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黃必康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仿詞全譯本）

譯者簡介

黃必康 教授

黃必康，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英國杜倫大學國際高級研究員（International SeniorFellow, 2017）；美國富布萊特研究學者（FulbrightResearch Scholar, 2004）；國家精品課主持人。曾任北京大學英語系副主任；教育部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務長。研究方向：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研究；美國研究。出版學術專著4本，譯著2本，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國家級規劃教材十餘種。

譯者簡介

叢書序言

譯者自序

黃必康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是英語詩歌的星空中一縷永恆飛舞的彩練。

十四行詩在西方文學中源遠流長，其始於十三世紀的意大利，繁榮於文藝復興，十六世紀初傳入英國，風行一時；後經莎士比亞改造，自成一體，成為英國伊麗莎白時代廣為採納的抒情詩體。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共154首，或歌頌青春亮麗，兩情久長；或詠嘆光陰須臾，時運無常；或怨友情反覆，恨人情冷暖。這些詩讀來真切，充滿想象和激情；詩體為五音步抑揚格，分三個四行和一個雙韻對句組成，起承轉合，各成韻式，形成婉約的音樂美。這154首詩在敘事上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前126首寫給一位年輕的貴族朋友，詩人懇請他結婚生子，讓美貌永駐人間，抱怨他對友情不忠，乘機奪愛；嫉恨這位朋友為了另一個詩人的友情而有意疏遠了他；最終，詩人盡棄前嫌，與這位朋友兼保護人的年輕人重歸於好。在127-152首詩中，詩人表達了對自己的情人，一位“深膚色夫人”的情慾和愛恨交織的心情：愛她深色的美艷和姿色，怨她絕情狠心，對詩人不理不睬；愛她性感的外表，撩人的肉慾；恨她用情不專，勾引詩人的朋友。這些顯著的人際敘事特點促使後世的人們把這些詩與莎士比亞本人的生平聯繫起來，力圖在其中解讀出詩人內心世界的蛛絲馬跡。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沃茲沃斯（William Wordsworth）也曾說：“正是（十四行詩）這把鑰匙，打開了莎士比亞的心扉”。其實，對於我們今天的詩歌愛好者，藝術作品本身的欣賞價值往往比藝術家本人的生平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莎士比亞的每一首十四行詩都可以被視為一件獨立的藝術品，從中都可以讀出豐富的哲思和情感，奇妙的意象和修辭手段，其中傳達出來的，是人生的韻味，是詩的性情，是審美的快感。

當然，莎翁每一首詩的藝術魅力，也是譯者的樂趣之源。

中國詩人和學者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可謂濟濟。如果不算朱生豪、梁實秋等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大家，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單行譯本至今已近二十種。其中較早的，也是影響最廣的，要數梁宗岱先生、屠岸先生和楊熙齡先生的譯本。這幾位譯詩大家都是詩人，他們譯詩照搬十四行詩體式，在形式對等的束縛中努力再現原詩的意境、形式和音律，把個莎士比亞譯得富有詩意，字裡行間多顯出哲思和詩歌的神韻，外形也譯得工工整整。他們的全譯本啟蒙並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讀者和莎士比亞詩歌愛好者，應是英詩中譯的上品。也對形成中國體的十四行詩產生了推動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曾一度出現莎士比亞熱，推動了中國莎學的發展，莎翁的十四行詩不斷有新的全譯本問世。其中較為有影響的譯家有辜正坤，曹明倫，施潁洲等。這些譯者大都是莎士比亞學者，他們的譯詩也都遵行十四行詩的體式，力圖在形式上契合其行數和韻腳，在忠實原詩意義的前提下，努力再現原詩的意境和詩意，貼近原詩的節奏韻律。其遣詞布句，或莊重玄妙，今古成趣，或清麗飄逸，雅俗共賞；其追求形似，或緊扣原詩韻腳，不惜曲意設字，或刻意等行等字，把個譯詩的外形排列得方方正正，中規中矩。這些都表現了不同的譯者對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理解，展現了譯者自己獨具的文學個性和審美追求。

