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友愛、勇敢、善良……哪一個才是童話故事的價值基底？

又到了“凱獎繪本評論”專欄時間了！這個專欄由兒童文學、性別與當代文學文化研究者王帥乃執筆，逐一梳理和點評已有中文版的凱迪克金獎繪本，看看一本圖畫書除了功能性，還可以從哪些角度賞析，以及80多年來凱獎經歷的變化。

從1939年的凱迪克金獎繪本開始，新京報小童書已經推出了13期評論。第14期我們將翻開1955年的金獎繪本《灰姑娘》（Cinderella, or the Little Glass Slipper）。該書的中文版已由蒲公英童書館引進。

《灰姑娘》英文封面。

《灰姑娘》的版本很多，這一版是基於佩羅的版本，由美國插畫家馬西婭·布朗（Marcia Brown）繪製插畫。馬西婭·布朗一共獲得了三次凱迪克金獎，六次榮譽獎，在中文圖書市場較為知名的作品還有《石頭湯》。

本期評論以這本《灰姑娘》為例，深入探討了兒童文學價值宮殿的基底是善良。

《灰姑娘》如何詮釋善良？

我曾經和朋友探討過這樣一個問題：假如兒童文學是一座大廈，築成它的磚石是那些文本中屢屢被強調、被讚美的品質，天真、智謀、勇敢、正義、誠實、守信、友愛、善良、遊戲精神、幽默、想象力，那麼這些品質里，哪一種是這座大廈的地基？假如這是一個世界，一個王國，這裡面有沒有一種價值是抽掉以後會導致王國崩塌、世界搖搖欲墜的？

我們討論後得出的結果是：善良。

兒童文學價值宮殿的基底是善良。這是一個乍聽起來很不酷但實際上又很酷的答案。善良似乎比“遊戲精神”和“想象力”這樣的詞乏味得多，其實則不然。

魯特格爾·布雷格曼在《人類的善意》里針對菲爾丁的著名作品《蠅王》開闢了專章，講述自己因為不肯輕易相信這部名作對人性的可怕結論而追根究底，終於在大洋彼岸找到了半個世紀前有過如此經歷的男孩——可謂“蠅王”現實版的主人公們。

他發現自己的猜想得到了印證，那些漂流於海島上的男孩不但沒有反目成仇、互殺互害，反而結成了互助互律的小型公社。他們分工明確並制定了相處法則，建起了可食用植物園地和粗使的羽毛球場，他們燃起了永不熄滅的火堆等待救援，甚至還頗有情致地做了一把簡易吉他，每天一起唱歌來提振士氣。困於島上一年後，他們被一位澳大利亞船長救回。經檢查，當時男孩們的身體狀況“處於巔峰狀態”，其中一名男孩曾摔下山斷了腿，在其他男孩的照料下已經完全康復。

傳播了30多個國家的獵殺故事更酷，還是現實中好到叫人不敢相信的6個湯加男孩的故事更酷？

這只是其一。其二是，善良一詞並非它看起來的那麼“單純”。

我們回到今天要討論的主角。馬西婭·布朗的繪本和迪士尼公主故事所依據的底本都是佩羅版的《灰姑娘》，另一個流傳甚廣的版本是格林兄弟的故事。

《灰姑娘》實拍圖。

在我們對該故事的記憶中，前者大致負責提供南瓜馬車和玻璃鞋這一標誌性物件，後者則提供灰姑娘三次參加舞會帶來的秩序穩定感（宮廷文人佩羅並不像語言學家格林兄弟那樣着意遵循民間口述文學對“三”的偏好，而是讓灰姑娘第二次就漏了怯）和姐姐們的可怕結局。是的，我們很多人對《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記憶來自兩個或兩個以上版本的混淆糅合，有的版本里還增加了繼母的下場。

