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宏義（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教授）
宋初歷史上耳熟能詳的“雪夜定策”故事，是指宋太祖與心腹大臣趙普之間有關“一天下之策”的一段著名對話：
太祖嘗夜幸（趙）普第，立風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與普飲於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
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
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矣。願聞成算所向。”
太祖曰：“吾欲取太原。”
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
太祖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太原彈丸黑志之地，將無所逃矣。”
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試卿爾。”
此“雪夜定策”，南宋史學家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考定發生在建隆三年（962年）。不過上述對話，並未述及統一方略的具體步驟，但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一所載宋太祖對趙光義說的一段話，正好回答了這一問題：“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指後蜀），次及荊（指荊南高保勖、湖南周行逢）、廣（指南漢）、江南（指南唐），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中原王朝）。河東（指北漢）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晩。”宋太祖所預想的兵取諸國之次序，先取後蜀，然後順江而下，依次收降荊湖、南漢、南唐，再整軍北伐。《東都事略》卷二三中也有記載，但認定宋太祖對宋太宗所說之語是在“既平湖湘”以後，故未再提及“湖湘”。而這一“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方略，大略為後周世宗、王朴議定的一統天下之策的翻版。
宋太祖
先南後北，先易後難
史載周世宗感慨唐末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故特意下詔讓臣子上《開邊策》，其中王朴所提出的統一天下策略，見解獨到，深得周世宗的稱賞。王朴針對當時南方諸割據政權中，以江南的南唐實力最強，四川的後蜀次之，而南唐所有的兩淮地區，不但地理位置重要，南臨大江，北與後周之境相接，且與汴京也相距不遠，人口眾多，經濟發達。因此，後周如能控制兩淮，便可扼住江南咽喉，“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南漢）、巴蜀（後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指時屬契丹的燕京地區）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強兵制之，……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簡單而言，王朴設想的攻滅諸國、一統天下的戰爭進程是，首先攻取南唐的淮南地區，然後乘勢取南唐的江南地區，再傳檄嶺南、巴蜀，席捲燕地，最後攻取“河東必死之寇”。
宋太祖通過縝密策劃的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但其所承襲的後周疆域，不出中原黃河、淮河流域以及關中等地，舉目四望，皆為他人邦國，所以有“一榻之外，皆他人家”的感喟。為此，頗懷一統天下之志的宋太祖，在政權初得穩定之時，便已考慮如何結束自晚唐以來的天下四分五裂之亂局，也便有了這一與後周君臣議定的統一策略有着直接淵源關係的“雪夜定策”。
但這一統一方略能否順利進行，其最大的變量就在於“先南後北”的北方。五代後晉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以後，中原地區的北大門洞開，契丹騎兵憑恃地理優勢，幾乎可以隨意南下攻掠，而中原政權卻因河北平原千里平野，無險可守，所以在與契丹的戰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被動局面。故對於後周乃至此後的北宋而言，其所面臨的戰爭威脅，主要出自北方的契丹、北漢政權。據《契丹國志》卷五雲，當時“中原多事，藩鎮爭強，莫不求援於契丹以自存”。