我們知道，英國伊麗莎白時代，早期現代英語經歷了各種語言融合，藉助人文主義教育和大眾口語而逐漸成形；莎士比亞雖無“大學才子”的書卷典雅氣質，卻浸潤於英國文藝復興和詩歌戲劇的大眾文化之中，他的語言藝術來源於熱騰的生活，雅俗共通同濟；他的十四行詩中，既表現了對真善美的追尋，對有限生命的無奈和對永恆的嚮往，既凝聚了人間的愛恨情仇，也迴響着凡俗的，甚至是色情的喜怒笑罵。於是，不同文化和學術背景的中國譯者或海外華語譯者對莎士比亞詩作的形式或內容細微處的理解也難免仁智各異，產生出不同理解、不同詞句和風格不同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譯詩，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以為，英詩中譯過程中，追求形式對等是一種選擇，但不是唯一的選擇。文學翻譯活動本身就是兩種語言不確定性之間的碰撞，不同民族文化精神之間的商討，扭曲和博弈。好的譯品表現出來的，是譯入語文化中特定的語言特色，民族精神和文化風格，如此又何來形式對等或等值之說？從詩體形式的角度說，中國近體詩有“五言”“七言”，也分“絕句”“律詩”，其平仄和韻律也各有規定，但卻沒有十音頓（或五音步）十四行句的形式；當代自由體散文詩的字數句行較為自由，更沒有非要湊足十四行以及隔行韻的要求。當然，對於創立中國體十四行詩的問題，自有另當別論。在這樣不同的語境轉換中，譯詩可以追求在字數行數和韻腳上與原詩對等，但是，對於不同文化傳統中詩歌的理解和欣賞，這樣的對等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和價值。更何況，西方語言和漢語各屬不同的語系和文化傳統，在形式結構和表意功能上可謂天壤之別；而西方譯論多以印歐語言為參照，對中英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轉換也缺乏廣泛而深刻的認識。因此，不論卡特福德（John Cunnison Catford）基於語言學的“翻譯等值論”，也不論奈達（Eugene Nida）基於交際功能的“動態功能對等論”，或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彰顯譯者，反叛主導文化的“異化翻譯論”，還是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走向文化研究的“操縱改寫論”，這些西方譯論具有廣闊的人文學術和跨學科研究價值，但對於具體的漢英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學翻譯活動，特別是詩歌翻譯，並無具體的指導意義，對於譯詩之具體，它們也只是大而化之的理論境界罷了。我們說，翻譯最根本的原則是忠實原文，但譯者不應在所謂“原意”的暴政下亦步亦趨而無所作為。對於譯詩而言，我認為，對原詩最大的忠實不在於兩種語言形式最大限度的對等照應，而在於詩意詩心的準確傳達。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翻譯過程也是譯者基於自身語言理解、文化體驗和藝術才思的藝術再創造過程。在翻譯莎士比亞詩歌的過程中，譯者如果比照各類全譯本，在基本忠實原詩意味的基礎上，一定要糾纏於詩行數量的對等、韻腳的重合，或計較個別字句的表義契合，這樣做無異於刻舟求劍，於譯事不補。當然，這也是一個經典重譯的時代。莎翁詩名下，譯者雲集。其中不免也會有些譯者，參考現成譯本，遑顧左右而言他，亦步亦趨強說愁，於是也就會產生出生硬和誤譯的現象。這是少數。

我十分贊同這樣的觀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已經吸引了足夠多的中國譯者，如果今後仍用一種中文詩體（比如散文詩體）嚴格按照英國十四行詩的體式而累加重譯，其間固然可以展示出一些理解的差異，句式的調整，美詞的妙用，行字的多寡，韻律的錯落或整一，但是，這樣的譯詩，總體格局仍然是互文觀照，大同小異。這是一種基於譯者的形式對等翻譯視域，表現的是譯者把玩自己喜愛的藝術品，在局部展示自己語言藝術的心態。這樣的譯詩，內容上沒有新的感悟，譯入語的詩體形式上沒有新的突破，固然可以為學術翻譯批評和鑒賞話語提供語料，但在中國讀者的心裡，這樣的重譯形成不了“耳目一新”審美衝動，難以引起讀者內心深層的文化共鳴。

