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億人“打零工”，要“自由”還是要“權益”？

為個體拓寬就業渠道、助力企業降本增效的同時，靈活就業也給傳統的勞動關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保障缺失、勞動權益難以保證、平台算法控制等問題，都有待法律和政策的跟進解決

從事網絡主播是當前較為常見的靈活就業方向之一。圖/視覺中國

文｜《財經》記者 金貽龍 周縵卿 張寒

編輯｜朱弢

“單幹”之前，小北在武漢做過將近三年的銷售工作，其間換了六家公司。這份工作還算自由，一切憑業績說話。但2020年初到來的新冠疫情，一度阻斷了她的就業路徑，連續幾個月收入歸零。最終，她決定擺脫固定的公司組織，開始自由職業生涯。

“打打電話就有收入進賬。”小北現在做的是電商推廣，她依託返利平台，把合作商家的產品優惠信息發在各種網絡社群中，只要有人下單，她就能抽取5%-20%不等的服務費。

對於小北來說，這份工作吸引她的，除了不用到公司“打卡”，沒有老闆吩咐她“干這干那”，更重要的是收入可觀。但因為沒有與任何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她也同時沒有職工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

在學界的研究中，像小北這樣“非全日制”“階段性”“去僱主化”的勞動者被稱之為靈活就業人員，自由撰稿人、獨立設計師、網絡主播等自由職業者也都屬於其中。雖然未必符合大眾“求穩”的傳統心態，卻是年輕一代就業觀念變化的真實寫照。他們希望擁有更靈活的工作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在追求自我價值的同時賺取收入。

“越來越多勞工正在擺脫企業里的全職工作，將目光投向零工經濟。” 美國學者黛安娜·馬爾卡希（Diane Mulcahy）在2016年底出版的《零工經濟來了》一書中預測，未來十年內，自由職業者的數量將超過全職僱員。

她的預測似乎正在成為現實。

2022年初，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其中從事網絡主播及相關從業人員160多萬，較2020年增加近三倍。這意味着，若不考慮隱形失業者，以中國將近9億勞動人口來看，每五個勞動者中，至少就有一個屬於“靈活就業”。

和傳統製造業的“打零工”不同，在零工經濟時代，一部手機就能線上籤約和交付工作，近年來催生出了數量龐大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平台勞動者，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提供業務分包、收入結算、稅收管理等綜合服務的第三方靈活用工平台也應運而生。

然而，在為個體拓寬就業渠道、助力企業降本增效的同時，靈活就業也給傳統的勞動關係和勞務關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2021年引發關注的外賣騎手自焚事件，已經暴露出靈活就業者社保缺失、勞動權益難以保證、收入不穩定等問題。

《財經》記者曾在北京一個網紅旅遊景點看到，多位視頻主播的攝像機取代了旅行團導遊的擴音器，成為景點內最吸睛的風景線。在初春的寒風中，這些主播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且部分直播間粉絲量、打賞寥寥。這或許可以從側面看出，許多靈活就業者的現狀並非看起來那般瀟洒。

在2022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我們要逐步完善政策，給這些‘騎手們’繫上‘安全帶’，讓靈活就業等新就業形態既解燃眉之急，又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這是李克強第三年在總理記者會上提及“靈活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與前提。從勞動力供給端來看，就業市場仍然承壓。據教育部預計，2022屆中國高校畢業生總規模將高達1076萬人，首次突破千萬大關。除了高校畢業生群體，中國需要穩定就業的還有將近3億農民工。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除了勞動者的主動選擇，靈活就業的興起，背後是經濟形勢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轉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企業彈性用工的需求。可以預見的是，在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的背景下，靈活就業的群體可能繼續擴大。

但是，與靈活就業相匹配的法律和政策制度，準備好了嗎？

主動“打零工”

“我是做推廣的，需要引流嗎？”電話接通了，小北嫻熟地推介起自己的業務，聽筒的另一端，是電商平台上的商家。雖然素未謀面，對方卻從未過問她來自哪個公司，“大家更關心你有什麼渠道，能不能幫忙把貨賣得更多。”憑藉在網絡上建立起的信任，她慢慢積累了自己的客戶群，月入過萬，毫不亞於之前全職上班時的工資。

小北是湖北人，2017年畢業於武漢一所高職院校，大學最後一年，一家供應鏈企業來學校招人，工作地點在武漢郊區的物流園內，經過簡短面試後，物流管理專業的她，拎着大包小包就去報到了。說是頂崗實習，其實從工作強度和時長來說，她和正式員工並沒有多少區別。

