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源：從尼布楚條約到《朔方備乘》——康熙至咸豐年間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形成和固化

從尼布楚條約前後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通過外交、經貿等各方面與俄國的聯繫，積累了大量關於俄國的知識。18世紀前期，清朝關於俄國的知識開始形成。到18世紀中期，乾隆朝一系列官方典籍的編纂表明，清朝基本形成了基於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商貿外交體系的官方關於俄國的知識。此後的100年，清朝官方關於俄國的知識一直在完善，其集大成者便是代表清朝“俄國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朔方備乘》。但是，從乾隆朝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官方主導的關於俄國知識的核心，逐漸固化成為對恰克圖商貿外交體系的認知。清朝官員和士人一方面不斷積累和整理關於恰克圖的知識，另一方面卻忽視了關於俄國本身的更豐富的知識。最終，面對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中俄關係新形勢，乾嘉道咸時期精細化的“俄國學”落伍於時代了。

公元1887年，清朝官員繆祐孫出使俄國，歷時兩年，跋涉7萬餘里，最終撰成《俄游彙編》，1889年由上海秀文書局石印出版。《俄游彙編》包括考證、史料翻譯、日記等方面的內容，尤為獨到的是彙集了俄國各地人口、陸軍部署、海軍艦艇等具體統計數據，這是前人所不及的。在序言中，繆祐孫不無自豪地宣稱：此書“凡俄境內山川險要，政治得失，帑藏盈絀，兵力厚薄，物產饒歉，戶口眾寡，俗習美疵，無不歷覽”。[1]《俄游彙編》全書共12卷，卷一記錄了俄國征服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歷史，其中涉及俄國近代史本身的內容。

某種程度上說，《俄游彙編》是清代中國人最早較為完整介紹俄羅斯帝國近代化以來國情面貌的著作，把清代漢語知識界對俄國了解的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俄游彙編》的開篇，繆祐孫回顧了在他著書以前的有關俄國的漢文著述，從明末清初傳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職方外紀》開始，鋪陳到清代各朝有關俄國的官修私纂史述，最終得出結論是“而以何秋濤所編最為淹貫”[2]，將何秋濤的《朔方備乘》視為他能看到的清朝人有關俄國著述中最深刻最廣博的一個。但在親自出訪俄國的繆氏看來，包括集關於俄國知識大成的《朔方備乘》在內的前人著述，都沒能完全講清楚俄國的國情，因為“夫百聞不如一見，營平便宜之條；視影不如察形，新息驗效之旨”。[3]繆祐孫的這句話並非是抬高自己身價的虛言，他評價的著作有的是清朝皇帝御制之品，有的是朝廷高度認可的文獻。繆祐孫身為“光緒丙戌進士”[4]，出使俄國正是他1886年得中進士步入仕途後不久，不至於刻意發表離經叛道的言論。同時，從《俄游彙編》中繆祐孫對俄國歷史乃至俄語的多處錯誤理解來看，他的西學水平和對外部世界的知識，並不高於包括何秋濤在內的道咸時代憑藉閱讀譯著和自我考證開眼看世界的那批先行者。因此，繆氏的感慨在這裡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清朝從順治朝開始和俄國打了那麼多年的交道，關於俄國的著述和知識也不是沒有積累，何以讓清末出使俄國的繆祐孫突然感到清朝人此前積累的全部關於俄國的知識都存在不足之處？

在國內外學者的中俄關係史著述中，關注點往往聚集於中俄兩國的政治關係、經濟關係和文化關係。在中俄文化關係方面的主要關注點，是文化要素的互相影響與彼此國家形象的建構，尤其是清代中國人的俄國觀和俄國形象等問題。對於從尼布楚條約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積累情況，中外學者的論述並不多。日本學者吉田金一在《近代露清關係史》中提出過，《朔方備乘》的知識水平，比起《異域錄》來，進步甚小[5]，當然這不完全正確。中國學者王希隆的《中俄關係史略》一書，也討論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關於俄國的知識如何進入清朝，但其中也多有蠡測之處。

時至今日，學界對於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譜系、結構和發展過程的分析仍然較少。本文試圖剖析從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間，中國人關於俄國的知識是如何積累起來，又是如何在步入近代世界的時候走向固化的。從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到1727年恰克圖市約的達成，再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俄兩國一直長期保持交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中俄之間還有過恰克圖練兵這樣的軍事交流。總之，清朝對俄羅斯的知識較之對其他一些國家的了解要豐富很多。但是，甚至19世紀60年代關於俄國知識集大成之作的《朔方備乘》，何以會在出版後二十餘年就被後來者認為不夠翔實？探尋這個答案，需要思考清朝關於俄國的知識為何在19世紀60年代出現滯後，需要整體考量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發展脈絡。

一、從尼布楚條約至恰克圖市約之間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增長

17世紀，俄國以極快的擴張速度成為中國不期而遇的鄰國。17世紀70-80年代兩國化解邊境戰事的願望，與使者對雙邊交往訴求的回應，最終匯成了尼布楚條約的談判話題與文本內容。隨着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清朝方面開始初步匯總了17世紀50-80年代在東北邊境上談判與戰事中獲得的知識。到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清朝基於尼布楚條約及其前因的關於俄國最初知識就基本定型了。

在有清一代相當長的時間裡，訂約之事在皇帝和官員士人的印象中不過是一次“劃界”“訂約”而已。今天的學者們看待尼布楚條約仍然多從軍事、地理測繪、外交等直接相關談判本身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尼布楚條約對清人關於俄國知識的影響，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大。[6]尼布楚條約構建了兩國交往的基本形式，塑造了清朝人根深蒂固的俄國觀，變成了一種關於俄國知識的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講，尼布楚條約帶來的相關知識，是晚清以前清朝人關於俄國認知的主要源頭。

與尼布楚條約相關的文獻很多，如記載從順治九年（1652年）烏扎拉村之戰開始，到尼布楚條約簽訂間清朝方面外交和軍事檔案的《平定羅剎方略》。和尼布楚條約過程直接相關的文獻，還包括記錄1688年噶爾丹東征造成中俄預談判中斷經過的《奉使鄂羅斯行程錄》與《出塞日記》，關於義傑斯使團1695年來華就尼布楚條約之後的待議區劃界、遣送俘虜、建立東正教會、進一步擴大貿易等善後問題進行商議的《聘盟日記》。[7]它們基本上構成了清朝圍繞尼布楚條約有關俄羅斯的知識，包括對中俄邊境形勢、俄國的地理、族群、風俗等信息。概括起來，這些知識基本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對巴伊科夫使華以來的中俄外交往來和順治十年黑龍江流域衝突開始的邊境戰事的知識匯總，屬於早期中俄關係史的範疇。第二，對包括阿魯科爾沁諸部最北面的部落（茂明安、烏拉特），以及巴爾虎、喀爾喀、厄魯特各部在內的蒙古高原部落在中俄關係中的影響和作用的討論。第三，對於俄羅斯文化國情的一些基本介紹。第四，關於尼布楚條約後中俄關係正常化的記述。這些知識的形成時間比較早，但是諸如《平定羅剎方略》《奉使鄂羅斯行程錄》《聘盟日記》等文獻得以刊刻，呈現於官員和士人面前，則普遍是19世紀以來的事情。