因此，我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打破以往大多數譯家每詩行數對等，每行字數大致相等的形式對等，韻腳逐一對應的形式對等做法，而選擇中國詩詞不同曲牌，長短句式，雙調或疊調字數不一的形式來迻譯莎士比亞的154首十四行詩，力圖在譯詩的形式上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追蹤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詩意，主動“異化”原詩形式，展示中國詩詞的形式美，傳達中國詩詞的意境和意象美，表現中國詞曲的音律美。這樣，既可以表現譯者主體的本土語言文化意識和詩歌傳統，又使中國讀者能夠觸摸到莎士比亞的詩心，在心底深處激起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感受，從而在欣賞這些譯詩中獲得一種中國的話語優勢和文化自信。至今為止，也曾有譯者採用詞體有過零星的嘗試，但如此全譯本，當為首例。

具體來說，我之所以採用詞的體式全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首先考慮到的是二者在內容和意境上的契合。比莎士比亞略早，明代的詞論家王世貞認為，詩主言志，詞主言情。詞雖為消遣之用，小道末技，卻生動自然，最適於抒懷敘事，婉約纏綿。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湯顯祖，也是至情論的詞曲大師：“世總為情，情生詩歌，而行於神”；而“詞為艷科”，即所謂“情真而調逸，思深而詞婉”。反觀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乃以一個“情”字貫穿始終，在有關“情”的想象和敘事中，在愛恨交織的情緒里，帶出詩人對真善美，對生與死，有限與永恆的哲思，其間鮮有“大江東去”的豪放，更無“怒髮衝冠”的壯懷。可以說，莎士比亞的詩，訴情怨而見人生，傷離別而寫哲思。婉約主情的中國詩詞與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此二者之間，詩情通感契合，彼此應和不悖。翻譯莎士比亞這樣的詩作，我們如果不去刻意追求兩種語言詞義和詩體形式的硬性對等，而是另闢蹊徑，去追蹤二者最大限度的“詩意情似”，這樣產生的譯品應該最能達到契合相通，“情投意合”的效果。而且，用詞的長短相配，抑揚頓挫和韻律，配譯原詩的五音步抑揚格的韻體，可以不拘泥於行數與原詩的對等，少了一些硬湊字數的尷尬，少了一些用漢語音組或音頓來迎合原詩音步和韻格的形式束縛，也就少了形式對應的委曲求全，卻多了一些狀景、抒情、敘事的想象和自由。劉勰《文心雕龍》所謂“詩有恆載，思無定位”，同樣也適用於譯詩，這應該是一種全新的譯詩境界！至於原詩內容上的起承轉合，則可在詞的句斷和分片中得以靈活的表達。如是，我們又何必去強求譯詩與原詩之間完全的形式對等呢？

當然，翻譯不易，譯詩更難，用音韻格律嚴整的舊體詞來翻譯莎士比亞的詩最難。一邊是原詩的詩體和韻律、還有永遠在場的“原意”，另一邊是某一詞牌規定的字數、句式、平仄搭配，對仗和押韻方式。在如此多重的形式鎖鏈束縛之中，譯者要忠實地表達出原詩的思想感情和詩蘊，還要跳出中國文化詩意的舞姿翩躚，這是一個不可能完全達到的理想。

好在，在當今二十一世紀的文化語境里，這也是一個沒有必要去達到的理想。古代的詞韻和格律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不斷蛻變，以適應不同時代語言和文學的發展變化。以詞韻為例，從唐代的“詩韻填詞”，經過元明的《詞林要韻》，到清代戈載的《詞林正韻》，再到二OO四年以普通話注音為依據的《中華新韻》，詞韻的標準由繁到簡，由嚴到寬，以語言變化和社會語用的實際為依據。聲調也如此，從中古四聲，不僅要區分平仄，還要辨識仄聲中的上、去、入，到今天基於普通話“只分平仄，不辯入聲”的平仄區分原則，這也是一個不斷簡化的過程。面對當今的大多數的讀者和詩歌愛好者，我們在填詞和詞譯過程中如果死抱古法，不敢越過雷池半步，那麼我們的譯事要麼只能知難而退，要麼止於半途，要麼削足適履，譯詩不免顯出雕琢之詞，鮮活的詩意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阻斷，變得七零八落了。為了說明問題，試比較以下莎翁十四行詩第33首在同一詞牌“玉蝴蝶”下的不同譯詞：

