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歷史」古人衛生防疫都用哪些器皿

原標題:【文物中的歷史】

  古人衛生防疫都用哪些器皿

  甲骨文“盥 ”字

  西周 青銅盤匜

  鎏金銅匜

  銀洗

  銅鑒

  春秋 楚式青銅匜

  漢 錯金銅博山爐

  漢 獸環甑 台北故宮博物院

  西漢 陶甑鐵釜 國家博物館藏

  明 陳洪綬 《斜倚熏籠圖》(局部)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防控尤為重要,“勤洗手,戴口罩”的自我保護觀念深入人心。那麼,古代在沒有自來水、洗手液、消毒設備的情況下,人們又如何進行衛生防疫呢?不妨從出土的文物器皿中看一看。

  2000多年前用青銅盥洗器具洗手

  2000多年前,洗手是一件非常有儀式感的事情,可不是隨隨便便一洗了之。古人認為靜止的水不幹凈,洗手一定要用流動的水才好,讓污垢被水流沖走。這個好習慣在今天,最科學的解釋就是可以避免交叉污染。

  要說古人講究起來是真講究。在2500年前的周朝,人們已開始用流動水洗手。當中一個重要的發明,就是匜。後來,匜成為一種成熟形態的產品,且延續了很長時間,近些年在國內的考古發現中出土不少。

  在西漢南越王博物館中,藏着成套的西漢年間青銅盥洗器具,當中就包括一套青銅匜,一共16件,此外還有一件銀的。這一組銅匜大小套合,歲月久遠,都鏽蝕在一起。其中的一件有“蕃”字銘文,說明它們是南越國自製的。

  據學者介紹,從考古資料來看,作為先秦時期重要的青銅禮器之一,匜出現時間較早。西周中期時,青銅匜作為一種水器,適應沃盥之禮的需要應運而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是青銅匜的發展期,春秋中晚期是青銅匜發展的高峰期,戰國早期後則是青銅匜的衰落期。秦漢時期雖仍見銅匜,但數量已經很少。所以,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這組青銅匜,價值就格外突出。

  人們現在仍常用“盥洗”這個詞。“盥”的字形,直觀地反映出古人洗手的樣子——兩隻手在上方用水澆淋,下面接一個接水的器皿。澆水的東西,就是匜;接水的器皿,則相對複雜一些。商周時期宴饗用器,古人宴前飯後要行沃盥之禮,《禮記·內則》載:“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盥時用匜澆水於手,以盤承接棄水。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盆匜相配,西周晚期到春秋戰國則多為盤匜相配。戰國以後,沃盥之禮漸廢,盤亦被洗替代。這幾種盛水器的形狀、大小各有區別,代表了不同的使用習慣和禮儀形式。用流水洗手,說明當時人們已經知道,洗手的水重複使用不幹凈。雖然節約用水,但容易造成交叉污染,增加病從口入的幾率。

  古人洗手,除了為清潔,還有一層用意是表示敬重,《資治通鑒》載,唐宣宗“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就是這個意思。

  隨着時代的發展,匜上面出水用的流逐漸演化成柄,它自然也就轉化成和後代用的瓢(也就是舀子)差不多的東西。秦、漢,匜雖然仍有出現,但形制和功能上都有了變化。這時的匜一般以多件的形式出現——就像南越王墓出土的這樣,且形制較小。由於“禮崩樂壞”,鑒、缶等的衰落也加速了匜的衰落。

  我國目前最早的法律判決書就發現在一件匜上——陝西省岐山縣西周銅器窯穴中的“朕”(人名)匜。上面的銘文大意是一個叫牧牛的人,因和他的上司師(人名)爭奪五個奴隸,打了一場官司。法官伯楊父當著周王的面宣布對牧牛的判決,要求他把五個奴隸還給上司,還要打五百鞭子,並罰一大堆銅(銅在古代很珍貴)。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盥洗用具還包括洗、鋗、盆、鑒等,有銀、銅兩種材質。從出土狀況可以推測,當時的人們是很珍惜這些器物的,很多器底還有修補痕迹。畢竟鑄造銅器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高精尖技術,也是高成本產業。《說文解字》說:“鑒,大盆也。”它的用途很廣泛。南越王博物館學者指出,到了西周晚期,鑒被用來作為盛水、盛冰和沐浴時的澡盆使用。在銅鏡還沒有盛行的時候, 古人常用鑒盛水以照容貌。

