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卻不準兒子參加：你得避嫌

前言

圖|鄧小平

1997年9月18日，位於湖北武漢茶港，81歲的原教育部部長劉西堯接受了《長江日報》記者羅建華的採訪。

時值高考恢復20年，《長江日報》準備策劃一組專題“高考20年”，當記者歷經辛苦找到老人時，老人愉快的接受了採訪，並準備了大量的案頭資料，包括60多張珍藏的照片：

“有鄧小平、周恩來，還有當時決定恢復高考的會議現場照片，這是老人第一次將這些照片提供給媒體。”

時針撥回到1977年9月，中國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

消息一出，所有的知識青年頓時歡欣鼓舞起來。改變命運的時刻就此到來。

“當年做出恢復高考制度的決定，我的確是在任的教育部長，但那主要是小平同志的功勞，沒有小平同志的果斷拍板與大膽決策，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打過仗的教育部長

許多人或許沒注意，身為教育部部長的劉西堯，1955年曾被授予大校軍銜，1963年又晉陞少將軍銜。

妥妥的一枚軍人出身。

如果沒有打過仗，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戰功？

劉西堯是湖南長沙人，1916年出生於程度，家裡是經商大戶，十分富裕，劉西堯曾在北京讀小學。

1934年，劉西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武漢大學物理系。

圖|劉西堯年輕時候

據說考武大物理系，是劉西堯將軍的伯父力主的，當年全家對劉西堯的期望很高，一直希望他能走出國留學的道路。

可在大學求學期間，劉西堯卻接受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熏陶，並立志踏上革命道路。

那個年月並不太平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不僅僅佔領了東三省，還把觸角伸向了華北，而當時的國民政府以及蔣介石，卻依舊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南京國民政府先後與日寇簽訂了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將華北部分除權出賣給日寇，日本在華北全力推行“防共自治運動”，並展開政治、文化、經濟上的入侵。

舉國洶洶

正所謂“華北之大，已經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1935年12月9日，北平數個大中學校的學生數千人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標誌着“一二九運動”爆發。

隨即在全國掀起聲勢浩大的響應，上海、杭州、武漢等各大城市相繼掀起了抗日遊行示威的高潮。

1936年8月，年僅20歲的劉西堯領導了武漢大學響應北平“一二九運動”的遊行活動。

隨着抗戰全面爆發以後，劉西堯再也無法安坐，1937年10月，劉西堯在學校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還未畢業的情況下，動身赴紅安縣七里坪，所以後來劉西堯在資料中，武漢大學一欄填寫的是“肄業”。

圖|劉西堯

知識分子出身的劉西堯，就此投筆從戎，踏上了征程。

劉西堯赴黃岡領導抗日工作，是受了中共湖北省委的指派，並擔任了黃岡中心縣委書記，表面上劉西堯只是一個小學代課教員，實際上在暗中，劉西堯主抓當地幹部培養工作。

1938年10月，張體學、劉西堯在湖北一帶正式打出了“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的旗幟，張體學任隊長，劉西堯任政委，部隊後來發展到了400人槍。

一直到1943年末，劉西堯離開了鄂東地區，對於這段打游擊的經歷，劉西堯印象十分深刻，在他的回憶中有過這樣的描述：

“儘管我們沒有在大別山搞一大塊根據地，但是，起到了偉大的戰略牽製作用：我們從東面包圍了盤跨武漢之敵;在反磨擦中，我們把反共頑固派程汝懷的四個縱隊‘磨’得差不多了。沈光武部隊後來也垮了;第39軍嫡系部隊也經不起我們打，調走了;接着是把廣西軍主力(189師)牽過來了，這就策應了華東2師、7師兄弟部隊的反頑鬥爭。從全局看，正因為我們有根據地，更重要的有一個大小悟山，我們才得以完成以上任務。”

劉西堯雖然主抓地方工作較多，但身上始終兼任着軍職。抗戰勝利後，劉西堯當過魯中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1948年5月9日重建中原軍區後，劉西堯任下轄江漢軍區第一軍分區政委、大冶地委書記兼大冶軍分區政委。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劉西堯調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省委副書記。

雖然已經算是離開了部隊，可1955年9月授銜時，劉西堯任被授予了大校，並在1963年晉陞少將。

圖|第一次原子彈試驗前線指揮部部分人員合影，左起畢慶堂、張愛萍、劉西堯、劉柏羅、張蘊鈺、苑華冰

“我搞汽車是虛晃一槍”