曾睹朝陽冉冉，巒峰盡染，無限晨光。碧草茵茵，韶光情濃郁芳。溪水流，濛濛淺蔭，金光灑，蜿蜒煌煌。忽雲妨。暗雲飛渡，金烏渺茫。 迷茫。掩面西去，無人會意，形隻影單。頻顧思量，迎風曾面晨霞光！只惜得，歡日須臾，仰首望，雲霧遮陽。也無妨。愛過無瑕，盈虧同望。（譯例一）

曾睹朝陽冉冉，巒峰盡染，無限晨光。碧草茵茵，遠念透亮爭芳。水溪流，濛濛淺映，金線灑，蜿轉煌煌。霧雲妨。暗雲去渡，光暗金陽。 迷茫。長悲西去，無人會意，形隻身光。顧往思量，迎風曾見曉輝煌！只惜得，尋歡一刻，仰頭望，雲霧高陽。也無妨。愛河曾過，疵垢同當。（譯例二）

此譯採用的詞牌為“玉蝴蝶”，有柳永《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為範本，全詞為雙調九十九字，前段五平韻，後段六平韻。根據《詞林正韻》的音韻，譯例二毫無例外地合乎“玉蝴蝶”詞牌格律的平仄和韻腳要求，卻為了設字合律而顯出不少的的雕琢痕迹，扭曲了原意，讀來也有些踉蹌。相比之下，譯例一除全詞字數與詞牌規定相符合外，在平仄和押韻方面卻有不少的出入，其中存在兩個押韻問題：下片第二句“單”為“十四寒”，與本詞牌押“七陽”不押；最後一字“望”應押平韻。音調方面，譯例一共有15字平仄不對，佔全詞字數的六分之一左右。儘管如此，全詞意蘊貫通，讀來順暢，與原詩的寓意和氣韻基本切合。但是，如果為了完全押韻，把“形隻影單”的“單”，強行改為其他任何通押的字，都會顯得雕琢生硬；而在15個平仄不合的字中，如要硬性改對平仄，則會有失譯詞的表意文脈，或與原文意義拉遠。比如：“韶光情濃郁芳”改為“遠念透亮爭芳”，“溪水”改為“水溪”，“濛濛淺蔭”改為“濛濛淺映”，“蜿蜒”改為“婉轉”，“金烏渺茫”改為“光暗金陽”，“掩面西去”改為“長悲西去”，“頻顧思量”改為“顧往思量”，“歡日須臾”改為“尋歡一刻”，“盈虧同望”改為“疵垢同當”等等。這樣改動後的音韻和節奏，在普通話的環境中，聽不出有多少更美的音效，卻在表意方面反倒給人以畫地為牢，以文害意之感。

因此，相對於嚴格遵守古詞音律的填詞創作活動，我把這本譯本稱之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仿詞全譯本）”。之所以說是仿詞譯法，歸納起來就是：在忠實原詩意義和意境的基礎上，借用不同詞牌，嚴格詞牌字數，儘可能貼近詞牌音韻，既要譯出莎翁詩作的原意原味，又要表達出中國傳統詩詞的美感。再具體來說，我在翻譯過程中遵守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則：

一、根據原詩表意的疏密、寫景、抒情和敘事等因素的不同，選用不同的詞牌以合之。本譯本共採用了97種不同的詞牌，其中以“水龍吟”、“江城子”、“水調歌頭”、“沁園春”，“望海潮”等常用詞牌為主；因字數要求也選用了“夏雲疊嶂”、“紫萸香慢”、“個儂”等偏遠詞牌。只有一個例外：原詩第126首僅有12行，由6對雙韻對句組成。對此，譯詩不選詞牌，而貼近其形式譯為12行，每行10字的雙韻對句。因為此詩乃詩人向美少年的告別詩，因而起名“道別詞”譯出。一般來說，詞牌名與原詩意義沒有大的關聯，但我也力圖儘可能地吧二者應和起來，使讀者見詞牌標題而聯想詩中的意境和懸念，其中較為典型的有第7首（“踏莎行”）、第26首（“湘女怨”）、第65首（“襄城遺曲”）、第100首（“洞仙歌”）、第113首（“離別難”）、140首（ “鎖窗漏永泣孤鸞”）和149首（“風流怨”）等。

