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前途：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的理論分歧

2012年7月甘肅理論學刊 JuL.,2012

第4期總第212期 Gansu Theory Research No.4 General 212馬克思主義研究

農民的前途：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的理論分歧

王勇1，郭倩倩2

(1.西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蘭州730070；2.西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蘭州730070)

[摘要]圍繞農民的前途，在當今的中國社會科學界，出現了兩派基本的理論立場和觀點：改革派和保守派。兩派的理論淵源可分別追溯到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澄清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在關於農民問題上的理論分歧，有助於從根本上理清當下中國關於農民問題的紛繁複雜的思想、觀點和立場，進而為當下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選擇提供理論指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的區別，從當下的情景來看，並不單純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區別，而是“革命派”和“漸進派”的區別，也就是說，在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這個大方向上沒有根本的分歧，主要分歧在於方式、方法和途徑上，借鑒兩派觀點中合理的成分，對於當代中國城鄉統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進而最終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農民問題；馬克思主義；老加圖主義；城鄉統籌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一4307(2012)04一0072一04

一、農民問題的兩種思潮

孟德拉斯在其《農民的終結》一書的開篇，就直截了當地提出：“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毋庸置疑，農民問題是當今社會科學所共同面臨的最為重大的問題之一。圍繞農民的前途，在當今的中國社會科學界，出現了兩派基本的理論立場和觀點：改革派和保守派。改革派對農民進人現代工商社會持樂觀態度，認為農民的出路就是經由農業現代化而最終轉變為工商從事者，只有適應現代工業文明的趨勢，農民才能有真正美好的前途。保守派則對農業現代化，尤其是對伴隨着農業現代化而來的城市化進程憂心重重。認為城市化為大量侵佔有限的耕地，從根本上動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據《中國農業統計資料》計算，2001年每天大約消失76個村落，2002年大約為每天消失40個村落，2003年大約為每天消失43個村落。平均測算，近三年來，每天平均大約有53個村落從中國大地上結束了它的生命。與此相關的數據是，由於農田被大量非法侵佔與不合理使用，從1996年至2004年全國每年減少大量耕地。大量到什麼程度？一說500萬畝，一說1000多萬畝，一說3630萬畝。無論以哪個數據衡量，任由土地如此銳減，那麼中國的耕地全部消失的日子就不會十分遙遠。顯然，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保守派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

這是一個“農民的終結、“村落的消失”、“土地的黃昏”2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即將發生重大轉型的關節點上，理論界湧現出各種思潮是很正常的現象。實踐中的理論分歧遠不止於改革派和保守派兩種。不過，改革派和保守派是兩種基本的理論立場和意識形態，其它理論觀點大多是從這兩個基本的理論立場上分化出來的。因此，本文將側重於探討這兩種理論的思想淵源。研究發現，這兩派的理論淵源分別是：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澄清了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在關於農民問題上的理論分歧，我們就能從根本上理清當代出現的關於農民問題的紛繁複雜的思想、觀點和立場。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是從學術視角進行的討論，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劃分並不是絕對的，而且也與所謂的“新右派”與“新左派”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

二、“老加圖主義”的觀點：回歸田園

在西方，老加圖主義觀念出現在以奴隸勞動經營其領地的老加圖主義（公元前234一149）時代。這種思想也就是以老加圖這個領主的名字而著稱於世。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年一前149年)通稱為老加圖(CatoMaior)或監察官加圖(Cato Censorius)以與其曾孫小加圖區別，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家、演說家，前195年的執政官。他也是羅馬歷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拉丁語散文作家。老加圖曾寫過《農業志》這樣一本書，這是一本論述奴隸制大莊園經濟的著作，全文尚存，是加圖最受讚譽的作品，大約完成於前160年。此書對於研究意大利前2世紀的經濟狀態有重大意義。加圖本人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大地產者，他在書中總結了經營奴隸制莊園的許多經驗，還描述了奴隸的生活狀況。加圖對農業生產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

在關於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的基本理論立場上，老加圖主義從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是保守主義的代名詞。巴林頓·摩爾在其《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一書中，對老加圖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進行了歸結和總結。摩爾認為，“加圖主義的社會功能十分清楚，它通過論證強迫性的社會制度來為當權者幫忙；它抗拒使農民解體的現實變化；它否認社會有進一步變革特別是革命性變革的必要。”“現代形式的加圖主義有着同樣的起源，這便是使用強制剝削手段的土地貴族對市場經濟日漸侵人農業經濟的反應。這種觀念的突出代表，包括19世紀20世紀的德國容克地主，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本世紀初俄國的黑幫分子運動，最後以維希作為政治櫥窗的法國極端保守派，以及美國內戰前南方辯護士中的骨幹分子。加圖主義是20世紀歐亞法西斯主義的重要因素，也貫穿於蔣介石對中國的綱領宜言中，”[3399

