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2022年10月31日13:43:09 熱門 1894

編者按: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內容。在一個缺乏獨立和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近代中國,如何爭得人民民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共和國,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因而中國的事情必須依靠中國人自己獨立探索和解決,需要中國共產黨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關於“各方面的民主”的系統論述,既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又有中國經驗、中國實踐、中國風格的理論創造與話語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性創造,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解放事業提供了“偉大的認識工具”。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引發了中國人思想的根本性變化,蘊藏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力量得到極大激發。“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更不是神秘主義,而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和對現實問題、時代問題的科學回答。“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對於缺乏獨立和民主、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的近代中國來說,如何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獨立探索,需要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內容,正是這樣一種既有馬克思主義確立的理論基礎又有中國經驗、中國實踐的理論創造,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具體化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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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對中國民主問題的初步思考與探索


   辛亥革命終結了帝制,建立了一個名義上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近代中國取得的進步,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並未從根本上觸動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未能從根本上觸動封建社會的根基,未能深刻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性。資產階級已經無法實行民主,因而中華民國有名無實,就連那點可憐的資產階級民主。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專制政府中也已蕩然無存了,這就是中國的民主問題——毛澤東概括為中國最缺乏兩件東西,一是缺乏獨立,二是缺乏民主。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提出了無產階級要爭得民主的要求,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民主政權,這種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對於缺乏獨立和民主的舊中國來說,是急需的,對正在尋找出路的中國人民來說是極富吸引力、能滿足現實需要的。但中國又還有着極為特殊的情況,那就是中國社會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社會,有着佔全國人口80%且生活極為困苦的農民。因此,如何根據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具體國情,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思想與實踐在中國具體化,探索一條解決中國民主問題、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願望的中國民主革命道路,使人民團結起來,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一成立便面臨的艱巨歷史任務。毛澤東便是從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開始思考和探索中國民主問題出路的。

   1925年,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寫道,革命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這是毛澤東關於民主問題較早的思考和論述。為了實現這一革命目的,毛澤東緊緊抓住中國農民問題,在黨內第一次提出了“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毛澤東指出,沒有一個大的農村變動,就不能完成國民革命,這個大的農村變動,就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辛亥革命沒有引發這個大的農村變動,所以失敗了。基於這一科學認識,毛澤東身體力行,深入廣大農村,了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真實狀況,用中國農民熟悉的語言和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農民起來,組織農會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但因為當時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放棄了國共合作的領導權,也因為中國共產黨沒有建立自己的工農武裝和工農政權,大革命遭到了絞殺。嚴酷的現實使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要解放農民,並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共產黨必須領導人民建立自己的武裝和屬於廣大工農群眾的政權,這就是毛澤東在國民革命失敗後轉入農村,開闢出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對民主問題的思考主要體現在如何實行黨內民主、如何進行軍隊內部的民主創造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如何進行蘇維埃民主政權建設等方面。儘管毛澤東還不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在毛澤東親手創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工農蘇維埃政權、工農紅軍範圍內開始探索如何擴大黨內民主和黨內民主生活,將民主集中制貫穿在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和政權建設等方面,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實現了廣泛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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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黨內民主來看,因為中國是一個小農思想傳統十分深厚的社會,共產黨員的主要來源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許多黨員把小農經濟社會的散漫性帶進了黨內。為克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極端民主化思想,以促進黨的集中統一,提高黨在複雜鬥爭環境下的戰鬥力,毛澤東認識到,必須將民主精神、民主作風引入黨內,對黨的各級地方組織、軍隊中的黨組織、工農民主政權中的黨組織,都要進行民主教育,以確立民主集中制的理論和原則,探索建立符合黨的實際的民主運行機制。特別是在創建之初的紅軍內部,紅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民主生活不足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因為紅軍戰士大部分來源於農民或從舊軍隊轉化而來,受封建等級制的影響很深,因而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健全黨內民主生活的問題。在此期間探索形成的黨小組會、支部會、黨員大會、政治討論會等黨內民主生活方式和黨內民主運行機制,在毛澤東為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起草並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得以總結確認,這就是有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決議》反映了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對黨內民主和黨內民主生活的深刻認識,其主要思想在黨中央到達陝北延安後,以更為理論化和具體化的方式表述,並成為全黨共識。

