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失敗，除了明面上“朋黨”問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慶曆新政”失敗，除了明面上“朋黨”問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文：老張在路上

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農曆九月十五，中秋節後一個月。大宋鄧州（今河南鄧州市）知州范仲淹收到遠在湖南巴陵郡（今岳陽）的好友滕子京的一封信。信中，兩年前被貶知岳州的滕子京請求范仲淹為他重修的岳陽樓寫一篇文章，同信寄來的還有一幅洞庭山水圖卷。

後面流傳的故事盡人皆知，范仲淹雖然沒有去過巴陵，也沒有見過洞庭山水盛景，就以看山水圖卷加上想象，寫下傳世的不朽名篇《岳陽樓記》。這篇收入當代中學語文課本的名文，以出色的景物描寫，加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信念，為這位宋仁宗朝一次次身處“江湖之遠”的名臣，做了蓋棺定論的總結。

而直接觸發范仲淹心靈感慨的是兩年前大宋歷史上一次失敗的改革：慶曆新政。

01

在當下熱播的電視劇《清平樂》中，慶曆新政是重要的歷史背景。說到慶曆新政，就得說到大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趙禎。

宋仁宗趙禎，初名趙受益，生於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1010年5月30日），宋真宗趙恆的第六子，其母為李宸妃。因趙恆所寵信的美人劉氏（章獻明肅皇后）無子，趙恆便對外聲稱趙受益為劉氏所生。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趙受益被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趙禎即位，時年十三虛歲。

趙禎在位初期，由章獻明肅皇后劉氏垂簾聽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劉氏死後才開始親政。

嘉祐八年（1063年），趙禎崩逝，享年五十四歲。在位四十二年，為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謚號為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廟號仁宗。

（宋仁宗）

脫脫等在《宋史》中評價趙禎：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這段評價的主要意思是，宋仁宗恭儉仁恕，以無為和寬容治國理政。趙禎性情寬厚，不事奢華，能夠約束自己，對待臣僚、侍從寬厚。總體而言，趙禎知人善用，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相對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他也被史家譽為“守成賢主”。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從另外一個角度論述宋仁宗，“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為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

這段話的大意是：宋仁宗對天下是有大德的，流傳到現在而民眾還在享受他的恩惠；但也有大的弊政傷害民眾長達二百年，其餘波造成的危害，延續到今天還沒停止．這是他追求大治的心太急切，只要一知道就馬上去做，所以沒有等利益興起，危害由不得你選擇就產生了．

王夫之還進一步評價宋仁宗趙禎“無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後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夷考其人，韓、富、范、杜諸公之大節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陳執中、高若訥，清議所交謫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鬷、丁度之浮沉而無定守者抑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且諸人者，皆有所懷來，持以為用，一得位而即圖嘗試；而所與倡和以伸其所為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術。計此三十年閑，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

王夫之認為，宋仁宗“無定志”，就是沒有勇往直前、咬定青山的堅定意志和信念。在趙禎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於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前進的卻不堅持前進，不久就後退了；後退了，還是沒有最終後退，不久又前進了。人們能說到一起，就容易了，互相攻擊的，就兩邊都取消。當權者那些人，都是有所想的，一旦得勢，或官家用他，就急切施行其想法。這三十年中，人才的升降，國家政治的興起改革，此起彼伏，不能用一年。官吏沒有去守，人民無所適從，結果什麼事也辦不成。

從宋仁宗任用改革派人士，實行“慶曆新政”，不久即失敗這一段史實上看，王夫之的這番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02

從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大宋，到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大宋立國已經81年。而早在此前，宋朝表面繁榮之下掩蓋着的深層社會矛盾和體制的弊病就已開始顯露，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宋朝的政治制度設計和體制建設，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重文輕武。吸取五代亂世“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歷史經驗，從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始，牢記武將一旦坐大就會危及朝廷安全，甚至改朝換代的教訓，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宋朝建立“樞密院——三衙”的統兵體制，這種體制的核心就是以文制武。

這種制度設計帶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宋朝軍隊戰鬥力極差，不但燕雲十六州收不回來，“澶淵之盟”後不得不用大量金錢換取和平；二是為了實現以文制武，就要實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宋朝對文人的優待政策使官員隊伍大大增加，形成“冗員”。