新中國成立後兩個月，毛主席率團第一次訪問蘇聯。

當時毛主席與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商量，要在中國建立汽車製造廠。

不過當時一汽迅速上馬後，又很快考慮到二汽的建設。

1954年，中央批准由時任湖北省委第一副書記的劉西堯任二汽建設籌委會主任，二汽的初步選址定在了湖北武漢。

即便是時隔多年，劉西堯仍然對這一次搞二汽記憶深刻。

事實上當年我國汽車項目剛剛上馬，當時機械工業部一開始對三年建成一汽一開始根本沒有信心，後來還是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一汽才順利的建成投產。而匆忙上馬的二汽無論是建設資金，還是人力物力上都十分匱乏。

1955年，二汽選址又改在了四川，幾經輾轉，最終落馬。

劉西堯搞了一年多，最終也是一事無成，晚年的他回憶起這件事，還調侃的說道：

“我搞汽車就是虛晃一槍。”

儘管汽車項目倉促間未能完成，可劉西堯很快就迎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作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的劉西堯，又馬不停蹄的投入到兩彈一星的研製過程中。

“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搞原子彈、氫彈、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

儘管中國當時條件仍然簡陋，但毛主席依舊信心十足。

面對蘇聯專家相繼撤離，有關我們是否要繼續搞兩彈的問題，在中央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圖|周總理

1961年10月，劉西堯與時任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到二機部考察，經過一個月的時間，劉西堯對二機部所屬的廠礦進行深入的論證調查後，與二機部部長劉傑共同提出：

“在1964年可以實現製成原子彈，還可以進行核爆。”

儘管面對重重困難，當時有人對原子彈研製“兩年規劃”提出質疑，劉西堯隨同國防科委、國防公辦聯合檢查組，一同進行了細緻的檢查幫助，並再次提出：

“兩年規劃是完全可行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歷史上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成功。

第一枚原子彈試爆，劉西堯作為試驗的副總指揮，等到所有人都撤離警戒線以外後，劉西堯鄭重其事的將按鈕鑰匙交給了國防科委副秘書長張震寰，由他按動電鈕。

儘管劉西堯作為非專業人員，沒有參與到實際研發過程，但他的支持是促成兩彈一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原子彈試爆成功後，劉西堯又馬不停蹄的投入到對氫彈的研製工作當中。

回憶起當年在野外工作的經歷，即便是到了晚年，劉西堯仍舊感慨不已：

“從1963年到1966年，我在青海呆了一年多，那裡海拔3200米，由於空氣稀薄，缺氧，晚上睡覺，也是似睡非睡。剛開始沒有高壓鍋，米飯饅頭都是夾生的，為了開胃，我每次去都要帶幾瓶最辣的小辣椒，餐餐都要靠它才吃得下飯。生活確實很艱苦。”

圖|劉西堯將軍晚年

1966年8月，面臨中科院工作可能停擺的情況，周總理派出劉西堯作為總理聯絡員，進駐中科院。

雖然以劉西堯當時的能力，並沒有扭轉中科院惡劣的形勢，但劉西堯在中科院，依舊主抓了許多科研項目。

如1970年新中國第一個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天、主抓恢復淮海平原的考察工作、人工合成胰島素、搞大分子核酸合成等等工作。

考慮到衛星上天的重要任務，劉西堯建議中央：

“把人造衛星工程改由國防科委直接領導。”

中央完全採納了劉西堯的意見，並由羅舜初負責衛星的組織領導工作。

儘管當時面臨許多困難，尤其是其中還有人為因素，可劉西堯仍舊堅持在領導崗位上，為這些重大項目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

讓劉西堯感慨的是，周總理對這些科研項目的鼎力支持。

劉西堯性格耿直，不畏強權。

圖|劉西堯

一次偶然機會，劉西堯陪同江青見外賓，江青談起自己1951年在湖北參加土改時的成績，還說對外賓說劉西堯知道。

劉西堯不願意為她說謊，於是說：“你說的這些情況，我是今天聽你說才知道的。”

也因為種種緣故，劉西堯常常面對周遭的質疑而有口難辯，周總理這時就站出來說：

“這件事是我讓劉西堯同志按我的意思去辦的，事情與他無關，你們不要去找他的麻煩。”

親歷恢復高考

70年代初，劉西堯調國務院科教組工作，先後任副組長、組長。對於教育戰線在過去的艱難工作，劉西堯是深有體會的。

1976年12月，劉西堯由二機部調任教育部出任部長。

時隔多年後，當回憶起自己剛到教育部履職的經歷，劉西堯仍然是有些感慨，當時教育部的工作千頭萬緒，人手也不是很充足，光是面對人民來信，劉西堯就不得不抽調兩個秘書專門負責這件事。