回歸田野，厭惡都市，認為農民習慣於傳統的生活方式是老加圖主義的基本立場。在老加圖主義中有着許多溫情的“人文關懷”，在其複雜而矛盾的理論關切中有一個理論軸心，這便是大談特談全面的道德復興，他們以道德清談取代了對社會主要狀況的現實主義分析。摩爾對老加圖主義成因進行了深人的分析，“在加圖主義眼中，藝術必須是健康的、符合傳統的、陽春白雪式的。加圖主義藝術觀的核心是民間藝術和地方藝術，致力於有教養的市民階級中恢復農村的禮俗、歌舞、慶典。要描述加圖主義贊成什麼，必須說明他反對什麼。具體而言，他們仇視商人、高利貸者、大富翁、世界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在美國，加圖主義的態度是，不但憎惡城市式的智慧，而且對一切優異於原始的民間思想的理性精神持敵對態度。在他們看來，城市是毒瘤，充滿無形的陰謀家，挖空心思地去欺騙和腐蝕老實巴交的莊稼漢。當然，這種切齒痛恨有着現實的基礎，它發源於在市場經濟中受到嚴重挫折的農民的日常生活經驗。”]401

在對老加圖主義的理論觀點進行概括的基礎上，摩爾評論道：“反理性、反工業社會前景的加圖主義，把現代都市文明看作人性的貶值，看作人際關係的冷漠化知非人格化。”的“在加圖主義理論中，組織’和‘整體’是令人心的模糊字眼。農村有組織的生活，據認為優越於原子離散式的現代科學世界和現代都市文明。農民和土地的聯繫，已變成一個宣傳遠甚於實際的題目。帶着懷古之幽情的傳統的宗教虔誠風靡一時，這種傳統有如日本的神道，已在很大程度上初改造為社會制度，不過並不是全盤復古。”[。顯而易見，在摩爾眼中，老加圖主義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的混合體，理論立場常常與情感等道德立場交織在一起。

為什麼老加圖主義常常以道德清談取代對社會主要狀況的現實主義分析？這大概與老加圖生活的那個時代背景及其所面臨的問題有關。老加圖通常被認為是羅馬共和國時期典型的保守派人物。他靠追隨保守派起家，堅決維護羅馬的舊原則，對喜愛東方文化的以大西庇阿為代表的另一派人物表現出明顯憎惡。在加圖看來，羅馬社會風氣的變壞，幾乎全是來自希臘的不良影響導致的（例如，他對酒神崇拜在羅馬的出現深表震驚）。這種想法有部分道理：在加圖的時代，羅馬由於征服戰爭的節節勝利而從海外獲得大量財富。商業與戰爭帶來的利潤導致羅馬的貧富分化加劇，很多富人開始效仿希臘奴隸主的生活方式（在羅馬人看來是非常驕奢淫逸的)，在社會上助長了道德敗壞之風。加圖認為這是很危險的，他主張維持羅馬原有的簡樸生活，防止社會分化。然而，加圖的見解和他本身卻有部分矛盾，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大地產者，而且追求利潤（加圖在他的名著《農業志》里指出最有利的是種植經濟作物，而糧食只排到第6位)。看來，加圖只是反對奢侈腐化，而不反對積聚財富

在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研究領域，有學者提出了以農民為“本位”的研究立場，認為學者應該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來研究問題，為農民的利益着想。以農民為本位，立黨為公，執政為“農”。這些學者在政策取向上的基本立場是漸進式改革和保守主義。在我看來，以農民為“本位”的研究立場，實際就是從社會的視角來研究“三農”問題。在基本的理論傾向上，與老加圖主義有相通之處。