不過，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積累並沒有因此停滯。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後的三十餘年裡，中俄交往之密切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所產生的是對俄國知識了解水平的又一次提升。按照俄國學者達秋生的說法，從17世紀初期到1727年是中俄交往的發展階段，從1727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則是交往格外積極的階段。[8]在恰克圖條約簽訂前，又有兩部有關中俄關係和俄國國情的著述幾乎同時問世。一部是圖理琛的《異域錄》，另一部則是方式濟的《龍沙紀略》。1717年的《異域錄》在世界探險報告之林也有重要意義。《異域錄》的重要之處在於它完全取代了《職方外紀》的過時知識。中文《職方外紀》關於俄國（莫斯哥未亞）的知識還停留在1653年之前。[9]《異域錄》則把中國關於俄國的知識推進到了時下的狀況，比如當時發生的俄土、俄瑞戰爭。最能說明《異域錄》即時性的，是其中關於俄羅斯的分省情況，它列舉的“八道”名稱反映了1712年彼得一世設立八省（губерния）時的實情。《異域錄》定型下來的知識還包括如下方面：俄瑞戰爭，在俄國的土爾扈特部族，以“八大斯科”為代表的彼得大帝改革後的省級行政區劃格局等。

和《異域錄》同時代，至少成書於1717年的《龍沙紀略》也提供了中俄交往的重要信息。《龍沙紀略》提到了俄羅斯物質文化的傳播，提到了邊境官兵互市的情形，提到了一些俄羅斯人的風俗與服飾，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下面這一段話：“俄羅斯……歷今一千七百一十餘年。元太祖與其弟分收地，其弟滅俄羅斯即以封之曰察罕汗。白為察罕，汗即可汗之稱，國仍舊名……其王都曰脫博斯寄城。”[10]

1587年，俄國在西伯利亞汗國的舊都城卡什雷克附近修建了托波爾斯克要塞[11]，而歷史上一度存在過的“西伯利亞沙皇國”則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繼位後於1764-1782年對西伯利亞省的升格改稱。不過，在早期的編年史中，哥薩克人也曾用過“西伯利亞的沙皇國”稱呼西伯利亞汗國，當時的哥薩克也知曉卡什雷克就是西伯利亞汗的都城，並稱其為西伯利亞城。[12]《龍沙紀略》的作者方式濟毋庸置疑是康熙朝人，如何掌握這些知識暫時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可能是通過某種口傳渠道大致了解到有關俄國和金帳汗國的關係。

在圖裡琛之後的十數年時間裡，出使俄國的還有滿泰、托時、德新等人，其中，托時和德新甚至到達了俄羅斯的舊都莫斯科。然而，這些人帶來的有關俄國的直接知識可能不是那麼多，特別是進入漢文系統的知識更是付之闕如。[13]滿泰的經歷在清代基本沒有進入漢文語境，托時則因為晚清文人陳康祺的挖掘，也只在筆記中留下了一筆“雍正七年以革職倉場侍郎托時賞加侍郎銜出俄羅斯十年使回”[14]而已。

總之，從尼布楚條約到恰克圖市約之間，清朝積累的有關俄國和中俄關係的知識，除了《異域錄》和《龍沙紀略》中的部分內容因為這兩部著作流傳較多的緣故得以傳世之外，其他的很多東西都被束之高閣了。《異域錄》和《龍沙紀略》在後來官方的知識結構中，就成了1689-1727年間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基本來源。

二、乾隆朝中國關於俄國知識在官方層面的定型

尼布楚條約並沒有直接解決的諸如文化、經濟、政治交往和邊界管理等具體問題，主要是在恰克圖市約簽訂後解決的。在恰克圖條約簽訂後的二三十年中，中俄之間的關係較為平穩。1751年，乾隆帝組織編纂了《皇清職貢圖》。在這部關於清朝同周邊國家關係的文獻中，基本體現了清朝中前期朝廷對俄國的認識及對中俄關係的定位。《皇清職貢圖》的滿漢文卷首詩中有二句“書文車軌誰能外，方趾圓顱莫不親（daci toktobuha tachiyan kooli bewe daharakū ome mutere，dahaha ele tulergi aiman i urseuhei hargašajiha）”[15]，可以看出乾隆皇帝關於對外知識呈現出“蓋棺論定”與“知識終結”的心態。從《皇清職貢圖》對其他歐洲國家的描寫來看，1700年基本上成了清朝官方對外國狀況了解水平上的分水嶺。[16]

《皇清職貢圖》中“鄂羅斯夷官、鄂羅斯夷人”的兩段簡短百科，是清代前期少數關於俄羅斯全面介紹的文字。因此，在現有文獻背景下，《皇清職貢圖》關於俄羅斯的兩處簡短條目，就可以被視為清朝從對俄早期往來中獲取信息的總結。“鄂羅斯夷官”與“鄂羅斯夷人”二目分類情況略不同於《皇清職貢圖》中其他條目，例如鄂羅斯“地分八道”的信息入“夷人”一目而未入“夷官”一目，而“貿易”又入“夷官”一目。

“鄂羅斯夷人”一目敘述了俄羅斯的地理與民俗，滿漢文字盡取自《異域錄》。《皇清職貢圖》引用了《異域錄》中俄羅斯人“尚浮屠”的不甚正確比喻，卻沒有引用圖裡琛在《異域錄》中對東正教接近天主教的正確認識。“鄂羅斯夷官”一目下，拋去開端對俄羅斯歷史與族源的錯誤附會外，其餘的部分中“本朝康熙十五年入貢”與“二十八年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其使臣費要多羅等定以格爾必齊河為界”兩句，與《平定羅剎方略》“迨康熙十五年鄂羅斯察罕汗遣使尼果來等貢方物”[17]“遣官立界牌于格爾弼濟河諸地，內大臣索額圖等抵尼布楚城與鄂羅斯國來使費要多羅額禮克謝會議”[18]兩句是同源。後面對“鄂羅斯夷官”“鄂羅斯官婦”的描寫不見於其他清朝文獻。三角帽、佩劍的裝束，則是在彼得一世改革“將法國服裝引進俄羅斯”[19]後盛行。這方面的知識應該來自清朝對俄直接交往的經驗，方式濟《龍沙紀略》記敘巡查額爾古納河官兵同俄羅斯官兵互市情景時，對俄羅斯軍官的服飾描寫亦有相似之處，謂之“秋盡俄羅斯來互市……官居氈幕……衣冠皆織罽為之，禿袖方領。冠髙尺許，頂方而約其下”。[20]《皇清職貢圖》的初版本基本上反映了《異域錄》和《龍沙紀略》代表的18世紀初期清朝關於俄國的知識，也是這一時期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官方總結。

