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教63年，做南開大學校長20多年，培養院士十多人！

今天是我國農藥化學、元素有機化學的開拓者、奠基人楊石先誕辰120周年。楊石先是我國化學界的泰斗，農藥化學、元素有機化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也是教育界的一代宗師，其教澤廣布、桃李滿天下，為國家培育了幾代棟樑之材，其中遴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者十餘人。

楊石先1923年自美國留學歸來即入南開大學教席。他在南開早期，任化學系教授，後兼理學院院長；西南聯大時期，任理學院及師範學院化學系主任，後兼教務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副校長、校長、名譽校長，從教達63年之久，終生服務、奉獻南開。在全國，楊石先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任期最長、且影響廣泛而深遠的一位大學校長。在南開大學，他和著名愛國教育家、南開創辦人張伯苓一樣，是與學校共生的永不分離的歷史偶像，影響了一代代南開人。

楊石先經歷了南開大學歷史上最為跌宕起伏的階段，並且在每個關鍵的歷史節點上都發揮了重要的或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教63年，知南開者皆知有楊老

楊石先少年時目睹國家積貧積弱，立下志願“用教育和科學重建家庭和復興祖國”。191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清華學業，赴美留學，主攻農科和化學。學成後他選擇回國到南開大學化學系任教，踏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期間他曾經婉拒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維蘭德教授請他留在德國的要求，也放棄了留在美國的機會。他說，“我的國家更需要人，我要把我的知識奉獻給祖國。”

為了提升南開大學化學系的學術水平，在系主任邱宗岳的支持下，楊石先陸續從國外聘請回來了多位教授來任教，為南開化學系後來形成自己的優勢和特色奠定了最初的基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成立不足兩秩的南開大學即取得盛績。原因之一是各系科都有堪稱大師級的教授發揮着引領作用。在化學系，楊石先和系主任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預為謀劃欲將與國計民生聯繫較廣的有機化學作為重點發展方向，並將實驗教學作為加強學生科學訓練的重要環節，爭取經過若干年努力能與一些著名大學比肩。不負所望，在長期歷史積澱過程中，他們終使有機化學形成世所公認的南開優勢學科，使重視學生實驗操作能力培養及基本科學訓練成為南開幾十年來的師承傳統。

抗日戰爭時期，楊石先是南開慘遭日軍野蠻轟炸的歷史見證者，也是西南聯大創造中國高等教育史輝煌的功勛人物之一。1937年暑假期間，張伯苓校長相繼赴廬山、南京開會。此際，楊石先和南開秘書長黃鈺生看到日軍士兵頻頻來校滋擾，預感形勢危機，便組織師生向英租界轉移學校貴重物資。7月29日、30日當日軍轟炸南開時，他們二人不顧個人安危，帶領留校師生乘小船向黑龍潭(今水上公園)方向疏散。南開被炸兩個月後，當時教育部決定北大、清華、南開在長沙合組臨時大學，楊石先迅即先南下再西行輾轉前往參與籌組工作。1938年1月學校繼遷昆明，並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楊石先代表南開和北大秦瓚、清華王明之教授先行入滇勘察校址、安排遷校事宜。在聯大，楊石先歷任重要領導職務，並以極高公信力深孚眾望。當時聯大實行由三校校長組成的三常委領導體制，共商、綜理學校一切重大事宜。由於張伯苓常駐重慶，便由楊石先和黃鈺生共同代理南開在聯大事務。聯大以其卓著的辦學業績，蜚聲海內外，為我國教育、科學、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楊石先和黃鈺生作為南開最權威的代表性人物，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楊先生曾三次留學海外，每次都有機會留下，但他卻三次回國，始終不放棄科學和教育救國的理想和責任。他是跨越兩個時代中國“士”的典型，也是南開精神最偉大的實踐者和傳承者。

新中國成立後，楊石先擔任了南開大學校委會主席，1957年任校長，除去“文革”10年，楊石先全面主持學校行政工作長達20餘年之久。這一時期，他把培養高質量人才，作為學校的根本任務，指出“大學培養的學生，其質量決定着學校工作的成敗”。上世紀60年代初，為糾正一度忽視教學質量的傾向，他堅定支持制訂《南開學則》，整頓教學秩序，規範教學管理，其積極影響一直延續至今。他積極倡導高校應承擔教學和科學研究雙重任務，並形成了後來高教界的共識，即大學應辦成教學和科研兩個中心。

做好學校管理工作的同時，楊石先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1956年，他參加了周恩來總理主持的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制定工作，並受周總理的委託，毅然放棄了從事十幾年的藥物化學研究，開始了農藥研製的任務，帶領科研人員，經過數以百計的實驗，研製出磷32，除草劑一號等農藥。為確保我國糧食穩產，糧食安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後來提出的“發展學術，繁榮經濟”的主張，正是他總結自己的科研實踐，探索科研工作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所凝聚的思想。楊石先的影響是全國性的。他曾連續4屆擔任中國化學學會理事長，第二屆全國科協副主席；多次以化學組組長身份參加我國教育和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編製工作，成為我國化學研究的卓越組織者。

“文革”前的17年，南開大學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教學質量、科研水平上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提高，而成為我國教育和科研體系中的重要骨幹力量。

“文革”期間，楊石先受到了“莫須有”的誣衊和攻擊，但他堅持真理，蔑視強梁，表現了一個堅守道義使命的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

1979年，他被重新任命為南開大學校長，這個時候他已經是82歲的高齡了，他的個人威望是當時最感欠缺的無形力量。楊石先復任校長後，他感到當時最嚴竣的問題是面臨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的斷層危機。為了彌補十年浩劫所造成的人才損失，他不遺餘力地抓教師隊伍建設。他不僅和學校領導層一起殫思極慮地謀劃各種舉措，而且在諸如派遣教師出國進修、爭取海外學人來校工作、恢復國際學術交流、召迴流失各地的南開優秀教師等等措施的落實上親力親為，不遺餘力。這樣一位年逾八旬高齡的老人，仍不避繁難、全神貫注於工作，這種對事業的忠誠，對南開的責任擔當，使人無不為之動容。