三、馬克思主義的預見：農民消亡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老加圖主義對農民採取了靜止的、機械的看法，認為農民的身份不會發生轉變。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論立場是，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現代工業技術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指出：“在農業領域內，就消滅舊社會的堡壘一一‘農民’，並代之以僱傭工人來說，大工業起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規和最不合理的經營，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應用代替了”5578事實也是如此，大工業在農業中的應用所引起的最重要的變革是加速了以小塊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為主要特徵的小農經濟的解體過程。是什麼原因或動力導致了小農經濟的解體呢？馬克思分析：“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累進的應用。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到處使這種所有制陷入貧困境地。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奪去用於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互相分離。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越來越惡化和生產資料越來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912在這裡，可以發現，巴林頓·摩爾關於農民問題的理論也主要是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西方農業發展和農業現代化走的是一條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農業商品化、資本化、企業化、工業化、社會化交織在一起是西方資本主義農業發展道路的主要特點。這條農業發展和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了農業改良、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總體來看，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農民問題的基本觀點是圍繞着農民的解放這個價值關懷展開研究的，他們的研究具體涉及到農奴或封建依附農民的解放與獨立的、自由的小農階級的誕生，農民階級的內部分化和小農的貧困化，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基本關係等問題。他們認為，農民階級的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首先出現的是農民階級內部的階層分化和農業人口轉化為工業和城市人口，純粹的小農階層出現了經濟上的貧困化和社會地位的沒落。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對農民的前途作出了較早的預言，這種預言無疑是建立在對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基礎上的。但是，也正因為如此，當馬克思主義的農民觀在社會主義陣營以政策正式付諸實踐時，卻帶來了激進主義的後果。馬克思經常這樣說，手工織機帶來的是封建主義，而動力織機帶來的是資本主義。列寧認為，機械化的現代農業是歷史發展的必要趨勢。對於農場和工廠來說，規模越大、資本越密集就越好。列寧帶有極端現代主義的情結。

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農民觀是一種積極的農民觀，是以改革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農民問題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改革派的主要理論資源。不過，需要特別提示的是，列寧的較為激進的農民觀我們應該批判地吸收，而不宜全盤接受。

四、城鄉統籌發展與當代中國農民的前途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老加圖主義的區別，似乎並非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區別，而是“革命派”和“漸進派”的區別，也就是說，在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這個大方向上沒有根本的分歧，主要在於方式、方法和途徑上。在當下的中國，解決“三農”問題需要以積極的改革的姿態進行，在理論界也好，實務界也好，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爭議，關鍵在於改革的手段和方式上。漸進派的觀點得到了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民的擁護。但是，對於所謂的激進的改革派背後的一種“革命理論”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這種“革命的理論”來源於巴林頓·摩爾關於農民問題的基本判斷。巴林頓·摩爾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什麼地方的人民群眾嚮往工業社會的來臨，倒有大量證據表明人民並沒有這種願望。歸根結底，一切形式的工業化，都是一種上層革命，是少數人的冷酷無情的歷史使命。”[“我很不情願地說，以上論據表明，現代化所需付出的代價，至少也等於一場革命的代價，很可能還要高昂得多。”“人們看到，未經革命付出的代價可能會更大。法西斯主義及侵略戰爭受難者的悲劇，就是實現了現代化卻沒有一場真正革命的後果。”[41

這說明，發生於當今中國的“圈地運動”就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必須的代價，是對農民的一個“革命”。目前，中國式“圈地運動”的關鍵詞是強制徵收和暴力拆遷。“只要強大的既得利益阻礙着世界向著壓迫逐漸遞減的方向演變，革命的強制思想就是必需的。”2當今中國的“革命”旨在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即減少農民，進而壯大中產階級和市民的力量。在摩爾看來，只有使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的運動才稱得上是“革命”。在這裡，我們看到，巴林頓·摩爾主張的是一種現代的“革命論”一一即對農民的“革命”。傳統的“革命論”：通過發動下層來推翻專制政權；現代的“革命論”：作為上層發動的工業化進程。顯然，革命論也有堅實的理論支撐。但是，問題在於，如果“革命派”背後是權貴資本主義——政府和商家共謀進行推動的話，就很值得擔憂了。這正是漸進派的理論關切點所在。漸進派特彆強調對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利益的保護。“一般來說，革命最可憎的特徵，是用恐怖手段壓制少數。”[41這說明，中國“圈地運動”中的暴力強拆是絕對要制止的。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也有這樣的主張一農村生產關係變革應當遵循自願和示範相結合的原則。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指出，違反小農的意志，任何持久的變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絕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佔有者那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佔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佔有，不是採用暴力，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498一4在向合作社的過渡上，如果小農還未下定決心，工人階級政黨要給小農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而不能違反他們的意志強行干預他們的財產關係。