大約在1756年，《理藩院則例》漢文初纂稿本修成。乾隆朝《理藩院則例》同其他則例類官書一樣，都是成案的彙編。《乾隆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中“鄂羅斯互市”一目下，摘錄了原本沒有漢文的恰克圖市約當中的部分條款，如“鄂羅斯館”的設立、東正教佈道團及其換班規則等。自1727年恰克圖市約簽訂以來，形成了中俄兩國間以恰克圖貿易為主的商業往來模式、樞密院和理藩院對等的外交模式，以及俄國東正教佈道團派駐北京的人員往來模式等為代表的基本交往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恰克圖體系”。從1727年到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簽訂為止，恰克圖體系是中俄關係的核心內容。《乾隆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這樣的彙編把這些知識進行了初步的官方梳理，將包括恰克圖貿易和俄國駐華東正教佈道團等恰克圖體系下的相關知識，推入官員士人的視野中。

從《皇清職貢圖》到《理藩院則例》，1727年以前積累形成的關於俄國的知識，與1727年以後在恰克圖體系下形成的關於俄國的知識，在清朝官方層面得到了匯總。在乾隆朝其他一些文獻中，《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里卷一百《土爾扈特部總傳》匯總了《異域錄》的知識；《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三十九、人物誌十九中薩布素部分，卷一百六十五、人物誌四十五中的朋春部分，基本上又和《平定羅剎方略》的內容相類。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完成於1764年（甲申年）。此時，中俄關係正在經受準噶爾問題和恰克圖貿易糾紛的考驗。在收入四庫全書的乾隆朝《會典》及《會典則例》中，有關俄羅斯的知識基本是結束於恰克圖條約的訂立。《大清一統志》雖然從乾隆初期到後期多次纂修增補，但是其中關於俄國的記述整體上基本都來自《平定羅剎方略》的相關內容和《異域錄》中關於俄國史地描述的摘抄。在列入四庫全書的文獻中，只有《皇清文獻通考》因為纂成時間較晚的緣故，與另外的文獻相比增加了乾隆二十二年以後的少數中俄交涉紀錄。

乾隆時期漢語知識系統中關於俄國知識的相對停滯，並不意味着通行漢語的官員士人有關俄國的知識沒有絲毫新增加。乾隆時期，中國人對俄羅斯情報的掌握情況也可能不是漢文文獻中顯性表露的那樣。在乾隆十三排地圖中，中俄邊界以外的大量俄國地名開始直接以漢文而非滿文體現在地圖上。這裡面包括了東起楚科奇半島的阿納德爾河、科雷馬河[21]，西至聖彼得堡與芬蘭灣[22]的大量城市、河流、湖泊名稱，基本上呈現了俄羅斯全境的面貌。另外，在某些滿文檔案中還是能夠看出，乾隆朝對俄國的新動向也是有所了解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夏天的寄信檔中，乾隆指責有關官員將拉丁文國書來文中的俄國女皇稱號擅自翻譯為amba ejen而不是katun han。[23]在清俄外交之中，1697年俄方拉丁文來文中的Magni Domini Tsaris（沙皇）一詞也曾被滿文翻譯為amba ejen(大君主)。[24]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寄信檔顯示，當時清朝邊境官員已經了解了貝加爾湖的水運意義。[25]《異域錄》的作者圖裡琛途經貝加爾湖（《異域錄》中稱柏海兒湖）的時候，並沒有注意到水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一份奏摺顯示，俄國邊疆城市巴爾瑙爾的舊禮儀派和尼康派已經分裂，其影響被清朝邊境官員所注意。[26]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前後，新疆邊境上出現了轟動一時的“薩邁琳事件”。乾隆皇帝在上諭中判斷薩邁林所說俄國出兵、土爾扈特回歸伏爾加河的情報為假，並給出了各種理由，其中理由之一是“其原牧場額濟勒地方今俱被水沖”。[27]這條信息是否也來自即時的情報呢？但是，這些情報背後的歷史大勢則常常被清朝方面所忽視，情報本身也經常被束之高閣，沒有進入乾隆時代官方化的關於俄國知識體系中，也難以進入官員士人的視線里。

更重要的是，來自俄國亞洲部分這些零散的情報並沒有衝擊到乾隆朝由朝廷定型的關於俄國的知識。1771年編纂四庫全書時，館臣對涉俄史料的取捨情況也可以說明乾隆時代中國關於俄國知識的僵化。《異域錄》被收入四庫全書的理由和《職方外紀》的命運有些類似。四庫全書收錄《職方外紀》這本“明西洋人”難以考證之作的一個原因是寧可信其有，謂之“前冠以萬國全圖，後附以四海總說，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飾。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28]《四庫全書》收錄《異域錄》的原因則更耐人尋味，“今備錄其文，使天下萬世知……今土爾扈特已全部內附，而所記俄羅斯南路十四國乾隆乙亥以後又已盡入版圖”。[29]前面的那些地名國名在館臣看來未必可靠，但是，平準以後清朝在歐亞大陸腹地的進軍才是值得大談特談的。

三、乾嘉時代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固化與落伍

造成18世紀起至鴉片戰爭期間中國關於俄國的知識從擴展、定型到停滯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所獲取的關於俄國的知識在地域上不均衡，而這些不均衡分布的知識難以統合在一起。在情報不能及時轉換為知識、甚至滯後於知識的情況下，定型後的清中期關於俄國知識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中央和地方層面上知識不統一、抑或交往不同層次上的不完全統合。順康時期清朝對通使北京的俄國政府和騷擾邊境的哥薩克軍隊“羅剎”就有非常不同的認識。乾嘉時代的君臣們因為恰克圖閉市和阿睦爾撒納等問題開始空前警覺俄國的同時，黑龍江的官員和文士對俄國的潛在威脅仍然不敏感。第二，清代中國對俄國知識的滯後。清朝總體而言對俄國史地知識的重視程度是不足的。在西歐的新教與天主教各國至少到1700年時都有關於俄國（莫斯科公國）詳述史志的時候，中國人對俄國的專門研究直到何秋濤編纂《朔方備乘》時方才草創。《朔方備乘》除了在恰克圖貿易、俄國佈道團等問題上較多提及乾隆朝以後，其基本的關於俄國的知識體系仍然同18世紀初期的《異域錄》水平相似。第三，清朝人關於俄國的知識在區域上也不甚平衡。清代蒙古地區的軍府同東北、西北等地長期分殊，駐防官員知識程度不同、邊境局勢緩急不同、交往密切程度不同，以及開創邊疆史地之學的游幕士人們經驗和眼界不同，使清代中國人長期以來不但對俄國不同區域的了解不平衡，更不能有效統合對中俄邊境地帶的認識。

