的下一個小目標，就是將他們送入磁石初中（Magnet School）。磁石學校相當於市重點或區重點中學，無論是設備、師資還是學生素質方面都遠超普通中學，是標準的中產學校。

萊文、芬博格將原本底層那套放養式教育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360度全方位的洗腦式教學，和毛坦廠異曲同工。首先，學生們必須熟背校訓——努力學習，好好做人（WORK HARD. BE NICE.）。第二步，必須簽承諾書，一式三份，老師、家長、學生三方都需要簽字保證信守承諾：

教師必須永遠比學生早到10分鐘，始終能讓學生、家長聯繫到他們。家長必須每晚檢查家庭作業，陪孩子一起讀書。學生必須每天早上7：25前到校，5點離校，周六和暑期接受補課，上課提問要舉手，聽講要坐直，着裝要整潔，眼光時刻跟隨老師，家庭作業按時完成。

最後，KIPP的學校里還掛滿了紅色橫幅——“勇攀大學高峰”“成功無捷徑”等字眼無處不在。一天9個半小時的課堂時間，徹頭徹尾的應試教育，還有超負荷的作業量，KIPP的教學之旅以這種違背“美式人性精神”的方式開始了。在這裡，學生們不單接受教育，還要接受價值觀的洗腦。

寫滿口號的KIPP教室

因此，一切有可能影響到“上大學”目標的行為都會遭受懲罰。不寫作業、違反紀律的學生會被老師安排在教室後面，接受“體罰”，全班將會視其為透明人，不跟他們說話，也不和他們一起吃飯。老師是他們唯一的說話對象，而一旦開口，必須首先保證不再耽誤學習。這比毛坦廠還變態。

於是很快，KIPP這種驚世駭俗的教學方式，開始引爆美國輿論界。《休斯頓郵報》記者報道了這樣的一幕：寒冷冬夜，一名12歲的少年用公共電話打給萊文請教功課，他必須高舉作業本，才能藉著路燈看清文字。在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下，全美第一次知道自己國家居然還有這種學校。

用嚴苛的學習制度幫助底層學生自救，是毛坦廠中學和KIPP不約而同的選擇。社會輿論能夠接受這種近乎殘忍的教育方式嗎？

04. 爭議：泯滅人性的血汗工廠？

2000年蓋普（GAP）公司創始人多瑞斯（Doris）和唐費舍爾（Don Fisher）決定向KIPP注資。新資金的注入和管理模式的轉變使 KIPP 學校迎來了發展機遇，進入飛速發展的歷史時期。2010年，KIPP還獲得了美國聯邦教育部“創新投資”（The Investing in Innovation）高達5000萬美元的獎金。

截至目前，KIPP在全美20個地區擁有242所學校，幫助超過11000名學生考上了大學，最終完成4年課程並拿到學位證的佔比達38%，這個比例乍看不高，但全國所有出生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的畢業率只有9%。換個角度的話就是，去KIPP讀書的窮人將來成功從大學畢業的概率會是普通人的4倍。

舉着KIPP牌子的學生家長

然而KIPP的崛起並沒有改變美國教育日漸分層的現實，包括KIPP在內，全國所有大學生的畢業率只有31%，其中來自高收入家庭的佔比82%。換句話說，在美國，能夠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基本上都是權貴子弟，底層子女能拿到本科學歷的連10%都不到。

公立教育的不平衡從來都是美國歷屆總統們嘔心瀝血想要攻克的難題，遠有小布什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近有奧巴馬的《每個孩子都成功》。不過總統們對公立教育的重視，並沒有阻礙他們將自己的後代送進全美頂級權威的私立學校。在過去的100年里，只有一位總統做了不同的事。

197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成為美國第39屆總統。在卡特的總統提名演講中，他着重批評了富人和政要競相把孩子送進私立學校的行為，這導致公立學校被認為是危險和低人一等的地方。上任總統後，卡特第一件事是將自己9歲的小女兒送進華盛頓特區黑人居多的公立學校。

除他之外，再也沒有總統願意將自己的小孩送入公立學校。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在一次採訪中直言不諱，他把兩個女兒送去一年學費高達4萬美元的華盛頓私立學校的原因，就是他對華盛頓地區公立學校教學質量不放心。在那所學校里，前總統克林頓的女兒、尼克松的女兒以及副總統艾伯特·戈爾的兒子都是校友。

KIPP像利劍一般刺向教育分層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泰山壓頂般的社會輿論。鼓舞學生給官員打電話的行為被認為是操控兒童，高飽和的課堂時間和家庭作業被認為是剝削兒童，強調對老師的言聽計從被認為是違反人權。這些聲音，在中國的毛坦廠中學身上，亦是變本加厲。

