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31日12:32:09 熱門 1199

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有突然受到召喚的一刻。說召喚或許太神秘主義，“決定做某一件事”是更準確的表達。

科班音樂出身的楊光磊一直驕傲於自己學院派的純正血統，直到在世博現場聽到巴基斯坦音樂家阿西夫·阿里·汗（Asif Ali Khan）。

“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無法理解，他唱的每一個音我都唱不準。”後來他才知道，那個地區把12平均律變成23律，“那些微分音都在鋼琴鍵盤的夾縫裡，在我們看來就是不準的，但他們唱出來就是那麼好聽”。吃飯的時候，Asif一句一句帶着他唱，“這樣我才能稍微跟上”。

這樣，成長中根深蒂固的東西被完全打破。“我心悅誠服，原來口口相傳的東西才能帶給我們完全不同的世界，而這些東西一旦被現代技術捆綁，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在那一刻他決定把一件預備放棄的事做下去—搞世界音樂。

2008-2010年期間，體制內人士楊光磊在上海世博局的支持下開始做上海世界音樂周。當時他仍在上海輕音樂團任職，國家二級演員，專業是音樂劇演唱兼團長助理，運營總監。“我還考上過《歌劇魅影》的C組，可惜A組演員幾乎一場不落地演完全部，B組都等不到機會，何況C組……”

2008年之前，中國的官方語彙中沒有“世界音樂”的存在。而在西方，“World Music”這個以西方視角為主體的詞彙在誕生之初帶有歧視性，原指全球各民族（尤指非發達地區）的民族/民間音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因推廣“非西方音樂”而走紅全球。

隨着時代變遷和它寬泛而模糊的定義，有民族音樂色彩的音樂都可歸入“World Music”的範疇，因此西方文明居高臨下的意味漸淡。這個詞成為了“沒有評判的聆聽標準”，表達了各民族被尊重，被認可的文化多元性。

這一年，上海世博局發現中國的民族音樂也可以被歸入此範疇。在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的田青教授、上海音樂學院蕭梅老師等專家學者的正式提議下，“世界音樂”的概念誕生。而早在1851年印尼攜“加美蘭音樂”（Gamelan）參加英國倫敦的首屆世博會時，工業時代鼎盛時期驕傲的人們就開始意識到，能代表國家的除了科技結晶，還有獨一無二的民族的聲音。

印尼加美蘭樂隊參加2008年上海世界音樂周

這一年還有中國的侗族大歌

2010年上海世博會開幕，楊光磊發現除了亞洲某些國家和地區帶來了流行音樂，比如韓國的Super Junior，中國香港的郭富城，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帶來的都是帶有符號性的本土民族音樂。

世博期間他在歐洲館“睡”了大半年，印象最深的是格魯吉亞國寶級團體“魯斯塔維合唱團”。“大部分合唱團都是指揮上去站好，其他人根據他的位置站位。這支樂團的所有人都是一個一個上場站位，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嚴謹的方式。他們全體佩刀和子彈（空殼）登台。半夜舞台搭完，他們開始走台。當第一個男高主旋律的引子過後，便是響徹雲霄的和聲，那種感覺太震撼。”

很巧的是，不久後楊光磊在卑爾根的一座500年老教堂再遇這支樂團。“當時的主持人是這樣介紹這支樂團的：當他們的歌聲響起，魔鬼和天使都回來現場聆聽，並祈禱！”2013年的世界音樂季現場，他再次請來這支樂團，演出地點亦特意選在上海歷史最悠久的宗教建築——基督國際禮拜堂。

時間沉澱記憶，但音樂自有其神奇處。“每個旅行我都會盡量和當地人接觸，日後再聽到當時當地的音樂，我會立即想起這個地方，如同重新走進這個國家。”

魯斯塔維合唱團

和氣味一樣，音樂具有直接喚起記憶和想象的魔力。以上種種，讓楊光磊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落幕，離開世博局的支持後，決定把世界音樂周繼續做下去。

在這之前還有一個讓他信心膨脹的插曲。世博之後，廣亞會請他做“絲路上的音樂之旅”音樂節。楊光磊請了18個團，演了28場，賺到第一桶金。

但真的輪到自己做音樂節是個很“恐怖”的事。2011年，“所有悲慘都落到這一年”。

之前上海世界音樂周用的都是世博的安保，正規軍，安全無虞。2011年是楊光磊自己找的安保，“800多張票現場來了10000多人，門口全是黃牛在拋票”。

“這一年的5月18-21日，上海下了80年同期未遇的豪雨，所有音響設備都泡水報廢了。” 楊光磊和當年的未婚妻高霞欠下設備供應商巨款，只能請求家庭幫助。“我媽氣壞了，他們那輩人覺得房子是唯一留給孩子安身立命的東西。”

還清賠償後，那位設備供應商與楊光磊合作至今。大水裡泡出長久的信任，以及他後來養成音樂季開始前半年吃素（並不嚴格），不參與任何賭博性質的活動（包括股票），希望把好運氣都用在祈禱音樂節好天氣的習慣，都是後話。

楊光磊的家裡是有點底子的。他奶奶宋文珍是大名鼎鼎的宋氏後裔，曾經埋了很多金磚在家宅下面。奶奶百年後再去找，自然蕩然無存了。在動蕩的年代他們從寧波舉家遷徙至上海當年位於英租界的九江路，那塊地後來變成《解放日報》的所在。