根據《安徽通志》可知，《西域聞見錄》的作者七十一，身份是滿洲鑲紅旗人，侍衛世管佐領出身。[30]七十一在《遐域瑣談》自序中也提到了自己是京城人士，甲戌年中過進士。[31]楊鍾羲在《雪橋詩話》中又說：“先是椿園主事七十一使庫車作遐域瑣談……當時秋曹人才之盛甲於諸部。”據此可知，他曾是刑部主事出身，去庫車辦事。[32]再據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廷寄上諭，七十一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到乾隆二十七年將要效力年滿，而乾隆皇帝以邊地辦事需要人手，認為這些官員應當多駐一些年。[33]從這些顯見史料來看，七十一應該是一個同時具備學問素養和實地經歷的人。《西域聞見錄》中提供了不少有關新疆一帶的翔實信息，但關於俄國錯訛就很多。比如，認為俄國皇位只傳女子，從留里克世繫到羅曼諾夫王朝是“一姓相傳”，混淆了金帳汗國、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生造出一個控噶爾國等。這些訛誤說明作者缺乏足夠可靠的知識來源。[34]

在不平衡的知識之下，情報、傳說和臆斷有時候甚至是交錯的，有時事實上準確的知識和訛說相比，未必能夠在傳播中佔據上風。將七十一所著的兩種變體，抄本《遐域瑣談》中“卷四·鄂羅斯傳”與刻本《西域聞見錄》中“卷四·外藩列傳下，鄂羅斯”的兩段文字進行對比，後者多出來的部分引述自謝濟世的《西北域記》中“鄂羅斯又名羅剎，古丁零國也……到康熙年間始與中國通，遣其俊秀入我國學譯業受四子書而去”一段，在這段引述之後七十一還加了一句“乾隆二十年後，以阿睦爾薩納之故、土爾扈特之嫌，復絕其貿易，不復與通”。《西域聞見錄》較之《遐域瑣談》增加的文字有徵引的謝濟世舊說，也有自己加入的內容，有錯誤之處，也有符合七十一本人生活時期的知識。引用《西北域記》“俄羅斯”條目的時候，七十一併沒有引入《西北域記》原文里“夫水土石合而成地，海佔二、島佔一、俄羅斯與中國同在一島之中”[35]那句話，而這一句話恰恰體現了謝濟世對清初傳教士引進的近代地理學的接受。七十一對關於俄國知識的裁剪選取，體現的則是他身上知識的混雜性。

乾隆時代關於俄國知識的不平衡還體現在趙翼身上。趙翼本身不是缺乏外界知識之人。在乾隆平準期間，他是軍機處的成員，之後又做過方略館纂修官。他關於俄國地理、兩國交往方式等問題的敘述是正確的。比如，“康熙年間我朝征大西洋國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懷仁、高慎思等由陸路來，亦假道俄羅斯，三年始至，則其國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兩國書問不直達宮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薩納特，有事則兩衙門行文相往來。”[36]另一方面，“謂鄂羅斯無火槍其汗通我侍衛之誣妄”[37]，卻在後代被一個知識結構未必超越他的小儒揭開。從整體上來看，趙翼、七十一等人並不像“顧祠會祭”的文人那般有統一的交際圈或者學派。這些人能了解到俄國的有關情況，往往因為職務所便。七十一在新疆任職，可以耳聞關於俄土戰爭的情報，卻不能證實它，也不能讓他了解到的這些信息和清朝關於恰克圖體系的知識完成接軌。趙翼身處政治中心，對恰克圖體系下中俄往來的基本形式了如指掌，但對數十年前在黑龍江流域的戰與和就不那麼清楚了。

在同期的日本，儘管有長久保赤水的《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那樣知識雜糅混亂之作，也有《坤輿萬國全圖》的繼續流傳，但是，日本人還是較早地意識到俄國不僅是一個土地廣大的極北國度，也是一個潛在的強國。18-19世紀之交的著名學者山村昌永1806年所著《華夷一覽圖說》，就明確了俄羅斯為“強國”，而山村昌永的背後則是蘭學的譜系。

知識的僵化造成了隱憂。從18世紀後期開始，清朝關於俄國知識的故步自封就逐漸顯露了。自康熙朝繪製《吉林九河圖》起，清朝對黑龍江中下游地區已經有了足夠的地理知識。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間編繪的《乾隆內府輿圖》中，黑龍江流域的狀況已經非常清晰地體現出來了。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標註戰跡輿圖》，與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欽定盛京通志》所附地圖中，可以看出當時清朝人還是保有對黑龍江北岸尼布楚和雅克薩的知識。然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農曆九月末，乾隆突然又下旨查明雅克薩和尼布楚在中俄國界上的位置，而這一年裡正好是馬戛爾尼使華的年份。

關於朝廷為何此時突然重視尼布楚和雅克薩，有文章認為，乾隆帝起初並不清楚雅克薩與尼布楚的歸屬源流，在明確雅克薩乃中國領土後，才開始詳細關注該城的駐守情況，為防俄國疑心，有損兩國邊界安寧。[38]這恰恰說明了官方地圖在基本完善後陷入了陳陳相因。乾隆朝對黑龍江以北的情報確實有其疏漏的地方，如早在1636年就建成的雅庫茨克，直到《乾隆十三排地圖》上也並未被標出。乾隆時期清朝得到雅庫茨克和勒拿河流域情報的機會也並不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一個俄國軍人逃到中方，自稱去雅庫茨克一帶從軍就要割掉耳鼻。對於這個問題，乾隆皇帝的批示表明了他也無法通過對俄國西伯利亞地區實際情況的了解去判斷真假。[39]有關尼布楚雅克薩的地緣政治以及尼布楚條約的影響，乾隆時期朝廷的理解很可能也並不多。《平定羅剎方略》就根本沒有進入《欽定四庫全書》，甚至有可能在四庫全書編纂時還沒有成形的漢文本。後人感嘆“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40]知識和記憶也在乾隆時期的承平中被遺忘。鴉片戰爭後，尼布楚條約的深遠意義方被魏源等人挖掘：“自俄羅斯盟定，而准夷火器無所借，敗遁無所投，即乾隆阿逆、土爾扈特之事，亦無所掣肘，於是西北版圖開闢萬里，皆遠交近攻之力。經營於耳目之前，而收效於數十載。”[41]

1792年這次重視邊境的原因，主要是基於恰克圖第三次閉市結束，朝廷要順勢巡查安撫中俄邊境。同時英國人對中俄關係的關注，不能不說也在影響着乾隆皇帝的警覺。[4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農曆十月，在廣州的英商申請派使者入貢京師，朝廷准許了這一請求。在應允英人後不久，乾隆皇帝在第二年年初秘密上諭庫倫辦事郡王蘊端多爾濟，告訴他，如果俄方再次派人問詢英國人來華一事，一定要含糊其辭，不應正式交代所有事項。[43]馬戛爾尼使團來到北京時提出了設立領館和商館的要求，乾隆皇帝援引成例，稱“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44]在馬戛爾尼來華期間，時任伴送的軍機大臣松筠和他就俄國的朝政、民風等問題也交流過一些知識。[45]