毛中的學生遠比KIPP來得癲狂多了。有的學生因壓力太大導致腹痛嘔吐，被扶去醫院；有的學生背着書背着背着就嚎啕大哭，怎麼勸也勸不住；有的學生因為做不出一道題，氣得直揪自己的頭髮，把大腿掐得烏青。更多的學生在校醫務室，一邊輸着液，一邊捧着書。

儘管如此，毛坦廠的大門依然被踏破。因為對他們而言，人生沒有其他最優的選擇，毛坦廠中學90%以上的本科率和50%以上的一本率就是他們的出路，高考是他們最後一條捷徑。但外界對毛坦廠的評論不絕於耳，其中屬“泯滅人性”“扭曲教育”“扼殺創造力”“壓抑個性”呼聲最高。

安徽六安毛坦廠中學萬人送考

這讓人想起了一個故事：滿載的公交車來了，等待已久的乘客爭先恐後，喊着“師傅等等，還有人沒上呢！”一旦他們擠上去了，就會催司機說：“趕緊關門開車，沒座位了，別讓後面人上了。”

05. 尾聲：教育公平和頂層設計

今年三月，美國曝出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學招生舞弊案，行賄金額高達2500萬美元，牽扯出的家長非富即貴，不乏好萊塢大牌影星與華爾街明星企業的CEO。

買通監考老師、偽造運動生涯甚至謊報種族身份，五花八門的舞弊手法將這些富家子弟送進了斯坦福、耶魯這樣的常青藤名校。而隨後哈佛公布的一則調查報告則更是火上澆油：2021 屆的新生中，29.3% 的學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曾是哈佛學生，而 46% 的新生家庭年收入超過 50萬美元。

美國頂級教育資源世襲罔替的一面展露無遺。頂級名校的教育資源，被利益集團量化成了明碼標價的商品。如果父母本身就是藤校畢業的精英，還可以明目張胆的直接捐贈入校。

研究美國教育的Dora Seigel在其2018年6月的博客《贊助到底對申請入學有多大幫助？》中，詳細的介紹了這種捐贈的機制。斯坦福的招生人員會每年從學校領到擬好的名單，然後去主動接觸這些富豪，捐贈門檻高達50萬美元。這意味着普通人即便願意花錢，也找不到門路。

這樣的捐贈足以讓一名SAT成績在1200分左右的學生踏入斯坦福，而通常錄取分數要接近1550分（滿分1600）。在本次案件中引起中文互聯網關注的步長製藥董事長女兒趙雨思，其ACT成績高達33分（相當於SAT1500分），但進入斯坦福卻花費超過650萬美元，被中介坑慘了。

基礎教育的不均衡越演越烈，高等教育被富豪壟斷門路，KIPP成為美國教育公平的最後一束火把。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頂層設計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育公平的可持續性。今年7月8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其中點睛之筆是被俗稱為“公民同招”的第十七條，核心內涵為禁止民辦學校進行篩選選拔學生，學生隨機派位就近入學。

通過掐尖生源，打造集團化名校的教育產業化已經日益威脅到社會的教育公平。而伴隨着名校、菜校觀念而興起的學區房炒作，用巨大的貧富差距撕裂了社會共識。對基礎教育進行均衡化的資源搭配，是本次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在教育焦慮影響到生育率的當下，這些措施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白岩松曾說，有一類學校，比如毛坦廠中學，我無論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諷的事情。因為能把院牆外的柳樹當神樹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

在《毛坦廠中學的日與夜》紀錄片里，有一幕頗值得拿來一談：一群上了大學的毛坦廠學子回到他們昔日奮鬥過、厭惡過的學校，他們在鎮上最好的飯店訂了一間包間，辦了一場遲來的謝師宴，程曉東受邀入席。

飯桌上，學生們紛紛開起了老師的玩笑，誰曾經被老師盯梢過，哪個老師具有極強的個人特色。他們的臉上早就沒了在毛坦廠復讀時的晦氣，顯然曾經吃過的苦已經被大學生活徹底填平。如果去年他們尚處地獄泥沼，如今看，個個喜氣洋洋，功德圓滿。

不止是毛坦廠中學，包括海淀黃庄、順義媽媽、衡水家長，它們都是中國教育分支下的必然產物，其本質在於中國教育的代際不可傳承。在高考面前，每一代都必須重新洗牌，分數是絕大多數人手上唯一的砝碼，也是中國廣大底層學子能夠通過教育，來克服在出身上的種種不平等的最大的機會。

說到底我們民族有着上千年教育改變命運的信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是整個社會的活力源泉。這個國家對抗教育分層的努力，永遠都不應該結束。

(來源:飯統戴老闆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