宋朝從建國之初，在北方就強鄰圍繞。北宋年間，北面的契丹（遼）、西面有西夏；南宋即偏安江南，北面仍然有女真（金）、蒙古。在這些野心勃勃充滿攻擊性的游牧民族的虎視下，為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廢除府兵制，改為招募。至仁宗時，總人數已達140萬，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從而形成“冗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同時，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宋代統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銀和布匹，以金錢財富買得一時平安，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黃袍加身）

“三冗”緊密聯繫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而讓宋仁宗決心實行“慶曆新政”的直接起因則是宋夏之戰爭和重熙增幣（也稱慶曆增幣，遼國人稱為“重熙增幣”，因事發於遼興宗重熙年間。）

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定都興慶（今銀川），與宋朝的外交關係正式破裂。次年，為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進犯北宋邊境，於三川口大敗宋兵，集兵於延州城下，準備攻城。

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進兵渭州（今甘肅平涼），韓琦派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於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餘。

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分兵兩路，再次大舉攻宋。進抵定川寨，宋夏會戰，宋軍大敗，大將葛懷敏與部將等16人戰死，喪師9400餘人。

李元昊獲勝後，揮師南下，關中震動。

而宋朝北境的另一邊，澶淵之盟後一直相安無事的契丹也於1042年遣使求關南之地，並且“聚兵幽燕，聲言南下”。最終宋仁宗遣富弼為使，“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才得以解決。

（宋太祖）

03

公元1043年，慶曆三年，這一年，宋仁宗趙禎當皇帝已經21年，親政也已經11年。從寶元二年（1039年）宋仁宗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到此時，宋夏之間進行了三年的戰爭告一段落，西夏與宋開始正式和談。

和西夏戰事稍緩，宋仁宗下詔駐防陝西涇州的樞密直學士、右諫義大夫、陝西帥臣范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又擢拔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八月，仁宗罷免副宰相王舉正，再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仲淹時年55歲。

天章閣是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下令營建，以奉真宗御集御書，並繪有太祖、太宗御容。宋仁宗繼位後，天章閣又加繪真宗御容，等於是宋仁宗書房。

宋仁宗在天章閣接見大臣，向大臣問御邊大略、軍政要事，成為對大臣們最高規格的待遇。

慶曆三年九月三日，宋仁宗為支持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特“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宋仁宗在天章閣給范、富等人筆札，責令他們條奏政事。

范仲淹隨即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札子，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抑僥倖（限制官僚濫進）、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均公田（按等級給官員一定數量的職田）、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減徭役、修武備（整治軍備）、覃恩信（賞罰分明、恩威並施）、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

這十項改革主張，後來成為“慶曆新政”的改革頂層設計，這十項主張，除了“修武備”因主張向唐朝學習府兵制沒有推行，其他九條都以仁宗皇帝名義向全國頒布，准予取予施行。

十條改革措施里，最重要的是前兩條：

明黜陟：以前官員升遷採用“磨勘”制度，只講資歷年限，不間政績，導致官吏因循苟且，無所作為。范仲淹對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並規定京朝官及郡縣官吏，有人保舉在三年任期屆滿即與磨勘升遷，否則便要等到滿五年之後，方行磨勘。

抑僥倖：宋初以來,，恩蔭制度造成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任學士以上官職的，在二十年內通過恩蔭，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俺提出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

後來的事實證明，就是這兩條，成了改革進行下去的最大阻力。

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改革在宋仁宗的允准下，在范仲淹的頂層設計中開始了。

04

仔細分析“慶曆新政”以上十條改革主張，最核心改革是澄清吏治，也即“明黜陟”和“抑僥倖”。就是一要對官員實行嚴格的考核，能者上，庸者下。不論何人有何背景，實行“一刀切”。二是嚴格控制對官員的恩蔭，減少龐大的官員數量。

這兩項改革，事實上是與大宋的所有官員為敵，其中包括那些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甚至還包括范仲淹等改革派人物自己。比如范仲淹，按以前的恩蔭規定，他現在位極人臣，那麼他的子孫都將受益，得到大宋朝廷的恩寵和照顧。現在一改革，包括改革人物在內的所有官員的利益都將受損。

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邀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東都轉運按察使。史書上記載是：“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十條中的“擇長官”首先見之於行動。

（范仲淹）

在選擇諸路轉運按察使時，范仲淹翻閱班簿，發現不稱職的一筆勾去，毫不留情。富弼不無擔憂地說：“一筆勾下去，就會有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則回答說：“一家哭總好過一個地區的百姓哭。”