除了結構上的不平衡，清朝關於俄國的知識水平也有着地域不均衡性。到嘉慶朝，“善擇政暇博搜土風”[46]的西清，在黑龍江首先將尼布楚條約的滿文本進行了漢譯[47]，西清的翻譯將尼布楚條約的詳細內容和當事人員向漢語知識群體公開。比西清稍晚一些的、曾經到達過歐洲不同國家的水手謝清高，對俄國和普魯士有着驚人的混淆，將他口述材料出版刊印的文人楊炳南亦不能分辨。[48]19世紀初黑龍江對外交往的活躍程度和開放程度遠低於同時期的廣東，但在對外交往相當活躍的廣東，文人尚未體現出對俄國更多的了解。究其原因，恰克圖體系下中俄交往模式從地域到內容上的固定，使關於俄國的知識在中國的形成和傳播受到了很大限制。

四、以《朔方備乘》為代表的道咸時期亦新亦舊的俄國知識

19世紀中葉，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一直較為平靜的黑龍江沿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1850年底，涅維爾斯科伊在尼布楚條約所規定的中方一側廟街修建了尼古拉耶夫斯克。1854年，穆拉維約夫率軍乘坐輪船從石勒喀河順流而下，沿黑龍江幹流一直到達出海口。1855年（咸豐五年）冬天，穆拉維約夫借口防範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對手英法兩國偷襲太平洋沿岸，侵入我黑龍江流域。穆拉維約夫的行為標誌着俄羅斯對黑龍江以北的佔領，尼布楚條約以來的平衡局面開始被俄國人破壞。

突如其來的變化令清朝不得不重視和整理關於俄國的一切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亦新亦舊的何秋濤便登上了歷史舞台。清末陳康褀的《郎潛紀聞》記載：“光澤何願船刑部秋濤……在都中與祁文端相國何子貞編修張石洲孝廉互相鉤考。咸豐庚申春進呈新纂外藩書八十卷賜名朔方備乘。”[49]和祁雋藻、何紹基等人的交往無疑使得他與清末邊疆史地學派發生了交集。何秋濤的學問基礎也有家學淵源。戶部郎中楊湘芸曾說，何秋濤自幼家藏包括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地圖在內的大量史地資料。[50]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何秋濤基本窮盡了一切可能的資料來源。按清光緒朝刻本中黃彭年所做的序言，“本欽定之書及正史為據，旁采圖理琛、陳倫炯、方式濟……以及近人俞正燮、張穆、魏源、姚瑩之徒，與外國人艾儒略、南懷仁……之所論述，並上海、廣州洋人所刊諸書，訂其舛偽，去其荒謬……。”[51]何秋濤對史料儘可能窮盡的同時，也有其側重點。恰克圖條約以及相關的恰克圖貿易、俄國東正教佈道團在北京的活動與交往，是《朔方備乘》中的重要內容。尤其是《朔方備乘》比《北徼彙編》擴充的內容，都圍繞着恰克圖體系。

《朔方備乘》的另一重價值，是對一些束之高閣的文獻重新發現。《平定羅剎方略》載：“道光癸未……龍定庵……從史館藏本錄出一時人皆傳鈔始知有此事……。”[52]《龍沙紀略》在何秋濤之前也少有人重視，《異域錄》關於俄國的知識雖然進入了一些其他文本，但在何秋濤以前也是少有人重點關注。

《朔方備乘》的前身《北徼彙編》收錄的著述不算多，把《職方外紀》《異域錄》那樣的整本書籍和從著作中摘錄的段落《鄂羅斯傳》都算起來，一共不過十餘種文獻。在這十幾種文獻中，和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體系相關的佔據多數，其餘幾種則是艾儒略、魏源、姚瑩等人自西方翻譯來的有關俄國的知識。《北徼彙編》擴展為《朔方備乘》後，何秋濤加入了大量的個人寫作和對他人著述的疏證。其中，大量內容仍然與恰克圖體系相關，包括他盡其可能對十九世紀中俄關係史的挖掘。舉例來說，1843年中俄互贈圖書一事見於《俄羅斯進呈書籍記》，而《俄羅斯進呈書籍記》所記書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俄羅斯文化教育的發展情況。《俄羅斯館考》記錄了恰克圖條約後隨東正教佈道團來華的俄國學生班次和姓名，《俄羅斯學考》簡述了國子監的俄國留學生和內閣選派學習俄文的八旗學員的學習內容、批次、去向。

整體而言，《朔方備乘》中最可靠的知識還是關於恰克圖體系之下的中俄文化、經濟交往的內容。《朔方備乘》就恰克圖互市的考證對於當代俄國學者也是重要的資料。當代俄羅斯學者米亞斯尼科夫在《18世紀中俄關係 第二卷》和《18世紀中俄關係 第六卷》中都引述了一些翻譯自《朔方備乘》的檔案。[53]

《朔方備乘》中也整理了大量的關於尼布楚條約與東北邊疆方面中俄關係的材料，如《平定羅剎方略》《龍沙紀略》《黑龍江外記》等，這些知識主要來自於前代。關於西北邊疆上中俄國關係的問題，《朔方備乘》中着墨並不多。《中國與俄羅斯交界圖說》中提及1851年《中俄塔爾巴哈台界約》新設互市地點情況，加上不甚可靠但是沒有替代著作的《西域聞見錄》以及對伊塔通商的簡要介紹，何秋濤和他的朋輩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將中俄西部邊境地區的知識公之於眾。但《朔方備乘》文本內部關於中俄關係的知識水平是不平衡的。其中，關於北京發生的中俄交往的知識可以達到19世紀30-40年代道光朝的水平，關於以恰克圖為中心的蒙古地區中俄交往的知識至少可以達到嘉慶時期水平。關於中俄東段邊疆上中俄關係的知識，除開零散的地方性知識以外，整體上就只能達到康熙朝的水平。關於中俄西段邊疆上中俄關係的知識除了《中俄塔爾巴哈台界約》的內容較新外，整體上是在《異域錄》的舊說和《西域聞見錄》的不可靠層次上徘徊。

在這種不平衡下，《朔方備乘》越是涉及尼布楚條約相關內容和恰克圖體系有關知識以外的地方，就越是表現出零散性和矛盾性，錯誤也越多。某種程度上講，《朔方備乘》中雖然有大量1727年以後的中俄關係知識，但對俄國國情的了解水平確實沒有高出《異域錄》。吉田金一的言論雖然偏頗，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實。除了在《朔方備乘》之中，在同樣的時代里，學人們也仍然在儘力獲取關於俄國的新知識，卡拉姆津《俄羅斯國家史》的部分漢譯本《羅西亞國史》在清代的成書就是例證。[54]然而，這些關於俄國的知識是否進入到清朝學人的視域中還是一個問題。但不爭的事實是，雖然此時中國人積累了恰克圖體系下中俄關係方面的豐富知識，但對俄國的整體了解水平已經落後於時代了。