  至少從先秦時期開始,盆的用途和我們今天已經差不多了。有關盆,最多的記載還是用來當水器,也就是裝水用,比如“盆以盛水”“浴水用盆”等。可以說,它是一種有多種用途的器具。

  秦漢時期人人注意衛生清潔

  “飯前便後要洗手”是現代的衛生口號,古人也早就這麼要求了。古人對個人衛生最在意頭、腳、手、身的清潔。在四者中,洗手最為頻繁。“洗”在先秦時多指洗腳,在甲骨文中“洗”字上半為足形,下為水形,就有這層含義。而洗手當時不叫“洗”,稱為“盥”。甲骨文中的“盥”字就是將手放在水盆里洗的樣子。

  就餐前將餐食洗乾淨,在秦漢時期已是一條衛生標準。《淮南子·詮言訓》稱:“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在清洗餐具時,則須先把手洗乾淨,此即《禮記·少儀》所謂“凡洗必盥”。隋唐人孔穎達就此註疏:“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飲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

  如果不注重個人的清潔衛生,往往會被嘲笑。如東漢時有個名叫劉寬的官員,不喜歡洗手洗澡,在當時的京城出了名,故《後漢書·劉寬列傳》中稱他“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

  秦漢時期,不注意個人衛生是當時社會所不能接受的。《鹽鐵論·殊路》中有這樣的說法:“西子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意思是,就算美如西施,如果不衛生,俗人走過都捂鼻子。

  至於如廁後洗手,古人同樣講究。《世說新語·紕漏》有一則“王敦如廁”的故事:王敦從廁所出來後,有婢女雙手托着盛滿水的金盆,後面則端着裝有高級洗滌用品澡豆的琉璃碗。王敦見狀,把澡豆摻上水吃了,稱是“乾飯”。王敦是東晉丞相王導的堂兄,此則故事發生在王敦初娶晉武帝司馬炎之女舞陽公主(實為襄城公主)時,他在皇帝家如廁。故事並不是說“便後洗手”之俗不存在,而是笑話王敦少見識,不識澡豆。

  到後來,“便後洗手”已成為古人須從小養成的衛生習慣。如清李毓秀編學童啟蒙讀物《訓蒙文》(《弟子規》)中即要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輒凈手。”

  人們逐漸發現,很多身體上的毛病,大概都是因為吃東西不衛生所致,也就慢慢開始重視洗手。2000多年前《禮記·內則》中有四處寫道:“雞初鳴,咸盥漱。”所謂“盥”,就是洗手。東漢哲學家王充《論衡·譏日》也說:“盥去手垢。”

  當然,這些典籍里記載的洗手,多半還是集中在貴族群體和官宦、知識分子中。而今,無論中外,都是全民講衛生愛乾淨。

  沃盥之禮體現清潔講究多

  古代的沃盥之禮還很複雜,比如一般人家接待賓客,要由主人為客人親手操作:長者拿着匜澆水,兒子在旁邊端着盆盤接水。客人洗完手,主人還要用雙手遞上一條擦手巾。此外,子女每天早晨要給父母送水盥洗。在今天一些地方,仍保留了主人給客人遞毛巾的習慣,這就是古風存留。

  古代講究尊師重道,所以當弟子的也要侍候師父盥洗。《管子》載:“少者(弟子)之事,夜寐早作。攝衣共(供)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就是說弟子要在師父還沒起床時,輕手輕腳地把洗臉水送到房內;等師父起身後,要奉匜給先生盥洗;之後還要把盥洗用具收拾好。

  作為華夏婚禮原型的周代婚禮,當中就包含了盥禮。新人入席前、入洞房前凈手潔面,有強調婚姻潔凈的意味。

  因為沃盥之禮的存在,洗手在當時成了一門技術活,洗不好,不但可能被人鄙視,還可能惹上大麻煩。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晉公子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匝沃盥,既而揮之。怒,日:‘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因。”當年,秦穆公把五個女子送給流亡的重耳(後來的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作姬妾,當中包括自己的女兒懷嬴。懷嬴原先嫁給晉懷公(重耳之侄),這次是改嫁。有一天,她幫重耳洗手,重耳洗完後大概是隨手甩了甩手上的水,弄到了懷嬴的身上。懷嬴認為是鄙視自己,大怒。這個時候重耳正有求於秦穆公幫他奪回晉國政權,哪裡敢得罪老丈人呢?只好連連賠罪,脫去衣服,把自己關起來,表示謝罪。重耳此人,身段向來柔軟,這個事例更是展現得淋漓盡致。

  為了洗得更乾淨更方便,中國古人逐漸發現並利用一些有助清除污垢之物,其中一種就是澡豆。澡豆是一種以豆粉、豬胰臟粉等添加藥品製成的洗滌用品,呈葯製品的粉狀,用以洗手,洗面,能使皮膚滑潤。宋代以前,洗臉、凈手、浴身的時候,沒有成團的“肥皂”,而是使用澡豆。

  宋代彭乘《墨客揮犀》里還有一個故事:“(王安石)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王安石這個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居然每天臉都洗不幹凈。是因為工作太忙嗎?還是寫文章太累了?