二、嚴格按照所選詞牌的字數要求應和原詩的意義和意境。翻譯過程中根據原詩寫景、抒情和敘事的文意，字數可多可少。這裡，中國詞體顯示出其優勢：詞隨意至，長短伸縮自如，不嫌拖累。寫景抒情時意象平推或疊加，以三字、四字結構和短句為主，意會性強；敘事則是長短句配合，為忠實表述敘事關係和事件過程，少不了關聯詞，所用字數就多。一般來說，原詩中寫景和抒情多，則譯詩字數可少，而原詩中恩恩怨怨的敘事長，則字數就多。比如，第7首，詩人沉醉於光影變景之中，直到最後的對句才筆鋒收斂，勸友結婚生子。譯詞於是選用一曲“踏莎行”，58字即足以情景兼顧而應和之，其中“仰輝煌”3字，可確切地傳達出原詩中 “Doth homage to his new-appearing sight, / Serving with looks his sacred majesty（new-appearing之意由上一行“金輪初上”照應）的意境；而且，此詩的主旨落在最後的對句上，因此，譯詩不惜用全詩四分之一的字數（14字）組成2個七言句着重譯出；又如，原詩第29、30首，詩人孤燈默想，情思哀怨，選用“江城子”70字也足以傳達出其意蘊和詩情，而且與蘇軾著名的“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一詞有遙相呼應之妙；第100首，詩人召喚繆斯結束隱居，重振詩篇，其抒情意味濃厚，詩神猶如“洞仙”出山之感，於是一曲《洞仙歌》83字正好應和其意韻。另有原詩，特別是第二部分中詩人敘述與“深膚色夫人”的恩怨糾結，其中詩人敘述求愛，失戀，哀求的過程，寫得絮絮叨叨，如泣如訴。如此，非得在譯詩中忠實傳達不可。於是，譯詞就必須選用長調詞牌，有些達120字以上，最多的竟可達到186字，如149首“風流怨”。

三、大體以雙調分片來應和原詩內容的起承轉合。總的來說，以上片譯出原詩的前8句（即前兩個四行），下片譯後6句（即第三個四行和最後的雙韻對句）。這是一個很巧的契合：大多數情況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一般用前兩個四行完成詩中內容的起始和承接，到第9行有個明顯的轉折，最後以一個雙韻對句收煞作結。反觀中國詞體，上下片之間有景情的交替，時空的轉變，疏密濃淡的變化。二者正好在文義上遙相呼應。至於原詩中最後總結式的對句，翻譯中順其語氣，在譯詞的末尾一句中也容易生成相應的妙句。比如，“君已落照近中年，膝下無子誰再看”（第7首“踏莎行”），“天地不滅，人間共睹無數”（第18首“水龍吟”），“ 歸去歸去，吾愛難棄”（第66首“水龍吟”），“我言若虛妄，人與詩皆亡”（第116首“水調歌頭”）。此等水到渠成之佳句，不在少數，此不贅列。還有一種情況，莎士比亞不願循規蹈矩，卻打亂起承轉合的體式，要麼轉義提前，要麼轉折模糊，要麼不分四段而一氣呵成。這時則可循原詩之義脈，選用三片的詞牌譯之，如第6首“西河”，第124首“陽關三疊”和第137首“宣靖三台”等。