入職後，小北選擇去做分揀庫維員，這個崗位實行“兩班倒”，中班從14時開始，22時結束，等她真正到崗後才發現，能否準點下班，取決於訂單量的多少。“一般都要加班，有時候要搞到凌晨。”小北抱怨，這份工作留給她自由支配的時間並不多。

儘管分揀庫維員作為電商物流供應鏈體系的一環，對於保證物料及時供應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招人要求並不高，按照小北提供的公司信息，《財經》記者很容易就搜索到了這個崗位曾經的招工信息：“男女不限，初中以上學歷，年齡18歲-45歲，認識26個英文字母，手腳靈活。”不僅進人簡單，還包吃包住，這裡便成了很多應屆生的臨時港灣，和她同一批進去實習的大學同學就有十多個，不過大多數只是為了混滿六個月實習期，到時候好拿畢業證。

如果不算大學時期乾的各種兼職，這份工作是小北踏足就業市場的第一站，但沒堅持多久，她就溜了，“太累了，不到兩個月瘦了十斤。”除了忍受不了那樣的工作強度，她還說，周末要想進城，得坐一兩個小時的公交車，所以後來找工作時，她更傾向於去繁華的市區。

畢業頭兩年，小北的工作經歷全部是銷售，輾轉於房地產、醫療等不同行業。她喜歡和人打交道，也享受營銷帶來的成就感，但她待的都是些小公司，效益時好時壞，而銷售員要依附於一個團隊才能做出業績，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苛刻要求——她以自己干過的售樓處工作為例，“每天打電話約訪客戶，通話時長要達到兩個小時。”時間久了，也就減弱了她對這個行業的興趣，她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

事實上，小北有過一次進大公司的機會。那是一家醫藥類上市公司，在她畢業那一年，這家公司的招商專員職位招人，要求有工作經驗，本科以上學歷，年薪可以開到15萬元，這比小北後來從事的所有銷售工作薪資都高，也更穩定。小北目標感強，還為面試做了不少功課，“我就是想去大公司。”招聘主管覺得她和其他求職者很不一樣，兩人聊得也不錯，就放寬條件要了她。

可是招商專員的工作性質較為特殊，出差多，辦理入職前，總經理還特地見了小北一面，沒想到，這次見面讓她與這份嚮往許久的工作失之交臂。“可能看你當時有點瘦小，樣子就像個小孩，擔心工作經驗不夠。”她後來從招聘主管那裡了解到被拒的部分原因。

小北也理解用人單位的考慮，“剛大學出來，你沒有過硬的經驗，才能也不突出，人家不會給你開那麼高的工資。”做銷售則不同，只要業績好，應屆生也能獲得不錯的收入。其他工作卻很難實現。小北的一個朋友是計算機專業的，畢業前還去北京實習過，可是2018年回武漢找全職工作時，工資也才幾千元，干到2022年才漲到1萬多元。

作為科教重鎮，武漢擁有84所高校，逾120萬名在校大學生，是全球大學生數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但很長一段時間，這座“新一線”城市對於自己培養的畢業生來說，沒有多大吸引力。網上有個熱傳的段子：“在武漢，月薪3000元招不到一個農民工，卻可以招到一群大學生。”小北畢業後留在了武漢，但除了能做銷售，似乎也沒有更好的就業選擇，而她們班上近40人中，至今仍在武漢穩定就業者，掰着手指頭就能數出來。

從全國來看，靈活就業已經成為高校畢業生的重要選擇之一。根據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統計，2020屆和2021屆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佔比均超過16%，其中，天津、河北、山西三省市2021屆畢業生靈活就業佔比超過30%。

這一現象的背景是，近年來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面臨著不小壓力，16歲-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一直偏高。2021年10月，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司長哈增友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方面，青年就業總量較大，以2021年為例，高校畢業生就達到909萬人，同時受疫情、洪澇災害等影響，部分中小企業出現減招、慎招的現象，招聘形勢相對緊張；另一方面，青年群體結構性就業矛盾日益突出，供需脫節、人崗不適、“慢就業”現象時有發生。

受疫情等多方面影響，部分中小企業出現減招、慎招的現象，招聘形勢相對緊張。圖/新華

雖然有一份看似穩定的全職工作，但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後，中國實體經濟受到較大衝擊，小北的收入一下子沒了保障，此後，社交電商成了營銷的重要戰場。她發現，或許可以依託返利平台和社群，幫助中小商家引流，解決他們賣貨難的問題。這樣一來，即使不出門，她也有活幹了。