   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是建設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重要內容。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下定決心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從根本上區別於舊軍隊和舊軍閥。主要是在軍隊內部建立民主制度,通過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包括經濟、政治上應有的權利,建立新型的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毛澤東在江西永新三灣村對秋收起義部隊的改編,是新型人民軍隊、軍事民主的活水源頭。為糾正不良思想傾向,古田會議進一步完善了軍內民主,提出了改善軍政軍民關係的具體方法,在軍內實行官兵平等,不得打罵士兵,堅決廢止肉刑,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反對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在軍政關係上,肅清流寇主義思想,部隊幫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權和地方武裝,尊重地方政府,發動地方黨批評紅軍黨和群眾政權機關批評紅軍;在軍民關係上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土地革命時期實行的這些民主制度、民主政策為延安時期毛澤東軍事民主思想的系統化提供了重要經驗基礎。

   在工農民主政權建設方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既團結在蘇維埃民主政權之下,又在土地革命實踐中用自己發明的集體互助的辦法,組織起自身強大力量去鞏固和擴大蘇維埃政權。經過黨政軍民的艱苦創業,1931年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了中央蘇區政府,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形態。“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土地革命時期的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生動實踐和探索,為延安時期的人民民主政權積累了經驗,為抗日民主政權的實踐奠定了基礎。這些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為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的成熟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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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和重要方面


   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為毛澤東民主理論的成熟提供了有利條件。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民主思想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其重大理論創新具體體現在:關於人民民主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理論、關於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論、關於軍隊內部實行民主的理論、關於統一戰線的協商民主理論和關於“民主的新路”的思想等。

   第一,人民民主與群眾路線。毛澤東在馬克思關於人民主體思想的基礎上,把人民主體思想與群眾路線聯結貫通起來,提出以“人民民主”為核心概念的民主理論。“人民民主”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認識論、方法論相統一的概念,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實踐智慧的概念,相較於馬克思和列寧的無產階級民主概念,內容更為具體、內涵更為深化。在毛澤東的歷史觀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和“風流人物”,因而人民當家作主、密切聯繫群眾的群眾路線與民主方法就是人民史觀的必然要求。因此,毛澤東的“人民民主”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高度來理解,“一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即人民是革命的動力,是歷史的創造者;二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即要在一切工作中依靠群眾、集中群眾智慧、見之於群眾行動。這個方法論意義上的群眾路線思想更接近於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了”。按照唯物史觀,人民是實踐的主體、歷史的主體、價值的主體,因而也是民主的主體。但根據中國實際,“人民”作為政治範疇,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人民的主體是工農群眾,是廣大的農民和小生產者,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構成“人民”,這樣的“人民”聯合建立人民共和國,其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其前途是社會主義。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目標,都要求必須把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作為人民群眾的主體部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身上有着反帝反封建的無窮力量。在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中,也要用民主的辦法教育農民,幫助農民不斷克服和戰勝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調動農民直接參与民主革命實踐,以發展農村基層民主來推動全國民主。毛澤東的人民民主、群眾路線正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的民主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反映的是中國的實際和人民的民主要求,因而,毛澤東創造了更適合廣大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民主理論。

   第二,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思想。馬克思列寧都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黨內的民主與集中關係問題,但在無產階級運動的不同環境中,究竟如何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如何做出系統的理論闡述,依賴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反覆實踐和理論提升以不斷完善。毛澤東不僅系統論述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把民主集中制確立為人民共和國政體,即政府的組織形式。