可見這種改革力度和對官員的衝擊力所帶來的後果，除了范仲淹外，連改革派人物中的其他人物也心裡沒底，也會忐忑不安。

隨着新政實施，官員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反對新政的人不願坐以待斃，他們開始有所行動。

矛頭首先對準的是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諒。

滕宗諒（990年-1047年），名宗諒，字子京，河南洛陽人。滕子京與范仲淹、劉越舉同科進士。滕子京中進士後，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諫、天章閣待制、禮部員外郎等京官。慶曆初年，宋仁宗趙禎任命他為涇州知府，成了一方主政大員。

當時的涇州是個邊關阻隔，動亂無常的荒涼之地。西夏大舉攻宋，滕子京鎮守邊關城池，手裡沒幾個兵卒，他就想了個辦法，“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會范仲淹引番漢兵來援”。大戰過後，他動用公款犒勞邊關將士，祭奠英烈，撫恤遺屬。共“費公用錢16萬貫”，分給“諸部屬羌”及“饋遺游士故人”。

慶曆三年（1043）九月，此時滕子京轉為慶州知州。

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向朝廷檢舉：滕宗諒擔任涇州知州時，“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同時，監察御史梁堅也對滕宗諒發起嚴厲的彈劾：滕宗諒“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公用錢”換成現在的說法，主要用於出於公務需要的宴請、招待、饋贈、捐贈、補助。公用錢的數額，“隨州郡大小立等，歲自二百貫至五千貫止。”公用錢的使用，必須由知州與通判聯署簽字才可以領用，“皆長吏與通判署籍連署以給用” ，每一筆支出都要在賬籍上登記清楚，接受審計。

在宋代，還有“公使錢”，是朝廷撥給領有節度使兼使相、節度使、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等榮銜的長官的個人津貼，“皆隨月給受，如祿奉焉”。公使錢的數額，依長官的官階分為若干等，從五百貫至二萬貫不等。長官可以自由支配屬於他的公使錢。

這些人檢舉滕子京的是：涉嫌濫用了屬於地方政府公務經費性質的公用錢，而不是屬於長官個人津貼性質的公使錢。

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鞫其事”，將滕宗諒從慶州帶到邠州（今陝西彬縣）接受調查。滕宗諒聞訊，為了害怕連累別人，滕子京將登記公用錢使用情況的賬簿一把火燒掉了。

滕宗諒堅決不承認自己挪用了16萬貫公用錢，只稱在涇州任上時，因為招待“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才動用了3000貫公用錢。到底花了多少錢，又是怎麼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饋贈，卻是一筆糊塗賬，因為賬本都被滕宗諒燒掉了。

在朝廷上，范仲淹為滕宗諒辯護，那16萬貫錢其實包含了涇州諸軍使用的正常經費，“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物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

按范仲淹的說法，滕宗諒經手使用的公用錢，應該是1萬貫左右。

畢竟滕宗諒並無貪贓為己的行為，以公用錢“饋遺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慣例。范仲淹還告訴仁宗皇帝：他和韓琦以前在涇州時，也是這麼使用公用錢的，如果這麼做有罪，那麼請皇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宋仁宗權衡再三，聽從范仲淹之言，對滕宗諒從輕發落，奪一官（降一級官階），徒知虢州（今河南靈寶）。時為慶曆四年（1044）正月。

但是，仁宗的這個處分決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強烈反對。其他御史也“執堅奏劾宗諒不已”。最後，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詔，“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 。

滕宗諒事情剛剛過去，慶曆四年（1044）六月，夏竦也下了暗手，不過他的干法獨樹一幟。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五十是這樣說的：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夏竦則是因為歐陽修和改革派人物結下樑子。歐陽修當諫官時，曾彈劾夏竦並致其貶官。歐陽修也是“慶曆新政”改革派中的一員大將，恨上歐陽修的夏竦也恨上了這一幫改革派人物。

石介“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宋仁宗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石介在應天府讀書求學於范仲淹。當時，晏殊知應天府，重視興學育人，且適逢范仲淹因母喪居於家，晏殊延請為應天府書院掌學。石介於此時來到應天府，從范仲淹學，受其教育和影響頗深。由於范仲淹的聲譽，四方青年都紛紛慕名而來，一時出了許多人才。所以到了慶曆新政時，他們都成了范仲淹改革的積極支持者。

宋仁宗用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實行“慶曆新政”。石介對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奮，認為報效國家的時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賦《慶曆聖德頌》，贊革新派，貶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