這條就業門路是小北從合租室友那裡得知的，引流方法也是對方教的，說起來複雜，但她一個多星期就學會了。她每天會逛逛電商平台，尋找可能有需求的商家，然後挨個打電話談合作，這一點和她之前所做的銷售工作有共通之處。

對於合作模式，小北解釋道：“只要有人通過我們的渠道下單，我就有錢賺。”作為電商推廣人員，小北賺的是服務費——通常是商品單價的5%，不過保健品的利潤空間比較大，她會將服務費定到20%。交易成功後，她再通過一款數字營銷類App提現。

小北說：“同時推廣十款產品，只要其中三款有銷量，我就不愁沒錢，白天都能出去玩。”而在此之前，她每周工作六天，為了趕在9點前到公司打卡，8點多就要出門擠公交，收入卻和現在沒有多少區別。“短期內我不會再去找全職工作了。”她說。

“在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中國大量勞動力正在從傳統製造業轉移到數字經濟、共享經濟領域，線上、居家辦公成為可能。”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告訴《財經》記者，這背後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技術進步有效解決了供需對接問題；二是勞動力成本上升，企業對靈活用工有需求。

在旅遊管理行業幹了十多年，王媛媛選擇在2020年辭職，加入一家保險中介公司，給客戶定製各類保險方案。她不用去公司坐班，與公司簽的是代理合同，而非勞動合同。比起企業職工社保，她更在意的是，徵稅更少，收入更多，“去年我掙了80萬”。

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塗永前的研究中，中國的靈活就業概念源於國際勞工組織於 1972年提出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在過去的40多年時間裡，“非正規部門就業”的概念和內涵不斷演進。總之，國際上“非正規部門就業”主要是指那些參與規模小、資金少、技術和技能要求不高、收入不穩定的生產經營服務機構的從業者以及自雇型就業等經濟活動。

2000年，中國的非正規就業在城鎮總就業規模中已經超過正規就業，從字面意思上看，“非正規就業”有貶義之嫌，中國更傾向於使用“靈活就業”的說法。2001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首次提到“靈活就業”，主要是指採取非全日制、臨時性、階段性和彈性工作時間等多種靈活的就業形式。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出現了下崗潮，失業人員為了謀生，就會選擇‘打零工’，還有一些農民為了補貼家用，也會在農閑之餘，通過熟人進城打短工，這種非正規就業就屬於我們今天探討的靈活就業。”塗永前說。

當然，如今的靈活就業並非大眾印象中的打短工、出苦力，還包括自由職業者，比如網絡主播、獨立設計師、企業諮詢師等。塗永前表示：“隨着互聯網的崛起，很多人都在藉助平台‘打零工’，有的是利用閑暇時間，有的是全職，總體而言，‘打零工’已經變成全民參與的社會普遍現象。”

“自由”的誘惑

塗永前口中的“打零工”是一種通俗說法，在經濟學界，早已產生了一個概念——零工經濟（Gig Economy）。根據全球諮詢機構麥肯錫的解釋，零工經濟是指自由職業者構成的經濟領域，他們利用網站或應用程序在網上籤訂合同。

28歲的李星（化名）是北京一名外賣騎手，每天醒來後，他第一件事是掏出手機，打開一款眾包App，當顧客在外賣平台下單後，經過系統的處理，他只要輕觸屏幕“上線”，就能實現接單。操作成功後，他會穿上統一顏色的外賣服，戴着頭盔，騎上一輛1200元買來的二手電單車，以最快的速度，趕往導航顯示的目的地取餐，一天的工作就開始了。

在外賣行業，眾包和專送是目前最主流的兩種用工模式，後者要接受配送站的管理，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和配送範圍，李星覺得不自由，所以選擇了眾包模式。“沒人管，想接就接。”他嘴上這麼說，但實際上，他和很多眾包騎手一樣，處於“全天候”工作狀態。

李星習慣10點出門，接第一單時，他傾向於選擇離自己住所最近的地方，因為眾包騎手的配送範圍不限，他經常一個人滿北京跑，最遠去過房山區。對於外賣騎手來說，沒有忙和不忙之分，只要不挑單，24小時都可以有活干。為了多掙錢，15時-15時30分是他一天當中唯一的間歇時刻，這時，他會找一個地方充電，躺在電單車上眯一會兒。到了16時，他又會忙起來，直到22時送完當天最後一單。這樣的一天，換來的是大約400元的收入。

李星是河南人，高中畢業後，他跟着老鄉來北京干房屋裝修，那個時候，接活靠介紹，雖然工作時間規律，從8時干到17時，但工錢基本是年結，還經常被拖欠，除非遇到好的老闆，才會一兩個月結一次。他幹了兩年便選擇離開。

