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正確領導
“長征的時候你都幹了些什麼工作?”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曾好奇地問父親。
鄧小平用了他一貫的簡明方式回答:跟着走!
一個“跟”字,明確了跟的方向,是跟着中央的正確路線走,是跟着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央走;
一個“走”,堅定了鬥志,大家走到了遵義,走出了雪山草地、高山峽谷,走出了困境,走過了絕境,走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人民日報》
事實上,只有正確的領導集體,才能讓人有跟着走的決心和信心。
思想統一,上下一心,才能激發鬥志,形成合力。
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李德,便被稱為屋子裡的指揮官,一意孤行,紙上談兵,執行行進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
而且還不願意聽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事實上,這個時候,思想已經有了分歧,上面的領導層在屋子裡指揮戰鬥,根不不清楚戰場上瞬息萬變的情況,德國人李德連中國話都不怎麼會說,只是在屋子裡看看作戰地圖,又怎麼能清楚前線戰鬥?
所以,後人看到血戰湘江的情形,真的是捶胸頓足,無比惋惜,感到十分憋屈,彭老總也直接罵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疼”,說這是“肉包子打狗戰術”。
這個時候的紅軍,急需要思想上的統一,於是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了,我一直覺得有兩個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會議,一個是遵義會議,另一個是三灣改編,這個有機會我們再說。
總之呢,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思想統一問題,就是要讓正確的領導來指揮戰鬥,任正非也說過,要讓聽得見炮聲的人指揮戰鬥,因此,遵義會議的價值就體現如此,遵義會議的最大成果是確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正確領導集體,將團隊分散的力量重新又凝聚統一了起來。
其實,我們來看,這和企業發展也是一個道理,換句話說,那時候的紅軍不也是創業公司么?
互聯網公司的生存之本說白了就倆字:效率。
實現效率就要求企業必須要有正確的領導力,領導人和領導力是兩個概念,很多互聯網企業只有領導人卻沒有領導力,一味地做榨汁機是不可能行穩致遠的。
怎麼辦?
召開遵義會議啊,把不合適的領導去除掉,把合適的領導放到管理決策崗位上,外行領導內行是註定行不通的。
互聯網企業往往容易產生路徑依賴,比如,大家都是流量思維,這個時候就非常考驗領導的決策力,很多時候,優秀的領導並不是口號大王,而是像春雨一般,潤物細無聲,但總是在關鍵決策上帶領着團隊走正確的路線,激勵並感染着大家,
而有效率的公司,一定有着完善的篩選機制,這個篩選機制關鍵在於篩選中高層領導。
只有讓能者居其位,思想統一,路線正確,才能有所作為,實現戰略意圖。
02
高效執行
當京東高管對劉強東的決策提出質疑時,劉強東直接將其開除了,很多人不理解,劉強東當時說:我高薪聘請你來,是為了執行我的決策,而不是讓你反對我的。
其實,我開始也不理解,這不就是東哥的社會搖么,但看了“四渡赤水”就明白了。
“四渡赤水”以來,部隊的指戰員對老走路、不打仗怨言不少。
當時林彪一直不理解, 因此,林彪提出走“弓背路”還是走“弓弦”的問題,並給新三人團寫信,建議由彭德懷取代毛澤東任前敵指揮。
結果被毛主席給熊了一頓:你個娃娃,你懂什麼。
聽起來好像很霸道,其實是有道理的,那個時候沒有功夫跟你講那麼多,不是搞軍事學術的時候。
我們後人回過頭來看,方明白偉人的偉大之處,可以說,彼時的毛主席是頂着幾方面的雷子在打仗,帶着鐐銬在跳舞,當時二局是有獲得情報的,但是由於信息保密原因,知道的人很少,不能公開說,這個時候需要的是執行力,高效的執行力,而不是論證可不可行。
事實上,後來毛主席1939年在一次講話時談起長征,他說:“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着燈籠走夜路。”
毛主席說的“二局”,是紅軍總司令部一個極機密極重要的單位,總共只有幾十個人。就是這幾十個人,在局長曾希聖,副局長錢壯飛的領導下,憑着小功率的電台收報機,在長征中一路走一路24小時不間斷收聽各路國民黨軍的電報,成功地破譯了敵人千變萬化的各類密碼860多種,摸清了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戰略部署,並對敵人的一舉一動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不僅是紅軍征途中的“燈籠”,還是紅軍領導人的“千里眼”、“順風耳”,為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發揮了巨大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對於公司發展也是一樣的,很多時候,由於信息的不對稱性,我們掌握的資源信息比決策層少的很多,就導致我們的視野受限,那這個時候,我們作為作戰單元,做好本職工作就可以了,而不是要去質疑決策對或錯。
一旦角色錯位,其實就陷入了企業層的內卷,與之而來的,便是與市場的漸行漸遠。
而決策得不到有效執行的組織,是很難有大的突破的。
03
小步快跑
縱觀紅軍長征的全過程,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一直在跑。
跑步前進,機動起來,避實擊虛,以弱擊強,也是毛澤東思想的軍事思想的一個很明顯的標誌。
尤其是“四渡赤水”,可謂把這個“運動思維”的戰略思想,應用的淋漓盡致。
這一切其實都源於快速機動的戰略定位。
應該來說,沒有人比互聯網更懂小步快跑的思想了。
但懂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小步快跑需要很強的機動性和靈活性,才能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和需求。
這就需要企業組織從制度管理上要更加液態化,一切以效率為主,快速迭代,隨時應對,擁有試錯思維,不斷的以最小的成本去評估可行性,輕裝上陣,就行紅軍一樣,甩掉包袱,才能快速集結和戰鬥,從而達到戰略目的。
其次,小步快跑的核心前提是定位精準,而不是亂跑。
很多企業不是被瀑布式開發所淹沒,而是被小步快跑所拖累,為了效率而效率帶來的一定是死棋。
為了敏捷,基礎的產品開發流程可能都不再關注,上下游還怎麼銜接?
