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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裔介（１６１６年８月１９日農曆７月２５日生——１６８６年４月２７日農曆４月５日卒），字石生，號貞庵，又號昆林，直隸柏鄉（今河北柏鄉縣）人，是崇禎十五年（１６４２）的舉人，時年二十七歲，三年後（１６４４年）明朝被清朝所滅，清朝定鼎遷都北京，順治三年（１６４６年）考取進士，初選庶吉士，歷任工科給事中、吏科給事中、兵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左副都御使、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等職。謚號：文毅。因其入閣為相時年僅四十八歲，鬚髮皆黑，人稱烏頭宰相。又有“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師”之美譽。是順治、康熙兩朝得力輔臣。畿輔先哲傳稱其：清初名相無出其右者。

魏裔介是一代大儒稱他為儒那是因為其一生在傳播文化的同時著述頗豐：詩歌、散文、論述、志史、奏疏等無所不包，內容中所體現出的超越性思想均閃爍着耀世的光芒，學宗程朱理學，言語中無不體現着孔孟之道，被譽為有清一代理學名臣大家。

稱他為相那是因為其在朝供職２６年的時間中僅用十餘年時間（三十一歲入朝四十二歲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時為二品，四十四歲加太子太保一品榮銜。）便登鼎政壇巔峰。魏裔介於四十八歲時（康熙三年即公元一六六四年）晉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即內閣大學士，從此步入清廷政治核心。

魏裔介生於官宦世家，據魏氏族譜記載：魏裔介祖上自明代永樂年有一孝廉（即舉人）曰：魏進，從此時起至清代嘉慶朝，魏氏至此式微，近三百年間柏鄉魏氏共培養出了十三位進士，十八位舉人，貢生、拔貢、秀才之類的多不枚舉。有史可查的七品以上官吏多達六十餘位。有史家說這在當時，為當朝、為社會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華北一帶家族史上是寥寥可數的。

關於魏裔介的歷史事迹，正史記載、論述等很多很多。近年來又湧出了很多研究魏裔介的史學者，能從魏裔介的不同面、不同角度來剖析闡述這個人物，由此衍生出了更多的資料，供研究者參閱。也讓魏裔介的思想、理念、精神得以閃光、傳遞、發揚。

魏裔介自出生至少年，因受家庭熏陶，一直很勤奮，再加上其特有的天賦，少年時期在各個方面尤其是在學業上非常優秀。造就了他關心政治、心繫家國、重視民族安危存亡的強烈責任心。

本文的兩位作者或是魏裔介的故里同鄉或是後裔，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魏裔介，閱讀了一些有關魏裔介的書籍、資料，雖然閱讀數量並不豐富全面，但也從中悟出了一些魏裔介在侍清前後的一些思想變化、入仕目的及由此所產生的行為，表述一下此行為對當朝社會及後世的影響，或通過一些事例簡述一下魏裔介對清朝及整個民族在政治、文化、民生、理學、軍事、思想等方面的貢獻。

一、豐富著述

魏裔介一生著述甚豐，傳世作品有：《兼濟堂文集》二十卷，《昆林小品》上下二編，《昆林外集》一編，《林下集》十卷，《嶼舫詩集》七卷，《嶼舫近集》五卷，《樗林三筆》五卷，《魏文毅公奏議》三卷，《家約》一卷，《勸世恆言》一卷，《四書全義匯解》五十八卷，《巡城條約》一卷，《風憲禁約》一卷，《牛戒續抄》三卷，《柏鄉魏氏傳家錄》二卷、《柏鄉縣誌》康熙年版本十卷、《聖學知統錄》上下兩卷，《聖學知統翼錄》上下兩卷，《致知格物解》兩卷，《論性書》兩卷，《周程張朱正脈》一卷，《約言錄》兩卷，《希賢錄》《希聖錄》奏疏一百十九，《尺牘存余》七卷等。其整理，批註，編選，注釋的典籍有：《四庫大全纂要》《孝經注義》《刪補高士奇傳》《雅說集》《多識集》《青門集》《千文註解》《勸學彙編》《易經合訂正說》《論性書》《鑒語經世編》《通鑒論鈔》《烈女續傳》《九經衍義》《瓊琚佩語》《家訓匯鈔》《批評河洛淵源錄》《理學諸儒語錄合抄》《薛文清讀書錄篡要》《吏治冰鑒錄》《陸放翁詩選》《古文欣賞集》《古詩遺音》《趙夢白詩文集》《唐詩清覽集》《小學集注》《四書惺心編》《女論語》等。傳世詩作有一千多首。由此可知魏裔介是學術大家，其學術堪稱那個時期代表，自成一家，他的著作所體現的文化內核，思想內核，道德內核等引領了一個時代學派的發展，促進了社會文明的進步，是那個時期學派的標杆，史上稱作柏鄉學案。僅此在歷史上就足以燦若星辰。