四、關於押韻、平仄和對仗，遵循“詞韻寬而詩韻嚴”的原則，以《中華新韻》（現代讀音）十九部韻律和《詞林正韻》為主要依據，嚴格遵守所選詞牌的押韻規則。但是，如有少數地方出現為押韻而使原詩意義和譯詞意蘊不暢時，為保持中國詩詞的韻味和美感，則寧肯放棄嚴格的押韻。例如，第45首（“別素質”），全詞通押十二部仄聲“有”和“宥”，唯有上片最後一字“為傳情，盡去君留”的“留”字和下片“囑其速又去，去愁更愁”的“愁”字，雖然同部，卻押了平韻。但除此二字，則難以表達原詩“in tender embassy of love to thee”和最末的“I send them back again and straight grow sad”所表達的詩人對友人去留兩難的矛盾愁思。又如第132首（“隴頭泉”）。全詞韻腳整齊，唯有最後的“丑”字不符合韻腳。但除此又有另外哪一個字能夠在此準確地表達出“Then will I swear beauty herself is black, / And all they foul that thy complexion lack”（“且為誓，真美即黑，非黑即丑”）這言之鑿鑿的雙韻對句的意蘊呢？另外，重複押韻有時能夠直接表意或象徵。例如，第138首全詩都是對真的疑惑和追問。於是，譯詞擅自標新立異，通篇12韻腳同押一個“真”字，突出此詩的主旨關懷。還有第152首，全詩糾結於誓言之真偽，共出現“swear”、“oath”、“perjured”和“forsworn”等有關“誓言”的字眼共18次之多，這些詞語互相呼應，形成強烈的象徵意義。為表現此語言特點，譯詞中以“誓”作為韻，通押到底，全譯詞共出現“誓”字13次，有效地應和了此詩的主題。詞牌“六州歌頭”每句斷都要求押韻，共32韻腳，譯詞中全部應和其韻，顯然不可能，因而只能隔斷押韻，部分滿足其韻腳要求。在平仄方面，詞譯在忠實原詩意義的前提下，儘可能遵守詞牌的平仄規定，使每一詞牌中平仄偏差的數量不超過40%，如此，在普通話的語境中，譯詞讀來也能順暢並有抑揚的樂感。另外，詞雖長短隨意，但亦有較為自由的對仗要求，譯詞中在忠實原詩意義的前提下，也注意儘可能形成對仗，以增加譯詞的美感。

五、在選用詞語表意方面，譯詞在基本合乎格律的條件下，盡量選擇常用詞語直白表意，避免採用與現代漢語相去甚遠的生僻詞，不求譯詞的“高古典雅”而有傷文義的傳達。因為，譯詞須傳達的是原詩的語義和詩意，關注的應是讀者的詩意感受，而不是刻意彰顯譯者的語言造詣。另一方面，中國詩詞的表意較為含蓄，在遇到原詩中比較直白的詞句時，須根據整首詩的寓意加以含蓄的表達。例如第40首中，詩人一上來就直呼：Take all my loves, my love, yea take them all，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此詩在整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敘事語境中是一個由愛到怨的轉折，詩人在這裡指責友人背後下手，偷走他的情人。這裡的關鍵動詞take，譯為“拿”有些弱，“奪”又嫌過，不如以中國詩味含蓄譯之：“卻何故，入園偷花”。“入園”與“偷”搭配一處，有“不經主人允許就進入家室”之意，“偷花”則含蓄表達了“背地裡與他人情婦有染”。如此，既用平韻貼近整體詞韻又含蓄達意，何樂而不為？有時原詩一詞雙關，其意深妙，應儘可能譯出。因而必須添詞巧譯。例如138首這樣作結：ThereforeI lie with her, and she with me, 其中lie一詞雙關，既言床第之歡，又指互相說謊，於是可添詞譯為“如此便，爾虞我詐，同床異夢無真”。還有一種情況。原詩中有不少關於兩性的雙關語，有些還說得十分地露骨。這些猥褻語是莎士比亞語言的特點之一，還必須在譯詞中得以較為明顯的傳達，否則，一定要避讓，屏蔽或壓制，則會造成譯詞文義扭曲，譯出來的文字要麼索然無味，要麼不知所云。在中國詩詞的語彙里，男女性事的含蓄表達也有多種，“雲雨巫山”，“合昏鴛鴦”，“顛鸞倒鳳”等都是常見的“陳詞”，而在一定的語境里，“春草深深”“雲霧春潮”、“酣暢雲樂”、“春色濃趣”、“春水愛河”、“亢奮意指”、“春潮湧動”等詞語也都能在讀者心中產生有關兩性關係的聯想，從而也都能表達出莎士比亞詩中的性描寫和性雙關。就譯者而言，這些詞語用得隱晦一些，又何嘗不能含蓄地忠實於莎士比亞的“性趣”而不至於被指責為“有傷風化”呢？在莎士比亞原詩中，這類性暗示可謂俯拾即是，有些還特別密集，比如第135，136, 151首等。而在第135, 129首，露骨的性描寫更是肆無忌憚，幾乎每行都是，避之不譯則不顯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是西方詩歌古典美的典型代表，集詩歌形式的建築美和音韻美，表達了西方古典人文的最高境界：“為真善美，詩藝不惜萬卷”（見本譯本第105首“飛龍宴”）。美的東西應該還用美的形式和意蘊來傳達。文學翻譯所致力達到的，不僅僅是意義的“對等”，形式的對應，也應是審美的體驗，是美的另類形式顯現和審美通感的傳達。這本仿詞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譯本，就是力圖用中國古典美的形式和意蘊，來傳達莎士比亞用英語表達的真善美的理想和詩意。我相信，儘管中國現代散文詩是當今詩界的主流，但是，詞作為中國傳統的主要文學體裁之一，以其細膩的表現力，豐富靈活的形式變化和富於樂感的語言，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廣大讀者和詩詞愛好者在這本詞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里，一定能夠在中國傳統古雅的詞句中領略到莎士比亞的詩心和詩意。