  中國古人還利用植物皂莢之莢果及肥珠子,也就是無患子果實去污,宋代庄綽《雞肋編》記載:“浙中少皂莢,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

  古人衛生防疫還有蒸和熏

  許多文獻中記載了古人如何預防與治療防疫疾病的方法,通過一些出土的文物,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清潔洗手外,還有消毒衣物、熏香殺菌等方法。

  

  古代,在高溫殺菌方面,李時珍的辦法較之很科學,在《本草綱目(金陵本)》中有“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可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的建議。

  在出土的文物中發現了一種叫甑(zèng)的器皿,它是一種炊具,其狀如盆,底部有孔,通常放置在鬲上,加熱過程中可使蒸汽上行,簡而言之,猶如一個蒸鍋。

  “甑上蒸過”即將病人的衣物放置在蒸鍋上,利用沸水所產生的水蒸氣高溫殺菌。在標準大氣壓下,水沸騰時產生的水蒸氣溫度和水一樣,都是100℃,長時間地蒸,可以達到滅活病毒的功效。

  明代李時珍還提出了消毒病人衣物的方法。古人沒有一次性衣服,更沒有防護服,這種衣服蒸煮消毒方法很實用。

  除了消毒衣物,古代人們已經注意到躲避外邪、隔離患者對瘟病預防的重要性。《晉書·王彪之傳》記載,有“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即不僅注意到對已有病人的隔離,而且還注意到對已與病人有接觸但尚未發病者的隔離。

  

  通過熏蒸的方式,保證衣物的清潔與衛生,是李時珍對前人經驗的總結髮揮。

  宋人洪芻《洪氏香譜》中記有“熏香法”,其實就是“給衣熏香法”:凡熏衣,以沸湯一大甌置熏籠下,以所熏衣服覆之,令潤氣通徹,貴香入衣也。然後於湯爐中燒香餅子一枚……置香在上熏之,常令煙得所。熏訖疊衣,隔宿衣之,數日不散。

  《陳氏香譜》“香器品”中介紹了一種“香盤”:用深中者,以沸湯瀉中,令其蓊鬱,然後置爐其上,使香易著物。從中不難看出,古時熏衣需先利用開水的蒸汽將衣物浸成半濕狀,無形中起到了殺菌的作用,然後熏香,便於香氣的附着。

  以香熏衣之法,於漢代時已是宮廷禮儀,《漢官儀》中有“尚書郎入直台中”條,有專門的女侍史負責為期“絜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台中,給使護衣服”。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齊文學家顏之推在其編撰的《顏氏家訓》記載道:“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在張敞編寫的記錄晉太子儀禮風俗的《東宮舊事》中又有:“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又大被熏籠三,衣熏籠三”的記載。二者相互佐證,可知當時以香熏衣已經成為社會風氣。

  兩晉隋唐之間,熏衣香方均見於醫家記載,不由讓人猜測,早期熏衣的目的,除了純粹的嗅覺感受之外,更多是為了預防和治療疾病。

  早在漢代,人們就發現熏香可以殺菌。漢武帝劉徹痴迷熏香,他下旨召集全國能工巧匠,使用鎏錯金銀的精細複雜工藝,鑄造銅熏爐,爐蓋模擬渤海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巒重疊,於博大中蘊含清秀,故稱“博山”熏爐。

  從各個時期出土的熏爐來看,以爐焚香,既提高了香料的燃燒物化能力,又保持了燃燒體的清潔衛生,因而很快風行一世。漢武帝時期,漢中流傳瘟疫,用熏燒香葯的方式很好地抑制了瘟疫流傳。

  早在博山爐出現之前,熏香已經進入了人們的生活。除了佩戴草葉之外,焚燒香草也是古代人們潔身凈室的手段。

  歸根到底,要想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一定要做好個人的清潔衛生。

  (本文由閔媛編輯整理)

來源:中國甘肅網-甘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