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戰疫（10）｜3000多年前就有了隔離方法？看看歷史上人類是如何應對重大疫情

人類史與疾病史始終相伴，人類的進化及其社會發展實際上也是與各種疾病進行不斷鬥爭的歷史。在人類文明史正式誕生後的數千年間，世界著名文化圈及主要民族所經歷的各種傳染病對當地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謂是災難性的，有的影響到區域發展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走向和走勢。譬如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以及我國封建歷史上數次重大的癘疫：黑死病奪走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達2500多萬；而歐洲列強的殖民征服往往依靠的並非是槍炮這類熱兵器，而是天花、麻疹這類瘟疫病菌，權威專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名的《槍炮、病菌和鋼鐵》中指出，是傳染病而非武力征服了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先後遭到天花（1518—1526）、麻疹（1530—1531）、傷寒斑疹（1546）、流感（1558—1559）的傳染，而死於這些瘟疫傳染的印第安人高達95%以上，某種程度上說是歐洲人帶來的瘟疫摧毀了美洲地區的印第安文明。而在地球上存在3000多年的天花曾經是令全人類皆恐懼的最大的傳染病毒，上億人為之喪命。

《槍炮、病菌和鋼鐵》

對人類造成巨大傷害的各種傳染病在歷史上暴發過多次，從歐洲人的古希臘時期算起到現在，世界歷史上已經發生了十幾次重大的流感疫情。即便是最近幾十年來，也已經有過數次，這些已對世界各國，同時也對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極大的衝擊。

20世紀以來，全球有過數次重大疫情，其中的四次被世界衛生組織加以確定，期間數億人感染，死亡達數千萬人。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

首先是上個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暴發導致了大約千萬人死亡，然而這次世界大戰末期也就是1918年暴發的“西班牙流感”（非源於該國，而是因該國有約800萬人感染而名）最終帶來了更多的死亡。全球數千萬人死於非命。這種流行性感冒最早誕生於那年年初美國本土的兵營里。它在1918、1919年造成全球大約10億人（當時世界總人口約17億）感染，死亡人口在2500萬—4000萬人之間，這場導致全球人口2.5%—5%致死率的瘟疫，是人類歷史上第二致命的傳染病。某種程度上而言，這場癘疫直接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前結束，實際上參戰的各國幾乎無有兵源。此外，還有1977年11月的“俄羅斯流感”，這場暴發於前蘇聯遠東地區的流感蔓延至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不過這次“有年齡區別的”的疫情，主要感染對象是青少年，其發病率不太高，甚至稱不上“大流行”，不過，它在我國強度卻很大，尤其是在東北地區，國家流感中心的監測報告顯示，當年我國流感活動的強度僅次於1968年，而高於其他年份。而就在剛剛過去的2018、2019年，非洲地區剛果（金）暴發的埃博拉病毒，使得在2018年年底這個國家就至少有2200多人死於非命，而且它也對世界各地產生了聯動性的影響，至今沒有徹底消除，其實，這一病毒是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後的再次暴發。孰料，此次病毒的危害還沒有結束，我國武漢地區就暴發了新的瘟疫。

其次是在我國先後暴發的幾次傳染病。1957年“亞洲流感”（H2N2亞型）是發生於新中國成立後的疫情，那年的2月貴州省出現流感，很快傳播至內地，也蔓延到香港地區，短期內就25萬餘人染病，隨後再蔓延至東南亞、日本及其他國家，最後導致了數百萬人（100萬—400萬之間）死亡。導致大致相當人口死亡的“香港流感”發生於1968年7月，它在東南亞各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及北美洲地區迅速傳染，我國大陸地區大部分地區都受到影響。距今17年前的2002年末至2003年，中國暴發了非典型性肺炎疫情（SARS），我國內地累計報告臨床診斷病例5327例，最終治癒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當時的情景許多人依然歷歷在目。當然，還令我們記憶深刻的是10年前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當年4月2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在墨西哥和美國暴發甲型H1N1流感疫情（甲流），此次甲流導致全球數十萬人死亡，我國也有3萬多例死亡病例。

提起黑死病，很多人都會聯想到當時醫生佩戴的鳥嘴面具

用“隔離”抵禦瘟疫的流行，這種抗疫方法人類已經使用了3000餘年：

（1）源自公元前5世紀的記載：西方“醫學之父”、古希臘醫學黃金時代的締造者——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其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醫學協會採納為影響後世的《日內瓦誓言》，它作為職業道德的聖典，其規範作用遠超醫學界，成為適合一切人類社會組織抑制人性之惡的道德規範。《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的“不傷害原則、為病人利益原則和保密原則”也是開創性的原則，代表着後世人所遵循的價值判斷和行為準則，也為“隔離遏制”提供了方法和指南。除此之外，他著名的醫學著作記載了人類3000年前用隔離的方式遏制傳染病流行的歷史。

希波克拉底

（2）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的“隔離醫院”：阿拉伯文化的繁榮尤其體現在其醫學的發達方面，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在今天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建立的醫院。距今1300多年前的公元706年，為了遏制麻風病等疾病患者的大肆傳染，帝國皇帝瓦利德一世（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第六代哈里發）在首都大馬士革建立第一所伊斯蘭醫院，這種“群體隔離”制度也是極為先進的：當時醫院還為麻風病患者設置專門病區。

