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生、不敢生，生育焦慮中的女性，能通過輔助生殖自救嗎？

三胎政策放開一年，中國人口出生率仍呈下降趨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口出生率進一步降至千分之7.52。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國內輔助生殖行業並未像產科一樣下行。就診者的高齡化明顯，在最優年齡40歲以內的建議下，80後開始成為這一需求的主力軍，並伴隨強烈的生育焦慮。

2022年新冠疫情在各地如影隨形，出行常有不便，但不孕症患者希望有一個孩子的信念幾乎沒有動搖。網絡上，有大城市大三甲的輔助生殖科醫生髮文讓患者通過互聯網醫院在本地檢查，以減少往返大城市的時間和次數。

上海一婦嬰輔助生殖科主任滕曉明向八點健聞提到，在上海疫情最嚴重的四五月間，他們仍完成了40-50例每月取卵手術——“患者的需求特別迫切，而且很努力地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完成了所有需要的手續。”

不過，在多位從業者的印象里，輔助生殖手術量雖然穩定，但也還未出現大規模的增長，落差之間呈現出生育焦慮與生育意願下降並存的冰火兩重天。正如一位資深的婦產科專家調侃年輕人的生育理念：要麼不生，要麼希望馬上就懷上。

對於輔助生殖的發展趨勢，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向八點健聞分析道：“雖然生育意願在走低，但輔助生殖將會是一條緩慢拉升的L型曲線。因為雖然年輕人生育意願偏低，但等他們年紀大了，想生了，就會想到輔助生殖。”

新生育焦慮：等不及別的，我想直接試管

在輔助生殖門診的候診大廳，從玻尿酸面孔的年輕夫妻到髮際線後退的中年夫婦，每一張面孔上的焦慮都一覽無餘。

壓力的背後，是殘酷的現實。無論是工作還是生育，30歲、35歲、38歲……每一道事業發展的門檻，也是生育的門檻。時間表印刻在每個人心裡，而試管嬰兒是目前不孕症治療方法中效率最高的一種選擇。

根據《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每年中國輔助生殖總周期數超過100萬，出生嬰兒數超過30萬。以2021年全國出生人口1062萬估算，全國有將近3%的嬰兒因輔助生殖技術得以降生。

而在與輔助生殖相關的各項技術中，試管嬰兒的關注度與使用率最高。2021年《柳葉刀》提及，中國的試管嬰兒臨床妊娠率（30%）和活產率（28.8%），與歐美報告的數據類似，遠高於人工授精等其他輔助生殖手段。

社交分享平台小紅書里，話題“試管之路”的瀏覽量達4224.1萬，話題“試管取卵”的瀏覽量達436.6萬。微博話題中，和試管相關的有幾十條，數據最高的一個話題與出國做試管有關，討論量12萬，閱讀量7.5億。尤其在一二線城市，輔助生殖與試管嬰兒早已從線上討論“下沉”至現實生活——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總有幾個認識的人求助於輔助生殖技術。

中秋節前夕，在新冠本土病例遍布24省的背景下，北京一家知名公立三甲醫院生殖中心門口，仍不乏拿着外地醫院CT片的就診者。

在另一家知名公立三甲的生殖中心，早上10點前，早起搶號的就診者們各自拿着號碼緊張地等待；中午，她們做完了檢查就開始排隊，把檢查結果反饋給醫生，主任醫師的診室門口至少有7、8人在等待。

窮盡所有辦法，中醫、西醫、手術、人工授精，最後用上試管嬰兒，不斷失敗又不斷重試。求而不得的惴惴不安與執念，這樣的故事不停上演。

在上海一婦嬰，一位護士長告訴八點健聞：這裡的患者，焦慮程度遠超過她之前所在的科室。

一婦嬰生殖免疫科主任鮑時華提到，這裡大量患者都有失眠、焦慮的情況。她們最需要的不僅是輔助生殖，還有心理疏導。

滕曉明介紹，在一婦嬰的輔助生殖科內部，一個專註於緩解焦慮情緒的心理綜合門診即將開診。

一位剛經歷首次取卵、移植的女性曉婷，失敗後休息了1個月，便回到醫院開始監測移植時間，試圖再次移植，“我都36歲了，着急呀。”

