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海洋之「一路向海」‖《鐘山水美宮志》卷二·第二節

環繞着鐘山居民區的外層，是充分印證鐘山曾是海上半島的“埭”。

圖2- 5鐘山分社、埭岸位置圖

元代中期，鐘山和石塘之間還是寬闊的鐘林港，其間的林厝、鐵赤後、馬內坑、石塘等社僅挨着海岸分布，埭岸也基本與山麓邊沿齊平。到了明成化年間，漳州知府姜諒在海滄主持了一次規模宏大的埭岸重修，涉及埭岸計29處，總長度達3,977丈，每處埭岸高1.5丈，厚1.8~2.0丈 ，其中位於鐘山社內的有鍾林尾埭岸和後埔埭岸兩處，臨近社的有陸坑埭岸（蘆坑）、暫尾埭岸（漸美）、赤石埭岸、長嶼埭岸（東嶼）等。後埔埭岸護衛的是鐘山的東側，為林厝所在的後埔角，與石塘、埭頭相望；鍾林尾埭岸位於鐘山西側的四芽，與暫尾埭岸相連並直面海滄內灣腹地。這次重修，也順勢將鐘山的埭岸向鍾林港延伸，鐘山東、南側的灘涂及海岸線因此正式成型。

圖2- 6 1955年鍾林港航拍圖，鐘山溪流清晰可見其脈絡演變

儘管鐘山的埭岸在外人看來只分東西兩片各予以命名，但在鐘山人眼裡它卻是三個相對隔離的分塊，埔尾西南側與蔡尖尾山呈平行分布者稱前埭，即今海滄文化中心一帶；埔尾以東稱後埭，今海林路以東海林社區；介於二者之間並伸向後埔腹側者稱中埭，今海滄新城樞紐附近，石塘村埭頭社的名字大致也源自此時。以前埭、後埭為基礎，鐘山在明清以後仍在不斷地修建埭岸，如位於今交警支隊附近的燕窩埭，系二房後山派蔡燕窩在清中期獨資圍海建成的埭，故稱燕窩埭，公社化時期該地因靠近漸美而劃給了漸美；在濱湖北路附近，有一處豬哥埭，系公社化時期鐘山大隊新圍的埭岸，工成之時，大隊殺了一頭豬犒賞大家，故該埭俗稱“豬哥埭”。

有了埭，就有了良田。從蔡尖尾山流下的溪流在水網溝引之下慢慢浸潤埭岸以內的土地，便形成了可供種植的水田，為了保證灌溉、生活用水充足有效，鐘山人在埭田內有意或無意造就了諸多湖泊。和大部分閩南人一樣，鐘山人稱湖為“河”，稱河為“溪”或“流”，故而凡是以河為名者，皆是湖泊。如位於後埔者，稱“後埔河”；位於破埭之下者，稱“大河”，蓋其面積最大；位於知青樓附近者，稱“蜊仔河”，或曰“流仔河”、“漏仔河”，為近海湖，易鹽鹼化且不易保水，故名；位於海福廣場附近，稱“水積河”，蓋其下游轉變為水田後，中下游日積月累便成了湖泊。這些湖泊，通常都是溪流的某個節點，屬於活水，它們最終還是要流向鍾林港的，故而在一些埭岸連接處，還需開口供溪流入海，這些開口有的在新一輪的填海中消失，便成了“涵溝”、“埭溝”等地名了。

圖2- 7漳貳守沈公惠民泥泊德政碑，@柯大俠

因修埭成就了農田，因農田需要而遍布了水網，因往來溝通便有了橋。鐘山境內多是小橋，如中社的石板橋，原系鍾厝、林厝往來四芽的必經之路，也是海滄新商道的組成部分，後來便成了鍾林尾四個角落互相交流的樞紐，絕對的社中心；前埭坑流之上、大小冢坡之間的條石橋，兩墩一跨，上鋪數噸重的條石兩塊，此地是鍾林尾半島向海延伸的末端，也曾是溝通兩個埭岸的必經之道，抗戰時期的王船埔便位於此地；在若干石橋中，以介於鐘山、東嶼之交的“三杠橋”規模和影響最大，該橋為三墩二跨的石橋，橋面鋪以三根長長的大石條，故名，1949年解放海滄時，解放軍曾驅使大炮從橋上經過，不小心把其中一跨的一根條石壓斷，以至於之後三杠橋便有一半成了二杠小道了。

三杠橋是鐘山和東嶼兩社象徵性的地標，始建者為東嶼柯姓先人，早先橋頭尚有重修碑刻，七十年代後才消失，該橋在很多人的腦海里印象深刻，九十年代後毀於海滄生活區的開發，其地點大致在海富路與滄林路交叉處偏東嶼方向。