二、青少年時代

魏裔介十八歲時，崇禎六年（１６３３年）因晚明的衰敗，整個國家都到了崩潰的前夜，四方起義不斷，流寇伺機而起。當年有流寇攻到柏鄉城下，知縣懦弱、膽怯，不敢固守抵抗，反想趁勢棄城脫逃，這樣城內幾千百姓定會遭殃。早有預防的裔介父子，在觀察知縣動向的同時，已暗暗做好了固守城池的準備。

果其不然，在關鍵時刻，知縣欲乘馬脫逃，見此，正在奮力守城的裔介父子毅然決然挺身而出，扣留了知縣，當即斷想了知縣的行為，並就時下情況與其曰：“你如果即時脫逃定會成為賊匪手中的獵物，不但保全不了自己，反而會因此讓流寇乘虛而入，殃及城內百姓。這樣你將成為千古罪人。”該知縣面對裔介父子正義的訓斥，終於放下了逃城的念頭。

經魏裔介父子率領城眾奮力守城，英勇抵抗，最終擋流寇於城之外，流寇敗路而走。柏鄉縣城得保，數千民眾得以救活。經此事件，可以看出年僅十八歲的魏裔介在大事面前能審時度勢，有智某、有膽略，又存有憂國憂民熱愛家鄉的情懷，總之視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魏裔介二十五歲那年（１６４０）崇禎十三年，華北一帶遇有幾十年一遇的大旱，當年莊家顆粒無收，饑民流走他鄉、餓殍遍野，魏裔介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一時竟恨自己無能為力，不能保全民眾，改變人民的生活面貌，為此立志要有所作為，將來以自己的能力來影響民眾的生活。並作詩立志，刻於牆壁，提示自己儘早有濟世之志，發揮自己的作用。年譜原文：“是歲大旱，人相食，公題詩誌感，儘早有濟世之志”。

魏裔介二十八歲那年（１６４３年）崇禎十六年，明朝岌岌可危，抱着挽救晚明的心思，魏裔介馳馬至京，向當時的權臣獻言獻策，年譜原文“一、召募之兵不可用，宜清理衛所，選將練卒；二、民困已極，四方有瓦解之患，宜大蠲其積逋，以收拾人心，庶幾可以挽回”。該大臣稱揚說（原文）“王佐才也，但策雖善，恐時不能用，不如藏器以待時”。由此可以看出這位有抱負的熱血青年挽救國家於崩潰邊緣的急切心情，展現出了他救國救民的急切心愿與遠大志向。這些魏裔介在青少年時代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同齡人無與相比。