曉婷和丈夫結婚3年一直沒有避孕，卻始終未能懷孕，去年就打算嘗試試管嬰兒，但在監測排卵時發現自己懷孕了，試管於是被擱置。

然而，那次意外懷孕並沒有帶來孩子，沒多久曉婷胎停了。今年5月，儘管醫生一再勸她再養養身體，曉婷還是決定直接上2代試管，“等不及了”。

金麗的經歷和曉婷有點類似。婚後前5年，她和丈夫都不想要孩子，覺得二人世界更自由，甚至考慮過丁克。兩人都是1984年生人，34歲那年，他們忽然覺得還是想要個孩子。

金麗自小患有原發閉經，需要服用性激素類藥物維持月經周期，自然受孕存在困難，便決定尋求輔助生殖。

在那家全國綜合排名TOP級別的公立三甲醫院裡，醫生建議金麗先嘗試促排卵後經醫生指導同房、人工授精，如果都失敗了，再嘗試試管嬰兒。這是符合臨床指南和國家規範的標準治療流程，但她拒絕了。

金麗和丈夫長期兩地分居，幾乎沒有條件頻繁來往於醫院，而且，“促排卵後經指導同房和人工授精失敗後還是要上試管嬰兒，我為什麼不直接嘗試試管嬰兒？”

在她看來，客觀條件限制的漫長等待與嘗試，更像是一種繞彎路：“試管技術已經很成熟了，什麼時候該做檢查、取卵、移植，醫生都會告訴你，在卵子和精子質量都還可以的情況下，成功率也更高，是更可控、更節省時間成本的方案。”

高齡化焦慮與15年未變的醫學指征規定

生育問題對於女性而言，關聯着她們的時間成本、職場發展等，與金麗擁有類似想法，希望藉助輔助生殖，尤其是試管嬰兒技術儘快得到一個孩子的就診者並不在少數。

這些80、90後的就診者中，有人是源於職場壓力。一位94年出生、結婚4年的女性，因為今年剛好辭職在家，正考慮要不要趁機嘗試試管嬰兒，她提到：“如果今年再懷不上，時間就浪費了，之後再上班也會影響工作。”

“其實每次去醫院的就診過程都很短，時間都花在了排隊上，”80後的曉婷說，“工作沒法太頻繁地請假，單位本來也有點忌諱。我打算不管成不成，先試2次，就算不成功，也凍了幾個受精卵，什麼時候想移植，就再來解凍。”

在當下的中國,求助於輔助生殖的患者呈現明顯的高齡化趨勢，天津和睦家醫院輔助生殖醫學中心的數據顯示，該中心2019年就診患者的平均年齡在34.3歲，2021年漲至36.2歲，2022年1月至8月，初步統計患者平均年齡為37.2歲。這一年齡即將突破輔助生殖的最優年限。而在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2022年發布的2019年輔助生殖技術數據報告中，35歲以上的不孕症女性已佔到了不孕症總人數的接近30%。

高齡化加劇了80後的生育焦慮，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輔助生殖需求。例如趁年輕，一次試管多存幾個胚胎，將來想要二胎、三胎時直接移植；或者通過試管生個雙胞胎，最大效率地利用一個孕期。

甚至，有受訪者還提到了一些另類的需求，“比如未婚女性想要凍卵，或是想要通過捐精進行輔助生殖”。

然而，在中國的國情下，前者的願望註定要繞彎路，而後一群人則是此路不通。

美中宜和生殖中心副主任趙磐琳稱，試管嬰兒是對不孕症的一種治療，不應該是一種可以隨意選擇的妊娠方式，沒有適應症的情況下做試管嬰兒，不符合醫療規範和原則。

滕曉明表示，在其生殖中心，如果不是器質性原因，會建議就診夫婦先嘗試促排懷孕。唯一的例外是38歲以上的患者，因為此時，年齡便已成為了獨立的風險因素。

那麼，輔助生殖，尤其是試管嬰兒手術究竟有沒有被濫用？

一位受訪者向八點健聞提到，中國不孕症涉及人口超4000萬，而這些人中，大約15%的人需要經過輔助生殖治療，而中國的試管嬰兒年周期數目前為100萬左右，出生的試管嬰兒數約30萬。從數據上來看，並不多，甚至不夠。

另一方面，就診者強烈希望選擇試管嬰兒的情況在生殖中心中並不罕見。華東一家地級市三甲醫院的主治醫生告訴八點健聞，這與這項技術歷時短且成功率高不無關係，人工授精往往需要嘗試半年，成功率15%左右，而試管嬰兒最快只需2個月，成功率在50%-60%左右。

但是，新技術在遇到生育問題時是非常審慎的，國內對試管嬰兒的試用範圍有嚴格限定，依據是2007年的《技術規範、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詳細列出了適用於包括女方配子運輸障礙、排卵障礙和男方少精、弱精在內的6大適應症。