佩羅故事的目標受眾是宮廷貴族，其中一些故事的設計是為了滿足當時法國王室男性的淫樂需求，許多建議和教訓是針對年輕的貴族女性而設，比如在《小紅帽》故事的最後附詩警醒她們要守住貞操，與男性保持距離，還專門註解“野狼：誘拐女人的男子”；比如這部童話集的題名實際上就叫《附道德訓誡的古代故事》；比如《灰姑娘》的故事發生在貴族之家，我們還能在繪本中看到一些當時貴族青年女性獨特的裝扮方式——在臉上貼塔夫綢假痣。

像這樣一本故事集，訓導受眾女性謹守“婦德”，永遠保持一種博愛聖潔甚至近神般高尚的光芒，是不難理解的。我們在這個本子中看到灰姑娘從始至終都在以德報怨，她給兩位不肯帶自己參加舞會的姐姐做漂亮的髮型，在舞會上主動坐到姐姐們身邊、剝橘子分給她們吃，最後不但毫不猶豫地原諒了她們，還請求她們永遠愛自己，並將兩位大公牽線安排給姐姐做新郎，給了讀者一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大團圓結局。

這樣的善良已經直接到無需解釋，灰姑娘幾乎成了頭戴荊棘冠的女版聖子。這並非強行類比，在視覺化敘事中我們能更直觀地體會到這一點——布朗繪本版女主角接受道歉那一幕中，灰姑娘的金色長髮披散開來，宛若流水延及左右，長裙蓬大曳地，它們在仙女教母的魔法光暈中一起柔情地延伸到兩位跪地請求原諒的姐姐身邊。

《灰姑娘》實拍圖。

這個定格畫面中，灰姑娘身型的三角構圖、微微垂眸含笑的表情和伸手允吻的姿態，使得她既像一位仁慈高貴的女王，又像聖母，佩羅故事裡將貴族身份、基督教受難敘事與人品的高貴善良相關聯的思路內核，被馬西婭·布朗敏銳地捕捉並用視覺語言表現出來。

而格林兄弟的版本乍看起來就不那麼善良了，上述情節一個都沒有發生在格林版的《灰姑娘》中。最後小榛樹上的鴿子（灰姑娘母親的精神化身，考慮到鴿子與聖靈的關係，這同時很明顯也是一個神學象徵）還啄瞎了姐姐們的眼睛。灰姑娘不但為求參加舞會做了不少努力，被留在家裡後也不是哭泣被動等來了救助，而是主動尋求小榛樹的幫助，比起佩羅故事裡的女主角，格林的灰姑娘更加積極主動地“陽奉陰違”。

但仔細揣摩，這個腳本仍然有着善良底色。首先是，格林版的繼母和姐姐與佩羅版的相比，確實更像是“虐待狂”，除了分派重活和精神凌辱，平日里就一再以揀豆子難題惡意戲耍女主人公，還挑撥了父女關係，而常年遭受如此虐待的灰姑娘在實現階級躍遷後沒有主動報復，或對她們哪怕有一點言語嘲諷，挪移到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可謂相當仁善了；第二是故事的內部邏輯，它相信惡行應該得到惡果，所以降下天罰以維持善惡有報的秩序原則。該信念本身便是善的，這一點我們接下來要展開細說。

經典童話里的善惡倫理

在定義兒童文學文類時，經典作品是一種用來確定該文學場域邊際的重要參考項，而提供了許多典範之作的民間童話系統不是一個選擇讚美弱肉強食、信仰叢林法則的世界，這對確定兒童文學文類整體的價值偏好坐標當然有着重要的意義。

我的另一位朋友最近在絞盡腦汁地為一部奇特的作品撰寫導讀，它們講述了人類歷史上許多傳奇越獄者和大盜賊的真實故事。他在收到邀約時一下子就被這套紀實圖畫書吸引，便答應了責編，直到動筆時才感到為難，問我為什麼我們讀到這樣的真實故事時還會帶着竊喜，為什麼我們直覺上認為這樣的作品應該留下來。他的理由是人類對自由、個性的本能追求。我覺得可能還不止如此。