三、侍清之惑

在明亡清興之初受理學洗禮過的魏裔介對於騎馬得天下的清廷從心理上很難接受，作為有學識的士人，他當時對清廷所產生的抵觸心理特彆強烈。

在魏裔介二十九歲那年（１６４４）順治元年，大明朝因多年的腐朽而引起的內憂外患，致使國民生活在恐懼與飢餓之中，終於走向了崩潰。五月大清定鼎，當年大清下詔：催促前明舉人赴京選士，魏裔介即在其列。當時魏裔介的心情矛盾重重：即懷念剛逝的大明朝，同時又憎恨他的腐朽，眼睜睜的看着他的逝去，可自己無能為力；一邊是既成事實的新王朝的誕生，但令自己糾結的是——這是個異族建立的王朝。魏裔介的思想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遵循舊秩序、舊思想、舊傳統？辭而不就，遠走山野、不問塵世？還是面對現實，抱着拯救民眾於苦難之中，懷揣自己的理想與抱負進入新朝堂？由此展示自己的能力？將來用自己的自身能力來影響政局？改變社會？讓普天下百姓過上好日子？此時魏裔介心情十分複雜，何去何從一時也拿不準。催選的公文下得緊，有思想的魏裔介只好帶着矛盾的心情至京“赴試”。不過在臨試之前他先向監考的禮部大臣上了一疏，意思是說自己可以會試一次，測一下自己的學業情況，由於自己近些時日身體不適即便選上了也不侍朝，待日後身體無恙後再從新會試。筆者認為魏裔介此舉的真實意圖是：在近距離地觀察清廷的舉動，打探有關清廷的消息，觀察這個新朝是否得民心順民意，是否能在此地立住腳跟，是否適合自己。沒想到的是禮部竟然答應了裔介的這個請求。會試畢裔介在京城觀察數日，而後即離開了京城，回到家鄉繼續讀書。

但是隨着時間的發展，他看到清廷所施的典政、主張與自己的所盼相符，這時他又意識到這可能就是天意、就是優勝劣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清廷統治天下已成定局。從小就立志要有所作為，與生俱來便有強烈責任感、抱負感的他再加上多年來學識上的涵養，造就了他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與信念。於是他審時度勢，站在一邊繼續暗暗地觀察着清廷的一舉一動，尤其是在治國理政方面的作為。

這期間（魏裔介三十歲，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年）魏裔介又借他妹夫的父親寧晉縣的高柱河到江南任督學之機，來邀請裔介同行江南，此邀正合裔介之意，他之前北上到了京城對時局已有了新的思考，今再利用這大好機會南下正可了解南方一帶的民情、民意，了解那裡百姓的所願所想，社會動蕩情況，好為自己的理想確立目標、方向，積累些治國理正方面的資本、經驗，順便再遊覽一下祖國的壯美河山，一舉多得何樂不為？堅定了想法後，魏裔介隨親戚家毅然踏上了行程。

他先東出臨清入山東，經博平向南到濟寧，出山東到江蘇的徐州、宿遷、淮安、揚州再入安徽的鳳陽、滁州、和州，再入湖北、河南。一路攬其山川人文，及當地的志書古迹，風土人物，邊走邊作了《南遊記》，至冬日返回故鄉。一路上魏裔介看到了生活在祖國壯美山川中的各地百姓淳樸的民風，也看到了各地百姓受各路軍閥欺壓的社會現實、看到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及大亂之後亟需整飭的社會秩序，了解到百姓的所期所盼。

至此，經過三年的審勢、觀察，其實也是其思想鬥爭最複雜、最激烈的三年：這三年來他看到被戰亂破壞之後的國家，災荒頻仍，匪賊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清醒地認識到：此時國家最需要正確的政策措施，來兼并平息軍閥、恢復生產，安定人心。然而滿人是靠騎射得天下的，並不懂什麼儒道治國，有的只是野蠻、強權、欺壓。這一切促使魏裔介改變了當初的想法——要想解救民眾於水火之中首先自己就要有能力——能在關鍵之時起主導作用，用權力的力量來制衡當權者改變現實狀況，使國家長治久安、使人民幸福安康。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終縈繞在魏裔介的心中，要想做到這些就必須入仕，進入有決策權的朝堂，或許能實現自己的想法。是仕清？還是做悠遊林下的野夫？魏裔介何去何從已胸有成竹。

