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拉斯，不是特斯拉丨一撇一捺

人生百態，世事萬緒

這是《一撇一捺》人物專欄的第6期

初秋的風拂過倫敦，唐寧街10號也到了易主之時。

9月5日，英國正式公布保守黨黨魁選舉結果。在與財政大臣出身的少數族裔候選人蘇納克（Rishi Sunak）歷時兩月的激烈競爭中，被稱為“新鐵娘子”、“小撒切爾”的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以14.77%的優勢奪得桂冠，成為繼撒切爾夫人、特雷莎·梅之後執掌英國的第三位女首相。

特拉斯的確稱得上是英國政壇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有意思的是，在中國不甚熟悉她的網民，也會將其名字混為另一個英文“特斯拉”。2010年才成為下議院后座議員的她，敢想敢幹，聯合同時期的多位保守黨後起之秀組成團體，一鳴驚人。她進入政壇至今不過十年出頭，卻先後供職於卡梅倫（David Cameron）、特雷莎·梅（Theresa May）、約翰遜（Boris Johnson）三任首相的內閣中，期間接連擔任環境大臣、司法大臣、國際貿易大臣、外交大臣等要職，如今又擔起首相重任，可謂是平步青雲。

人們總不免將特拉斯與保守黨過去的首相作對比，尤其是她政治生涯中不斷“致敬”着的撒切爾夫人，令1979年與2022年的英國出現了某種奇妙的歷史耦合——同樣是滯脹危機，同樣是“撒切爾”。眼下英國無疑面臨著自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任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形勢，高通脹、生活成本危機、能源賬單高企、公共服務短缺等，內憂外患並存，而高舉原教旨式的撒切爾主義旗幟的特拉斯要拯救英國於泥沼之中，恐怕有着登天之難。

唐寧街10號送走了遭遇“逼宮”的“英國最糟糕首相”約翰遜，卻迎來了在糟糕程度上或許足以與前者“一爭高下”的特拉斯。輿觀（YouGov）最新民調顯示，僅有12%的受訪英國人認為特拉斯會是一名好首相，似乎暗示着英國前路黯淡，而保守黨黨魁選舉的整個夏天更像是一場無趣的內部“自嗨”。

圖源：Politico

通往白廳之路

特拉斯並非傳統的保守黨人士。1975年，特拉斯出生於英國牛津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大學數學教授，母親則是一名護士以及英國反核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特拉斯小時候常跟着他們一同參與示威，將他們形容為熱心政治的“工黨左翼”。不過後來她進入保守黨令父母感到十分震驚，以至於在她競選議會議員時，父親拒絕提供任何協助。

特拉斯在1993年進入到牛津大學默頓學院，就讀於王牌專業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PPE）。這一專業孕育了她的競爭對手蘇納克，也走出了撒切爾夫人、卡梅倫和約翰遜幾位前首相，甚至在英國各界也不乏該專業出身的精英，以至於外界將PPE戲稱為“統治英國的牛津學位”。

青年時期的特拉斯

事實上，在大學時期，特拉斯並非像現在一樣是保守黨的忠實信徒。彼時的特拉斯是大學裡自由民主黨的活躍分子之一，擔任牛津大學自由民主黨主席和自民黨青年和學生（LDYS）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且高調宣揚過不少傾向於左翼社會主義立場的主張，例如“解放大麻”、“廢除君主制”等。她甚至還發起了反對當時保守黨政府大力推動的《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的運動，而這一法案遭到包括工黨在內的強烈反對。

然而，等到大學畢業，特拉斯便立馬倒向了右翼陣營。她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曾表明，自己的政治觀念“深受撒切爾夫人的影響”。而目前看來，無論在着裝風格還是政綱上，她確實有意將自己打造為“小撒切爾”，但這是後話。耐人尋味的是，特拉斯加入保守黨乃是在1996年，而撒切爾夫人則在1990年便已下台，中間有着整整六年的時間差，“撒切爾夫人的影響”來得似乎稍晚了些。

撒切爾夫人

經驗表明，一個毫不掩飾地展露在公共事務方面的興趣的人，通常不會甘於遊離在政治生活之外。對特拉斯而言，英國政府中樞所在的白廳街（Whitehall），才是她人生目標和政治抱負所在。

畢業後的特拉斯曾作為會計師先後供職於殼牌（Shell）和大東電報局（Cable & Wireless），直至2005年。在此期間，1998及2002年她兩次參選倫敦格林威治地方議會議員，卻均未當選。而且，她還在2001和2005年英國大選時分別作為西約克郡海姆斯沃斯選區、考爾德谷選區的保守黨候選人兩次參與角逐，依舊以落敗告終。

不過，屢次失敗並未讓她一蹶不振，2006年時特拉斯終於在格林威治地方議會議員，並在2010年大選時再次向國會進軍。期間，她不僅任職於中間偏右的“改革（Reform）”智庫，還被卡梅倫提攜為保守黨A級候選人（A List）之一。不負黨內期望，特拉斯當選成為下議院后座議員之一（即不承擔政府職能的議員），並很快開啟了長達十年的政府生涯（2012年至今）。

