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對華國鋒說：我和鄧穎超有一個兒子，可惜沒活下來，夭折了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核心成員，人民心中的好總理周恩來的一生至今仍被中國人民所深深紀念。他的功績廣為人知，也收穫了與鄧穎超同志的美好愛情，被廣傳為佳話。

但在1973年7月16日，全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立之時，周總理不無遺憾的對華國鋒主席說道：“我與鄧大姐曾有過一個親生兒子，可惜當時沒有剖腹產，三天三夜也生不下來，夭折了……”

話畢，周總理已是淚光閃閃。旁人都深知周總理與鄧穎超同志恩愛一生，卻沒有孩子，而除去這次難產，總理為何婚後多年，仍然沒有孩子呢？

甜蜜的愛情

周總理可謂是思想開化的前沿人物，早在他青年之時，就為自己打下了婚姻的基調：我的終身大事應該由我自己來決定，我反對包辦婚姻，戀愛是自由的。

同時，如果我是一個獻身革命的人，那麼我就要選擇一位終身的革命伴侶，與我一起一輩子從事革命事業，她一定是一位經得起考驗的人。

當時，周恩來也不知道這位革命伴侶會是誰，直到他認識了鄧穎超。當時的鄧穎超，是女子演講隊的隊長。

而周恩來剛剛回國，是一家報社的主編，負責編寫許多針砭時弊、批判北洋政府的文章，積極地宣傳着愛國反帝的思想。

鄧穎超對周恩來十分欽佩，與他和陳清揚等人成立了“覺悟社”，出版了刊物《覺悟》，加上鄧穎超極度感情色彩的宣講，不少學生因此受到鼓舞，對革命局勢產生了深深的思考。

周恩來與鄧穎超對於形勢一片大好的革命工作十分欣慰，也在這個過程中對彼此產生了欣賞，但兩人忙於革命，沒有互相表白心意。

1920年，周恩來總理與眾多學生前往法國，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當時，年僅十六歲的鄧穎超已經在北師大附小當上了教員。在這個過程中，兩人仍然書信來往，不涉及男女之情，只交流思想。

期間，兩人越洋書信竟然高達250篇，周恩來總理也將馬克思主義書籍多次寄給鄧穎超，督促她的進步。

兩人熾熱的愛意隨着書信逐漸升溫，直到1923年的春天，鄧穎超收到了周恩來寄來的明信片，上面寫着一句話：

“希望我們能像盧森堡那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樣的表達讓鄧穎超十分感動，彼此的情誼更加濃烈。

五年後，周恩來終於回國。然而，因為公務繁忙，兩人並未見面，1925年夏天，兩人終於能夠在廣州碰頭，本以為周恩來會在碼頭迎接自己，可鄧穎超卻沒有想到怎麼都沒有見到周恩來，直到人群散去，自己還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五年未見，但兩人早已在書信中確認了關係，好不容易到了廣州，卻被冷落。但轉念一想，此時的廣州正在鬧“省港大罷工”，正是周恩來忙碌的時期，鄧穎超便也釋懷了。

而事實上，周恩來總理也並沒有忘記她，反而派派副官陳賡前去接人。陳賡因為沒有見過鄧穎超，只拿着照片在滿是人流的碼頭尋找，最後怎麼也找不到，等他回到住處，鄧穎超已經到了。

無人知道那一路鄧穎超的心情，但她晚年回憶，滿是感慨地說道：“革命的地點如此簡陋，僅有一個衣櫃、一張床、一個書桌。終於見到了陳賡，他熱情的接待了我，我問他，能不能帶我去革命的地方，就這樣，在廣東區委會，終於見到了周恩來。

他比五年前消瘦不少，正在低頭寫東西，對我只打了一聲招呼，就繼續與陳延年、鄧中夏等人繼續商議事情。討論好後，他直接離開，招呼都不打，第一天，兩個人連話都沒說上。”

直到第二天，鄧穎超被任命為婦女部長、區委委員，輔助何香凝展開工作。晚上，兩個人簡單地在一起吃了頓飯，沒有邀請什麼客人，便算作結婚了。

直到第二天，革命同志們聽說了消息，強烈要求周恩來請客，沒有辦法，周恩來便張羅了兩桌酒席，請了一眾同志，熱熱鬧鬧了一番。

第二天，鄧穎超繼續主持黃埔新生的入學考試。或許只有這樣的“鄧大姐”，才是革命的好伴侶，而他們傳奇的一生，也剛剛起步。

無言的遺憾

兩人婚後，甜蜜如初，即使時常分隔兩地，仍然互相挂念。周恩來生病昏迷之際，稍稍清醒的第一句話就是“有鄧穎超的消息了嗎？”而鄧穎超能夠背出周恩來的每一封書信，讓人直觀的感受兩人的革命愛戀。