帶着一心想為國、為民入仕的心愿，魏裔介毅然於順治三年（１６４６）入京會試，很順利地考取了進士。進入了朝堂，成為大清朝廷中的一員。為自己設計的人生軌跡中的第一步目標及目的實現。

四、入仕之初與請廢《逃人法》

順治三年（１６４６年）當年三月，魏裔介入朝為庶吉士。針對當時朝中的官僚風氣，魏裔介不忘初誓為自己立下了鐵的規矩：不結黨、不營私，一心侍朝。拒有意結盟者於門之外。這樣的行為也打動了清廷，魏裔介以自己特有的天賦才能被朝廷所賞識，清廷為顯示對這位漢人新士子的友好、重視，清廷便以皇上順治的名義賜給他宮傳名畫十餘幅，其中就有宋徽宗的手跡《鷹關九思竹》等珍品。魏裔介受到清廷如此器重，然其並沒有樂在其中而忘初誓，時刻在提醒自己為何而來？

順治五年（１６４８），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在魏裔介的倡議下國內有很多地方得到朝廷的賑濟，唯獨京畿一帶未得實惠，據此魏裔介疏言：“燕趙之地是漢高祖的關中，光武帝的河內。大清國奠基之初，燕趙百姓牽牛背糧，率先依附朝廷。現在天下初定，許多地方都受到朝廷的恩惠——免賦免稅，而燕趙之地的百姓未能得到這樣的恩典。朝廷應給燕趙之地百姓相應的典恤，應該派得力的官吏去負責這件事。”順治帝閱此覺得這是事實，依魏裔介之意實施，燕趙之地的百姓得以撫恤、寬免賦稅，由此減輕了這一帶百姓的負擔。

順治十一年自春至夏，整個華北地區陰雨不斷，直至洪災，百姓因此流離失所，背井離鄉。魏裔介見此急忙據情上疏皇上，言辭懇切，要求賑災。順治帝閱此，感同身受，即刻責令戶部撥銀二十四萬兩，責成有關大臣分頭賑災，把流落他鄉的災民隨地安插，保障溫飽。就這樣由魏裔介提議這項具體賑災之事順利完成了，救活了數十萬人。這還不算，魏裔介在催促皇上賑災的同時，即責令柏鄉縣的家人，在縣城內、外重要的沿街路口，搭上蓬席，架上大鍋，以此設上粥場，供饑民食用，因此救活者達數千人之多。經歷此事後華北一帶的百姓對魏裔介有口皆碑。

自越過長城以後，面對關內富庶的華北大平原，滿清貴族在華北大平原上瘋狂地跑馬圈地，將自己看中的地盤讓自己的馬綁上白灰粉袋子任意跑圈，能跑多遠就跑多遠，等馬跑累了才可停下，馬跑過的方圓幾十里的大圈子便是他們的地盤了，圈內失去土地的農夫就淪為滿奴，或四散逃荒。然而，清廷又制定不許荒民外逃的《逃人法》，廣大百姓痛苦不堪。魏裔介看在眼裡急在心上，為拯救廣大民眾，他迅速地給清廷上了一疏《流民死傷堪憫疏》，就逃人法的起因及結果等弊端上疏朝廷，指出流民的起因就是跑馬圈地，流民外逃的後果就是國家動蕩，這樣就會造成民族與民族、百姓與官府離心離德，致使國家支離破碎。此疏中魏裔介還附有一首憐民詩：飢夫語飢婦，我當葬蛟亀。爾挾懷中幼，丐食行逶迤。飢婦更無語，長號赴奔渦。飢夫投其幼，捐命同飛蛾。是時天地暗，慘色起嵯峨。饑民岸林立，咽泣空跌蹉。哀哉今之民，而不如駕鶴。這是一幅令人泣下的悲慘景象。可喜的是明智的幼帝順治過目後感同身受，立即下令停止圈佔土地，並從國庫中調撥款物、白銀，遣有關大臣分頭對時下荒民進行救助，同時《逃人法》也被寬免了，自此大多荒民得以保命。知道內由的荒民對魏裔介有口皆碑。魏的這一舉動在當時也是冒着極大風險的，因為這觸及了滿貴既得利益。在當時環境下其他朝臣是不敢如此作為的，然而魏裔介，做到了，這正是當時朝廷中魏裔介與他人處事上智慧與膽略不同的地方。