省去了一點上游的時間,帶來的卻是全流程的時間浪費,買櫝還珠而已。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不光要跑的快,還要跑的有價值,每一個階段目的都應該是科學合理並可持續的,不是孤立的單元,就像四渡赤水一樣,每次都是單獨的戰鬥,但都服務於整體的戰略意圖,層層推進,步步為營。
這就要求,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就要有前瞻性思考,全盤把握。
04
信任同志
毛主席高興地說:“前些天,我們一些同志還擔心,怕我們渡不過江去,被人家擠上絕路,當時我就對恩來、朱德同志講:沒關係,四川人說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搶渡金沙江時,毛主席的戰略思維和對同志的信任,一覽無遺。
1935年4月29日,中央、軍委命令全軍速渡金沙江,徹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峽谷間,江面寬闊,水流湍急,形勢非常險要。如果我軍不能北渡,則有被敵人壓在深谷殲滅的危險。當時,蔣軍已發覺紅軍的行蹤,天天派飛機盤旋偵察。5月2日,軍委命令紅軍分三路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三軍團向洪門渡江;一軍團經武定、元謀,由龍街渡江;軍委縱隊由劉伯承率幹部團一個營及工兵分隊,於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橋,並偵察其上游各渡河點。
劉伯承接到命令後,率部晝夜兼程趕路一百六十華里。他自己化裝成國民黨中央軍軍官,指揮幹部團闖入敵區公所,全殲當地民團,並繳獲兩艘木船。隨後,劉伯承命令兩個排分乘木船,趁夜渡過金沙江,一舉殲滅對岸敵厘金局三十多個保安隊員,迅速控制了渡口。劉伯承又親自渡江察看水情、渡口,一面指揮架橋,一面繼續尋找船隻。後因水流太急,無法架橋。但在當地老百姓幫助下,又找到四艘木船。劉伯承極興奮地電告軍委,稱:“皎平渡有船六隻,每日夜能渡一萬人。軍委縱隊五日可渡河。”軍委得知這一情形,即令劉伯承為渡江司令,陳云為政委,在金沙江邊山洞裡組成渡江司令部,負責指揮部隊渡江。
5月3日,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過了江。他們對劉伯承指揮渡江戰鬥的巧妙和組織渡江工作有方,給予了高度的讚揚。
在企業經營時,很多決策者確實不具備偉人的氣魄和胸懷,對於手下的中高層,不敢完全放權,害怕出錯,下面人有時候剛掄起鎚子,上面領導就喊停,不讓抬腿走路,只讓原地踏步,雖然害怕步子太大扯到蛋,但卻不擔心會閃住腰。
這樣前怕狼,後怕虎,怎麼能做好經營呢?
我們經常說,信任同志,不僅會把胸膛交給對方,更是會把後背放心的交給對方,這才是戰場的友誼。
經過戰場的洗禮,信任產生的巨大效能無與倫比。
05
核心支柱
在我看來,核心支柱有兩個含義,一是要有核心的人員,二是核心人員在原則大事上,要能起到核心支撐的作用。
這兩者其實並沒有明顯的界限,是相互交織和影響的,不同時期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在長征初期,紅軍決策層是最高三人團,也就是,軍事決策是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最終決定的,李德作為德國派來的顧問,執行的是“左傾”軍事錯誤路線,博古對李德又過於推崇,總是在說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奉為太上皇,這個時候,周恩來的立場就無比關鍵,遵義會議上,李德的報告過分強調客觀困難,卻迴避指揮上的錯誤,對正確意見忽視的錯誤,而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出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遵義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而正是周恩來、張聞天等一批黨性堅定,作風優良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促進了遵義會議的落地。
而當張國燾被權欲沖昏頭腦時,彭德懷,徐向前,包括李德、博古等又都是黨性堅定地擁護毛主席。
企業更是如此,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員工更替再正常不過了,其實,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來源於對螺絲釘持續不斷地優化,但是,很少有核心骨幹離開的,正是這種架構的穩定性和支柱效應,才給企業帶來了持續向上的可能。
反之,如果沒有穩定的核心骨幹做支撐,其實很難有突破,更別說行穩致遠了。
長征留給後人的是彌足珍貴的精神食糧,更難得的是,我們可以一路傳承下去。
出水才看兩條腿,水善萬利而不爭:流水不爭先,爭的是滔滔不絕。
看到現在的互聯網巨頭,比如,某團,某多,所謂的擔當和格局,想一想群眾路線,我只有一個想法:
應該讓他們重走一遍長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