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關係冰封30年一朝握手，破冰之旅的契機，源於83年卓長仁劫機

1983年5月5日10時49分，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客機，載着96名乘客，從瀋陽東塔機場緩緩升空，飛向上海。

飛機行駛到渤海灣上空的時候，突然遭卓長仁、姜洪軍等六人持槍劫持，徑直落在當時與中國未建交的國家南朝鮮……

卓長仁等六人都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投機倒把、有的盜竊搶劫，有的坑蒙拐騙，都是好逸惡勞、希望一夜暴富的不法之徒。

當時台灣當局一直鼓勵大陸不法分子劫持運輸工具到台灣去“投奔自由”，動輒給予數百兩黃金的獎賞，還妄稱其為“義士”。

卓長仁他們經常偷聽敵台廣播，受到蠱惑，就決定鋌而走險，賭上一把。

六犯中的安衛建，父親是瀋陽體育學院黨委組織部副部長，他利用這個便利，將學院保衛處4支美製手槍和30發子彈偷走，為劫機創造了必要條件。

飛機飛越渤海灣後，卓長仁一夥持槍闖入駕駛艙，用槍抵着機長王某的腦袋，強迫飛行員駕駛着三叉戟向韓國領空飛去。

卓長仁上過航空學校，具備一定的航空知識，所以機長在途中試圖改變飛行航向，回到正途，但都被狡猾的罪犯識破，沒有成功。

兇徒們瘋狂地威脅機長：如果你耍花招，所有的人都會跟飛機同歸於盡。

為了飛機上成員的安全，機長只能選擇了妥協。

兇徒們之所以選擇飛往南朝鮮，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世界還在冷戰之中，當時大陸和南朝鮮彼此沒有外交關係。

而南朝鮮和台灣則意識形態相同，彼此還存在“外交關係”，按照航程來說，飛機的燃料不足以飛到台灣，只能飛往臨近的南朝鮮，到了南朝鮮就可以把那裡當跳板，轉往台灣邀功求賞。

對於這次劫機，這時候的南朝鮮方面自然一無所知，所以飛機進入南朝鮮領空被雷達發現後，南朝鮮方面如臨大敵，軍用飛機隨即升空攔截。

在此情況下，飛機迫降在南朝鮮春川機場。

飛機降落後，6名兇徒繼續控制飛機和乘員，要求會見我國台灣駐南朝鮮“大使”。

南朝鮮警方與罪犯經過近8個小時的談判，在其它方的協調和施壓下，雙方暫時達成妥協，歹徒允許機組人員和乘客離開飛機，之後由機長將飛機開往附近的美軍基地降落。

飛機降落後，立即被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團團包圍，6名歹徒被美軍解除了武裝，被移交給南朝鮮警方。

劫機的消息傳到北京，有關部門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外交工作，一要保護乘客和機組人員安全，安排他們儘快回國（三名日本乘客除外）；二是要將劫機罪犯引渡回國，讓他們接受國內法律的制裁。

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要完成這兩項工作，談何容易？

眾所周知，我國建國不久，半島地區就爆發了一場戰爭。

這場戰爭本質上屬於一場內戰，主角是同屬一個民族的南北朝鮮。由於美國的入侵，中國人民志願軍不得不出兵朝鮮，保家衛國，如此一來，中國自然跟南朝鮮就成為敵對國家。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與朝鮮關係親密，對其援助了幾十年，屬於同志加兄弟的關係。

因此，中國與南朝鮮的關係進入冷凍期，冰封了30年。

而南朝鮮方面跟中國台灣地區的國民黨政權有着“源遠流長”的關係，早在抗戰時期，南朝鮮流亡政府就在重慶避難。

南朝鮮獨立後，吃水不忘挖井人，畢竟在歷史上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幫助了“大韓民國”。

因此，在30年的時間裡，中韓相互不承認，南朝鮮將“中華民國”當做中國的“合法”代表，中國則將南朝鮮政府稱之為“李承晚匪幫”、“朴正熙集團”、“南朝鮮傀儡政權”、“帝國主義走狗”。

在七十年代之前，中國外交部有內部規定：無論是在聯合國還是在其他外交場合，中國外交人員禁止跟南朝鮮政府官員接觸。即使“狹路相逢”，也不能打招呼，更不能握手。這種緊張關係到了70年代初，悄悄出現鬆動。

鬆動的原因，是中日和中美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中蘇還在珍寶島爆發了武裝衝突，兩國劍拔弩張。在此背景下，中美關係開始悄悄改善，最終在1979年建交，實現了兩國關係正常化。

在此之前，中日兩國也建立了外交關係，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既然老大都跟中國和好了，作為小弟的南朝鮮，沒有理由繼續跟中國敵對下去。