   黨的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方面是充分發揚黨內民主,保障黨員的選舉權、監督權等民主權利,營造黨內充分討論問題、充分表達意見的環境和氛圍;另一方面,實行民主集中制,以更好地實現和維護黨的團結,更好地實現和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增強全黨的凝聚力和領導力。作為政府組織形式的政體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質就是人民民主,是為了實現和保障人民更好地當家作主,是民主與效率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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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認為,黨的民主集中制雖與作為人民共和國政體的民主集中制所承載的功能不同,並通過不同的制度安排來實現,但都是“高度的民主與高度的集中相統一”、是民主價值與民主方法的統一。民主和集中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彼此對立衝突,然而在某種特定的形式上是可以被統一起來的,二者之間並不存在不可打破的壁壘。民主與集中的關係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民主離開集中,很難形成統一的認識和指導,沒有民主的集中是產生官僚主義、專制主義的溫床,是脫離群眾的表現,沒有不失敗的。民主和集中在具體環境中如何統一,就是依靠群眾路線。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第三,人民民主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的“人民民主”,不僅是享有民主權利的“人民”主體有廣泛性,而且民主的內容也是廣泛的真實的,民主的形式、途徑和實行民主的方法也是豐富多樣的,從主體、內容、形式、途徑、方法充分反映人民民主的真實性、實質性和有效性。從人民主體的廣泛性來看,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無論是廣大工農群眾還是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都屬於人民的範疇,都有說話的權利,有職有權,各得其所;從民主權利的內容來看,人民都有選舉權和監督權,有經濟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民主貫穿於整個政治過程、決策過程,沒有什麼“民主的休眠期”。黨和政府都有民主作風、民主生活,整個社會有民主教育,是全面民主的社會。為實現充分的人民民主,需要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保障,實現人民共和國的政體與國體相適應。人民民主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靈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人民選舉產生,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民主集中製為根本原則,這種民主制更有利於實現人民的共同意志,更有效地實現人民民主。毛澤東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間,並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於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與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採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彆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採取這種民主集中制。”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經歷的國家無民主不獨立、社會生活無序的歷史證明,只有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才是合理正確的選擇。

   第四,軍事民主思想。毛澤東把軍事問題放到國內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複雜局面和世界大勢中全面考慮。通過統籌軍隊內、外的民主關係,對軍隊內部的民主和軍政軍民團結一致關係的各方面作出了具體詳盡的規定,在軍事鬥爭的實踐中形成了具有鮮明人民性和獨具特質的、深刻的軍事民主思想,極大地豐富了民主的內涵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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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軍事民主思想在井岡山時期發端、孕育,經過長征的鍛造,到延安時期臻於成熟完備。毛澤東軍事民主思想既實現了人類軍事思想、軍事文化的質的飛躍,也突出體現和反映了毛澤東民主理論的博大精微。首先,毛澤東軍事民主思想獨具特質,既是軍事文化,也是民主文化,既發展了軍事思想,也豐富了民主的內涵和價值,因為古往今來的民主理論都沒有關注到普通士兵基本的民主權利和主體性。其次,毛澤東軍事民主思想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質,是真心實意在軍隊內部實行一定形式的民主,真正尊重士兵的主體精神、創造精神和管理權利,是一貫堅持和實行的民主制度、民主原則而不是隨時準備丟棄。最後,毛澤東軍事民主思想具有致廣大、盡精微的特質,把軍事同政治、經濟、文化、國際關係統一起來考慮,統籌軍隊內、外的民主關係,創造了最為宏觀的軍事學;同時,又具體而微,對軍隊內部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和軍政軍民關係的各方面的規定,具體到了“一針一線”的程度,堪稱精細化管理,改寫了人們對軍事民主生活、軍事民主制度、軍事任務的認識,已經根本不是那種單純軍事觀點和脫離社會、脫離人民的軍隊職業化思維所能參透和領悟的。

   第五,以統一戰線的形式開啟了協商民主。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多黨合作日趨成熟,發展出了豐富的民主協商思想,開創了多黨合作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有優良的民主作風,能同各民主黨派真誠合作,能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遇事一起商量,黨外民主人士在抗日民主政權中有實職實權,人民共和國就是統一戰線形式的國家政權。

   第六,民主的新路。中國有深厚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傳統,這正是黃炎培有“歷史周期率”之問、毛澤東有“民主的新路”之答的歷史文化背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毛澤東,都沒有停留於把民主當作一種形式上的或局限於政治領域上的內容,並沒有像現代資產階級那樣把民主的實際和實質內容空洞化形式化,而是從社會歷史規律和國家治理的根本大道上來立論。因此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並不是民主的全部,反特權、反官僚主義也是毛澤東民主理論的重要內容,中國人民追求的民主精神,不僅是針對封建專制而言,而且也是針對這種封建經濟政治影響下形成的特權思想、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因而要用民主的方法來教育人民,用人民民主的力量和民主的辦法來反對特權思想、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脫離人民,與民主作風、群眾觀點相對立,實質是一種特權思想,是“反人民的作風”。人民群眾是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主體,通過擴大民主,依靠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量,防止和制止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滋生,這正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功能。