相比之下，做眾包外賣騎手就靈活很多，下載App，完成資料填寫，買一輛電單車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騎手們可以自主決定上下班時間，工資還是日結，他不至於吃了上頓沒下頓。在“自由”和“收入過萬”的感召下，他加入了外賣行業。

李星的選擇並不特別。在對武漢地區的快遞員與外賣員進行長期調研後，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鄭廣懷團隊發現，有68.79%的受訪者表示，“工作比較自由”是他們成為外賣和快遞員的主要原因。

李星成為外賣騎手的2017年前後，正是中國外賣行業快速擴張的後期。根據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下稱“致誠中心”）2021年9月發布的《外賣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過去十年間，外賣市場經歷了多輪資本角逐和行業整合兼并，最終於2017年下半年，形成了美團、餓了么外賣分佔市場份額 46.1%和 39.5%的雙巨頭格局。

在這一過程中，外賣騎手卻面臨著“高強度工作”和“低水平保障”的兩重境地。

和李星在同一家平台的北京專送騎手王凱（化名）觀察到，一個訂單進來，留給騎手的時間大約只有30分鐘，前10分鐘用來趕往取貨點，如果遇到午高峰，商家優先考慮堂食，等餐、取餐就要花10分鐘，最後10分鐘才是配送時間，“等紅綠燈、過天橋，要是不逆行，全都要超時”。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外賣騎手屢遭交通事故。

2022年4月的一天晚上，和《財經》記者見面時，王凱說，這天送餐途中看到了三起與外賣騎手相關的交通事故。其中一起發生在11時30分左右，正值一天當中送餐最繁忙的時段，他當時正在等紅綠燈，不敢湊過去看，因為再過一會兒，他手上的訂單就要超時了——對於以好評率和準時率為考核標準的專送騎手來說，超時意味着罰款，這是所有騎手都要避免的。

在王凱服務的配送站，專送騎手一個差評罰款100元，以每單均價9元來計算，至少要跑11單才能挽回這個損失，當遇到黑着臉的顧客，王凱會客氣地說一句：“您的外賣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但送餐途中，菜品外溢的情況難以避免，他只能主動跟顧客賠不是，或者讓對方再下一單，他來掏錢，“一單也就三五十快。”相比100元的罰款，王凱認為這種處理方式更合理。

對於眾包騎手來說，一個差評罰款3元，李星每月大概會收到一次，影響不大，但壓力在於，他們的訂單主要靠搶，“我一般只搶離商家5公里距離的單子，再遠了我趕不到。”對於李星來說，在騎行中搶單會分散注意力，有一定危險性，但不搶他就沒什麼收入，這是一個不容易平衡的過程。

在研究外賣員群體的勞動過程時，鄭廣懷團隊提出過“平台工人”與“下載勞動”概念——騎手們通過下載App進行工作。表面上，這個App只是一個輔佐他們工作的工具，但實際上，騎手們下載的是一套精密的勞動控制模式。在這套模式下，勞動者原有的主體性被全麵塑造乃至取代，他們看似用更自由的方式在工作，但同時卻遭受着更深切的控制，而這種勞動模式的特點則為：強吸引、弱契約、高監管以及低反抗。

“當看到外賣平台打出高薪、自由的招工廣告那一刻起，就已經實現了觀念上的控制，這也是最深的控制，先把人吸引過來，然後是行動控制。現在不像製造業時代那樣了，沒有人站在背後指揮工人做事，但是把App下載到手機上之後， 從接單地點、送達時間，到消費者反饋、勞動成果分配，每一步都有數據，最終得出一個最優的控制模式。”鄭廣懷對《財經》記者說，這種最優控制模式是技術霸權與勞動者身心高度結合的結果，其間內涵了下載和上傳的雙向過程。

但是，平台的這種控制未來將受到約束。2022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第二十條規定，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向勞動者提供工作調度服務的，應當保護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權益，建立完善平台訂單分配、報酬構成及支付、工作時間、獎懲等相關算法。

不管怎樣，這份工作讓王凱感到滿意，他平均每個月可以掙1萬元左右，這些年攢了些錢，他曾花700多元買了張機票返回老家，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飛機，“就為了體驗一下”。他打算趁年輕再干幾年。

勞動關係之“網”

來北京做專送騎手之前，王凱在山西老家做過同樣的工作，當時他是通過勞務中介進去的，和現在服務的外賣平台屬於同一家，也是專送模式。不同的是，在山西時，他被要求註冊“個體工商戶”。