此後15年，關於試管嬰兒的醫學指征規定再無任何修訂變化。

隨着出生率下降等當代問題出現，有資深專家認為，醫學指征相關規定存在合理的修訂空間。

段濤告訴八點健聞，最初強調輔助生殖要遵循醫學指征，是因為技術還不夠成熟，造成了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等各種併發症，甚至引發死亡。

“輔助生殖發展到今天，技術已經成熟了很多，有些國家已經不再強調醫學指征，患者有要求，醫院經評估後就可以做，也證明了不會有太大安全問題。”他說，“這其中有國情間的差異，比如無醫學指征的未婚女性想要凍卵，或是想要通過捐精進行輔助生殖，在我國都是不被允許的。”

時至今日，80、90後的生育焦慮不僅是醫學問題，也更易出現輔助生殖地下化的傾向。那些不符合輔助生殖要求卻有強烈意願成為父母的成年男女，如果正規的國內輔助生殖機構不接納，也許轉身便去了地下診所，手術的安全性更得不到保障，這已成為國內普遍存在的隱患。

多重因素影響下的輔助生殖產業

生育意願降低和生育焦慮提升的現實下，輔助生殖產業將何去何從？

在中國，不孕症長期是一個被忽視的健康問題，而對於輔助生殖機構，一直到2015年之前，嚴格控制和管理一直是主旋律。2007年頒布的《技術規範、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中，明文規定“任何生殖機構每年所實施的體外受精與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術不得超過1000個取卵周期”，而時至今日，取卵周期破千例在國內大城市中已十分普遍。

人口政策的放寬以及推遲的生育年齡改變了這一切。

2016年1月，全面二胎開始實施，把輔助生殖目標人群從無子女有原發不孕的家庭擴展到了希望有第二個孩子的高齡夫婦。擴大的適用人群，引發了數據的迅速上漲，就在當年，中國的輔助生殖周期數首次突破100萬，2017年，這個數據達到了115萬。

2021年全面三胎的開放，卻沒達到二胎開放時的效果，儘管尚無確切數據公布，多位輔助生殖科室的醫生告訴八點健聞，就診人數無明顯變化。

目前的前來就診者中，“一胎為主，二胎不少，偶有三胎”，一位輔助生殖科主任告訴八點健聞。在這位醫生所在的輔助生殖科，患者開始有了回頭客，即頭胎做了輔助生殖，又來追二胎，而過去那些因為失獨前來手術的首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們，幾乎不再有了。

而另一方面，因為不存在患者行動受限的情況，不孕症是一種就醫半徑特別大的疾病，這也導致診所兩極分化嚴重。儘管從2013年到2020年的8年間，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輔助生殖的診所（牌照）數目從358家增至536家，但大城市大三甲人滿為患的情況仍然突出，如北醫三院、上海九院、中信湘雅等機構年周期過萬。而全國範圍內，不少拿到牌照的民營醫院，一年只能做幾百個周期數，獲客仍是難題。

而對於輔助生殖納入醫保的討論，今年2月由北京醫保局的一份試行通知引發，但4月，即告“暫緩執行”。

一位從業者告訴八點健聞：“以輔助生殖的價格來看，進入醫保有難度。目前，一代和二代試管嬰兒的每個周期成本約為公立2-3萬元和民營5萬元左右，有家族遺傳病史情況的三代試管嬰兒技術，每周期成本約13萬元到20萬元。

於是，育齡人口下降，生育意願下降，而支付方面短期內又很難有支持，對於輔助生殖的未來，也有一位投資界人士直言“不樂觀”，甚至懷疑這只是一種“炒作出來的繁榮”。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表達了不同意見。天津和睦家醫院輔助生殖醫學中心牟萬宏主任表示，隨着生育年齡逐年升高，不孕不育率的逐年上升，輔助生殖助孕技術的需求量近些年會保持平穩甚至上升。

在北歐，目前約5%的孩子因輔助生殖而降生，而在中國，這個比例目前大約是3%。頭豹的一項研究報告則顯示，2022年，美國輔助生殖的滲透率將達到32.5%，同期中國的輔助生殖滲透率只有8.7%。

段濤就向八點健聞提到，與中國的生育率下降相伴的是女性生育年齡的增加，後者往往意味着不孕症發生率的上升，也就意味着輔助生殖滲透率的增加。他預計，輔助生殖未來將會呈現為一條“緩慢拉升的L型曲線”。

文中曉婷、金麗為化名。葛書潤對此文亦有貢獻。

李珊珊、田為｜撰稿

季敏華丨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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