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銓談老舍：欲研究老舍，先練喝豆汁兒

2019年2月3日是老舍誕辰120周年。老舍的一生， 大概可用幾個片段草草概括：沒落貴族，苦讀成名，文藝鬥士，入廟堂，投湖自盡。新中國建立以來，老舍被尊為大師級的現代作家。在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科書中，他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通稱為“魯、郭、茅、巴、老、曹”，很早就取得了文化秩序中的“經典”排位。

有關老舍的研究如今多不勝數，資料繁多，角度亦豐富。除了他的文學及語言本身的魅力，我們透過老舍的寫作關懷及人生際遇演變，亦可窺見上世紀文藝人士與大歷史之間纏繞的關係。而老舍之死，在上世紀80年代又成為知識分子命運的神話敘事之一。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老舍研究里，有一本很“靈”的出自香港導演胡金銓之手，叫做《老舍和他的作品》。這本書非常任性，作者放言不論分析或評論“完全是我個人主觀的看法”，“不理別人的意見”，“立論只憑個人好惡，不理’思想性’如何”。然而成書卻才氣側漏，頗有神韻。

《老舍和他的作品》，作者：胡金銓，版本：後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10月

“考據狂”粉絲寫老舍：“北京慫人”

熟悉胡金銓的人都知道，他號稱“文人武俠”大師，拍電影時就對場景、歷史細節錙銖必較，有“考據狂”之稱。1949年，胡金銓去了香港，偶然在邵氏公司做起演員、編劇和助理導演。上世紀七十年代，他眼見香港報刊上關於老舍的文章錯漏百出，吐槽無力，於是在朋友慫恿下自己開始寫老舍。

胡金銓，中國香港電影導演、編劇。以文人武俠片大師著稱，一生讀書甚勤，酷愛鑽研《明史》，影片大多以明代為背景。

1930年代生於北平的胡金銓，是老舍的小老鄉，也是老舍的小粉絲。這個“考據狂”天南海北地自費搜羅材料，跑遍了倫敦東方圖書館、美國斯坦福大學現代中國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最終成文九篇，在《明報月刊》上連載，1977年還在香港出了單行本《老舍和他的作品》。不過，這本老書的簡體版是直到2018年才由後浪和北京聯合出版社重印。

舊版《老舍和他的作品》

香港《明報月刊》

胡金銓這本《老舍和他的作品》，很快就能翻完，但讀完後有手不釋卷之感。粉絲寫老舍，充滿愛意，卻又很不客氣。挖苦人不帶髒字兒，准、狠又好玩——他以老舍的調調寫老舍，凈說大實話，這就很有意思了。

一上來，胡金銓先劈頭蓋臉損了一番老舍研究者的不得其魂，亮明自己的傢伙：

老舍的作品最接近北京的勞苦大眾，豆汁兒是北京勞苦大眾的食品（很多有錢的北京人不喝）。根據我的理論：能喝豆汁兒才能體會出老舍作品裡的趣味。這隻能意會，無法言傳。有志於研究老舍的諸公，不妨先練練喝“豆汁兒”。

談論老舍的文章，我也看了不少。總覺得有隔靴搔癢之感，很少有“正中要害”的。當然，有人的確下過很大的功夫……資料相當豐富，可是太偏重於“做研究”，沒有描繪出老舍作品中的精神。就像批評一張水墨畫，只分析了它的紙質、用筆、用墨、師承、流派，而沒有體會出它的神韻。

從小說到相聲看了四百多篇老舍的胡金銓是真愛，還有天然的“老北京資格”，他和老舍有“共同的語言”：“這不是指我會說’北京話’，而是說我能體會出北京話里的神韻，了解它的幽默，明白它的’哏’”。楊早評《老舍和他的作品》時說，“對老舍這麼一個大作家來說，其實把他寫複雜不難，難就難在把他寫簡單。”他最看重胡金銓跟老舍的“位勢差”與“共時性”——他們差了33歲，後輩胡金銓也經歷過民國那個時代，於是一邊評述老捨生涯，一邊摘引時事來作為對照。

老舍，原名舒慶春， 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代表作有《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劇本《茶館》等。

胡金銓“黑”老舍是“北京慫人”。什麼是“北京慫人”？本分、窩囊、有正義感，但好耍小心眼、自私、好面子；做事任勞任怨，但無進取心；無驚人成就，可也不大作惡。胡金銓說，歷來的造反、革命，都沒北京人的份兒，往好里說是“有修養”，其實就是沒出息——這簡直是“北京人的性格天花板”了。用胡金銓的話來說，老舍在“慫人”裡頭算是出類拔萃的。