王凱還記得，在山西入職後不久，配送站通知所有騎手，掃二維碼填寫手機號、姓名、身份證號等個人信息，這就算註冊成功了，當時有人疑問：“為什麼要註冊？”但只得到了一個簡單的答案：只有註冊了才能發工資。

王凱雖然年輕，但已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見得多，他心裡清楚，註冊之後肯定“沒好處”，不過他同時也對自己說：“在人家手底下，你不註冊怎麼跑單？”可是他不完全清楚的是，當身份轉變成“個體工商戶”後，就意味着自己將不再受到勞動法保護，一旦產生糾紛，往往會陷入“找不到用人單位”的困境。

在外賣行業，“個體工商戶”是伴隨外賣平台的規模擴張、用工模式層層演進而出現的新身份。

根據致誠中心的研究，在傳統模式中，消費者電話點餐後，餐館自行僱用員工配送，而進入平台經濟時代，情況發生了變化。2008年左右，餓了么、美團等外賣平台相繼上線，配送服務轉由外賣平台統一招募、直接僱傭外賣員完成。這一時期，外賣員的權益相對有保障，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2020年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此前多數外賣配送員都有勞動合同，平台還會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並免費提供電動車、衣服、帽子等工作裝備。

隨着各外賣平台的競爭白熱化，為擴大運力規模，2015年，外賣平台開始引入眾包模式。最初，外賣平台通常直接招募眾包騎手，與眾包騎手簽訂合作協議，並為其購買意外險。

“在法律上，如果為勞動者或某項服務的提供者買保險，我們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理解為，二者要麼是勞動關係，要麼是勞務關係，或者被認定為其他的合同或合作關係，存在法定上的連接點，作為實際用人單位的外賣平台，只能找個中間角色來做這件事。”南開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陳兵向《財經》記者表示。

很快，外賣平台也發現了其中的法律風險，於是與眾包服務公司合作，將其本應承擔的成本和風險轉嫁給眾包服務公司，這意味着騎手的勞動權益同步削減。

正如致誠中心在報告中所言，幾乎在眾包模式出現的同一時期內，外賣平台開始將配送業務大規模外包。這時候，高風險、低收益的勞務外包市場自發演變出“個體工商戶”。

致誠中心前研究員徐淼告訴《財經》記者，根據團隊的調查統計發現，全國共有超過190萬經營範圍包括外賣的個體戶，排除掉其中不是騎手的部分，比如有些小餐館個體戶自己也送外賣，可能有大約160萬名外賣騎手被註冊為“個體工商戶”。

對於外賣騎手被註冊成“個體工商戶”，陳兵課題組調研發現，這背後依託的是靈活用工綜合服務平台，這類平台如今已經廣泛應用於外賣、家政、裝修、搬運等行業，除了王凱口中的結算工資，還能實現用工撮合、稅收籌劃、稅費代繳、社保繳納等功能。

陳兵介紹，雖然表面是勞務外包，但規模較大的靈活用工綜合服務平台一般不強調勞務屬性，而是在承接了B端（實際用工單位）的靈活用工需求後，將C端（勞動者）批量註冊成“個體工商戶”，然後進行分包合作。這樣一來，各方不存在勞動關係，僅為一般商事主體間的經營合作關係。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各方不存在勞動關係，但從接單到配送的全流程，王凱和工友們依然要受到外賣平台的算法控制，並接受外包商的管理和考核。“比如差評扣多少錢，這其實是平台最先發出的，只不過經過層層轉手後，最終由外包商來執行。” 陳兵說。

致誠中心檢索了自外賣平台出現以來，幾乎所有與騎手認定勞動關係（下稱“認勞”）相關的判決，在此基礎上對 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五年多時間內 1907份有效判決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外賣平台的認勞率基本控制在1%以內，而配送商也通過“個體工商戶”等模式將認勞率從81.62%降至46.89%和58.62%。

實際上，這種複雜的關係並非只存在於外賣騎手群體，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者也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

兩年前，湖南秦希燕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唐志接待過一位諮詢者，其丈夫是一位網約車司機，註冊了三家平台。一天中午，在接受其中一家平台的派單後，他將乘客送達指定地點，在乘客下車後，這位網約車司機倒在了車裡，後經鑒定，屬於猝死。

一開始，家屬打算通過訴訟方式索要工傷賠償，這首先需要確認司機與平台存在勞動關係，且只能和一家平台確認勞動關係，但家屬並不能提供勞動合同。唐志後來了解到，由於網約車平台通常不會與司機直接簽訂勞動合同，而是會與司機簽訂其他協議，比如承包協議、租賃協議、聯營協議、承攬協議、合同協議等，這也增加了勞動關係確認的難度。