從文本上看，《朔方備乘》最重要的內容是關於恰克圖體系的知識，而刊於道光三年（1823年）的《綏服紀略》則是《朔方備乘》實際上的核心文獻之一。《綏服紀略》對《朔方備乘》的影響一方面在於松筠之作串聯了何秋濤的幾位同時代者，另一方面《朔方備乘》中收錄的較新知識大部分都和恰克圖體系相關，而《綏服紀略》就是最早詳細介紹恰克圖體系的漢文著作。何秋濤對松筠記述的重視，使得中俄中段邊界的相關知識進入了一般人的視野。曾任庫倫辦事大臣的松筠，是18世紀中俄恰克圖貿易及邊境交涉的直接當事者，也是繼圖理琛後又一位留下寶貴中俄關係史述的旗人重臣。《朔方備乘》中《恰克圖互市始末》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綏服紀略》的影響，而《綏服紀略》的全文也被收錄於《朔方備乘》中《考訂諸書》一目中。張穆的《俄羅斯事補輯》，以及何秋濤關於中俄關係的考論，都極大地參考了松筠的一手資料。

對於何秋濤的目的，某些國外學者曾經有一些過度闡釋。蘇聯學者曾將《朔方備乘》翻譯成俄文名字«Готовьте боевые колесницы на странуПолунощную»，意思是“向黑夜之國準備好的戰車”。[55]實際上，《朔方備乘》和晚清的幾種以《備乘》為名的書立意相似，都是取“備考”“史乘”之意，何秋濤本人也不是軍中幕僚。何秋濤雖然意識到俄國對清朝的侵略，但並沒有預料到俄國更大的侵略能量。何秋濤還是以一種傳統的方誌學方式來編纂此書，帶着傳統的“藩部”觀去審視北方強鄰。在此思維方式下，通商、交聘的內容較之地緣政治、戰略情報等話題，仍然是何氏所着重關心的。

被何秋濤引用的、與其同期的道咸時代士人俞正燮對俄國的論述雖然不多，卻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對俄國的認知情況和《朔方備乘》的亦新亦舊。俞正燮是個奇特的人物，純粹按《清史稿》的說法是一個生活在晚清、一生不得志的舊式文人。但是，何秋濤在《朔方備乘》中提到了他得到的《平定羅剎方略》就來自俞正燮和時任高郵知州的魏源。[56]按照《碑傳集補》的記載，俞正燮不僅曾經在北京長期生活，還參與編修了嘉慶朝會典，也非純粹的冬烘先生。[57]俞正燮和何秋濤、張穆等人不謀而合地對藏於京師有關俄國的典籍進行了整理和編纂，也讓這些知識開始走出束之高閣的狀態。

另一方面，從俞正燮的著述來看，他關於俄國的知識結構局限很大。《癸巳類稿》《癸巳存稿》中的內容以倫理故事和奇聞軼事為主，因此其中也多有荒謬之論。但是，他在有關中俄關係文獻整理方面亦有獨到的貢獻。比如，《俄羅斯佐領考》詳述了雅克薩俄人俘虜如何被收入京旗的始末。《俄羅斯事輯》是較早的史地結合之論，不僅對俄國地理概況進行了宏觀描寫，還對從巴伊科夫使團到戈洛夫金使團的外交史進行了梳理。《俄羅斯長編稿跋》通過荒謬方式論述證明了俄羅斯人信奉天主教。很顯然，這些知識大概是他當時在京師獲得的，而來源都和東正教佈道團分不開。

在何秋濤對《西域聞見錄》進行考訂前，1829年俾丘林將《漢書·西域傳》和《西域聞見錄》一併譯為俄語，取名為“對準部和回疆從古至今的描述”，俄文的原名是«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ь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Турке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俾丘林還是肯定了《西域聞見錄》所帶來的即時知識的價值。[58]但是，在《朔方備乘》中，何秋濤對《西域聞見錄》的不信任達到了高峰。他自我發揮的“論俄國與土耳其接壤形勢”，毫不留情地將七十一繼承自《異域錄》正確的俄國知識批判為謬誤。何秋濤認為，俄國在黑海一直有絕對的霸權，而且19世紀已經控制了高加索地區。[59]所以，何秋濤認為七十一眼中曾經雄踞黑海壓迫俄國的“控噶爾”一定不可能是土耳其。顯然，何秋濤並不太熟悉俄土關係的消長。從俄土戰爭的歷程來看，只是在18世紀末征服克里米亞之後，俄國才徹底佔據了對土耳其的上風。在圖理琛和七十一的時代里，俄國還並不是黑海霸主，奧斯曼土耳其也遠沒有淪落為西洋病夫。

同樣是“開眼看世界”之人的姚瑩，也在《康輶紀行》中對此發表了意見，判斷《西域聞見錄》中描寫的與俄國爭雄的控噶爾國應當是普魯士。他說：“《西域聞見錄》言鄂羅斯之外有控噶爾國，更大於鄂羅斯，余以歐羅巴人《四洲志》考之，所云控噶爾國在鄂羅斯西北即普魯社。”[60]姚瑩很顯然是以19世紀中期奧斯曼土耳其衰落、普魯士崛起的歷史背景，來以今度古的。

和同時代的人相比，徐繼畬著作中自我發揮的成分較少，相對接近來自西方近代史地知識的原貌。[61]但是，在《瀛寰志略》中，徐繼畬在對《西域聞見錄》的公案做出了一個較為正確判斷的同時，又給出了一個有錯誤的結論。在“峨羅斯國”一章中，徐繼畬考訂出了控噶爾應該是土耳其，也清楚歷史上俄土連年交兵互有勝敗的情況。[62]但是，他在前面關於歐洲的綜述中又錯誤地認為控噶爾可能是整個歐洲的代稱，“七椿園《西域聞見錄》云：鄂羅斯之西北有大國曰控噶爾……云云，余嘗讀之而疑其誕，以今考之則西方並無此國……乃知所謂控噶爾者蓋指歐羅巴之全土。”[63]

這些清朝第一批開眼看世界的人已經開始通過西方書籍了解世界，也將清代彙集的官方關於俄國的知識重新整理、加以批判並公之於世，乃至從樸素的地緣政治角度出發注意到了俄國全球爭霸的野心。但是，他們受語言和時代所限，對俄國實際情況的了解還總是隔着一層。在他們頗有見地的論述中，亦有某些對形勢的誤判。這種關於俄國知識的落後，如前所述，則是從清朝中期開始的。