因此，周世宗在奪得南唐淮南十四州以後，鑒於南唐受此重創，衰微不振，畏服於後周，而當時契丹皇帝遼穆宗“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又“性好游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蒞之，帝不以屑意”，朝政紊亂，人心浮動，國力大為削弱。故周世宗遂對“先南後北”方略予以調整，調轉兵鋒，於顯德六年（959年）中發重兵北伐，欲趁此有利時機收復幽州地區，關上那北大門。結果，後周軍隊一戰收復三關：益津關（今河北霸州）、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舊南關）與淤口關（今河北霸州東信安鎮）。然而數日後，周世宗忽然得病，無法支撐，着手布置北邊防務以後，統軍南返京城。不久，周世宗病逝，其幼子繼位。僅過半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篡奪了後周王朝。
宋太祖登基稱帝的當年，潞州節度使李筠便聯合北漢起兵叛宋，宋太祖領軍親征，在平亂後，欲乘勝北取太原，滅北漢，為此特意私下徵求武勝節度使張永德的意見。張永德認為：“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游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諜契丹，先絕其援，然後可圖。”宋太祖也自知國力不足，遂認可了張永德的建議，曰：“善。”正好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又據城起兵，宋太祖忙於調兵親征，所以首征北漢的計劃遂遭擱置。至建隆三年，宋太祖的統治漸趨穩定，但眼見北伐北漢、契丹的時機依然未成熟，遂將目光轉向南方，“雪夜定策”也就應時而生了。
不過宋太祖也非機械地執行這統一方略，而是視實際情況的變化予以靈活應用。就在“雪夜定策”前後，割據湖南十四州的武平節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權繼任其位，軍心未服，衡州刺史張文表乘機發動兵變，周保權為求自保，急遣使臣向荊南高氏政權以及宋廷求援。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宋太祖趁勢定下假途滅虢之計，遣軍南下收湖南，並在途中順便滅了荊南高氏。
乾德二年（964年），後蜀君臣遣使臣聯絡北漢，約南北同時發兵攻宋。宋太祖由此獲得師出有名的良機，即刻揮軍出征，僅66日就攻破成都，後蜀亡。
開寶三年（970年）九月，宋太祖命將出征南漢。次年二月，宋軍攻佔廣州城，南漢亡。
開寶七年（974年）九月，宋太祖再次命將五路並進，南征南唐。至八年十一月末，金陵城被宋軍攻破，南唐滅亡。
開寶九年十月，宋太祖駕崩，其弟宋太宗繼位。至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初步穩定了統治的宋太宗迫使清源帥陳洪進、吳越國王錢俶“納土”，南方諸割據政權皆得平定以後，便遣大軍四路進攻北漢。次年四月，宋太宗親至太原城下督戰。五月，孤立無援的北漢主劉繼元計窮力竭，開城出降。至此，軍閥混戰、政局動蕩、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國歷史宣告結束。
趙普
後人的非議
對於宋太祖這一“先南後北”、“先易後難”而最後用兵幽燕的一統天下方略，後人多加稱揚其正確、英明，但也人認為這是宋朝最終不能從契丹手中收復燕雲地區的主要原因，而大加批評：因為當宋軍按原定計劃先後消滅南方諸國、再欲用武力收復燕雲失地之時，遼國昏君遼穆宗已死，繼位的遼景宗治政較清明，時局漸得穩定，並經過十數年的休養生息，國力有所增強。即宋太祖未能延續周世宗快收三關的好勢頭，反而先去經營南方，終於失去了收復燕雲失地的最佳時機。這個說法貌似有理，但就其實，乃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已。