首先，我們讀越獄者故事時不是真的準備去犯罪，而是調用了“置身事外”的心理機制去理解故事人物行為。這種心理與民間童話書寫中必須把母親形象一分為二、保存生母形象良善關愛的同時把充滿嫉妒的女巫寫死的機制很可能是一致的，也和我們欣賞喜劇時嘲笑其中愚人的心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讀者分得清哪些因素是該分離提取後吸收的，並不會真的因為讀了大盜賊故事就效仿他們投身詐騙搶劫的行當，何況越獄成功的奇蹟者中還有不少被重新捉回去這一點也提示着模仿的風險。

對模稜兩可、內涵豐富的事件或行為，文學藝術總允許讀者以諷刺和不敬的幽默感來對待。共情歸共情，但就在為諷刺和幽默發笑的那一瞬間，讀者劃開了自己與故事中人的界線。

其次是，童話中的善很可能並非過往人們理解的那樣必然是簡單直露的、缺少探討餘地的善。

電影《仙履奇緣》（1950）畫面。

一個兒童故事裡也許沒有明確的天真（比如《三個紡紗女》），沒有勤奮（比如《睡美人》）或懶惰（比如《紡錘、梭子和縫衣針》），沒有明顯的勇氣膽魄（《賣火柴的小女孩》），可能滿口謊言（《聰明的格特》），也不講信用（《打火匣》），但其中“善”的邏輯一定不會缺失（只是這種“善”未必是佩羅腳本里以德報怨的基督式善良）。

在那次討論中，我們發現，兒童文學文本內其他美好品質都可以解釋為由“善”衍生而來，反過來卻不一定說得通；而在民間童話這種包容了尤其多越軌者的文類中，一條不會打破的鐵律是，強勢者主動為惡，害人必然不得好報，不論是掌握魔法的女巫還是位高權重的國王；不時以騙子、小偷、懶人為主角的民間童話講求的“善”其實並非單層次的善，它允許底層民眾偶爾行為失范，比如施些小騙誆走特權者們最多“半個王國的財富”，這或許是藝術對現實世界無法正義圓滿的“調節”和希冀，所以大多數讀者都能接納甚至是喜愛那些狡猾的平民主人公。

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是先哲對不公正環境懷抱憤懣和嘲諷，以及對竊鉤者遭受過苛懲罰懷有同情與不滿。我們承認人類目前尚未能進入法治完善、社會公正完全得以保障的時代，個體難以撼動結構，弱者為求生存只好自己製造“過牆梯”。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鄭廣懷 / 張敏 / 何江穗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4月。

政治學和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馬來西亞的一個農村生活觀察兩年後，寫就後來的人文社科經典《弱者的武器》一書，他指出偷懶耍滑、流言蜚語、在村裡散布謠言乃至偷盜、縱火這些表面上看起來非常不光彩甚至於不合法的行為實際上都是弱者的武器。

它們看起來不像印象中的左翼革命或農民起義那樣具有公開性、規模組織性和政治意味，但它們才是更普遍、持續的民眾用以自衛和抗爭的方式。天長日久、蟻穴潰堤，這些不起眼而泛政治的反應模式對結構的損耗是真實存在、不可小覷的，卻也是宏大堅硬和理想主義的革命思維、革命敘事總是有意無意忽視的。

長久以來，不論是學者或大眾都未能給予這些抗爭模式應有的注意和評價，而文藝作品卻再次發揮了它們敏感和包容的特長，將民間這種不甚光彩的狡黠智慧及其背後所涉的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對與權力之獸鬥爭時“最後的吶喊”以各種形式納入代代流傳的故事之中。

從舍伍德森林的俠盜羅賓漢、到妙計越獄的亞森·羅平再到戲耍東京警視廳的怪盜基德，無一不坐擁大批忠實擁躉；我們樂於看莫泊桑塑造的“快樂的死刑犯”、哈謝克筆下“忠實的好兵帥克”無休止地給政客們增添麻煩——事實上，《弱者的武器》里，斯科特正是把農民的日常抗衡比作“好兵帥克式的階級鬥爭”；兒童文學裡亦然，我們為“一下打死七個”的吹牛大王小裁縫可能要穿幫而擔憂，選擇性地記住了那個灰姑娘姐姐不得善終的結局；當代觀眾對網絡劇《毛騙》和電影《教父》的熱愛更是早已說明一切，這種對越軌行為的包容甚至津津樂道里包含着的很可能恰是最原始的道德追求：我們不能要求一個走投無路的受困者不反抗。而藝術作品則在人道主義上更高一層，它們容許這些受困者、邊緣者在反抗過程中還能獲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和快樂。如果我們是智慧的，我們應該允許這樣的精神後花園存在，否則冉·阿讓永遠只能是編號24601，世界上永遠少一個被救贖的無辜女孩。

