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蘭溪，仰視王春翠｜裘山山

在浙江蘭溪，一個叫蔣畈的靜謐村落，我見到一位女先生，她的名字叫王春翠。我沒和她握手，因為她高高地站在白牆上，我只能仰視。

照片上的她，白髮如雪，卻並不顯老態，身板筆直，面容平靜溫和。她的身邊，是一位更年長的老嫗，她的婆母劉香梅。從時間推斷，拍這張照片時，她已經和丈夫曹聚仁分開很多年了，也就是說，婆母已經是前婆母了。但僅看照片，她們依然像一對母女。

之所以稱王春翠為女先生，不僅是因為她是老師，她是校長，她是作家，更因為她在百年前的鄉村教書育人，傳播文明。她生於1903年，還裹着小腳，所以她的另一個稱呼是“小腳先生”。

起初她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我們去的蔣畈村被稱為“曹聚仁故里”，而她，只是曹聚仁的前妻。

曹聚仁，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亦是教授、作家、報人和社會活動家，留下很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1950年赴香港後，為海峽兩岸的溝通交流做出過重要貢獻，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以愛國人士著稱。故蔣畈村是以他為傲的。

他的父親曹夢岐，也是大名鼎鼎。清末最後一科秀才。二十世紀初赴杭州應鄉試，雖名落孫山，卻帶回了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思想。從此決心遠離功名，以教育救國，將啟民智、開風化作為己任，立志要培育一批能改變社會風氣的人才。1902年春，曹夢岐傾盡私財，以祖屋為校舍，創辦了育才學堂。校名之意，取自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自任校長，併兼教國文、修身，倡導學做兼修，知行並進將一個愚昧落後的窮鄉僻壤，帶向了時代的前列。蔣畈有幸。須知在一個窮困之地辦學育人，是精神上的開倉賑糧，是最大的慈善。曹夢岐功不可沒。

蔣畈村

在赫赫有名的曹家，出現了王春翠，不過是多了一名曹王氏。而王春翠走進曹家，也是源於育才學堂。育才學堂很開明，男女生兼收，於是王春翠便成了曹聚仁的學妹。曹夢岐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個個都聰慧好學，其中的二兒子曹聚仁，天生聰穎，悟性極高，四歲便念完了《大學》《中庸》，五歲便念完《論語》《孟子》。十一歲就在育才小學任文史課教師了，人稱“小先生”。“小先生”第一次見到王春翠，就喜歡上了她。

在曹家留下的老照片里，我沒能看到王春翠早年的樣子。據鄉間傳聞，她生得眉清目秀，且十分聰慧，這一點，從晚年的照片里可以看出。兩個少年是在村旁的通洲橋上初相逢的，之後，他們就常去橋上“偶遇”，開心地談天說地，或者靜默地看着江水流淌。

我有幸走上了通洲橋，很古樸的一座廊橋，平靜的江水從橋下緩緩流過，橋頭有一棵巨大的梓樹，看上去像香樟，但樹榦上掛着牌子明確寫着梓樹，還寫着它已有兩百多歲了。那麼，這棵梓樹，是見證過曹聚仁和王春翠的愛情的。兩個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二歲，美好而又單純，單純而又熱烈。

通洲橋

曹王兩家都很樂意達成這門婚事，於是他們倆早早就訂了婚。之後，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1年學成畢業後，回到老家和王春翠舉辦了婚禮。有情人終成眷屬。

王春翠做了赫赫有名的曹家的媳婦後，並沒有開始闊太太的生活，而是繼續求學，畢竟她才17歲。開明的曹家也沒有將她拴在灶台邊，支持她繼續念書。她考上了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是當時縣裡第一個女師範生。與此同時，曹聚仁前往上海愛國女中教書，兩人開始了異地分居的生活。

曹聚仁到上海後，其聰明才智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他在教書的同時搞研究，寫作，辦刊物，創辦了《濤聲》《芒種》等刊物，為《社會日報》寫社論，為《申報》副刊“自由談”撰稿，還因為整理章太炎先生的《國學概論》而成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與魯迅先生也交往甚密。一時間成為上海文化界的活躍人物。

最初，分居兩地的曹聚仁和王春翠信件往來頻繁，互訴衷腸，互相交流學習和思想。但漸漸地，曹聚仁的信愈來愈少，也越來越短了。王春翠敏感地意識到他們的婚姻有了危機。丈夫是如此的年輕英俊，才華橫溢，又在女中當老師，沒有誘惑是不可能的。王春翠決意放棄學業，奔赴上海挽救婚姻。到達上海後，她的隱憂被證實了。但她不吵不鬧，一如平常的用心照顧丈夫的日常起居，並協助丈夫創辦《濤聲》雜誌，做校對，搞發行。與此同時，努力開闢自己的事業。她在上海暨南大學師範附小任教，也開始寫作。處女作《我的母親》，發表於《申報·自由談》副刊。

王春翠的賢淑和才華，打動了曹聚仁，曹聚仁辭去女中職務，夫妻二人和好如初。1926年，他們終於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取名曹雯。女兒的出生，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喜悅，他們對這個孩子傾注了全部的疼愛。在一張老照片上，我看到曹聚仁抱着曹雯，小姑娘非常可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樑，白皙的皮膚，如同一個小天使。

不幸的是，1932年日軍入侵上海，曹聚仁在上海郊區的家被摧毀，什物書籍，蕩然一空。女兒在躲避戰火的途中病倒，由於交通不便，良醫難尋，最後不幸夭折。六歲女兒的離世，對夫妻二人打擊巨大，王春翠一時間心如死灰，曹聚仁也覺得如同世界末日到來。他痛哭道：“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我這一生，也就這麼完蛋了。”