“按照《勞動合同法》《勞動法》以及相關文件規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能否確定為勞動關係，最重要的依據就是雙方的依附性和管理性。”唐志向《財經》記者解釋，在這個案例中，認定平台和司機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具體應綜合考量平台的運營模式、平台對勞動者的管理程度、收入分配方式，以及勞動者是否獨立承擔經營風險等因素。如果平台僅向網約車司機提供信息服務，並通過平台收取一定的管理費或信息費或服務費，而勞動者能自主決定是否接單等，則一般很難認定為勞動關係。

“他在各個平台都有接單記錄，比較零散，看不出重心在哪邊，也很難判斷平台對他的人身管理屬性是強還是弱。”唐志說，從相關判決來看，各地法院的處理態度各異，而且爭議較大。在這種情況下，他建議家屬協商解決，幾經周折，最終平台給出幾十萬元撫恤金。

這是唐志第一次接觸網約車司機的人身傷害索賠案例，雖然處理勞動糾紛有經驗，但這一次讓他深刻感受到，靈活就業等新業態下勞動關係認定更加複雜。

唐志進入律師行業的2008年，原《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此時原《勞動法》已經頒布14年。他發現，當時建築領域也常有轉包與分包、不簽勞動合同的情況，即便出現包工頭跑路等問題，但至少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地點是明確的，而且還有一個明確的責任主體，即工程建築領域總包單位對農民工工資支付負總責。因此，即使建築領域的勞動者未簽勞動合同，相對而言也更容易維權。

相比之下，在靈活就業的新業態下，勞動者的工作地點、工作時間更具有靈活性，不再受固定地點、崗位、時間的限制，獲取報酬的方式有月結、日結、每單結算等，更加豐富多樣。在唐志看來，如果勞動或僱用關係不能確定，進而直接影響經濟補償金、工傷賠償、社會保險等權益保障的實現。

對於靈活就業的勞動者到底算不算公司僱員，即使在零工經濟相對成熟的西方國家，也存在爭議。圍繞這一層關係，近年來國際上引起最大爭議的無疑是Uber案件，而不同國家的處理態度各有差異。

2019年9月，因為美國加州簽署“AB-5 法案”（California Assembly Bill 5），要求將從事零工經濟的勞動者確定為正式僱員，而非合同工或獨立承攬人，引發Uber等網約車巨頭的強烈反對，最終迫使法院同意暫緩執行這一法律。

2020年11月，加州選民投票通過了“22號提案”，允許網約車平台無須將司機歸類為僱員，而是視為“獨立承包商”。該法案同時規定，平台必須為每周工作15小時以上的司機提供健康保險和職業事故保險等。

但是，2021年8月，加州高等法院法官做出裁決認為，將司機視為獨立承包商違反了州憲法，不公平地限制了立法機關在工人薪酬和勞資談判方面的權力。

2021年2月，英國最高法院裁定，要求Uber將司機歸類為工人，而不是獨立承包商，其理由是，Uber對司機有明顯的控制權，因此Uber即為僱主，司機有權享有最低工資等僱員權利。

針對Uber案件，聶輝華撰文指出，從英美兩國的法律裁決上看，企業是否對個人擁有控制權是判斷僱傭關係的關鍵，如果企業對勞動者的市場准入、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出具有很強的控制力，那麼兩者就是僱傭關係，否則就是市場承包關係。

在他看來，如果平台公司認為對員工的控制權並不能抵消僱傭關係認定帶來的成本，平台公司可以放鬆對員工的控制，直到其控制程度被認定為不存在僱傭關係為止，但這個臨界值在哪裡，需要各界共同探索。

現實中的社保難題

聶輝華近年來一直研究數字經濟領域，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調研以網約車司機為代表的靈活就業群體時，對方往往不知道是否和用人單位建立了勞動關係，但當被問及“誰給你交五險一金”時，他們才意識到，自己一直遊離於社保體系之外。

從大學退學後，王凱在山西老家當過網吧管理員，干過快遞員，這兩份工作都沒有簽勞動合同，更沒人給他繳社保，直到2016年5月，他看到一家大型電商企業北京倉庫缺人，為了迎戰“6·18”，用工需求量大，勞務公司把王凱作為派遣工招了進去。幸運的是，四個月後，100個正式工名額中出現少量崗位空缺，王凱表現不錯，得以轉電商企業的正式工，公司交完五險一金後，他每月到手工資5000多元。