即使是《聰明的格特》這樣騙子廚娘的童話，我為什麼說它在幽默精神之下仍然有“善”的基底呢？不妨做一次身份關係和情節顛倒的假設，我們會發現自己很難想象有這樣一個童話故事，它讓主人對着幫傭廚娘撒謊，從而偷吃了本用於分享的烤雞或者一次次偷拿廚娘放在儲藏室的薪水，然後挑撥廚娘及其閨蜜的關係令她們老死不相往來甚至反目成仇，最後還成功騙廚娘寫下賣身契讓她終生白給自己做活——通過對童話人物的身份拆解，我們就能對暗藏其中的道德傾向一目了然了。

我們對這些故事諸多包容和青睞，是因為社會生存經驗讓我們深知這種騙局得逞和對權貴的天降懲罰敘事已是弱勢者“最後的吶喊”，他們要面對的是極端不平衡權力結構帶來的極不對等的“交易風險”，有時候童話作者會明寫這一點，有時候則未必。

先說“滿口胡沁的惡棍們”。小裁縫假如穿幫，他就要人頭落地（大多數人會認為他罪不至死，但對這一君主制規則卻無可奈何，這正是我們願意偏幫他的一大心理基點，我們需要意識到作品敘事正是依靠社會倫理層面的訴求引導讀者站到了小裁縫的立場上）；兩個騙子用並不存在的新裝費了老鼻子勁，騙走的財富對國王而言也不過九牛一毛——讀者從國王的昏聵中得到的信息是，這些財富、這些稅收本來就不大可能“用之於民”、竊國者們長期安享特權卻高枕無憂，於是這些破壞者便被視為固若金湯的結構的漏洞、賞善罰惡的化身、“正史的惡棍、平民的英雄”。除此之外，他們還可能承擔了“努力的冒險者”“技能精英”的角色想象，他們得償所願讓普通人對“付出終有報償的天道公平”能留存最後的希望。這些都是惡棍故事裡埋藏的善惡倫理邏輯。

《灰姑娘》實拍圖。

再回到《灰姑娘》的寬恕和懲罰之爭。佩羅的極端善良在格林看來完全可能是一種“不善”——在這一點對善良的爭議認知上，格林的選擇更能代表大眾的善惡觀，這很可能也是為什麼我們記住更多的是姐姐們受到懲罰而不是她們也得了好報嫁給大公的版本。

拉斯·馮·提爾導演的電影《狗鎮》里，被凌辱的女孩最後認同了她父親的說法，她的本意是依其往日行事再度原諒村民，但這種無限制寬恕很可能包含了一種自以為是的傲慢，假如將對方視為平等的人，那麼對惡行報以應得的懲罰，才算是對作出了選擇的惡棍的“人格尊重”，也才能警示後來人不再為惡。假如為惡者總得到好處而不獲懲罰，對為善者將是一種極大的不公，不論它是不是源自對善良本身的不尊重，它都可能最終導致整個社區對善良的不尊重。

也就是說，格林故事的內里是將善良視為一種選擇，背後是對人之意志的充分尊重與浪漫謳歌（是的，這裡的浪漫不無文論層面上的意思，德國童話本來就與浪漫主義運動關係頗深。假如我們把拍打着翅膀從天而降啄瞎女人眼睛的白鴿替換成烏鴉，這個故事的哥特感就遮藏不住要衝破紙面了）。同時它也暗示着，善需要後天學習：灰姑娘信任生母以及忽如其來的疑似“母親的化身”（榛樹和鴿子），與不信任惡毒者是一體兩面的能力，缺失了哪一部分她都無法獲得幸福。