五、重整朝綱

面對新的國家體系需要完備的典制來做支撐，當時清廷仍沿用在關外的統治政策，用這一套在中原地區實施，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魏裔介面對綱紀法度，尚須修明，禮、樂、政、刑，實多缺失的現實。在他的倡議下，清廷很快地修訂了一系列出自魏裔介之口的典制，使吏民行事有法可依。比如：要求年幼的順治帝不應像前明那些慵懶的皇上一樣，貽誤政務，應制定出相應規章制度來約束自己、約束朝臣，使朝物有典可依。同時鼓勵幼帝上朝理政，他在參閱古代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內朝有外朝，針對當時情況他認為這些年幼的順治恐難以做到，於是他就提出了每月逢五朝見群臣的主張，以便皇上需心向臣工們面詢政事。此議一出群臣響應，逢五之日朝見群臣成為有清以來的定製。

再者就是早在順治五年他就勸喻幼帝順治：正值年幼，正是求學的好時期，萬不可荒廢光陰耽誤了修學。清廷再次採納魏的建議定期使碩學大臣為年幼的順治帝講儒學、講經世致用的治國之道，開啟皇上的心智，提高皇上的治術。魏裔介也在講師其列。由此專為皇上講學的“經筵日講”逐漸形成了制度。

在清廷社會逐步恢復正常的時候，魏裔介看到朝廷中的吏員風氣、社會風氣甚是囂張浮躁，攀附心強，人心缺失。針對此魏裔介向朝廷上疏：民間百姓禁止相互攀比穿金戴銀，官家禁止享用豪華車馬等，並以此闡明緣由，朝廷據此制定了相應的律令，奢靡風氣大煞。

以上僅是魏裔介針對當時清廷的實際情況，建典立制的個例，像這樣由他口中提出甚至影響整個清朝的典制不勝枚舉。

魏裔介上為朝廷下為百姓，在那個特殊的環境中，為了自己的理想與信念左右逢源。他的超凡能力終於被年輕的順治帝所賞識。自魏入朝後順治多次獨自召見魏裔介，向他詢以治學、吏治、軍事、文化、經濟、民生等方面的策宜，魏裔介則無所不授。

魏突出的表現一次次地打動着年幼的皇上。順治十二年十月（1655年11月）魏被破格晉拔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四歲時（順治十六年1659年）再諭旨魏裔介加太子太保一品榮銜。還因此上封了其曾祖、祖父、父親皆如裔介之職，曾祖母、祖母、母親、他的夫人皆為一品夫人，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四世總憲》，朝廷還因此按禮制在柏鄉縣為魏氏修建了《四世總憲坊》、重修了其家族墓地、家廟。這皆彰顯了魏裔介在當朝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其影響力來自於對當朝的建樹，更是當朝對其政績與其人格的肯定、信賴。然而魏不辜負朝廷及黎民百姓對自己的期望，其視光環為自己奮鬥的動力，努力為普天下百姓、為當朝謀劃。

魏裔介僅用十餘年時間便登鼎政治核心，並沒有被榮耀沖昏頭腦，而是責任心更加強烈。其間常與順治帝在一起或入室長談或隨帝出遊打獵、視察等，形影不離，利用這大好機會，向幼帝傳遞正確的思想理念，潛移默化地引導幼帝施良策、頒善政。比如：一次在京郊南苑秋獵時順治帝向魏問及當年民間收成如何。魏則據實並帶有憐民的口氣而答：“百姓困苦，豐年所收僅供官稅。”順治帝聽後再次對民間產生了憐憫之情，遂下旨減免賦稅,百姓因此得以實惠。(待續）

（原為“魏裔介誕辰400周年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