有一年國慶假期，本不該值班的他，因為倉庫任務繁重，帶病工作了三天，收班回到宿舍後，終於在凌晨4時頭疼發作，是女朋友幫忙打的120，當晚住進了醫院的急診室，並被診斷為急性腦膜炎，住院17天，前後花了2萬多元。

按照王凱轉述醫生的說法，他的病因系勞累過度、休息不足所致。出院後，王凱拿着一大摞相關證明材料去辦理工傷報銷，可是流程繁瑣，他跑了三次公司總部，依然沒有辦成功，“每次都說我材料不齊全，光是打印、複印就花了50塊錢”。無奈之下，王凱離職回了老家，好在他還繳納了新農合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最終按33%的比例報銷了6000多元。算下來，他自己仍然要承擔1萬多元。

上世紀90年代，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了促進再就業和緩解勞動力過剩問題，國家和各地政府開始鼓勵建立勞務派遣公司，不過直到2014年，隨着《勞務派遣暫行規定》開始實施，相關細節才首次確定下來。這期間，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問題一直是缺失的一環。

1999年，馬魁從甘肅老家到北京打工，先後在飯店打過雜、後海酒吧開觀光車，也曾以派遣工的身份進入茶館當保安，還在建築工地上做過小工，那個年代，沒有給建築工人強制上保險的規定，受了傷只能自認倒霉。幾年後，他找到郵局送報紙的活兒，第一次交上三險，他說，這是自己干過的最好的工作。但好景不長，因回老家照顧動手術的丈母娘，請了三個月假，再回來時，工作就被人頂替了。

如今，37歲的馬魁在開網約車，車是租來的，每月4700元的份錢，雖然時間自由、多勞多得，但是沒有任何社會保障。而比他小三歲的妻子小文是一名保潔收納師，沒有掛靠平台，至於收入來源，靠客戶介紹客戶，小文此前還干過前台等工作，沒有一家公司為她交社保。在她看來，靈活就業人員最需要的是一份醫療保障。“不敢生病，小病都忍着，不敢去醫院。”小文說。

在中國當前的社保體系中，除了職工基本保險和居民基本保險兩類，還允許像馬魁夫婦這樣的靈活就業者，按照社會平均工資選擇一個繳費基數參保，費率一般是20%，其中12%進入統籌賬戶，8%進入個人賬戶。馬魁也曾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交過三個月，但發現費用太高，短期內看不到社保帶來的效果，便不再繳納。

對於這種做法，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德華在一篇論文中指出，由於缺少企業繳費主體，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總繳費費率低於正常企業參保4%，假定一個人現在開始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選擇最低的60%基數繳費 15年， 如果未來養老金年增5%，則需要政府存下15萬元，才能讓這個人的終身養老金的繳費和支出平衡下來。

“過去這種參保模式的人數只有幾千萬，壓力不大，如果未來的零工經濟從業人員都以靈活就業模式參加職工養老、醫療保險，則參保人數可能達幾億人，這種衝擊顯然是職工社會保險難以承受的。”汪德華寫道。

北京市一個小區的常駐快遞員大白告訴《財經》記者，在快遞公司中，目前只有京東和順豐兩家公司為快遞員上社保，其他中小快遞公司的大部分員工都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社保問題，有人會找其他公司掛靠來交社保，還有人將社保上在老家。據他估計，中小快遞公司快遞員中，擁有社保的人群比例僅佔10%左右。

一個好的信號是，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提出，要強化職業傷害保障，以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等行業的平台企業為重點，組織開展平台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平台企業應當按規定參加；鼓勵平台企業通過購買人身意外、僱主責任等商業保險，提昇平台靈活就業人員保障水平。

在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上，目前外賣行業的主要做法是推動商業保險向騎手覆蓋。在李星服務的外賣平台，眾包騎手由眾包服務商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意外傷害險，每天3元的保費從騎手傭金中扣除，保障時間為每日接單到次日凌晨1時30分。

複雜的問題，需要靈活的處理

回到現實中，依然有待解的問題。鄭廣懷說：“商業保險不是強制性的，尤其是對於眾包騎手來說，接單自由，你今天可以買，明天可以不買，如果超過了保險所覆蓋保障時間，比如在回宿舍路上出現意外，勞動關係又不明確，這個責任到底算在誰的頭上？”

“摔跤擦傷，要那個保險賠償，還得去醫院開證明，要交管局證明，很麻煩，有那點時間不如多跑幾單。”28歲的小明曾做過一段時間的眾包騎手，最多的時候，40分鐘送了11單，但系統派單經常方向相反，為了不超時，只能逆行和超速，經常有外賣員出車禍的事上新聞，在父母的勸說下，他最終離開了這個行業。

