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一枝灞橋柳，道不盡離別愁 霸陵被發現，近千年謬誤被糾正

日前，國家文物局通報考古成果，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劉恆的霸陵（也作灞陵）。由此，糾正了自元代以來700年間關於霸陵位置的誤認，也真正還原了詩歌里吟詠的“霸陵”“灞橋柳”具體所在的歷史空間。

信息傳遞中斷導致位置誤認

元代駱天驤在編纂的《類編長安志》中記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門東四十里白鹿原北鳳凰嘴下。”自此以後，後代沿用這一說法，一直認為文帝霸陵就在鳳凰嘴。

帝陵一般來說規模宏大，各種標識往往非常醒目，那麼，霸陵的具體位置又怎麼會被誤認呢？

霸陵有自己的特殊性。

對於身後事，漢文帝是有自己明確主張和安排的。按歷史記載，文帝一生提倡節儉，在遺詔中特別提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明確反對厚葬。遺詔又明確要求，“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對於這句話的意思，東漢文學家應邵解釋說，文帝的主張即“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也就是說，漢文帝要求，自己的陵墓按照山勢地形的自然形態去營造即可，不須再高築封土，至於陵號，因為附近有灞河流過，就稱霸陵則可。這種“低調”讓霸陵缺少了帝陵通常使用的一些醒目標識，在某些歷史條件變化的情況下，導致後人辨識模糊，以至於對具體位置也產生了誤認和誤傳。

著名歷史博主“雍州節度使”認為，霸陵的位置在兩漢魏晉時期是大體確定的，因為歷史明確記載了在西漢、東漢和西晉時期，都發生過霸陵盜掘事件，“事情的轉折發生在五胡十六國，在經歷了長達百年的社會動亂之後，霸陵陵園地面建築徹底毀壞殆盡，霸陵具體位置失考。”後來，有些學者或方誌只是粗略提到霸陵在白鹿原上，直至元人駱天驤的“白鹿原北鳳凰嘴下”之說，相對有了較明確的位置。這樣的觀點一直延續到了後來的明清兩代，清代畢沅在鳳凰嘴下樹立了霸陵墓碑，更是為這種說法“板上釘釘”。因此，霸陵一直被誤認七百年。

歷史上，因信息傳遞中斷而出現誤差的情況，顯然並非孤例。認證為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的博主“考古小隊長”認為，曹操墓位置的探考就與此類似。曹操墓的位置原也明確，“很可能金人帶來的戰爭使得信息傳遞中斷”，南宋出現的“尊劉貶曹”又加了一把火，以至南宋後期突然出現了“七十二疑冢”之說，再加上後來《三國演義》的流傳，於是後人對“疑冢”之說堅信不疑了。

文帝何以能開啟盛世

漢文帝勵精圖治開啟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圖景，為後世讚美有加。劉恆被稱為文帝，按照謚法，“慈惠愛民曰文”；當初，朝廷之眾臣謀劃擁立劉恆為皇帝時，他尚為代王，中尉鄧昌也稱頌他“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可見文帝的處事行政風格。文帝對內理順政道，對外和親避免戰爭，廣開言路，任賢用能，發展農業，減輕租稅，自己帶頭倡導節儉之風。從其中的一些微細處，可了解他何以能順利開啟一段盛世的大門。

比如節儉。當前，霸陵考古發現的物品，大都是一些陶器、印章之類，還有一些車馬器，很簡樸，“值錢的”東西不多。考古專家介紹，目前發掘的還是外藏坑，主墓室並沒有發掘。不過，以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的要求來看，這倒也非常符合他一直推崇節儉的思想。

文帝節儉的故事很多。按照班固《漢書》中的記載，漢文帝共在位23年，其間，沒有增建過宮室苑囿等設施，也沒有增加過車騎服御的規模。他曾打算營建一座露台，但是，當他把工匠召集來，整體合計了一下，得知花費需要百金，他馬上打消了自己的想法，因為這樣的耗費，相當於花掉了十個中等人家的財產。文帝認為，“我承繼了先帝規模如此宏大的宮室，常常還擔心有所玷污損毀，現在又何必再花這麼多錢去建設這個露台呢！”

他即位第二年，曾下詔要求減少守都城的兵士。文帝表示，因為擔心外患，不敢放鬆邊防，但是，京城就無須再派重兵守衛，同時，“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意思是說，太僕要考慮減少馬匹的數量，在滿足朝廷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把餘下的都轉給那些驛站去使用，以充分節約人力物力。

而他自己呢？穿的是黑色的繒衣。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帷帳上都不繡花，樸素如此。文帝要求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雖然提倡節儉，但文帝極有大局觀，值得花的錢，毫不吝嗇，另外，對於可能影響農業生產的稅費，也常常下詔減省。根據農業生產和自然災害等方面的情況，他多次下詔減租，甚至免租，《史記》《漢書》中都有記載，他曾多次下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等。

再比如，他善於廣開言路。漢文帝在這方面相當開明，他曾下詔說，“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他認為，古代聖賢先王治理天下，都離不開賢良之士的輔佐與支持，離不開方正之臣的規勸，所以才設立政策，令人暢所欲言。而今，漢朝因為還有一項誹謗妖言的罪名，很多人擔心觸犯律條，不敢盡情陳說己見，而皇帝也無法了解到自己施政的過失。於是，他下令廢除。此前，他還專門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都是為了廣開言路，採納各方面的積極建議，以匡正政策之實施。

文帝還廢除了很多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政策舉措。他曾下詔命令“除關不用傳”，即廢除關卡的檢查制度。以前，老百姓過關時，必須持“傳”也就是相關證件，才能順利通過關卡。漢文帝直接把這項規定廢止了。更重要的是，這些關卡不僅管理通行，還往往兼職收取稅費，所以廢除以後，不僅百姓通行便利，也大大提高了商賈做生意的積極性。這項政令的推行，雖然讓政府減少了收入，但有力促進了各地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與這裡有關的那些離別

霸陵以及與之相關的“灞水”“灞橋柳”等也常常出現在詩文中。僅以唐朝為例，據統計，《全唐詩》中與灞橋相關的詩就達百餘首，許多又與送別有關。

霸陵的名字，即來源於附近的灞河。灞河上有灞橋，灞橋附近又有霸陵亭。

唐朝時，人們出長安城東門送別友人客人，多送至灞橋，或至霸陵亭。附近又多植楊柳，柳諧音“留”，所以人們分別時折柳相贈，更寄託依依不捨之意。《三輔黃圖》中就記載：“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李白曾寫有《灞陵行送別》一詩，“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雲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驪歌愁絕不忍聽。”

著名古典文學專家余恕誠認為，李白的這首詩“圍繞離別，詩人筆下還展開了廣闊的空間和時間：古老的西京，綿綿的古道，紫闕落日的浮雲，懷憂去國、曾在灞陵道上留下足跡的前代詩人王粲……由於思緒綿綿，向著歷史和現實多方面擴展，因而給人以世事浩茫的感受。”他評價說，詩的風格是飄逸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卻又都是豐滿的，“隨手寫去，自然流逸，但又有渾厚的氣象，充實的內容，是別人所難以企及的。”

另外，傳為李白所作的，還有一首小詞《憶秦娥》，也與這處風景有關。詞里寫道：“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由懷念遠人，到懷古傷今，不覺間境界大開。王國維《人間詞話》讚歎，最後“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個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不過，這首詞是否為李白所作，一直存有爭議。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就認為“晚唐人詞，嫁名太白”。假設確實是假託李白之名，以這首詞的水準，無法斷定真正作者是誰，也是文學史上的一點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