有件小事他一直記得。小時候家族聚餐，他跟奶奶去買菜。“奶奶手上戴了一隻大鑽戒，戒托是24K黃金。塑料袋一鉤，鑽石滾到窨井蓋下面去了。看得見，但是要撈得把井蓋掀起來。”老太太看了一眼井蓋，拉着楊光磊回家去了。“走，很多人等着吃飯。”

回到家奶奶把戒指的事一說，“我的大伯母嗖一下沖了出去”。和房子下面的金磚一樣，鑽石自然也早被別人撿去了。

“我奶奶就是這麼個人，她跟我們說，我們家的子孫都應該追求自己想做的事，不用擔心未來，因為祖宗留下的福澤足夠。”

楊光磊的爺爺和奶奶

楊光磊的母親和繼父又是另一個故事。不希望兒子太過冒險的母親楊偉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與其丈夫倒是做過一次遍布全國的大冒險。

“我繼父張堅曾是浙江省相聲輕音樂團（現為浙江省曲藝雜技總團）的團長兼指揮。八十年代，媽媽和他兩個人搭着國有樂隊班子，帶着毛阿敏、劉曉慶、林依倫等明星全國巡演，每年都是過了正月十五才回家。”他對《小蝌蚪找媽媽》強烈的感同身受，和對各種《搖籃曲》的深惡痛絕都因這段經歷而來。“唱完搖籃曲，媽媽就要很久很久才能再見到。”

那個草莽年代，人們還分不清也不在意巡演與走穴、巡演經紀人和“穴頭”之間的區別，楊光磊父母的冒險之旅可以寫一部豐富的口述史。

“在中國，自己吃過苦，冒過險的父母往往不願意孩子也去吃苦冒險。”

他的母親曾在武警文工團工作

“現在讓我想，只有做世界音樂這件事是有意義的，成立公司什麼的都沒有。給人打工肯定比自己做企業快樂。”

自2008年至2019年，上海世界音樂季辦了14屆（現名雪佛蘭天地世界音樂節，今年的音樂節將於9月7-24日在上海、重慶、佛山、武漢四地舉行），存在的形態一直很獨特，一看就是賺不了什麼錢的營生。

每年音樂季期間，它在上海（後來陸續進入其它城市）各公共空間遍地開花，重要場次也會在上海大劇院上演。無論來的音樂家多麼珍貴難得，絕大多數場次均為免費觀演。

這樣做有利有弊。弊很明顯，分散的時間和場次、開闊的露天舞台不利於培養觀眾黏度，受眾的定向性也會較差。利在於能接觸到更廣的人群，楊光磊相信，“只要是好的音樂，路過的人一定能聽出來並駐足。音樂節每次都會有無數感動的留言，也會在某一場演出中突然有很多觀眾在流淚。”這些種種都推動着這種音樂形式的流淌和延續。

非音樂季期間，他和公司夥伴常年堅持在上海陸家嘴搞一周一次的免費音樂會。“白領們路過那個空間，聽到音樂，呼吸的頻率都會改變，真的。”

做演出，從來難以預測觀眾的反應。音樂市場中非常小眾的世界音樂從業者尤其無法避開這個問題。但現實常常給他和其他從業者信心，音樂不分國界並非一句空洞的口號。

一個例子是“戰馬時代”（另一家專做世界音樂的公司）的員工告訴我的。最近，他們在離青島市區一個半小時的郊區辦了一個音樂節，來的多為當地居民。令工作人員大感意外的是，當圖瓦共和國的女歌手珊蔻（Sainkho Namtchylak）登場時，下面的觀眾不但沒有被她先鋒的音樂嚇跑，還漸入佳境，與她一起輕鬆搖晃身體。沒人能聽懂她在唱什麼，了解圖瓦共和國為何物的觀眾想必亦不多，但人們還都保有有分辨有趣音樂的能力。

恆哈圖

做了那麼多年世界音樂，有兩支樂團給楊光磊留下深刻印象（當然並不止兩支）。

一支是圖瓦共和國的“恆哈圖”（Huun Huur Tu）。關於這支樂隊無需多做介紹，他們是圖瓦音樂走向世界的第一支也是最重要的一支樂團。“有意思的是，剛進入西方視野時他們全部使用民族樂器，後來的十年在西方公司的包裝下又全部改用西方樂器。再後來你看他們的樂器又全部變成民族的了（除了一把吉他），而且都是由一位成員手工製作。”

其變遷過程，亦是“世界音樂”這個概念在突變的語境中自我調整和自我發現的一種應對，結果還不賴。楊光磊欣賞恆哈圖的老爺子們，有一個問題多年來“問過他們無數次”：“怎麼在不同的演出環境保持狀態？”一次老爺子們演到喉嚨狀態不佳，楊光磊帶他們去極樂湯洗澡。“他們跟我說，唱不動的時候，就要回去待一段時間，在家鄉重新感受過遼闊才能繼續上路。”

還有一支來自非洲的鼓樂團，以國家為名，就叫“布隆迪國家青年鼓樂團”。他們所擊打的鼓只只分量不低於25公斤，有的甚至達到56公斤（因超重無法上飛機，樂團便以禮物相贈的方式把它留在了公司辦公室），以完整的樹樁製成。“演出時他們可以行進200米，把那麼重的鼓頂在頭上，一下下地用腳去踢頭上的鼓。看過這樣的鼓樂和鼓舞，其它的鼓都不要看了。”

布隆迪鼓樂是世界音樂迷人的典型例子。它不僅是擊鼓和舞蹈，也是這個非洲內陸小國代代相傳的祭祀與祈福儀式。如同化石般的神聖儀式中蘊藏厚重的民族史，給觀眾的除了驚嘆，還有極豐富的想象和探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