老舍愛哭窮，他給朋友的信里寫在“文協”工作的經歷：“我窮且忙，並無薪俸可言也……”，但又說“窮得有精神”。胡金銓做考據時發現老舍本人自述式的資料不大可靠（比如他其實也沒那麼窮），這裡頭既有記憶錯誤、疏忽，也有故意誇張，過分謙虛，言不由衷；而對他創作上的缺陷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比如，“沒有詩才”；說他往小說里摻進相聲、鼓詞和京戲等佐料，能妙趣橫生；可一旦創作相聲、鼓詞和京戲又非常失敗；還說他向梁實秋髮起的檄文信啰嗦無力拖泥帶水，吐槽“戰鬥性的文章非紹興師爺不可，’北京慫人’不行。”

胡金銓清楚老舍的“文才”，是求知的過程決定了他後來寫作的技巧和形式。老舍從私塾、小學、中學到師範，所受到的正規教育大概有七年半左右，此後全憑自修去獲得知識。他對舊學下過功夫，這奠定了他日後作國文教員的基礎，也對他後來的寫作有很大影響。舊小說和通俗讀物，都是老舍汲取知識的源泉，比如《唐人小說》《儒林外史》《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金瓶梅》《啼笑因緣》《三劍俠》等，還有一些公案小說。此外，“標準北京小市民”老舍熟悉京戲、大鼓、相聲、評書、單弦等，這些地方曲藝對他寫作的風格也有很大影響。老舍作品熟練地運用文字技巧，半文半白的體裁，字句間俏皮和巧妙的安排，都是那時候打的底子。

一個作家的養成史，得過些荒唐日子

老舍寫過一篇叫《習慣》的文章，敘述任何一個主義、一種理論都不能使他永遠相信。有時候一篇文章，一場電影，或者和朋友談一席話都能改變他的整個思想。而生活習慣則不易改變：如抽煙、喝酒和種花之類。知識分子的風雅趣味和軟弱搖擺，都包含在老捨出生、求學、寫作、異國輾轉、回國教書以及抗戰時主持“文協”的經歷之中。這裡面不乏趣事，比如17歲還是“半大孩子”的時候就當上了小學校長，後來晉陞“小教育官兒”，27歲又跑去英國“漂”了幾年，還跑去南洋考察，一度想寫“華僑奮鬥史”之類的故事。胡金銓保持了饒有趣味的觀察距離，來看待一個作家的養成史。

21歲，老舍混在北洋政府里當“小教育官兒”時，做北京學務局的北郊勸學員，每月“正俸”有兩百大洋。這比起他當小學校長時，算“暴發戶”了。職位雖低，大小是個“官兒”，看到了很多離奇古怪的現象。

學務局“公事”清閑，頹廢青年老舍整天地豪飲，通宵打牌，聽戲，學戲，吊嗓子，上雜耍園子……有時候喝得酩酊大醉，“飲罷歸來”，把錢包和手絹一齊給了洋車夫。照慣例參加無聊的應酬，學會了抽煙、喝酒、打麻將。雖然不嫖，但也像他所說的“嘗嘗禁果”——“接觸”了女人。不過一年後，就把這活兒給辭了。這段經歷後來成了寫《老張的哲學》的素材，而正是《老張》令老舍名聲大噪。

後來，老舍在英國混了五年。他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做過中國語講師，也趁機學英文，見世面。那時出國也算潮流，他的國內舊識許地山當時也在牛津進修。他的朋友圈裡有老華僑、留學生、學者、生意人、中國駐英使館人員。老舍的幽默底色里，除了北京底層旗人的出身，也染上了英國式幽默傳統的啟發。

初到倫敦時，老舍住在兩個老姑娘家裡。兩個老姑娘一個病，另一個扶持照顧病號數年，老舍佩服她們的“獨立精神”，並且寫道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逼出來的”。胡金銓寫到這裡時趕緊糾正老舍這個農業社會出來的國人，對於工業社會人理解的偏差：“其實他不明白，所謂’獨立精神’，是工業社會的必然產物。只有在農業社會裡，才會因血緣關係彼此照顧，互相倚靠；宗族之中，提拔、牽扯，常常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胡金銓對老舍的思維評述頗有不少。比如在英國遇到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時常失業的工人青年，以及半失業狀態的學貫中西的老博士時，老舍覺得這體現出資本主義制度下，失業和學非所用的情形如何嚴重。胡金銓則評：其實他不知道，任何“主義”的社會，這個問題都很難解決。英國算好的了。