在錯綜複雜的向海要地過程中，鐘山人也逐漸養成了靠海吃海的生活習慣。蔡姓作為後起之秀，想必在極早時便從當地人（如鍾林社的鐘、林二姓）的經驗中學會了操縱海洋之術，從第一世蔡景福參與修築埭岸開始，至遲到嘉靖年間，蔡姓便已經將近海灘涂作業作為其日常生產經濟來源之一了。鐘山人傳統的灘涂作業區域位於鍾林港，其大致範圍我們可以從鄰近的蘆坑、東嶼的記載中些許還原。

圖2- 8 鍾林港灘涂及港道分布圖，鐘山路頭為主要港路之一，@1958年地圖

東嶼柯挺在萬曆四年的《漳貳守沈公惠民泥泊德政碑》中將東嶼的灘涂範圍描繪為“自大埭迆邐而南至陳公嶼” ，大埭的極東即三杠橋所在地，其北為鐘山界；蘆坑謝宗澤在萬曆末期所作的《邑令劉公惠民泥泊碑》中確定了盧漸美港的四面範圍，“界東抵鍾林港，西至嶼兜，南與長江毗限，北則漸之民有也” 。由此推斷，南面從三杠橋向東到陳公嶼（又寫作冬共嶼，即俗稱的癩痾嶼），西面由蘆坑坪、燕窩埭直線到達東嶼，東面由石塘、馬內坑航道至三杠橋，所包圍的海域即鍾林港鐘山灘涂的範疇。

從成化年間開始，鐘山蔡氏人口開始呈現大爆發趨勢，到了嘉靖年間，鍾林港及附近的田地已經無法負荷日漸增長的人口了，於是他們開始了“野蠻”的擴張行動，這也是後來水美宮得以擴大發展的內在動力。

圖2- 9 海滄各社及道路分布圖，鐘山處于海滄商道樞紐，地少不足耕，@漳廈鐵路地圖

在灘涂方面，他們向東南進入了東嶼界內，向西進入了漸美界內，從而促發了前述柯挺和謝宗澤兩方碑記的誕生。位於東界的故事，首先從蔡姓的蔡汝洞開始，他倚仗着背後人多勢眾的蔡氏家族，擅自進入東嶼灘涂界內，“長民巽軟，莫彼何”，之後來自林厝的林先春也搶佔了東嶼中洲的灘涂，以至於東嶼人生計受到極大的影響。一直到萬曆四年前夕，柯挺在第一次參加進士考試失敗而還鄉時，才受到鄉民委託把鐘山人侵界的事告到了官府，最終通過官府的力量解決了侵界之爭。而在不久後，鐘山人又改向西侵入漸美界內，無奈此時的蘆坑出了江西參政謝宗澤，在他的前後張羅下，海澄縣令劉斯[土來]將來犯者繩之以法，並為兩社徹底勘界，其定型的結果可能與至今尚存於蘆坑謝氏宗祠的那塊諭示碑記相近 。

然而，田不足耕，糧不足食，對於鐘山人來說，仍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在官府多方干預之下，通過出賣體力勞動獲取基本生活所需的方式已經無法適應不斷增長的人口對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於是鐘山人也和大部分龍溪沿海人一起，加入了走向海洋向海洋謀取生活、生存所需的隊伍中。

明景泰三年，因應福建海防內縮的需要，原本扼守廈門灣出海孔道的浯嶼水寨內遷至廈門 ，加之海防官兵在海氛澄清的長期浸染下萌生的腐敗行為作祟，整個九龍江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通洋販番浪潮。海滄第一位有史可載的通番人邱弘敏來自新垵，時為成化七年，他除了在南洋進行易貨交易外，還曾假冒大明使者到暹羅拐騙，後來被官府發現，被抄了家，當時的邱弘敏不僅家財萬貫，而且還養有大批死士和黑奴 ，儼然一方霸主。在這樣的氛圍下，海滄其他村社也成了大明王朝頗感頭疼的“海盜窟穴”。

海滄人通番的高潮出現在嘉靖年間，其促發點有二，其一，正德十三年葡萄牙人意外駛入九龍江口，完成了一次受益頗豐的交易，從而開啟了漳州通販佛郎機的大門 ；其二，嘉靖二十三年漳州人的船隊被風吹至日本意外取得了日本貿易的高額利潤，從而掀起了閩南人全民下海的高潮 。

也差不多在該時期，海滄人中湧現出大量的亦商亦盜的海上團體，如朱紈筆下的“長嶼等處慣通番國林恭、林乾才、林參由、林弘仲” ，林希元筆下的“今日林益成，即前日之李昭卒、李益進、馬宗實輩”，以及“劇盜蔡容明輩，為患海上，遠及長江，震驚畿輔 ”。這些人都是在明朝海禁下馳騁于海洋的一代梟雄，官府政策寬鬆時則上岸為貿易海商，海防收緊時則演變成出沒不常的海盜，此即明代中後期司空見慣的“進則受撫為明臣，退則下海為海寇”。其中蔡容明即來自鐘山，而諸多林姓魁首也有不少來自鐘山的林厝。