我們應當注意到的是，灰姑娘具備辨識不善者和與之周旋的智慧，同時也有能力辨識真正的善者並仍然擁有對它們敞開心扉、信任託付的能力——這是基於“善”之上的勇氣。也就是說，經驗、智慧、友愛、天真、勇敢和善良這些品質彼此間可能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很可能是許多童話故事未曾言明卻是實實在在賴以運行的內部邏輯。

與之相比，佩羅的無限制寬恕雖然頗具神性，但問題可能也暴露於此，這種寬恕太強調與生俱來，太機械也太訓導味，不論是與生俱來還是訓導，其背後都籠罩着一個母本、一個高於人類之上的神的影子（按基督教理念，萬物皆能分得神性的靈光和善，其中，人又是神按照自己形象創造的代管世界者）。神權之外，落實到人間，則還要多添一層世俗權力的擠壓，即美好優秀的道德品質被視為貴族的專屬。

如果我們稍微留心一點，就能在作品的第一句中發現格林版的灰姑娘出身富人家庭（19世紀資產階級地位上升的文學痕迹），而17世紀御用文人佩羅的女主人公則是貴紳的女兒。這種出身與人品的關聯敘事在幾百年前一點都不奇怪，德維爾納芙夫人的《美女與野獸》版本里，就讓美女因為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而主動放棄與王子的婚姻，她的守護仙子與王子母親激辯德行與出身何者更重，儘管仙子最後獲得勝利，但讀者也發現美女本來就是一位公主，不過是因避父親仇敵追殺而成為了商人的養女。

這一關聯敘事在21世紀亦不乏市場，前不久的熱播網劇《夢華錄》中就有類似表達，前一刻男主人公的部下將彼時尚未馴順的女主貶斥為“刁婦”，後一刻聽男主分析又說“難怪她的行事做派不像是平凡市井女子，原來竟是官宦出身”，而劇內對此未有異議。

於是，原本穩若磐石的善良敘事似乎稍稍露出了鏽蝕的痕迹。

女性作者對筆下女性人物的善意

儘管我們已經陳述了民間童話里許多明寫暗寫的善良內核，但這座善良大廈確有短板，對此避而不談是不合適的，而“性別與性”是其中最為顯著、難以繞開的一處。

《噓！格林童話，門後的秘密》，[美]瑪麗亞·塔塔爾著，呂宇珺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8月。

純善仙女-惡毒魔女的對立設置自不必再多說，最近閱讀《噓！格林童話，門後的秘密》時，瑪利亞·塔塔爾的一處提醒又將紙上鉛字反覆申述的內容激活，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經典童話為生活中具體女性帶來的最鮮活的尷尬和惡意。試想，為孩子讀童話的母親里大抵少不了“繼母”吧，那麼她們打開這些經典民間童話一字一句講述繼母們有多惡毒時，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這些繼子繼女在讀了許多有繼母登場的童話故事（而且這些故事中的繼母無一例外都是邪惡的角色）後，若是在某個時候感到被自己的繼母以某種方式傷害或侮辱，那麼這些年輕的孩子就會拿童話故事裡的繼母比對自己的繼母，然後對自己繼母產生強烈厭惡情緒……弄不好就會攪亂全家人的安寧和幸福。”

一些原本不是問題的矛盾，可能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就人為地累積成了真正的麻煩。

塔塔爾同樣指出了經典民間童話集的男性作者們“為同性諱”的傾向，父親在所有傷害中隱身，包括對女兒的愛欲總是被用謹小慎微的方式透露，而對繼母的惡行書寫卻完全不加掩飾，作者毫不吝嗇地將各種負面詞彙加諸其身，彷彿她們天性惡毒。