據現見史料，最初對宋太祖這一方略提出非議的是宋真宗。此前，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滅亡北漢以後，隨即發兵進攻燕京，數年後又於雍熙年中再次大舉進攻遼國，但都在燕京城下鎩羽而歸，並據王銍《默記》卷中稱“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雲”。即宋太宗本人在高梁河大戰時腿中箭傷，最終因此傷複發而死。此後，宋、遼連年大戰，宋真宗也終於被迫與“夷狄”訂立了城下之盟——“澶淵之盟”，由此正式向天下宣布放棄收復燕雲失土的策略。為此，史載心中頗覺尷尬的宋真宗曾對侍臣云：“（周世宗）智算雄武，當時親征下瀛、莫，非遇疾班師，則克複幽、薊矣。”歐陽修《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中同樣評論道：“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周世宗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不過，他們尚不敢明言指斥開國聖主宋太祖，只能借周世宗之事來澆胸中塊壘，以暗示“先南後北”方略的失誤。
北宋末，金人自燕雲地區南下，一舉攻破東京開封，北宋王朝覆亡。故南宋人遂明言宋太祖“雪夜定策”之非，其中可以南宋初大詩人陸遊《書通鑒後》的說法為典型：“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指宋朝）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為善也。”
此後至清初，滿洲八旗兵再次自燕薊南下，席捲天下，故當時學者如王夫之諸人痛定思痛，對宋太祖、趙普君臣商議決定的“先南後北”統一方略大加攻訐。清代詩人查慎行也於《甲馬營》詩指斥道：
櫪馬驚嘶嘶不止，紅光夜半熊熊起。
男兒墮地稱英雄，檢校還朝作天子。
陳橋草草被冕旒，版籍不登十六州。
卻將玉斧畫大渡，肯遣金戈踰白溝？
隔河便是遼家地，鄉社枌榆委邊鄙。
當時已少廓清功，莫怪孱孫主和議。
君不見蛇分鹿死辟西京，豐沛歸來燕代平。
至今芒碭連雲氣，不似蕭蕭夾馬營。
詩中“河”指宋、遼界河白溝；“枌榆”乃漢高祖故鄉里社之名，此指宋太祖故鄉涿州；“孱孫”指與遼人訂立“澶淵之盟”的宋真宗；“蛇分”指漢高祖斬蛇起義，“鹿死”指秦朝滅亡，“辟西京”指建立漢朝；“芒碭”指即漢高祖斬蛇起兵之地。查慎行以漢高祖劉邦作對比，嚴厲批評宋太祖不思進取，無意開拓疆土，以致於燕雲失地終於未能收復。此類說法雖說傳布甚廣，世人津津樂道，但深究其實，仍屬不諳史事的書生之見，或者是在苛求古人的議論背後，借古諷今，以此澆胸中塊壘而已。因為他們只看到周世宗收復三關之地勢如破竹，遼穆宗荒淫無道，契丹國力有所下降，但卻昧於對宋初國力不足的深刻了解。
契丹人《出獵圖》
宋太祖能輕取燕雲十六州嗎？
以漁獵游牧為主業的契丹雖說是地廣人稀，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原地區相比頗有不足，但其兵民合一的特點，使其作戰能力凌駕於四鄰，並且自其佔據燕雲十六州以後，國力大增，而且契丹“兼用燕人治國”，因其俗而治，故其在燕雲地區的統治較為穩固。與此相比較，宋朝新造，內部尚多不安定因素，且中原地區自中唐以來長期處於戰爭狀況，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經濟凋敝，雖然後周政府為恢復中原經濟做出很大努力，但周世宗在位五六年間，五次發兵親征，其他小規模的戰事不絕，國家財政的壓力甚重，並未給篡周的宋朝留下多少財富，又加上南方諸國未附，其軍力、財力皆根本不足以支持宋太祖為收復燕雲而與北方強敵契丹決一死戰。
宋人陶岳《五代史補》卷五有載“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此也為後人認為不及時取燕京乃是錯失千載難逢之良機的重要依據，但究諸史載，此說頗難信從。因為周世宗雖然幾乎是兵不血刃拿下三關之地，但卻並不意味着後周軍就能因此輕鬆地取得幽州。
其一，遼廷對三關之地並不太重視，史載遼穆宗獲知三關失陷，竟輕鬆地表態：“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但南面重鎮幽州城，遼廷就不會輕言放棄，當時遼穆宗一面派遣使臣去督促北漢出兵援助自己，一面將行營從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附近）南移至靠近幽州城的草原上，以便就近指揮將士反擊後周軍的進攻。其二，與上述不太重視三關的態度相對應，遼廷用於守衛三關之地的將領大都為漢人，而精銳的契丹騎兵正屯駐於燕京城之北，並未受到後周軍的打擊。因此，這“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之類說法，大概只是出自中原人的誇大想象而已，在遼方文獻並不見類似記錄。據《資治通鑒》，當初周世宗收復三關後，本計劃乘勢北征幽州，但隨駕諸將皆以為未可，認為“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趙匡胤作為周世宗的御前大將，應該也為當時諸將之一。這並非如周世宗所惱怒的是諸將“怯戰”心理作怪，而應是這些老於戰陣的的宿將洞悉敵我雙方實力優劣的明智選擇。入宋以後，經宋太祖大加整頓，宋軍實力確實有所提高，但與周世宗時期相比，當無本質的躍升，就軍力等方面，宋軍與遼軍相比並無優勢可言，更無必勝之把握。此也為日後宋太宗兩次北攻燕京城都遭到慘敗的戰史所證明。