如果說嘉靖朝的鐘山人尚且遊離在明朝的政策之外，那麼自隆慶開海後，鐘山人便扳正為正直的大明子民，進則步入科舉仕途，退則販賣東西洋。正途的來源可分成兩種，其一為嘉靖朝為亂海上的劇盜，如蔡容明等通過接受招安的方式成為明朝軍事將領的一員，遷徙他鄉鎮守一方，其二為通過文武舉或徵辟的方式成為官吏，如官至儋州知州的蔡思震原本是本邑的吏員 ，後來因功逐漸升至同知、知州，達到了非科舉出身文職的至高職位。而那些未能在官場上有所成就的人，則悉數投入到經營海洋貿易的各個環節中，有的奔波於全國各地尋覓適合的出口商品，有的跟隨船隊四海為家，有的專做貨物轉移的船舶接駁，有的則種植經濟作物或經營各類手工業和配套服務業，總之，萬曆年間的鐘山人，憑藉著清明的時局和勤勞的付出享受着富足而恬靜的海濱生活。

圖2- 10 蔡肇慶進士牌匾

萬曆十一年，鐘山蔡氏第九世、詔安岑頭第六世蔡肇慶考中進士，並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職。衣錦還鄉的他給鐘山的蔡氏宗祠帶來了彪炳榮耀的旗杆和進士牌匾，並促使了正門門額由“宗祠”升級為“家廟”。當時，除了蔡肇慶之外，由鐘山本社走出去的名士，尚有以吏員身份一步一個腳印做到了儋州知州的蔡思震，這對於重視科舉出身的明代來說，簡直是官場的奇蹟。也因此，蔡氏家廟在萬曆年間進行了至少一次規模宏大的重建、重修，從而奠定了家廟的規模和形制，廟中的楹聯“派自光州固始，家奠圭海鐘山”就是那時候寫下的。海洋貿易上的受益，科舉仕途上的榮光，讓鐘山蔡氏在明萬曆年間達到了有史以來的巔峰。

然而，短暫的月港輝煌在曇花一現之後便很快就進入了崩潰的邊沿，大明王朝也在清軍的鐵蹄蹂虐下走向了滅亡。當高舉大明旗幟頑強地在金廈兩島堅守的鄭成功遇到了如日中天的清軍時，可怕的焦土政策便在整個東南沿海燎原開去，這當然也包含了鐘山在內的整個海滄。那些原本在此享受田園之樂的鐘山各姓居民，從順治十七年開始，陸續被迫遷徙到蓮花-龍嶼一線以內，鐘山人的安置點以田裡、龍田一帶為主。除去被動遷徙的一部分人，那些原本就操持着海洋貿易或者擁有海外聯繫的一批人則趁勢向東依附了鄭成功並因此東向入居台灣，或向南漂洋過海來到了南洋，在荷屬印度繼續着曾經擅長的買賣。

圖2- 11馬來西亞詩巫第一位閩南華人來自鐘山

康熙十三年 ，清軍在對付鄭軍方面逐漸掌握了主動權和軍事優勢，於是他們開始放鬆了對界外的武力管控，一部分鐘山人得以回遷故土重新生活，該年他們重修了水陸北宮，但因資金不足，只能重興後殿而將前殿虛位以待，水美宮也在該時期得以恢復。二十餘年後的康熙三十七年，清王朝徹底完成了全國統一，國內形勢也趨於穩定，那些在康熙初年逃到南洋的鐘山人終於有機會回鄉探望，當時一位荷屬印度某埠的甲必丹便捐了白銀三百兩重修了水陸北宮前殿，並施捨緣田以供後續祭祀之用，由此可知鐘山人出洋規模及成就之大。

又根據《鐘山蔡氏二房律軒公支譜》記載 ，僅柱仔內支派在康熙年間出海定居的便有6人，其中十一世的肇魁去往亞齊，肇調、肇清留居交留吧，十二世的國璋、國選也去了交留吧，國珍則去了台灣，之後歷代均有不少人繼續南下前往吉礁、馬六甲、交留吧、檳榔嶼等埠。顯然，鐘山人的出洋，並非像後來人們所認知的那樣，因為貧窮而不得不在清末逃難南下，他們更多的其實是從明代中期開始便養成了的下海闖天涯的習慣，這種深深烙印在骨髓里的海洋基因，才是驅使鐘山人一路向海不斷馳騁的動力。這也為後來水美宮走向海洋、施展靈性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眾基礎。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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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洪朝選《洪芳洲先生文集》之「瓶台譚侯平寇碑」。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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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之「上巡按弭盜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年

[10] 陳瑛主修。乾隆《海澄縣誌》卷九人物誌之「明文職」，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

[12] 許金頂編著。《海滄歷史文化資料選編》上冊。廣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第33頁

[13] 廖藝聰。《守望海滄》，2011年，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