“小撒切爾”的人設要立好

特拉斯曾在採訪中提到過，如果能成為《權力的遊戲》中的一個角色，她希望自己是無面者艾莉亞·史塔克，因為她很羨慕“能在任何時候都拒絕遵從別人對她的期望”。然而，反觀特拉斯自身，她似乎從未拒絕過人們對她作為“小撒切爾”的期待。

當特拉斯的議會生涯剛剛開始之時，她便積極地向外界推銷自己與撒切爾夫人如出一轍的政治形象——即徹底擁抱經濟自由主義，包含了減稅、私有化、打壓工會、削減社會福利等一系列“里根-撒切爾主義”所蘊含的政策要素，而外界反響也十分準確，將其看作是撒切爾夫人的“繼承者”。

不知從何時起，媒體們樂此不疲地報道着一切能在特拉斯與撒切爾夫人之間建立聯繫的內容，他們不斷提及着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甚至可能是謊言），即特拉斯8歲時曾在學校排演的戲劇中扮演過撒切爾夫人，暗示讀者這“預示了些什麼”。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的一次電視辯論中，蘇納克及特拉斯均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於撒切爾夫人的崇拜以及“回到撒切爾”的政治傾向，無不表明原教旨式的撒切爾主義正在英國保守黨內加速回潮。

在成為議會后座議員的頭兩年，特拉斯奔走各方，以“小撒切爾”的形象籠絡了不少意識形態相近的保守黨議員，並重點涉足於經濟改革議題。在2011年10月，特拉斯連同40多位保守黨議員創設了以撒切爾主義為宗旨的“自由企業小組”，包括了後來在約翰遜內閣任副首相的拉布（Dominic Raab）等不少當時保守黨的新星。

特拉斯在2012年連同組內四位議員合著了一本名為《被解放的不列顛》（Britannia Unchained）的書，核心觀點正是經濟自由主義、反政府干預。然而，該書將英國工人形容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懶漢”，在當時引發了不小的爭議。而隨着五年前批評“英國工人懶惰”的錄音近日被公之於眾，特拉斯再次招致廣泛批評。儘管特拉斯試圖將相關爭議“甩鍋”給當時執筆的拉布，但毫無疑問，她是這部分內容的堅定支持者。

爭議意味着熱度。或許正是當時來自工黨的猛烈攻擊，才令彼時執政的保守黨政府注意到了這位“撒切爾的後繼者”，讓她得以在2012年便進入政府任教育部長，兩年後又被卡梅倫迅速提拔為環境大臣，首次進入內閣；又經特雷莎·梅提拔成為英國首位女性司法大臣和財政部第一副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在2019年約翰遜上台時，包括特拉斯在內，該書的五位合著者中有四位進入了約翰遜的內閣之中。

特拉斯於2016年成為首位女性司法大臣兼大法官

在約翰遜主政的三年間，特拉斯一直是他的堅定支持者。在擔任國際貿易大臣期間，她為約翰遜推進脫歐事務奔走各國達成多項貿易協議，立下了汗馬功勞；後又憑藉此役轉任外交大臣，在英國與歐盟關於脫歐後事務的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有意思的是，此前在2016年脫歐公投之際，特拉斯就以反脫歐派自居，公開指責脫歐派“極端和過時”。她曾在英國《太陽報》公開發文稱，脫歐將釀成“三重悲劇”，卻在公投之後搖身一變成為脫歐旗手，將過去撒切爾夫人的疑歐主義思想“撿了起來”。特拉斯政治立場的轉變之快，實在令人意外。

不是每一個“鐵娘子”，都叫“撒切爾夫人”

在擔任外交大臣期間，特拉斯藉助在對外事務上的強硬作風，迅速為自己博得了“鐵娘子”的稱號，不僅獲得了國際社會的矚目，更是加強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

Politico雜誌曾指出，作為前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一直秉持着溫和的作風，與其他國家友好相處以達成貿易協議。然而在對華及對俄態度上，前保守黨黨魁史密斯則表示，特拉斯一直是“比較強硬的人之一”。

作為約翰遜的繼任者，特拉斯在勝選演講中點名感謝他“挺身而出對抗普京”，暗示着新內閣在對俄外交政策上的連貫性。而早在去年12月舉行的北約外長峰會上，特拉斯曾嚴厲警告俄羅斯，主張美西方國家要統一戰線捍衛“自由邊界”，甚至一度將矛頭指向中國“一帶一路”。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她也不遺餘力奔走在“反俄第一線”——儘管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她在今年的一場演講中鼓吹過“亞太版北約”，還曾呼籲世界“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並曾表示世界貿易組織（WTO）應拒絕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待。特拉斯無疑是英國的“鷹派”政客之一。

