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文青”如何“靈修”？

近日，伴隨着作家衛慧發布的視頻，與“文青”“靈修”相關的話題開始被人們廣泛討論。而王菲、趙薇等文藝工作者，作為較早參與“靈修”的“前輩”，一時也紛紛躺槍。他們供養活佛，參與放生，結交“特異功能大師”王林，跟着李一道長修鍊辟穀術，這一系列行為也被斥之為“愚昧”。現在活躍於網絡上的這代人，從小接觸的教育即是“相信科學，反對迷信”，在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氣功熱”的鬧劇之後，人們更是談“靈修”而色變，靈性、修行等許多科學解釋不了的現象，紛紛被歸為“迷信”，站到了“科學”的對立面。

“靈修”當然不是今人的發明創造。傳說明朝大儒王陽明在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時，曾在軍中鍊氣，夜半長嘯，三軍皆驚。全能型文藝青年王陽明通過內修鍊氣的方式，可以發出巨大的聲響，這種特異功能便不是現代科學能夠解釋的；至於王陽明之後的儒者，亦多採取類似的靈修方式，泰州學派更是教導學員們“七日閉關”，進行靜坐修鍊。

比王陽明晚一些的著名文藝青年金聖嘆，也是靈修愛好者。與大儒們喜好的閉關靜坐不同，擅長文藝創作與文學批評的金聖嘆更追求直接的“通靈”。金聖嘆私設乩壇，親自擔任乩手，通靈降筆，在沙盤上寫下種種“神諭”。傳說金聖嘆自少年起即修習此術，當了大半輩子靈媒，在這一方面造詣頗深，扶乩出的詩詞語句文采斐然，江南文人一時趨之若鶩，共同藉助乩筆與沙盤，追尋通靈之術，爭相成為“乩友”。據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的考證，江南文壇領袖錢謙益也曾邀請金聖嘆到自己家中設壇起乩。

扶乩

或許人們會說，古人不懂科學，沉迷於靜坐、鍊氣、通靈、扶乩之種種，實屬此情有可原。然而，及至近代西方科學大範圍傳入之後，知識分子們依舊未改變他們在靈性世界的探索，最著名者如民國超級文藝青年李叔同，中年時跑到寺院中閉關，嘗試“斷食”法，最長時曾斷食十七日，感到“昏波不染，成就慧業”，之後剃度，出家為僧。按照當下網民們的看法，弘一大師李叔同的人生軌跡也應該與衛慧為同一模板，都是往日的“新新人類”，搖身一變成為“精神導師”了。然而如果由此對李叔同冷嘲熱諷，則未免顯得有些無知。近代文人多喜探求靈性世界，本文茲舉幾例，我們可從中看出老一輩“文青”們對靈修的多樣性追求。

清末民國的蘇北文人印水心（1883—1968），生於鹽城，就讀於京師大學堂，是較早接觸西方先進科技與知識的一批人，畢業後留校任教。宣統元年他來到上海，先後任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公司校理和《神州日報》、《民權報》、《新聞報》主筆及廣學會編輯，兼東吳、滬江大學、江蘇師範學院講師，歷屆中央高等考試典委會委員。他學貫中西，熟悉西方理論，曾翻譯《大英議院考》《中國革命之政治觀》等二十餘種外文書；又校勘出版過一百二十餘種書籍，其中著名的有為譚嗣同編纂的《譚瀏陽集》，康有為對其極為讚賞。

居中者為印水心

印水心所編寫的教材

印水心極力推崇西方的先進科學及新觀念，民國之後，他反對以四書五經為主的私塾教育，為新式學校親自編著地理與歷史教材，介紹新知。但與此同時，印水心也一直醉心於靈修事業。印氏自號“那羅延窟弘道老人”，這或許是嚮往《華嚴經》中描述的“菩薩聚居”的那羅延窟，抑或是心慕明代高僧憨山德清在那羅延窟結廬隱修坐禪的經歷，印水心也曾結廬靜修，誦經念佛。

彼時蘇北與上海之間來往密切，印水心也時常返鄉。印氏的同鄉好友是名噪一時的同善社的重要人物，該社主要傳授一種靜坐方法，稱為“坐功”，需要每日早晚“守竅運氣”，據說長期習練可以祛病延年，在民國初年風靡海內外，印氏亦在好友的介紹下入社修習。此外，印水心也如金聖嘆一樣，對扶乩通靈保持高度興趣。彼時印水心已到上海參加出版工作，在出版業同行友人俞復的介紹下，至盛德壇參與扶乩。這盛德壇的創辦者也並非等閑之輩，該壇在民國六年由中華書局的創辦者陸費逵和印刷廠廠長俞復創辦，參與者皆為當時滬上的知識分子與文人墨客，“文青”們組建“靈學會”，每周聚在一起，請神降筆扶乩，並藉此探討神秘學、靈修等諸方面問題，成果撰寫成文，公開發表在會刊《靈學叢志》上。彼時靈學會的文藝青年們也遭到諸多批判，《新青年》的作者們如魯迅、陳大齊等人，皆對靈學會口誅筆伐；佛教高僧印光法師更是將靈學會斥之為“胡說八道……疑誤眾生”的迷信異端。