承受着無邊悲痛的王春翠，靠寫作療傷。她寫下了《雯女的影子》一文，發表於《芒種》雜誌。1934年，她又完成了散文集《竹葉集》，書名是魯迅先生親自選定的，曹聚仁為她作了序。1935年10月，她還以謝燕子為筆名，編著出版了《戲曲甲選》。

繁忙的工作和寫作，漸漸撫平了王春翠的傷痛。她又燃起希望，她覺得自己和丈夫還年輕，還會再有孩子的。不料，他們的婚姻再次出現危機。這一次，王春翠心灰意冷，沒再做任何努力。她孤身一人離開上海，回到了蘭溪老家蔣畈村。

蔣畈村

王春翠回到蔣畈村，回到了曹家。畢竟她還是曹家的媳婦。她儘力照顧曹聚仁的父母，更重要的是，她接手了育才學堂，當了女校長。此時，育才學堂的創始人曹夢岐先生，早已離開了人世。他的長子曹聚德和三子曹聚義，先後接任過校長，又先後因為參加抗戰而離開。

王春翠接手育才學校後，滿腔的熱情噴薄而出。首先提出減免學雜費，動員農家子女就學。她邁動着一雙小腳在鄉村中奔走，呼籲。她一分錢不拿，毫無雜念地辦學，將鄉村教育視為生命。

全面抗戰爆發後，為喚醒民眾的抗戰意識，提高國民的救國熱忱，王春翠組建了“育才小學劇團”，自編自導了《黃河大合唱》《我們在太行山上》等節目，去各地開展抗日演出。1938年秋，他們在曬穀場演出了抗戰話劇《一片愛國心》，引起強烈反響。當局要求他們摘下“救亡”橫幅，遭到王春翠嚴厲拒絕。她還創辦了《育才學刊》（共200餘期），傳播文明，宣傳抗戰，影響甚廣。

與此同時，再婚後的曹聚仁也沒有沉溺在小日子裡，而是繼續從事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化事業。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後，曹聚仁“脫下長袍，穿起短裝，奔赴戰場”，拿起筆做刀槍，寫下了大量的戰地新聞、人物通訊和雜感，部分內容還被編入到戰時教科書中。我們在電影《八佰》里看到的那位深入到四行倉庫保衛戰戰場的記者，就是以他為原型塑造的。

夫妻二人雖然分開了，卻沒有背道而馳，而是成了抗日戰場上的戰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貢獻着自己的青春熱血。這應該是我們看到的最好的結局。

尤其是王春翠，離異並沒有讓她變得愁苦脆弱，她像一名勇敢的戰士，投入到了戰鬥中。1940年春，為避日軍侵襲轟炸，王春翠帶領師生們隱蔽到山林中繼續上課。1942年5月，日軍入侵浙東一帶，山林里的學校被日軍炸毀，他們不得不停課。但第二年稍有安寧，她又立即讓學校複課了。複課之時，適逢育才小學建校40周年，她組織學校大慶三天，以提振師生士氣。但好景不長，1944年夏，日軍飛機再次轟炸，育才校舍又一次被夷為平地。王春翠依然不放棄，她借用祠堂、廟宇及閑房等繼續辦學，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做小腳先生。

抗日勝利後，王春翠馬上着手重振育才小學。而且她還發願，要在原來的基礎上擴大校舍，增設中學部。為此她四處募捐，籌款，並寫信給曹聚仁請求支持。其實這也是曹夢岐老先生的夙願，曹夢岐在世時就一直想辦中學部，故曹聚仁等曹家兄妹都很支持。他們聯絡當地名流，建立育才中學校董事會，籌措經費，用以創立育才初級中學。1947年，育才學園終於恢復了，小學部、中學部同時開課。曹聚德任中學校長，王春翠任小學校長。

我從育才學校的歷史沿革中看到，王春翠自回到故鄉接手育才學校後，沒有過過一天安生日子，但也沒有停止過一天辦學。她讓讀書聲穿越貧困，穿越戰火，在山區鄉村迴響。最重要的是，她在這漫長的艱苦卓絕的歲月里，完成了她從曹王氏到王春翠的轉換，成長為她自己，一個大寫的女人。

育才學校停辦（合併）後，王春翠回歸鄉野，做回了農婦。在蔣畈村鄉親們的記憶里，晚年的她時常獨自坐在門前，白髮在風中飄拂。但凡有孩子路過，她總會問及他們的學業。閑暇時，她還主動教左鄰右舍的孩子認字讀書，並告訴他們，沒有文化哪裡都去不了。

改革開放後，她擔任了蘭溪縣政協委員，寫下不少回憶文章，如《我的丈夫曹聚仁》《回憶魯迅》等。1987年病逝，歸葬蔣畈墓園。

通洲橋

我久久地看着王春翠那張白髮如雪的照片，在心中穿越百年時空向她致敬。我在她的臉上看不到愁苦，看到的只有溫和平靜，以及平靜下的堅毅。她一生致力於辦學，一生都在堅持求真知、立真人的“蔣畈精神”。任育才學校校長期間，她8年不拿薪水；改成公立學校後，她便將所得工資薪金，全部用來給學生做獎學金。她把自己的整個生命都給了鄉村教育事業，她因此被鄉鄰們尊稱為“王大先生”。

王大先生，多麼響亮的稱謂！從小腳先生到王大先生，從曹王氏到王春翠，她的生命開出了馨香的花朵，猶如山澗的一株蘭，雖然沒有艷麗的色彩，沒有濃烈的香氣，也沒有如雷貫耳的大名——倘若不是走進蔣畈村，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她。但她的馨香，卻永留人間。

所謂流芳百世，便是如此罷。

寫於2021年深秋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裘山山

編輯：錢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