而在約翰遜宣布辭職之後，垂涎首相之位許久的特拉斯更是有意識地強化着自己對華對俄的強硬作風，以博得黨內人士的青睞。她屢次在台灣問題上發表不當言論，並聲稱中國是英國的“威脅”之一；她還聲稱要“叫普京出來”談談，並表示要“挫挫（俄外長）拉夫羅夫的銳氣”；她甚至揚言道“必要時會按下核按鈕”，儘管這意味着“全球毀滅”。

特拉斯不僅在政策上一直將撒切爾主義奉為圭臬，在着裝和行為模式上也刻意地模仿着撒切爾夫人。悖謬的是，如同追星一般模仿撒切爾夫人的她，卻堅持認為自己“從不試圖模仿任何人”。在7月15日五位候選人參與的電視辯論中，特拉斯則“從頭到尾”再現了1979年大選直播時撒切爾夫人的形象。而此前，她的不少照片都被懷疑在模仿撒切爾夫人，包括在愛沙尼亞坐“挑戰者-2”坦克，在泰國坐凱旋摩托車，在約克郡擁抱一頭小牛。

然而，不是每一個“鐵娘子”，都能成為“撒切爾夫人”。實際上，當特拉斯只能通過“致敬”撒切爾夫人來吸引黨內選票之時，恰恰意味着她個人魅力及能力的缺失。批評人士指出，特拉斯對於撒切爾夫人的模仿終究淪為形式，其政策綱領浮於表面，讓人無法相信她能夠在經濟衰退和地緣政治衝突中領導英國走向正確的方向。

誠然，從衣着作風到政策主張，特拉斯無不效仿着撒切爾夫人，但她似乎並不像後者那般有着重振英國經濟的清晰的政治藍圖，而是主張着一種高度簡化的撒切爾主義，以減稅應萬變，毫不顧及現實條件與四十年前相比所發生的巨大轉變。

而同樣自詡為“撒切爾後繼者”的蘇納克，所提出的“先增稅後減稅”的方案則顯得更為務實可靠一些。然而，蘇納克的財政均衡方案並不符合保守黨的主流，特拉斯的激進減稅方案則被視為撒切爾時期以來的保守黨正統。

對於保守黨而言，最為重要的是能選出一位足以團結黨內、並且能夠在下次大選中壓制工黨的黨魁。無疑，蘇納克的“叛徒”標籤會帶來消極作用，但也不必誇大這部分影響。二人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或許才是決定性的因素，而特拉斯成功當選，恰恰意味着保守黨仍不願改變維持了四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模式。

特拉斯來到了英國改革的十字路口

同樣地，不是每一場經濟危機，都能靠撒切爾主義克服。里根-撒切爾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解決了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但沒有人能保證它能夠再次成功。

正如前面提到的，每一種發展模式的成功都需要與其相匹配的社會土壤，新自由主義與上世紀70年代的英國也是這樣的關係。如今，日益擴大的貧富分化、非經濟領域不必要管制的泛濫、經濟領域合理管制的缺失、氣候問題與新冠疫情等全球治理危機，絕非特拉斯“照抄四十年前的作業”就可以解決，甚至有可能令情形進一步惡化。

一個需要澄清的誤區是，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市場至上絕不等於“政府越小越好”，而是需要強大的國家權力，只不過這一權力並非像“有形之手”一般干預市場，而是用於建立市場原則並確保其在所有領域的順暢運作。而且，以英國的情況來看，眼下薄弱的稅收基礎與無法割捨的公共服務之間存在的張力正是問題所在，而眼裡只有“減稅”的特拉斯或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又或者是視而不見。

整個夏天，英國面臨著一場由政治真空所引發的災難，而這僅僅是凜冬將至的前奏曲。面對眼下英國經歷的高通脹以及能源賬單的飆升，儘管特拉斯發誓在上任一周後將立即採取行動處理能源賬單問題，但她此前卻強烈反對對普通人直接的經濟援助，更是反對工黨所主張的凍結能源賬單上限，而後二者是緩解英國生活成本危機的有效手段。人們難以預料她的具體行動，這主要是因為她的政策邏輯出現了混亂。

重重危機之下，英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而只有積極的變革者才有可能創造新的時代。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而不願意做出改變、一味擁抱所謂“正統”的保守黨人，註定要成為時代的落伍者。約翰遜為應對脫歐與疫情的夾擊所採取的諸多為保守黨所厭棄的“政府干預”一般的舉措，實際上為經濟改革開啟了一條新思路，似乎暗示着傳統國家的權力正在回歸，而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也將被重新調整。接下來，就需要看特拉斯要如何引領這場變革了——任何不作為甚至方向性的錯誤，都將令指揮棒重回工黨手中。

不過，任何改革都需要時間，即便是特拉斯心心念念的減稅也需要三五年才能發揮供給側的增量作用。這個冬天，與其期待着特拉斯能採取什麼“石破天驚之舉”，英國人民不如將鍋爐的溫度調低一些，至少能讓賬單上的數字顯得不那麼離譜。

作者丨陳淼松，深圳衛視直新聞編輯

編輯丨吳蔚，直新聞高級主筆，深圳衛視《直播港澳台》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