   總括起來,毛澤東民主理論是在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基礎上,在中國語境、中國革命和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實踐中產生的成熟的合理的民主理論形態。這一民主理論形態包含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軍事民主、黨際民主等豐富內容,為人民當家作主,破解歷史周期率,開創了“民主的新路”,這些理論內容最終凝結為富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民主話語體系。在毛澤東民主理論的指導下,通過中國人民的共同奮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廢除了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取締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偉大跨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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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對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啟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也可以說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總結中國經驗,創造出新的理論。“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的矛盾,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因而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矢”和“的”的關係,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就是“有的放矢”,這就是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內涵。“‘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這種“化”不是簡化、化約,是系統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融入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心中、融入現實事物的運動中,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理論就會是行動的指南。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重要構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思想,同樣也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民主實踐中不斷開闢認識真理、實現人民民主的道路,使之帶有中國特點、合乎中國實際和人民需要、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毛澤東民主理論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思想中國化的合理的理論形態。正是這一理論形態,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思想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成功實踐和系統的理論表達,豐富、充實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

   延安時期毛澤東民主理論為我們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毛澤東民主理論之所以能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民主理論,全面超越資本主義的有限民主,實現人民民主,主要的是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啟示:

   一要樹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觀,在實踐中善於運用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是重大原則問題。如果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離開實際空洞地談馬克思主義,就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了。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比作觀察社會和分析問題的顯微鏡和望遠鏡,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科學解釋。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基本內容包括:一是從指導思想的角度,以唯物史觀作為“吾黨哲學的根據”和“看家本領”,運用唯物史觀這一先進理論武器來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二是從認識論的角度,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從實際中引出科學結論的唯物主義反映論,並把這一認識路線概括為“實事求是”;三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分析和解決中國問題的科學方法論,因而中國的同志應當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去了解中國的情況,提供解決中國問題的具體道路和方案。正是基於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觀,毛澤東在延安向全黨提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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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對國情有深刻的把握,並獨立地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最基礎的就是“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把握,也是馬克思的方法,重視調查研究和學習,切切實實深入和聯繫人民群眾,調查研究中國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鬥爭,研究中國歷史。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就成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礎。毛澤東出生、成長於中國社會的底層,對小農經濟社會的基本國情有親身的感受和經歷,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和語言,同情人民苦難,深受湖湘學派事中求理的務實學風的熏陶,積極修學儲能,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自覺地形成了符合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知識結構和實踐智慧,在青年時期就以突出的宣傳、組織能力超邁時賢。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毛澤東迅速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目標始終如一。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風,既懂實際情況又善於團結一切力量和不畏艱難、充滿必勝信念,既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又有傑出的理論創造能力,因此,正如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與馬克思恩格斯個人主觀的天才努力分不開一樣,毛澤東思想也與毛澤東個人的主觀條件分不開。“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調查是為了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有助於解決中國革命面臨的真實問題。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實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報告;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親自做過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著名的實地考察,並撰寫出能夠深刻說明問題的調查報告,還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命題;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重視,中國共產黨內無出其右,他告誡全黨全軍,不做正確的調查研究是“共產黨員的恥辱”“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在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深刻把握國情的基礎上,毛澤東強調要獨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

   三要不斷提升實踐智慧與理論思維能力。“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可以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之間的‘中間項’。”通過調查研究,深刻把握中國實際,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並不意味着就能形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探索出一條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獨特道路,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集體的實踐智慧,對中國革命的經驗、實踐進行理論概括,寫出新的著作,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這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回答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理論家時說過,我們需要的理論家是“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毛澤東的實踐智慧集中體現為把握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相互聯結和矛盾的轉化,強調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正確把握和處理事物的矛盾、注重調查研究的實踐智慧和充分佔有材料基礎上對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和話語表述創新,進而形成科學的理論體系,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應遵循的基本經驗。


(作者:彭臻,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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