因此，可以說，漸進派在道義上是無可挑剔的。而且也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支持。但是，漸進派沒有看到，部分農民利益受損，這是城市化、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代價。從理想的層面講，如果我們真正確保對城市化進程中的每一個農民利益的完美保護，那麼，我們的改革進程將舉步維艱，以至於無法進行下去。這樣看來，革命派似乎是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正是因為如此，當下的改革派從兩個方面吸取了其理論資源一一馬克思主義和巴林頓·摩爾的“革命論”。只是革命論的理論旗幟並不沒有公開地打出來，而是巧妙地隱藏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背後。我認為，解決當今的中國農民問題，漸進派和革命派都有其理論優勢，需要在不同的場合發揮兩種理論的指導作用。

比如在城郊地區，由於農民已經成了真正的“一袋馬鈴薯”，因此，加快社會重建，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有一定的必要性。農民什麼時候是真正的“一袋馬鈴薯”？眾所周知，馬克思對法國小農有一個著名的描述：“一袋馬鈴薯”一一許多同樣的單獨個體，但沒有整體的結構和凝聚力。但是，斯科特在其《國家的視角》一書中，卻作了一個重要的說明。他認為，在工業化開始的時候，逐步衰減的農村社區（實為傳統村落）往往成為集體抗議的發源地，而不是新興的無產階級，儘管馬克思的理論與此相反。我相信這個社會解體的邏輯是上述事實產生的關鍵因素。移民，不管是自願或是強制的，都會導致原有社區（村落）的消失，而代之以新居民的無組織的聚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些人更接近於“一袋馬鈴薯”，是不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在村莊（傳統村落）中的農民。[]254事實上，中國傳統村落里的農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袋馬鈴薯”。因為，那時的農民至少還存在宗族、血緣等社會聯繫紐帶。當然傳統村落中的社會紐帶徹底解體，而農民又大規模流動起來的時候，農民才更像是“一袋馬鈴薯”。因此，當下中國鄉村中的農民，才是真正的“一袋馬鈴薯”。這是建國以來，離散化程度最高的時候，這也是農村社會政治形勢變數最大的時期。這在客觀上為農村“社會重建”一一社區建設提出了極為緊迫的要求。農村社區建設是城鎮化的過渡形態，最終目標是“道路通向城市”。

但是，在其他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邊遠農村，漸進地推動城鄉一體化是明智的。也就是說，要尊重中國現實存在着的差序格局，循序漸進地進行。如果說目前的農村社區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一攬子工程”的話，這個工程在各地區的規劃和推進就有必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比如，在中東部地區，星羅棋布的中心城鎮（市）已經由一個發達的交通網所聯接，城市是作為一個個的“田野明珠”而呈現的，介於這些中心城鎮之間的村落距離中心城鎮並不遙遠，而且交通相對便捷，因此，村民將很容易直接流動到城鎮。社區建設定位在“地級市”乃至省會城市的接點上較有前景。也就是說，如果中東部地區的農村社區建設在規模上、品味上沒有一個前瞻性的規劃的話，就很有可能出現在其建設之日即淪為“空心化”社區的命運。

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區的情況略有不同。這裡的城市往往呈現為一個一個的較大的“戈壁綠洲”，而村落則呈現為一個一個的小的“戈壁綠洲”。城鎮對鄉村的輻射半徑較大，中心城鎮數量較少，且相互之間的相對距離相對較遠，交通條件及路網建設相對滯後。因此，在西部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由中心城市直接帶動鄉村發展的代價較大，城鄉一體化面臨著特殊的約束條件。也就是說，作為向城市化的過渡形態的農村社區，在西北地區其存續的時間可能相對較長，可能會有更多的容納空間。社區建設定位在“鄉鎮”乃至縣城的接點上較有前景。另外，西部農村的城市化進程之所以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還有一個重要的考量就是：後發的村落形態作為一種對城市化可能帶來的風險的先期防範和備選方案是明智的。所有雞蛋總不能都放在一個筐子里，這是一個樸素的常識。

總體看來，當下正在進行的城鄉統籌發展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最佳的機遇，錯過這個寶貴的歷史契機，我們就很有可能失去由“農業立國”向“工商立國”轉型的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這個面臨關鍵性的政策方向選擇的關頭，認真回顧並理清馬克思主義和老加圖主義關於農民問題的見解和智識，對於我們做出明智的抉擇顯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法]H·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張檸，土地的黃昏—一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M].上海：東方出版社，2005.

[3]老加圖[EB/OL].http://zh.wkipedia.org/zh一cn/%E8%80%81%E5%8A%A0%E5%9B%EE,維基百科，

[4][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5][德]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2版第1卷[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英]斯科特。國家的視角[M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