無論官員七十一將《遐域瑣記》擴充為《西域聞見錄》時對謝濟世著述去對留錯的引用，還是道咸時代開眼看世界的這批先行者對《西域聞見錄》中符合事實之處進行的不正確質疑，都是這種落後的體現。清朝嘉道時代興起的邊疆史地學派乃至他們的鼻祖松筠，對於西北邊疆的關注點主要在於防範中亞的政權，而對俄國在中國西北邊疆的活動，並沒有太多的重視。[64]即使是時人津津樂道、被認為是最早意識到帝俄侵略禍患的林則徐[65]，學界對其名言的引用也有可資辯正之處。[66]

五、餘論

《朔方備乘》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遭到厄運，在英法聯軍侵佔北京的兵災之下正本被毀[67]，後來副本也意外遭毀。[68]不久何秋濤去世，無人再為其整理原稿。直至光緒七年（1881年）時才有人重新整理編輯《朔方備乘》，由畿輔通志局將其刊刻出版。就在這個時期，中俄關係乃至清朝官員對俄國的知識發生了重大變化。

同治朝之後，使俄外交人員和他們的先驅者圖理琛一樣，通過實地探訪和對外知識，了解到俄國的發展和歷史，獲得了一些正確的認識。1866年出使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的斌椿作《乘槎筆記》，描繪了喀琅施塔得要塞“鼎峙海中，有虎踞龍蟠之勢”，聖彼得堡“洵足稱各國都城之冠”。[69]同行的張德彝作《航海述奇》，已然意識到“現在泰西諸國號召小邦者，惟英吉利、法郎西、與俄羅斯也。”[70]這裡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被視為內亞政權的俄國乃至“俄夷”，此時已經成為“泰西”的一部分。時代的劇變讓國人漸漸認識到俄國的強盛。即使是思想中不乏迂腐落後之處，認為俄軍廣泛使用火器有違聖賢之道，甚至認為俄語和漢語同出一轍的繆祐孫[71]，也從實地經驗中認識到俄國的鐵路建設，“先由腹地通衢，漸推至邊疆小邑”[72]，俄國的軍隊“專用泰西之法……槍炮器械，力求毒鷙”。[73]

從尼布楚條約前後到恰克圖市約簽訂，這期間，清朝對俄國的知識了解一度出現了熱潮。自恰克圖市約簽訂開始，再到乾隆朝以後中國對俄國知識的固化，中國人關於俄國的認知逐漸形成以恰克圖體系知識為主的結構。從松筠到張穆再到編纂《朔方備乘》的何秋濤，他們建立起的早期俄國學體系，實際上是一種“恰克圖學”。這樣的一種知識結構必然要依託於恰克圖體系本身。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中俄外交的基本形式和往來發生了轉變，恰克圖貿易也在不久後因為海運和鐵路的衝擊而衰落。乾嘉道咸時代精細化的“俄國學”面對恰克圖體系結束後的中俄關係新形勢，最終落伍於時代了。

[1] [清]繆祐孫著：《俄游彙編》，許乃征、李長林校點，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5-6頁。

[2]同上，第6頁。

[3]同上。

[4][清]劉錦藻撰：《清續文獻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卷二百六十七。

[5][日]吉田金一著：《近代露清関係史》，東京：近藤出版社，1974年，日文版，第212頁。

[6]自清朝到民國再到今天，中國學人評判尼布楚條約的論文仍然聚焦於具體交涉方面的影響。但是，旅日學者承志在“尼布楚條約的幻影”一文中，試圖分析尼布楚條約建立起來的文化符號（《故宮學術季刊》，2011年第1期）。

[7]《聘盟日記》刊佈於世是在清末，由陳其元收入《庸閑齋筆記》。據陳氏所記，這份翻譯來自俄羅斯文館的例行工作，首先刊布在《中西聞見錄》。如此來看，《聘盟日記》的漢文文本也可能源於清代前期。參見[清]陳其元著：《庸閑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中文版，第117頁。

[8]Дацышен В.Г. Четыреста лет 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Часть 1.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Берлин, 2014.С.96-99.

[9][意]艾儒略著：《職方外紀校釋》，謝方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中文版，第101頁。

[10][清]方式濟撰：《龍沙紀略》，載[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光緒十三年，上海着易堂鉛印本。

[11] Гл. ред. А.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 В.И. Шун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дней (том 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68. С.31-32.

[12]Краткая сиби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Кунгурская). С.-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Ф.Г. Елконского, 1880.С.5.

[13]關於這點，有學者曾提出托時、德新等人出使莫斯科可能會帶來物質或知識交流的觀點（參見王希隆著：《中俄關係史略》，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09頁）。不過，結合《清代中俄檔案史料選編》中的相關史料，滿泰、托時、德新等人以及朝中群臣奏報與關心的，還是俄國局勢對西北邊疆形勢是否有影響，俄國與伏爾加土爾扈特人的關係是否會連帶影響清朝安全，對俄國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等方面基本不曾着墨。參見中國第一檔案館編：《清代中俄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529-566頁。

[14][清]陳康祺著：《郎潛紀聞》，卷四，清光緖刻本。

[15]《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庄吉發校注，台北故宮博物院，1989年，第39頁。

[16]從《皇清職貢圖》關於歐洲各國的描寫來看，其對世界各國的了解水平大體上是17世紀末。如“英吉利國民人”一目下關於光榮革命後來自荷蘭的奧蘭治家族登上英國王位，英國人大量消費原料產於北美殖民地的鼻煙的歷史；“大西洋合勒未祭亞省民人”一目下提到的17世紀瑞士加爾文派主導義務教育等細節。

[17]《平定羅剎方略》卷一，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0冊，第407頁。

[18]《平定羅剎方略》卷四，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0冊，第429頁。

[19] [法]伏爾泰著：《彼得大帝在位時期的俄羅斯帝國史》，吳模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05頁。

[20][清]方式濟撰：《龍沙紀略》，載[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光緒十三年，上海着易堂鉛印本。

[21]分別標為阿納底爾必拉、郭列穆瑪必拉（二排東一），見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乾隆十三排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22]芬蘭灣標為“芬蘭底雅謨底里”（四排西五），聖彼得堡、喀琅施塔得要塞和涅瓦河拉多加湖湖口的什利謝利堡則被寫為“散博德爾布珠克和屯”（四排西五）、“郭羅穆斯多托和屯”和“色格留斯博布魯克和屯”（四排西四），見《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乾隆十三排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23]“寄諭在京大學士尚書等著詢問俄羅斯文內將其女皇稱作大皇帝一事，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參見中國第一檔案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第4輯》，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滿文見第174-176頁，漢文見第508頁。

[24]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故宮俄文史料、清康乾間俄國來文原檔》，台聯國風出版社，1969年，拉丁文來文見第17頁，滿文見第193頁。

[25]“寄諭庫倫辦事大臣博清額等著詰問俄方為何不准我人至楚庫柏興，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六日”，《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第4輯》，滿文見第80-82頁，漢文第599頁。

[26]“寄諭科布多參贊大臣海寧著將來投之俄羅斯遣回，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參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第16輯》，滿文見第303-304頁，漢文見第631頁。