於是，南朝鮮對中國的敵意漸漸消失，開始選擇有意無意地釋放善意。

比如說，起初在南朝鮮海域發現中國大陸漁船的時候，南朝鮮政府的一貫做法是將漁船送到台灣，理由很簡單，他們在外交上並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出現鬆動開始，南朝鮮在自己的領海再發現中國漁船的時候，一問是大陸的，就很友好地放回去，不再遣送到台灣。

中日、中美相繼建交之後，南朝鮮改善與中國關係的願望更加迫切。

1979年全斗煥擔任總統後，南朝鮮的外交政策根據國際形勢變化做出調整，主要體現在改善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致力於改善與蘇聯和中國的關係。

在南朝鮮看來，他們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於北方，而蘇聯和中國可以影響到北朝鮮的對外政策，如果和這兩個大國搞好關係，北朝鮮就沒有底氣擾動半島局勢，半島就會迎來長期的和平。

從經濟方面考慮，十億人口的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各方面都有很大需求，是一個發展中的巨大的市場，兩國關係一旦改善，南朝鮮的商品就能在這裡打開銷路，技術和資金也有了投資佳境。

在美國和日本已經捷足先登的情況下，南朝鮮更要大步緊追，爭取後來居上，分得一杯羹。

我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對外政策也發生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外交政策更加務實。

此時的外交部已經悄然取消了中國外交官在國際場合跟南朝鮮官員的不接觸原則，見面的時候可以微笑，甚至做到了握手，不再冷若冰霜，形同陌路。

但是因為沒有人牽線搭橋，改善關係也只能停留在理論上，未落實到具體行動上。　

就像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一樣，總要有一個“意外事件”，才能互相釋放善意，建立良性溝通渠道，誰也沒有想到，“卓長仁劫機事件”成為兩國改善關係的契機。

296號客機被卓長仁等6名歹徒劫持到春川機場之後，台灣駐南朝鮮“大使”聞訊後欣喜若狂，立即跟南朝鮮方面進行聯繫，希望把卓長仁等罪犯接走。

南朝鮮政府正希望趁此機會向中國政府釋放善意，所以沒有立即同意這位所謂“大使”的這一請求。

不僅如此，296航班所有人員被轉往漢城後，當時的南朝鮮總統全斗煥立即召開內閣會議，作出重要決定，一是要保證中方人員的安全；二是要讓中國乘客和機組人員吃好睡好，要有“回家的感覺”；三是要按照國際法辦事，不能被台灣方面牽着鼻子走。

總統一聲令下，該國外務部、法務部立即行動。外務部首先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表示願意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及時把乘客和飛機交還給中國。

但是韓方提出一個要求，你們中國要來人跟我們談判，潛台詞就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跟中方直接接觸、為改善兩國關係做鋪墊。

其次，外務部門提前撥出10萬美元巨款，用來解決中方飛機滯留人員的吃住開銷。並且將他們安排在漢城（後改名首爾）的五星級酒店住下，房間按照中國風格進行精心布置，四壁張貼中國傳統字畫，連傢具也是專門搜集來的中式傢具。

歹徒劫機時2名受傷的機組人員，則被送到了南朝鮮醫療條件最好的醫院“三軍總醫院”接受治療。

不僅如此，南朝鮮方面還組織中方滯留人員到漢城各處去旅遊，熱情地讓大家了解南朝鮮的風土人情和經濟建設成就。

在大家離開的時候，包里塞滿了南朝鮮贈送的電子產品和手工藝品。不知道的，還真以為是招待定居海外的親戚呢。

在南朝鮮熱情安置中方機組人員和乘客的時候，中國政府已經通過日本方面轉告南朝鮮，希望派出代表抵達漢城，就劫機事件相關事宜跟他們談判。

全斗煥當即決定，為中國代表團開闢一條經由濟州島－仁川－漢城的飛行通道，並高規格接待中國代表團。5月7日11時，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沈圖率領33人的代表團，風塵僕僕抵達南朝鮮金浦機場，這是朝鮮戰爭後，中國官方代表團首次踏上南朝鮮這片陌生的土地。