最後，譯者平生喜愛莎士比亞，研讀莎士比亞，但於中國詩詞，卻是半路出家，為仿詞譯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兩年來盡教學研究之餘力，禪思竭慮，事倍功半，今終於成就，倍感欣慰。承蒙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領導和編審的鼓勵和支持，給予編輯出版，譯者在此深表謝意。我還要特別感謝英國杜倫大學高級學術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Durham University) (IAS)的各位同仁和杜倫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化中心（Moder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鄭冰寒教授（Professor Zheng Binghan），他們在我擔任杜倫大學國際高級研究員（International SeniorFellow）期間為我提供了儘可能的方便，為本書的譯稿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使之最終在杜倫大學得以順利完稿。在此也一併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任佼女士和書封和裝幀設計師黃浩女士，她們認真細緻的工作和頗有創意的美術設計為本書增添了詩意光彩。

同時，譯者也自知莎學功力尚有不濟，又為填詞枯腸尋覓，因而錯繆難免。今藉此譯事出版之機，就教於莎學大家、譯學高人和詞學真人，也希望得到廣大讀者和詩歌愛好者的批評指正。如是，當也是譯者人生之快慰了。

叢書序言

譯例欣賞

莎翁的戲劇善於描寫故事，刻畫人性，是跌宕起伏、峰迴路轉的戲劇人生；

莎翁的詩歌卻記錄了他真實的內心世界，他為愛情肝腸寸斷，卻也為友誼寤寐思服。

他在四百多年前流轉的四季里思君懷友，用春夏秋冬的四時之景來寄託對友人的思念、抒發對人生的哲思。

（摘自“外研社高等英語資訊”公眾號）

下面，我們共同來欣賞莎翁有關四季的十四行詩，感受他如何借四季的意象傳達他的感悟和哲思；同時，我們也來賞讀黃必康教授如何以中國傳統詩詞的形式準確、精妙地譯出莎翁的十四行詩的深邃與優美。

（英文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原文，漢語為黃必康教授譯文）

春

離愁逢春，四月天嬌，萬紫千紅開遍。

望海潮

離愁逢春，四月天驕，

萬紫千紅開遍。

冬神開顏，載笑載舞，

與春同樂無限。

着春色一片。

惜無心賞春，鳥語花鮮。

無意歡語。談笑摘枝花叢間。

美景視而不見，

百合花清白，不驚不慕。

玫瑰花濃郁，朱紅深淺，

詩意美譽無緣。

花美心之形，取諸君心美，

萬美之源。君不在、

四月寒，繁花君影戀。

夏

五月嬌蕊，疾風過，落英紛紛簌簌。

秋

寒枝冷空，斷榭殘台，昔日鳥鳴處。

永遇樂

君可曾見，我鬢漸霜，秋葉零暮。

寒枝冷空，斷榭殘台，昔日鳥鳴處。

君可曾見，日沉西際，天光隱遁黑幕。

只留下，長夜沉沉，行漫漫天國路。

昔我少壯，驕陽似火，今君來忍不顧？

殘年風燭，星火閃爍，向誰華年訴？

枝葉燃盡，爐灰曾聚，生息滅余虛無。

睹此景，與君惜別，愛我更著？

冬

鳥鳴稀，悲百草枯黃，寒冬即降。

本文來源：外國文學文藝研究（請點擊閱讀原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