在《驢皮公主》里，父親的亂倫愛欲被解釋為由於失去妻子過分悲傷而導致的一時昏亂。這讓我想起十年前一部以職場性騷擾為主題的國產電視劇《女人的武器》，最後一集時忽地以心理醫生的名義將男主角的騷擾行徑歸因為“愛情妄想症”——妄想所有女性都青睞自己的心理痼疾；更早一些的《女人不再沉默》和《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雖然沒有明說，但在問題歸因上都有這方面的曖昧傾向，即男主角都被劇本或表演詮釋為“精神變態”型人物，這就使得原本探討的嚴肅的公共議題逃遁為一種偶發性的、難以自主控制的個人疾病，彷彿只有精神病患才會有此種行為，於是，相關反暴力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就被規避、消解了。凡此種種，足可見“經典”性別敘事之強大與社會直面性暴力之艱難。

在瑪麗安·考克斯對灰姑娘型故事的收集與分析中，有130則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被繼母與姊妹虐待，96則故事則寫到父親愛欲的胡攪蠻纏。這個數字差別比很多人預想的小得多，但我們記住更多的仍然是來自女性的嫉妒與互相傷害——這也是相當不公的一筆誇張，生活中許多嫉妒心理並不會必然導致違法犯罪行為，但童話里女性的嫉妒卻一定會生成惡行；與男性嫉妒惡行往往靠致命一擊了事不同的是，女性惡行會被延長其折磨的時間、聚焦細節和恐怖的氛圍，讓人久久難忘。

我無意在這篇文章里再借精神分析視角展開批評民間童話里的性別敘事，這確實已經是老生常談了。我寧願再花最後一點時間講講在對抗根深蒂固的文體傳統時，那些不走後現代解構路線（此類書寫顛覆意識較為自覺和顯著，有機會大可專文解析）的女作家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展現出來的對女性的善意，這本身也是對民間童話深信不疑的女性嫉妒互害印象的反擊。

《灰姑娘》實拍圖。

就在這部馬西婭·布朗重述的繪本《灰姑娘》里，我注意到，布朗雖然在文字部分保留了佩羅對繼母的設定，卻在畫面里作了變動。最顯著之處是繼母形象從頭到尾都沒有在畫面里出現過，這就導致讀完整個故事後我們對惡毒繼母的印象模糊淺淡很多，而漫畫風格的詼諧性也讓兩個姐姐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柔化了。

布朗似乎意圖讓讀者形成這兩個姑娘本性不壞、只是三觀尚未成型前跟着母親胡來的印象。她們更像是兩個同理心未建立的沒心沒肺的孩子，直到灰姑娘最後聖光普照地原諒她們的一刻，她們終於靈台清明地頓悟和成人了，有了區別於母親的自我意識。

同樣，考察中國民間童話的整理和重述史會發現，女作家創作的故事確實更常對女性人物帶着與傳統腳本中不同的顯著善意。這其中的早期代表是葛翠琳，在她對《少女與蛇郞》的重述里，壞繼母不是傳統腳本中毫無來由的壞，或出於對同性美貌的嫉妒。

文本聲稱她是“為親女兒能過上好日子”，這就相對淡化了傳統腳本偏愛聚焦或有意強調的女性內部的惡意和鬥爭，減輕了女性不得不為靠近男權社會制定的虛無的“模範”女性形象標準而爭相自我性客體化的暗示力，將性別的壓力部分轉換成了財產和經濟的壓力；《雪梨樹》里香姑尋夫是直接遭遇了變心的男主人公，不再是公主出面以詭計阻礙“原配”見面，香姑的壞姐姐們也遠不像灰姑娘的兩個姐姐般刻薄，她們為了女主角的安全還主動提出把自己得到的財寶分一半給妹妹。

《中國故事》，一葦/著，蕭翱子/繪，千尋Neverend | 晨光出版社，2021年5月。

又如前些年結集出版的一葦的《中國故事》。“青蛙兒子”的傳統腳本開篇就寫了母親的衰老脆弱，她擔憂兒子因貧窮找不到媳婦，嘆氣哭泣顯示了其於問題解決上的無力，而一葦的版本則淡化了母親的脆弱哀苦；在《雲中落繡鞋》的故事後記中，作者寫道：“我不喜歡水晶鞋，即使在童話里也不喜歡。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要穿上水晶鞋子跳舞，視覺絢麗悅目，腳下堅硬冰涼……我愛繡花鞋，布質的柔軟溫暖，綉娘名匠刺繡的梅花……人都想要找到合腳的那雙鞋子，愛情、婚姻都如此理。”