後來國民黨的壓迫下，中央撤離延安，周恩來與毛主席一同留在陝北繼續作戰，百忙之中的中秋節，他仍然記得給鄧穎超寫下一封書信，旁人見到，無不打趣：“這是情書嗎？”

鄧穎超正色道：“這是形勢報告。”楚平等人便笑：“書信上的‘對月懷人’等語句，不是情書，是什麼？”

然而，完美的婚姻也並不存在，鄧穎超與周總理始終沒有孩子，第一次懷孕是在1925年，由於工作繁忙，鄧穎超無意生下這個孩子，於是便自作主張買了打胎葯，可是吃了之後，她痛得滿地打滾，只能住院一周才好。

不久後，周恩來回家，看見憔悴的鄧穎超，責怪她過於“形而上學”，實在不應該為了革命扼殺一條生命，鄧穎超也感到後悔，在周恩來的安撫下才漸漸走出陰霾。

第二次懷孕是在1927年，臨產的鄧穎超面臨著“四一二”事變爆發，廣州軍閥對共產黨員大肆追捕，鄧穎超只能與母親盡量前往上海躲避。

然而，作為周恩來的夫人，人人都認識，又該如何藏身呢？好在醫院裡一位好心的女大夫，將她偽裝成護士，掩護着她在醫院裡躲避了兩天，並在軍閥搜查後，將她送上了前往上海的電船。

到達上海後，由於難產，孩子三天三夜也沒有生下來，醫生無奈使用了產鉗，卻不慎將孩子的頭部弄傷，九斤重的男嬰，最後遺憾夭折。

同時，由於產後疲勞，鄧穎超的子宮收縮沒有完成，恐怕再難以懷孕。鄧穎超很是傷心，此後，她也果真沒有再懷孕過。

新中國成立後，已經四十多歲的鄧穎超來到北京協和醫院就診，因為她用了化名，醫生將她當做普通病人看待，並又一次直接而明白地告訴她，再也不可能懷孕。聽罷，鄧穎超默默流下了淚水。

後來，周恩來與鄧穎超陸續撫養過許多革命後代的孩子，比如楊特特，以及錢壯飛兒子錢江、錢一平、蔡和森兒子蔡博等，讓他們能夠繼續為祖國的革命事業增光添彩，而他們也沒有讓總理失望。

遺憾一定是有的，鄧穎超晚年曾念叨過一句話：：“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賽仙家，這一兒一女多好。”她時常懷念起失去的兩個孩子，這是她心中永恆的痛、永恆的遺憾。

新中國成立後，有人曾建議周總理另娶，以繁衍後代，鄧穎超權衡後也同意周恩來另娶，並親自勸說。但周恩來十分生氣，他說道：“憲法規定了一夫一妻，我是國務院總理，更應該以身作則。”

鄧穎超黯然說道，可是我可惜沒有為你留下孩子。周恩來溫情的說道：“我們有十個孩子呢，他們的父母因為革命犧牲，我們就是他們的父母，我很知足。”

就這樣，兩人不幸之中的幸運是，愛人永遠陪伴在身邊。

1954年，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國內海棠到了季節，火紅似火，是周總理最喜歡的，鄧穎超摘下一枝花、一支紅葉，寄給了他。

而周恩來總理也買了芍藥和玫瑰花寄給鄧穎超，寄託自己的相思之情。兩人相依相伴，從青年到老年，一切都是只在不言中。

直到1972年底，周恩來得了癌症，鄧穎超一邊兼顧工作，一邊每天看望周恩來。

直到1976年周恩來臨終，他才飽含遺憾的對鄧穎超說道：“我這一生，太忙碌，有很多話還沒來得及對你說。”鄧穎超說道：“我也有很多話沒講。”兩人沉默對望，“看來只能帶走了。”

1976年1月6日，周恩來逝世，全國哀悼。鄧穎超按照周恩來遺願，將他的骨灰撒向祖國大地與海河。

1992年，鄧穎超病逝，同樣將骨灰撒向了海河。

總結：

從青年到老年，革命事業必然會忽略家庭，好在兩人的互相理解、相依相伴，不僅使兩人不斷攜手向前，也為彼此的精神家園打下了堅固的避風港。

這對革命伴侶走完了一生，也為後人留下了思考，到底怎樣才是一個完美的婚姻？是精神的契合與前進路上的互相扶持更為重要？還是傳統意義上的生兒育女更為重要？

參考文獻：

《周恩來傳》1998年中央文獻出版社

《走近周恩來》201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