石介的行為使夏竦深深銜恨在心，頌剛脫稿，孫復就對石介說：“子禍始於此矣！”

夏竦善書法，夏竦家裡一個丫環也有一項特殊技能，擅長模仿別人筆跡。於是夏竦就讓這個丫環模仿石介筆跡，誣衊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廢立詔草。

這事過於奇特，宋仁宗雖然不相信是真的，但多少還是有點狐疑。

這時，又有大臣上奏指責范仲淹等人是“朋黨”。“朋黨”問題是宋朝政壇的紅線，從宋太祖時起就開始嚴禁“朋黨”，宋仁宗對“朋黨”也一直深懷疑懼，多次下詔要求朝臣們“戒朋黨”。

在范仲淹等人被指為“朋黨”後，有一次宋仁宗和范仲淹討論“朋黨”問題，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十八：（仁宗問范仲淹）“自昔小人多為朋黨, 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 見好戰者自為黨, 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 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齡國家, 何害也。”

這個回答等於默認了“朋黨”的指責。

面對“朋黨”的指責，歐陽修想起景祐三年（1036年），當時主張改革政治的范仲淹給仁宗繪製了一幅百官圖，批評宰相呂夷簡用人失當，與呂發生衝突。呂夷簡給范仲淹加上“越職言事，離間群臣，引用朋黨”的罪名。范仲淹由此被貶饒州知州。這時候，身為諫官的高若訥，面對范仲淹被貶的錯誤處置，非但不諫，反而落井下石，跟在呂夷簡的後面詆毀范仲淹。歐陽修寫了一封信給高若訥，這就是著名的《與高司諫書》，痛罵高若訥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歐陽修因此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宋仁宗為此嚴令“戒朋黨”。

如今，自己身為諫官，又一次被人批為“朋黨”，歐陽修就上了一篇奏章，題為《朋黨論》，提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這封信，為“朋黨”之說客觀上又加了一把火，雖然歐陽修自認為心底無私。

石介之信和歐陽修的《朋黨論》讓范仲淹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五十：“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慶曆四年（1044年）六月，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范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 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為河北宣撫使。

當年十一月，蘇舜欽依當時官場慣例用賣廢紙的錢舉辦了一次公款吃喝，王益柔酒後又寫了一首詩，被反對派王拱辰等人糾住把柄。蘇舜欽被開封府關押審查，後以“監主自盜”的罪名被趕出士林、削籍為民。王益柔被無限上綱，差點丟了性命，一批支持改革官員被貶謫或懲處，這就是著名的“奏邸之獄”。

半年後，范仲淹結束在西北的巡守回到京城，支持改革的宋仁宗態度大變，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第二天，蘇舜欽岳父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慶曆五年（1045年）二月初四，罷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加資政殿學士, 知揚州。至此, 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

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後人總結“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最主要的說法是“朋黨”問題引起宋仁宗的警惕。其實在我看來，失敗的原因是綜合性因素造成的，所謂的“朋黨”只是宋仁宗取消改革、疏遠范仲淹等人的借口。宋仁宗難道不知道反對改革者亦有一黨嗎？黨同伐異，歷朝歷代又怎麼能夠斷絕？而有手腕的皇帝反而要利用“朋黨”來平衡朝政，以牽制各方勢力，保持自己的權威。

原因之一，宋仁宗自身的性格缺陷。做為皇帝，宋仁宗最大的優點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意見，他的性格有優柔寡斷、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等毛病，耳朵根子軟，也正是王夫之批評的“無定力”；

原因之二，改革頂層設計不周詳，沒有循序漸進，配套措施不到位；改革者自身的毛病。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議論多，而實際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發空論，言行不檢。容易讓人垢病，給反對者以口實；

原因之三，是范仲淹的改革動了祖宗家法，即“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宋基本國策，也即是范仲淹要改革大宋的封建官僚體制。比如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宋朝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並“不限才愚，盡居祿位。”

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這種等同於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於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而改革真要如此不折不扣進行下去，大宋的統治基礎定會受到極大衝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也要改變，這才是宋仁宗不敢再將改革進行下去，半途而廢的真正原因。

所以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大宋朝的鄧州知州范仲淹才借《岳陽樓記》，寫出他的心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也？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之樂而樂乎。微斯人，吾誰與歸？”

而此時，數百公里外京城開封皇宮裡的宋仁宗趙禎，再也不敢回應這位曾經極其信任的范學士的千古呼喊了。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