《靈學叢志》

參禪、念佛、扶乩、靜坐，文藝青年印水心的靈修經歷不可謂不豐富，不過若與後面這位民國聞人相比，則顯得有些小巫見大巫了。

王一亭（1867—1938），湖州吳興人，生於上海周浦，是清末民國時期海上著名的書畫家，早年曾任商務買辦，入同盟會，資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為上海商界名人。拋開他實業家、社會活動家、海派藝術家等種種頭銜，王一亭還熱心於慈善事業，可稱得上是“民國慈善第一人”，至於其慈善活動，則和他的個人靈修生活息息相關。

王一亭畫作

首先需要聲明的是，王一亭並非不了解現代科學，他早年曾任日清公司總代理，後涉足電器行業，這在當時絕對可算作是高科技產業。愛因斯坦夫婦來華時，王一亭曾在家中設宴款待，席間與愛因斯坦相談甚歡。

愛因斯坦與王一亭在其住宅梓園中合影。前排中間為愛因斯坦，右二為王一亭，右一為于右任。

王一亭是廣為人知的佛教大居士，他曾擔任中國佛教會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連續多年被推選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曾設立佛學圖書館等，創辦上海佛學書局。王一亭在佛門中的法名為“覺器”，然而這一法名卻並非其皈依某位高僧時所得，而是來自於一次扶乩經歷。民國高僧太虛大師在為王一亭立傳時寫道：“上海有組設中國濟生會者，以所謂濟公活佛主壇扶乩，頗施醫藥及推行賑災等慈善事業，長者（王一亭）亦於壇皈依濟佛，法號覺器，由是稱佛弟子。而濟生會推長者為會長，每年籌賑南北災難，恆集資數十萬數百萬元。而長者遂為上海乃至全國慈善家之巨擘。滬上之各善堂與諸慈濟事業，鮮有不藉長者以為之號召者”。

王一亭與太虛大師合影，前排中者為太虛大師，太虛左手後方為王一亭。

王一亭皈依的“濟佛”即指濟公，在佛教眾多佛菩薩中，濟公深受靈修愛好者們的喜愛。根據王見川先生考證，濟生會脫胎於清末杭州地區的扶乩組織，這類組織在上海成立“覺雲軒”，扶乩時乩手通靈請濟公降筆，此為濟生會之前身。王一亭及濟生會的種種慈善賑濟活動，皆與濟公扶乩息息相關，每次組織救災捐款時，都由濟公降諭指示賑濟任務和各個會員的捐款額度，即為神諭，會員們莫敢不從，於是紛紛積極踴躍地投身到捐款救災當中，賑濟效率由此大為提高。日本關東大地震時，王一亭由此緊急募得白米六千擔、麵粉二千多包以及藥品、木炭等生活急需品，急速運往日本，竟成為最早抵達的外國救援船，日本人稱其為“王菩薩”。由此，扶乩一類的靈修活動成為了濟生會慈善賑濟的“精神指導”，濟生會在各地的分會中也均設立了乩壇。

在佛教居士身份之外，王一亭同時也曾修鍊道教全真龍門派功夫，彼時湖州金蓋山為江南地區的全真道重鎮，有內丹大師閔一得傳下來的一套“方便法門”。王一亭雖為佛教居士，卻也曾於金蓋山入道，成為龍門派第十五代弟子，並按照龍門派“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複本”的字輩順序，取法名“本真”。今日的文藝青年們，若論藝術水平，怕是與王一亭相去甚遠，即便單論靈性世界，恐怕也遠遠比不上王一亭這類亦佛亦道，兼能請神降筆的超級靈修愛好者。

王一亭在金蓋山嗣龍門宗壇的留影

相比於靈學會在社會上屢遭知識分子和傳統佛教界抨擊，王一亭和濟生會的口碑則好得多。進步青年們未曾對濟生會大加撻伐，國民政府也對王一亭頗為倚重，高僧們紛紛為其樹碑立傳，除卻前文中太虛大師為王一亭所寫的傳記之外，印光法師也曾為濟生會撰寫紀念碑碑文，祝願傳統佛教界可以和濟生會在賑濟和推廣素食方面“同心戮力”。此二組織皆尚通靈扶乩之術，卻遭遇不一樣的待遇，恐怕正是由於靈學會整日以談論鬼神為業，而濟生會則專註於救濟蒼生的區別所致。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也並不是完全排斥各類超自然現象，慈善畢竟是惠及大眾之事，而如何靈修僅僅是個人選擇，既沒必要整日拿出來高談闊論，大眾也不會視之為洪水猛獸。今日的“文青”們，若能明白這一點，或許也能少遭一些爭議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