塗永前向《財經》記者表示，外賣騎手之所以成為交通事故高發群體，除了外賣平台程序與算法設計不夠合理外，與騎手自身對安全、勞動權益的認識不足也有很大關係。“很多時候，騎手為了搶時間、搶肥單，拚命地往前跑，這裡既有堵車、天氣原因，他們還要考慮到客戶評價，很難說清楚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工傷。”

“現在每天3塊錢的保費，主要還是騎手自己在承擔。而現在有上千萬的騎手，如果都認定為勞動關係，必然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到時候，這一塊的成本又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在塗永前的設想中，按照當前中國“三位一體”的社保模式，政府可以針對靈活就業者推出一個獨立險種並進行行業細分，把費用降下來，政府、企業和個人各自承擔一部分，這樣更有利於促進行業發展和勞動者權益保障。

現階段，靈活就業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涉及家裝、外賣、物流、網絡主播等行業，有些只是把傳統業務搬到了線上，而平台只是單純從事信息撮合。在陳兵看來，關鍵是要在釐清不同場景下個體勞動者的收入來源、工種屬性、勞動強度、責任分配、侵權救濟等評價要素後，劃清新勞動者與用工平台、靈活用工服務平台間的權利義務邊界，明確平台責任類型及必要限度。

此外，陳兵建議可以根據不同的用工情況加以分類處理，對於高危行業的靈活就業勞動者，可根據其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技能工種等“勞動標籤”進行初步分級，強制提高用工安保義務，以勞動法認定的“勞務關係”為準簽署用工協議；而室內保潔、帶貨主播和網課老師等，對應靈活勞務等級逐次承擔用工風險，引導勞資雙方在適配的權責界限內達成合意。

“比如網絡主播，多在室內作業，看上去危險性不高，不至於像外賣騎手一樣出現交通事故，但這一群體重複、長時間勞動，也會有抑鬱症、過勞死的風險，只是風險的表現沒有那麼明顯，但實際是存在的，不能忽視了他們對勞動保障的需求。”陳兵說。

上述指導意見也對平台用工形態進行了初步劃分，將新業態勞動者分為“勞動關係”“不完全符合勞動關係”和“民事關係”三種類型，保障程度與依據不盡相同。對於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係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要求各地指導平台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

聶輝華則指出，在靈活用工業態下，如果承認平台公司與員工之間是勞動關係，那麼平台型公司很可能要承擔員工的五險一金和各種福利成本，如果兩者不是勞動關係，難道就不應該有人承擔這筆本應發生的成本嗎？

“現在的社保繳費已經佔到個人工資40%左右，而且必須五險一金全買，導致企業的負擔很重，它們只能七拐八彎，在和騎手之間的關係上築起多道防火牆，這裡面存在很多制度性交易費用，企業看似規避了成本，但最終總會有個社會群體來承擔這筆成本，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浪費。”聶輝華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社保責任和勞動關係互為捆綁，是造成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困境的根源。

他提出了一個解決思路：將社保責任和勞動關係相對分離，即員工可以自行繳納社保，也可以通過勞務派遣公司繳納，還可以讓平台公司繳納，甚至不必五個險種全部繳納，但政策必須保證勞動者最基本的權益，使得幾種繳費方式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套利空間。

“政府要做的是制定監管規則，明確不同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選擇權交給市場，當規則改變了，成本降下來，在權衡成本和收益後，企業才願意承擔更多責任，不至於想方設法規避。”聶輝華表示，不妨嘗試新業態新辦法、舊行業舊辦法，如果所有行業都沿用同一套標準，就無法激發市場活力。

陳兵認為，零工經濟承載着民生保障的重要功能，如果一味地將社保責任推給平台，對企業和行業都是致命的打擊，更會讓整個城市的運轉停滯不前，到時候，靈活就業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容易增加失業風險。

實際上， 2021年以來，由於新冠疫情等原因衝擊下，在線教育、旅遊業等行業的失業率上升，加之隱性失業等現象，使得真實就業形勢充滿挑戰。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今年的就業目標並不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22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5.5%以內。

需要看到的是，零工經濟正在成為推動靈活就業的重要力量和促進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點。2020年11月，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等機構發布的《互聯網時代零工經濟的發展現狀、社會影響及其政策建議》顯示，2019年，中國零工經濟對GDP總增量的貢獻度為10.43%，預計到2035年，這一比重將增至13.26%，佔GDP的比重將達到6.82%。

多位受訪專家均表示，只有當企業、個人和政府都做好了應對的準備，靈活就業才能讓更多勞動者受益，零工經濟也才能發揮更大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