最為關鍵的是，在廣大知識分子的心頭，仍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恢復高考制度。

對於高校的招生考試，事實上周總理在更早時候，便已經有所關注。

1972年10月14日，周總理在會見李政道博士時曾指出：

“對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

圖|1977年8月全國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現場

1975年，鄧小平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後，曾對當時大學招生方法和教學質量提出批評：

“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學究竟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人？有些大學只有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

劉西堯主持教育部的工作後，也曾面臨一系列的窘境。

1977年開年，有關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問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1977年6月29日，中國教育部在太原召開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

會議前，劉西堯就高等院校招生辦法報國務院，得到指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還按原來的辦法”。

圖|鄧小平

考慮到要打破諸多條條框框，鄧小平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時間做準備，1978年正式恢復高考，生源一半是高中畢業生，一半來自社會，然後逐步走向正軌。

可對中國教育前景深感憂慮的人，更是心急如焚。

劉西堯在會議召開前，接到了在天津主持工作的蔣南翔的電話，從電話裡面，劉西堯聽出了蔣南翔的焦慮：

“培養人才猶如種莊稼，要選好種子，要求高等學校招生，不要只憑單位推薦。”

蔣南翔在電話里提出，希望能允許他在全市挑選學生，劉西堯思慮再三，最終還是同意了他的建議。

可到了開會當天，天津市一位代表當場提出，蔣南翔的意見不代表天津市委。

最終討論過程中，這一建議被作廢。

總而言之，1977年6月底召開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雖然有了些許變化，明確規定普通高校招生需要具有高中畢業或者是相當於高中畢業的學歷，但招生辦法依舊沿襲了過去的準則。

8月1日，鄧小平在聽取方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西堯彙報中，聽說了蔣南翔的事兒，對他的行為大加讚賞：

“就是要敢想敢講，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實事求是。”

連續兩天的會面中，鄧小平對高等教育清晰的思考，令劉西堯等人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圖|査全性教授

鄧小平這時提出了一個想法。要在近期主持召開一個科教工作座談會，並對科學院和教育部提出要求：

“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的人參加。“

1977年8月4日，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全國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

“這是一個真正的暢所欲言的座談會。”

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査全性呼籲，要在當年就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專家的意見也讓鄧小平十分動容，他對身邊的劉西堯說：

“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

劉西堯心裡十分高興，於是立即回答：

“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

鄧小平聽了以後，當場就決定：

“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招生涉及下鄉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辦法來。今年就開始改，不要等了。”

也因為鄧小平的主張，教育部也開始陸續做準備工作。

圖|1977年8月，全國科教工作座談會參加人員合影

考慮到8月要重開全國高等院校招生會議，劉西堯主持編寫了報告，結果送交鄧小平的第一份報告草稿被退了回來，當時教育部大多數人思想仍偏保守，報告中說了一大堆話不符合那個時候教育戰線面臨的形勢與亟待解決的問題。

鄧小平後來指定了胡喬木、鄧力群幫助，幾個人通宵達旦的合作，最終才寫成了第二版本的報告，送交鄧小平批示後同意。

1977年8月13日，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議，在北京召開。

即便是鄧小平當時已經定下了要恢復高考的基調，但在當時會議上，仍然有很大的分歧，以至於爭論不休，會議開了兩個多月，始終拿不出一個可行的方案。

9月19日，鄧小平召集教育部分負責人劉西堯等人談話，並明確清楚的指出：

“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錯誤”。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把問題弄清楚，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教育方面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他明確指示：招生會議要儘快結束。招生文件繼續修改，儘可能簡化，早點搞出來。辦事要快，不要拖。”

圖|1977年12月北京高考某一考場現場

鄧小平一句話便扭轉乾坤，幾天後，新的招生報告順利出爐。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制度進行改革，恢復統一考試製度。

由於十分倉促，當年恢復全國高考，各項工作均來不及安排，當時時間有限，沒有進行全國統一命題，而是由各地教育部門自行出題，然後報送到教育部。

劉西堯的兒子劉江漢聽聞高考恢復，正準備躍躍欲試，卻被父親勸阻，劉西堯對兒子說：

“我知道今年考試的全部題目，為了避嫌，這次考試你不能參加。”

劉西堯大公無私的精神，讓人不禁欽佩。

圖|劉西堯

1977年恢復高考，改變了全國無數知識青年的命運，有不少後來考入大學的學生，對當年這場考試印象很深，1977年12月10日在北京遠郊密雲山區參加考試的劉躍進直至多年後還記得當年考試語文的作文題目《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

劉躍進一下子就興奮起來，感覺這個作文題目，好像說的就是自己。

轉自：漫步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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