相對於北方，南方諸國實力相對較弱，但經濟卻遠較中原富庶，且諸國各自為政，便於宋朝分而治之。宋朝如若能集中優勢兵力佔據南方諸國，即可大大增強自己的國力，再發兵征服北漢，然後自河北、河東兵分東、西兩路北攻遼國，則收復燕雲地區的把握大為增加。因此，為免北顧之憂，宋太祖對契丹取守勢，並設法與契丹和睦相處。至開寶七年（遼保寧六年，974年），宋、遼雙方互遣使臣約和。對於此次“約和”事件，宋人一口咬定是遼朝首先提議的：如《宋史·太祖紀》載開寶七年十一月“辛丑，命知雄州孫全興答涿州修好書”。《東都事略·附錄一》雲是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修好，……全興以聞，太祖命以書答之”。但是遼人記載是宋廷主動的：《遼史·景宗紀上》載是年“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耶律昌朮，即是宋方文獻中所稱的耶律琮。匯考雙方記載，可知當年三月中，宋雄州知州孫全興奉命先遣人進入契丹聯絡遼涿州守將耶律昌朮，試探約和之事。對於宋朝“先南後北”的統一方略，遼國君臣是心知肚明的，如若乘宋軍經營南方之機，舉兵南下，顯然可造成宋人腹背受敵的危局。但當時遼景宗鑒於國內有權貴欲奪權，頗有內患，所以也無心與宋爭勝，故接到邊報後，出於對等原則，遂命涿州刺史耶律昌朮負責“與宋議和”事宜。十一月中，孫全興將耶律昌朮來書上報朝廷，宋太祖正式命令孫全興“以書答之”，“並修好焉”。
此外，宋人筆記《王文正公筆錄》記載的一件事也與此相關：宋太祖“削平僣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並告知近臣這樣做的用意：“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即宋太祖有鑒於雙方軍力對比，也曾設想過不通過戰爭、而用金錢財物來贖回燕雲失地，如若不成則“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首，其精兵不過十萬，止不過費我二百萬匹絹，則契丹盡矣”。但宋太祖的如此表態，主要是向臣下證明，如若此時便向契丹開戰，在財力支持方面也不存在問題而已。
但與契丹不同，局處河東一隅的北漢政權卻不欲坐以待斃，仿效五代後晉皇帝石敬瑭臣服於遼的做法，向遼朝稱“兒皇帝”、“侄皇帝”，以換得契丹鐵騎的支持，往往採取以攻代守之法，與中原政權抗衡，並進而威脅宋朝河南、關中等腹心地區。為此，宋太祖前後三次發兵進攻太原，欲拔除這一眼中釘，卻皆因遼軍來援而未果。開寶元年（968年）七月，北漢因王位繼承問題發生內亂，宋太祖遂於八月調兵北上攻打太原城。此時，遼國不願坐視北漢被宋朝所滅，遂出軍馳援。十一月，久攻太原城不下的宋軍得知遼軍來援，擔心腹背受敵，引軍而退。
宋太祖不甘心北征無功，打算親征北漢，特意先徵求舊相魏仁浦的意見。魏仁浦認為“欲速不達，惟陛下慎之”，但宋太祖決心已下，於開寶二年二月下令御駕親征，並遣軍防守石嶺關（今山西陽曲東北），以阻擊契丹援軍。三月末，宋太祖至太原城下，四面攻城，並引汾水灌淹太原城。結果，契丹援軍被擊退，但北漢死守不降，使得宋軍屯兵堅城之下數月，陰雨連綿，軍中痢疾流行，士氣不振。同時又傳來遼軍再次遣發大軍陸續趕來增援的消息，難以為繼的宋太祖遂引軍而退。
宋太祖親征太原失利，遂重回歸“先南後北”的既定方略，對北防禦，派悍將駐守北邊諸州，時遣將士攻擾北漢境內，以進一步消弱其國力。直至宋軍攻克金陵，滅亡南唐，南線基本平定，宋太祖再次將目光轉回太原城。開寶九年（976年）八月，宋太祖分兵五路開始了第三次北伐，會攻北漢。各路宋軍進展順利，北漢趕忙遣使向契丹求救，遼景宗即命將出兵南援。但遼軍尚未出境，就傳來宋太祖猝死、宋軍退兵的消息。宋軍第三次會攻太原，再次無功而返。
宋太祖君臣“雪夜定策”制定的“先南後北”的一統方略，就當時南方各方形勢以及宋、契丹的軍力對比等因素而言，應該說是一個知已知彼且明智的決策，宋廷也按此方略如願削平南北諸割據政權，因而頗享盛譽。但隨着宋太宗兩次北伐作戰失敗，隨後宋真宗與遼人訂立“澶淵之盟”，奪取燕雲十六州的希望破滅，於是出現了惋惜周世宗猝死而“大功”不成的雜音，暗含着質疑宋太祖“先南後北”一統方略。至南宋初，士大夫們因痛心於北宋滅亡，遂直接指責宋太祖這一方略的失策；再後因長城不守，滿洲八旗兵由此南下，席捲天下，故清初士人對將宋太祖最後收復燕薊州地區的統一方略大加攻訐，皆屬於藉此以澆心底塊壘而已，並非是真正討論這“先南後北”方略的得與失。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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