（3）隔離檢疫（“quarantine”）源自黑死病：“隔離”一詞源自意大利語，最初的意思是對船隻及船上的人員進行為期30—40天的海上逗留觀察，以此作為預防和遏制黑死病傳染的嚴格措施。令後世人類極為恐懼的歐洲“黑死病”（鼠疫，blackdead）導致了全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不過這場災難也催生了真正意義上的隔離。持續了3個多世紀（14—17世紀）的黑死病僅僅是在1347—1349年兩年時間，就使得歐洲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

危機和危難也帶來了對解決問題進行艱難探索的努力，譬如，為了控制其肆意傳播，克羅地亞著名港口城市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就建立了著名的隔離制度。此城在1377年為貿易繁忙的港口，當時受威尼斯共和國管轄，是亞得里亞海重要的貿易港口，時名“拉古薩”（Ragusa），它在黑死病暴發後發布了“Trentina”禁令（該詞是意大利語“30”，意即：來往船隻在必須入港前在海上停留30天，在等候期結束後身體健康者方可登岸）。此外，拉古薩還首次頒行檢疫法：醫院在專門設立的委員會監督指導下負責治療、呈報病情。

歐洲中世紀是所謂“愚昧”“黑暗”“落後”的時期，但在遏制瘟疫方面卻取得巨大的成就。這當然是因為黑死病流行而帶來的巨大的挑戰和應對。譬如，修建麻風病院的方式後來在全歐洲逐步普及開來，有效的“隔離”方式被各地採納。1377年，威尼斯共和國為防止病毒快速傳播，要求所有船隻必須在距離城市和海港相當距離的指定場所，並且是空氣新鮮陽光充足的環境里停留30天才可入境；1448年威尼斯人將隔離期延長至40天，不過，此一過程稱為“Quaranta Giorni”，因為黑死病從感染到發病死亡的天數大約30天，40天的隔離檢疫可以驗證疑似染病者的確診和病情阻斷。從那時起，意大利語的單詞“40（Quaranta）”就派生出了“隔離檢疫（Quarantena）”，後來在英語中為“quarantine”。歷經漫長歷史時期和近代科學發展的實踐證明，上述“40日隔離期”對驗證、核實旅行者的健康狀況是非常有效的，因為當時及後來的鼠疫患者自感染到死亡的時間段，一般均在40日之內。當然，上述標準實施的始發地並非在威尼斯，而是在亞得里亞海東岸的拉古薩共和國。

拉古薩當時實施了第一部執行檢疫法的法律，古老的醫院專門設立委員會監督指導治療、呈報病情

於是乎，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後，至少有兩項重要措施一直沿用至今，並能有效地起控制作用。一是檢疫，二是隔離。1383年，法國馬賽正式設立海港檢疫站，對貨物和外來人員檢疫。

黑死病帶來的沉重災難也是一次歷史的轉折。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拉扎雷托”這類城市隔離中心的建立。前述拉古薩不僅帶來了劃時代意義的隔離檢查制度，而且還建立了歷史上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孤島隔離中心”——拉扎雷托，這種隔離中心的建立措施一直得以延續下去，它們是歐洲列強帶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美洲地區的另一副產品。19世紀的歐洲文明開始走向並且逐步征服全球，歐洲人也逐步在全球建立起真正的城市隔離中心。當然，與歷史上的簡單的隔離遏制相比，20世紀以來抗疫隔離的技術含量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今也更加有效。

（4）“舍空邸第”——2000年前中國的“隔離遏制”：

??首先是隔離遏制傳播的實踐和行為記載。先秦時期，《呂氏春秋》已記載有傳染病的危害；春秋時期的一樁著名“醫學疑案”，對應的就是孔子探望得意門生顏回時的“隔窗而望病”的事件：對此雖然有爭議，但宋代朱熹等認為孔子是因擔心傳染而使自己與弟子處於隔離狀態，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更可能的是弟子使然，主動與孔子隔離而望，足矣。這種自我隔離在我國古代由來已久，張志斌先生的《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隔離案例不勝枚舉：五代十國的後唐時期，湖北隨州與河南鄧州鬧瘟疫，許多人重度感染後為避免再傳給親人而緊閉房門，只在窗戶上開一小洞，以便傳遞飯菜和便桶，傳遞時自遠處用長竹竿挑起；南宋時期金朝治下的山東暴發瘟疫，死者達十之八九，倖存者“舉室棄之而去”，只好將被感染的親人扔在家裡，自己逃往他方——這類“極端做法豈止是隔離，簡直就是遺棄”。至於明清時期，這種自我隔離及自上而下的隔離制度更加系統而嚴厲。清初京城常鬧天花，畏之如虎，順治帝和康熙帝均嚴令：“凡民間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傳染也。”強行將患者隔離在京城外40里之外。而順治駕崩前天花在京城流行，順治移駕行宮，並讓太監送飯送炭，期間擔心被太監宮女傳染，“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無論男女大小，俱逐出”。

??其次是隔離中心的建立。中國古代有意識地自上而下地建立“隔離”防護，則更早於西方和其他文明區域。早在2000年前的西漢時期，就有關於隔離觀察治療的明確記載，出現於《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此“舍空邸第”可以說是最早明確記載的“隔離醫院”。

??再次是隔離制度的建立。南北朝時期，為了遏制疫病的快速傳播，隔離方式已成為中央政府建立的制度。到了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醫署“於閑敝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六疾館”就是這種出於隔離遏制和防護目的所建立的專門機構，它不僅收治患者，而且還將病人與健康者進行有效隔離。

作者：高福進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編輯：劉力源責任編輯：楊逸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