[27]“寄諭伊犁將軍保寧等著調永保遷往塔爾巴哈台駐紮，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參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第22輯》，滿文見第264頁，漢文見第572頁。

[28][清]永瑢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9]同上。

[30]《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四十七，清光緖四年刻本。

[31]《清續文獻通考》，民國影十通本，卷二百六十七·經籍考十一。

[32]楊鍾羲輯：《雪橋詩話》，民國求恕齋叢書本，三集卷八。

[33]“寄諭駐回部厄魯特各辦事大臣等著所遣官員年滿之前不可先行奏清更換，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第3輯》，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中文版，滿文見第249-250頁，漢文見第512頁。

[34][清]七十一撰：《西域聞見録》，卷四·外藩列傳下，清青照堂叢書本。

[35][清]謝濟世著：《西北域記》，清世德堂刻本。

[36][清]趙翼撰、姚元之撰：《檐曝雜記 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9頁。

[37][清]魏源撰：《海國圖志》，清光緖二年魏光燾平慶涇固道署刻本，卷五十六。

[38]韓曉梅：“乾隆朝檔案中的雅克薩與尼布楚”，《滿語研究》，2014年第1期。

[39]“寄諭喀爾喀副將軍桑齋多爾濟著將俄羅斯布里亞特逃犯解送京城，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參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編·第2輯》，滿文見第259頁，漢文見第601頁。

[40][清]龔自珍撰：《定盦全集》，清光緖二十三年萬本書堂刻本，文集補編卷三。

[41][清]魏源撰：《海國圖志》，清光緖二年魏光燾平慶涇固道署刻本，卷五十四。

[42]見[俄]科爾薩克著：《俄中關係史述》，米鎮波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45頁。又見何秋濤撰：《朔方備乘》，清光緖刻本，卷三十七。

[43]“寄諭庫倫辦事郡王蘊端多爾濟等著俄羅斯回稟英吉利事不必迴文，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參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編·第23輯》，第403頁。

[44] [清]王之春撰：《國朝柔遠記》，清光緖十七年廣雅書刻本，卷六。

[45]收入《朔方備乘》的張穆所撰《俄羅斯事補輯》一文提到，松筠向馬戛爾尼諮詢了俄羅斯女統治者的繼位原則以及《異域錄》對伊斯坦布爾城牆的描寫是否屬實，參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光緒石印本，卷七十四·兵政十三。松筠和英國使團談及俄國問題一事在馬戛爾尼的記述中也有印證，參見[英]馬戛爾尼著：《1793乾隆英使覲見記》，劉半農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192頁。

[46][清]劉鳳誥撰：《存悔齋集》，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卷十一。

[47][清]西清撰：《黑龍江外記》，清光緖廣雅書局刻本，卷六。

[48]謝氏寫道：“埔魯寫國，又名嗎西噶比，在單鷹之北。疆域稍大，風俗與回回同……自此以北，則不知其所極矣。”表面上看，埔魯寫似為Prussia，然而其後所述地理環境與風俗同早已日耳曼化的普魯士王國所去甚遠，嗎西噶比亦與普魯士無關。很有可能所謂的埔魯寫是將普魯士和俄羅斯訛為一談，嗎西噶比則為Moscovite音譯。參見[清]楊炳南撰：《海錄》，清海山仙館叢書本。

[49][清]陳康祺撰：《郎潛紀聞》，清光緖刻本，卷十三。

[50][清]桂文燦撰：《經學博採録》，民國刻敬躋堂叢書本，卷三。

[51][清]何秋濤撰：《朔方備乘》，清光緒刻本，序。

[52][清]周中孚撰：《鄭堂讀書記》，民國吳興叢書本，卷十七。

[53]參見Сост. Н.Ф. Демидова, В.С. Мясников.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725-1727.М. Наука, 1990. 以及Отв.ре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6. 1752-1765.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1.

[54]關於它的來龍去脈，可參考柳若梅：“世界上第一部中文俄國史——俄藏清代稿抄本《羅西亞國史》考”，《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55] Сост. Н.Ф. Демидова, В.С. Мясников.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725-1727.М. Наука, 1990. С.28.

[56][清]何秋濤撰：《朔方備乘》，清光緒刻本，卷首五。

[57][民國]閔爾昌撰：《碑傳集補》，民國十二年刊本，卷四十八。

[58] Бичурин Н.Я. 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ь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и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состоянии. Часть I. СПб., 1829. С.VII.

[59][清]何秋濤著：《朔方備乘》，清光緒刻本，卷四十。

[60][清]姚瑩著：《康輶紀行》，清同治刻本，卷十。

[61]衛三畏就稱讚《瀛寰志略》比清朝的同類書籍內容更準確，參見S.W. Williams, “The Ying Hwan Chi-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1, Vol.20, No.4, p.169. 轉引自張廣智主編：《近代以來中外史學交流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121-1123頁。

[62] [清]徐繼畬著：《瀛寰志略校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9頁。

[63]同上，第119頁。

[64]郭麗萍著：《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148-149頁。

[65]例如，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86頁；郭麗萍著：《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第235頁。

[66]為後人津津樂道的兩句名言傳說是林則徐所出。一是遇赦入關時的答客問，“俄夷則西北包我邊境，南可由滇入，陸路相通，防不勝防”，二是“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其實，這兩句話的出處都有後人傳聞附會的可能性。第一句來自1838年出生的未仕文人歐陽昱所作、在九一八事變前刊印的《見聞瑣錄》；第二句則來自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藩幕僚李元度所編《國朝先正事略》的第二十五卷。《見聞瑣錄》的作者活動於俄國侵略勢力甚囂塵上的同治時代，這部筆記中多次表達了他對農奴改革後加速擴張的帝俄的警惕，借林則徐之口提出防俄，有以今度古之嫌。《國朝先正事略》本身採錄大量傳聞，又在民國特殊歷史時期出版，其中關於警惕列強的預言式傳聞，亦不應盡信為確鑿的史實。來新夏先生1981年編纂的《林則徐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採信了這兩條語錄，但在1985年之後修訂、新編、重編的《林則徐年譜（增訂本）》《林則徐年譜新編》和《林則徐年譜長編》中，有關這兩條語錄的記載就被去掉了。

[67]“刑部員外郎何君墓表”，載[清]黃彭年撰：《陶樓文鈔》，民國十二年刻本，卷七。

[68]同上。

[69][清]斌椿等：《乘槎筆記（外一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頁。

[70][清]張德彝撰：《航海述奇》，稿本，卷三。

[71][清]繆祐孫著：《俄游彙編》，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中文版，第168-169頁。

[72][清]繆祐孫著：《俄游彙編》，第37-38頁。

[73]同上，第82頁。

【作者簡介】孔源，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項目信息】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全球史視域下17世紀中俄兩國早期交往的跨族群、跨大陸、跨文化特徵研究”（項目批准號：19CSS033）的中期成果。

【引用信息】《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1-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