一葦在這裡表現出了非常樸素的對同性的善意，這正是身體經驗帶給她的體貼，她在對傳統童話文本的篩選和重述中加入了女性感知世界的維度，又通過童話後的主動闡釋（假如我們把童話和每篇童話後的“作者記”看作一個完整的文本），將“鞋子”從男權社會審美標尺的外化物轉換成了女性自己的愉悅和選擇。

這些微妙的變化承載着從前無法掌握筆墨的女性對同性所懷有的另一種情感，它完全不同於傳統腳本教給我們的那些。同時，它也區別於解構式文本態度鮮明主題先行的自覺顛覆，後者多少帶有先鋒實驗創作的意味。在我看來，這種細節的轉變和柔弱音量的逐步萌芽，才標誌着一些新的意識真正在最廣泛的民間紮下根來，它們何嘗不是斯科特所說的“弱者的武器”。

幾百年前，《人權宣言》聲稱“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宣言的光輝吸引了許多女性共同參與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抗爭，採摘勝利果實時她們卻發現儘管口號本身沒有問題，但口號書寫者們當時所想象和指涉的“人”僅指男人（homme）和男性公民（citoyen），另一性別的她們不得不再來一場“二次革命”，於是我們又有了奧蘭普·德古熱專門為此而撰寫的《女權宣言》，作為對前者看起來很多餘但實際又十分必要的補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當我們去討論童話經典文本的善良基底時，同時指出這塊基底結構內部的鏽蝕孔洞才更有其必要性。再次強調，性別很可能只是這些鏽蝕中較為顯眼的一種。

作為語言文學的研究者，我相信並認為應該鼓勵人在使用文字時的能動性。尤其對於民間童話這樣具有極強口述性質的文學形式，任何一個已經對這些鏽蝕有所發現的講述者、傳播者，都可以動用自己的智慧，為這座古老的建築補漏（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換血”），直到出現新的經典文本，使得善良之光果真能機會平等地降臨到樂土的所有角色身上。

參考資料：

1.（美）凱瑟琳·奧蘭絲汀（Catherine Orenstein）著；楊淑智譯. 百變小紅帽 一則童話三百年的演變[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2.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弱者的武器[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3. （美）傑克·齊普斯著. 作為神話的童話 作為童話的神話[M]. 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8.

4. （美）瑪麗亞·塔塔爾著；呂宇珺譯.噓!格林童話,門後的秘密—— 寫給大人看的書 [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

5. Dundes A . Cinderella : a folklore casebook[M]. Garland Pub. 1982.

6. 在專門分析灰姑娘故事嫉妒主題的專著《灰姑娘和她的姐姐們——被嫉妒者和嫉妒者》里，論者安·烏蘭諾夫和巴里·烏蘭諾夫也注意到兩個姐姐前期心性混沌的特點，她認為她們的問題在於“看不見”灰姑娘，也看不見完整的自己（也就是承認那個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的自己，而不是將這種欠缺歸咎到灰姑娘身上），直到灰姑娘在舞會上給她們剝橘子，她們如此欣喜並崇拜這位美麗的公主，因為她竟然“看見”了她們。她們也藉由陌生公主的美德看見了善的光輝，並得以分享善的甜蜜果實。於是回家以後她們第一次“看見”了灰姑娘，並把這一美好的光景分享給她，第一次像平等的姐妹那樣和她聊天八卦（可惜的是這時她們離善還是太遠，很快她們又關上了對話的大門，再次被嫉妒吞沒） Ulanov A , Ulanov B . Cinderella & Her Sisters: The Envied & the Envying[J]. Daimon Verlag，2012.

7. 葛翠琳. 葛翠琳童話選[M]. 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3.

8. 鄭碩人，顧乃晴.中國童話[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9. 一葦.中國故事[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作者/王帥乃

編輯/申嬋 青青子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