南朝鮮方面對中國談判小組的到來非常重視，外務部全體出動，高規格接待中國代表團。飛機降落時，南朝鮮外務部次官孔魯明、民航局局長金徹榮早已經恭候多時。

中國代表團一下飛機就踩上了紅地毯，地毯一直鋪到了機場貴賓室。之後三十輛專車，將中國代表團送往新羅飯店，每輛專車上都有兩個南朝鮮官員陪同。

即使是我方的翻譯，對方也派出外務部亞洲局局長親自迎接，絲毫不敢怠慢。

而我國代表團到南朝鮮去，也是有備而來，首先是帶了一大箱現金，足足5萬美金。因為兩國直接沒有金融業務來往，只能帶現金去。

帶去的現金一是為了支付飛機的維修和停放費用，二是支付我方人員在漢城的吃住費用。

可是南朝鮮官員一聽我們提錢就當場“急”了，堅持分文不要，又讓我方官員帶了回去。

南朝鮮官員說：“別難為情，今天你們來，我們是主人，理應好好接待，將來我們去北京，你們看着辦。”

這不是“強迫”我們要禮尚往來嘛，禁不住讓人浮想聯翩。

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直奔主題，我方開始就實質性問題與對方進行談判，一是乘客和飛機帶回國；二是將劫機犯遣返。

對於南朝鮮方面來說，第一個問題根本不是問題；第二個問題，南朝鮮還要顧及台灣方面的感受，不能遣返。

而且兩國間沒有外交關係，沒有引渡條例，南朝鮮這樣的“遣返”操作有很大的技術難題，法律程序上說不過去。

所以南朝鮮就來了一個折中方案，既不立即答應台灣當局將罪犯送到台灣的請求，也不將罪犯遣返大陸，而是在本國對劫機犯進行司法審判。

南朝鮮方聲稱，根據1970年通過的《海牙公約》規定：被劫持飛機所屬國和飛機降落國，都有管轄權，都可以對劫機犯進行審判，這樣做符合國際慣例。

中國代表團不想在引渡問題上持續僵持下去，因為那樣會延誤飛機乘員回國，決定把引渡問題先放到一邊，保留就引渡劫機犯問題進行進一步交涉的權利。

這樣一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在簽訂協議（備忘錄）的時候，又遇到了一個技術問題，同樣也是一個政治、外交難題。

協議是兩個國家簽署的，落款按理說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韓國。

當時中韓沒有建交，相互不承認，我們只叫它南朝鮮，可對方準備的文件中間和署名都有“大韓民國”，這該怎麼辦？

如此重大的問題，中國代表團在現場不能做主。

韓方代表團的負責人是韓外交部次官孔魯明，此人的身份有點特殊，跟中國的孔夫子有點瓜葛，自稱是孔子的72代孫。

他一見中國官員在簽名時猶豫不決，就開始大打感情牌，最後竟然說:“這些天我們作為主人，讓你們吃得還算周到吧？招待還算熱情吧，有沒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中國官員只能實事求是，認真地點頭肯定。

“既然這樣，你們作為客人是不是該有所表示？”孔魯明熱忱而誠懇地說。

晚上，代表團進行了協商，覺得既然跟對方坐在一起就涉及國際公約的劫機事件進行處理，本身就說明韓國是個國際法主體，不承認“大韓民國”，談判前提就不存在，法理上說不過去。

第二天，變通之策出台了，我方提出把協議中出現的幾處“大韓民國”省略，只在最後代表團團長簽字的地方出現一次，而中方的落款也沒有使用“中國政府”的字眼。

備忘錄的最後簽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總局局長沈圖”

“大韓民國外務部第一次官孔魯明”

不管怎麼說，總算是在不引起外交風波的情況下，沒有改變外交關係現狀的情況下，辦成了我們想要辦成的大部分事，還照顧了韓國人的感受。

即便如此，孔魯明還是非常高興，連聲用漢語致謝。他後來升任了韓國外交部長，一直活躍在中韓兩國官方和民間交流的陣地上。

到此為止，事件畫上一個句號，我方的目的基本達到，飛機和乘員在劫機發生5天後安全回國。

韓方也基本滿意，一給了台灣當局面子，二讓中方基本滿意，三是中韓首次接觸，進行了破冰之旅。

雖然前路漫漫，但是大門一旦打開一條縫，漏進來一道光，就不會再關上。

1986年，鄧公明確表態，中國需要改善中韓關係。同年，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韓國舉行的亞運會，1988年又參加了漢城奧運會，來而不往非禮也，1990年，韓國又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1992年，中韓正式建交，“南朝鮮”這個稱謂也成為了歷史名詞。

中韓雖然在卓長仁劫機案發生近10年後才建交，但這次劫機案的處理過程，無異於是做了最好的鋪墊。

最後交代一下卓長仁及其同案犯的處理，在1983年的5月22日，韓國最高法院對卓長仁等6名罪犯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對他們分別判處四至六年徒刑的原判結果。

8月13日，韓國方面宣布對卓長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驅逐出境"，並於當天將他們送往台灣。

8年後的1991年7月，卓長仁、姜洪軍在台灣因犯綁架殺人罪被判死刑，2001年，被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