在異國“漂”的老舍想家。所謂的“家”，就是國內的一切。後來他去了齊魯大學教書，在濟南做教授時，度過了一生之中安逸高產的好日子，他成了校園的“明星教授” ，後來跟馮玉祥有過一段“泰山講學”的香火緣。

齊魯大學是美國教會所辦的大學。據說，有次教育部派人來視察，老舍正在講課，這位特派員聽入了神，坐在教室後面跟學生上了一堂課。不過老舍超強的表演性，卻也陰錯陽差使他丟了“齊魯”的教職。1934年夏天，他在課堂上談起民間曲藝，越講越起勁兒，為了舉例，爬上桌子表演了段“大鼓”。正好洋校長經過，大吃一驚，覺得這種“雜技式的教授法”太不成體統，有所批評示意。老舍也覺得不好意思，就遞了辭呈。不過，老舍雖然好“耍滑稽”，可教書倒是極認真的。

左右立場的中間人，散淡而真摯的愛國者

1931年到1937年間，是老舍一生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他在六年里發表了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彼時，動蕩的時局、複雜的文藝思潮和生活環境都影響了他的寫作情緒。

國共分家之後，“左、右”派的文化人也展開了鬥爭。在文藝界，左聯、林系（林語堂）、民族主義文藝刊物、中間派、新月派、復古派各執一詞，而實際情況比這些分類更為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說的清楚。

老舍是當時“叫好又叫座兒”的作家，但不屬於任何派系。反而成了各方力量爭取的對象。他沒什麼立場，於是左右中的刊物都載他的文章。話說老舍雖然沒參加當時的文藝論戰，但“三十年代的文藝思潮”對他的影響很大，後來都體現在他的作品當中。

從北伐到抗戰前是動蕩年代也是文藝高潮，全國文藝性的刊物突然增加了很多。因為“供求”的需要，老舍的寫作就“大力增產”，“量”一多“質”就差了，相當於從零售精品干起了批發“行貨”。老好人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礙於情面、應酬朋友和增加收入。當時，老舍寫了很多“敷衍差事”的文章，“自己覺得很對不起文藝”。而當教師的“粉筆”生涯也令他厭倦，因為教育和寫作在時間上起了衝突。1933年，他還得了腰病。雖然辭職了一段時間，但由於賣文無法糊口，於是又重操粉筆生涯。

高量產期的老舍在《宇宙風》上登了個聲明，題目叫《磕頭了》。文章內容就是跪求編輯別再約稿了，非常搞笑：

“在抗戰中，我寫了許多不像樣子的東西。所以，去年我決定寫一部相當大的長篇小說，以贖粗製濫造之罪。

朋友們，讓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寫完那個要不得的長篇吧！一個要不得的長篇，在我看，總比東一下子西一下子地亂寫短文更有點意思喲！在這裡，我向肯幫忙我的朋友磕頭致謝！”

“北京慫人”老舍雖然散淡無立場，但是個當之無愧的愛國者，尤其在那個民族主義最為浪漫的時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之後，領導權落到了老舍這個“散淡的人”身上。從30年代他與文壇不同陣營的友好交往，再到40年代在抗戰後方，老舍又因左、中、右各方勢力的角力不下，寫作與交際都左右逢源的老舍又成為呼籲團結統一的領導者。他對文協有兩大貢獻，一是促進作家們團結，二是推進通俗讀物，“文章下鄉，文章入伍”。這一點是當之無愧的。

最無聊的寫作大概是“總務報告”“會務報告”之類的命題文章，不過老舍執筆寫時就能寫得生動有趣，不像流水賬，還塞進去了不少珍貴史料。當一夥兒愛國文青組成“作家陣地訪問團”、“前線慰勞團”出發北上南下時，老舍又成了“慰勞團”里最出風頭的人物。每到一個地方，大家都嚷着：“老舍在哪裡，請站出來！”於是他就上台給大家講個笑話，或唱一段，宣傳一下抗戰的意義。他的小說和曲藝在軍中也很流行。

《老舍和他的世紀》，作者：孫潔，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

孫潔在《老舍和他的世紀》一書中指出了老舍自身的矛盾性，他是一個國家至上主義者，但根本上又是一個“寫家”，他無法忍受文學在“理論批評”下越發狹仄或被“政策指導”呼來喝去，但同時，他為了國家至上主義的理想又甚至可以犧牲對自己有生命之喻的文學，更無法忍受自己的國家至上主義受到無端的嘲弄。“八·二三”毆鬥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將老舍推入無邊的絕望深淵的情境。不過，胡金銓在《老舍和他的作品》這本書中的記述，尚未涉及到老捨去世的60年代，箇中原因今日已不得而知了。

作者：董牧孜

編輯：徐悅東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