在楊石先6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為我國培養了大批化學領域的頂尖人才，還先後為南開大學引進了陳省身、葉嘉瑩等專家、學者，帶領南開大學迅速走向國內前列。

1980年，楊石先響應黨中央號召，率先提出辭去校長職務的請求，在全國高教界產生了極大影響。1981年，中央接受了他的請求，並任命他為南開大學名譽校長。

繼張伯苓之後，楊石先成為南開大學歷史的又一創造者。幾十年來，他孜孜矻矻、鍥而不捨，以其事業的成功和人格魅力，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重和讚譽。楊石先的繼任者、原校長滕維藻曾言：“世人知中國者皆知南開，知南開者皆知有楊老。楊老是南開的化身”。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

楊石先的人格精神內涵，既包括他對國家、對事業的強烈情懷和無比忠誠，同時還包括他的襟懷、操守、氣度、涵養等皆為世范的個人品德修養。

楊石先在長期辦學中，尊重教師、依靠教師，熱愛學生、服務學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為己任。他一貫主張選派有經驗教師講授基礎課或開設高水準課程。他常常深入教研室，調查研究，而後將聽取的意見分類整理，作決策參考。他對學生充滿摯愛感情，不顧工作繁忙，在辦公室或家中接待來訪的學生，還親往學生社團巡視，了解學生的文體活動，鼓勵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

無論在南開或是西南聯大，楊石先始終堅持親自講授基礎課，直至身居學校高位時。申泮文院士回憶說，楊先生認真對待每一堂課，先點明課程重點，再鋪敘講授，而後輔以演示實驗。加之他嚴整的儀容、簡練的語言，精準的講課節奏，吸引着每個學生，有很高的課堂效果。唐敖慶院士評價楊先生的課“內容豐富，講解清晰，富有啟發性”。

楊石先有幾塊不同的表，每次上課的時候在西裝背心小口袋裡揣着一隻金殼懷錶，手腕上還帶着手錶，上課時候為了掌握講課節奏，有的時候看懷錶，有的時候伸長手臂去看手錶，有時候又從西服褲子口袋裡拿出一隻沒有鏈子的懷錶擺在講課桌上，這件事在學生中也傳為美談。他每次上課都有一個花名冊，第一次上課就跟學生約法三章，把學生坐的椅子排號，每個人都是固定的座位，誰沒來上課，一眼就能看出來，時間不會花費太多。

楊石先對學生關懷備至、愛護有加。聯大時期，當一些學生面臨經濟窘境時，他或是給予資助，或是舉薦兼職工作，甚至親自由昆明赴重慶為家境貧困學生爭取政府貸學金。另外，當一些準備出國留學的學生向他求教時，他細緻入微地就如何選擇學校、導師、課程，乃至國外的習俗、禮節等都給予詳盡的指導。不僅在校內，對社會上與其並無淵源的青年，他也始終給予無私的關懷。尤其在他的晚年，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函件，有的請教問題、索要資料、尋求幫助，有的通報情況或致意問候。對其中一些重要函件他大都親自回復，或點撥釋疑，或伸以援手。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楊石先為世人展現了一位教育家的完美形象。

楊石先襟懷豁達、中和持重，為人處世公正無私，自有一種有容乃大的平和之氣。西南聯大時期，三校有不同的辦學風格，教師有不同的學術淵源。在化學系，北大、清華有許多個性耿介的大牌教授。楊石先能消弭門戶之見，做好系主任殊非易事。“己欲達而達人”，楊石先大度處事，包容禮讓，以其學術上的聲望和品德上的修養而深孚眾望。當時，為了糾正一些教授只教專業課的偏見，他帶頭開設普通化學、高等有機化學等基礎課。當有些教師因路途較遠不願去工學院上課時，他以身作則，親自去授課。見系主任率先示範，誰也不再推諉了。另外，在戰時條件下，他還想盡一切辦法改善實驗條件，得到師生讚許。1981年，時任北大化學系主任張青蓮院士曾賦詩曰：“一成三戶，我系兩雄，安定團結，賴公折衝”；“天開雲端，百花競美，化學各界，公執牛耳”。詩中稱頌了楊石先執掌聯大化學系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中國化學學會期間所發揮的歷史性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大學領導體制幾度變更，相繼執行過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及“校長負責制”。在上述任何體制下，楊石先都是學校最高行政領導人。楊石先從不追求個人權力，他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是超越權力之上的。不論執行何種領導體制，他都本着互相尊重、團結合作的精神，以辦好南開大學為目標，從全局觀念審視問題，按照領導關係和民主程序行使職權。當他的校長職責與科學家的職責發生衝突時，他舉薦滕維藻、吳大任協助他共理校政。在楊石先任內，學校領導班子之所以從未發生過無原則爭執，形成一個比較和諧的整體。

楊石先對個人修為的嚴格自律，一直是其專註堅守的人生目標。他的學養與品德互為表裡，他的內在精神與外在舉止和諧依存。

走近楊石先的日常生活世界，從他的儀容、談吐、行為舉止、待人接物，可以感受到他的優雅氣質。他衣着得體、嚴整，話語溫和、語速不疾不緩，坐姿端正、步履從容，起居規律，涉交守時，生活簡樸，沒有不良嗜好，處處表現得嚴謹、低調、內斂不張揚。以守時為例，有的領導視遲到為顯示其地位的象徵，楊石先則認為這是對人不尊的失禮行為。因此，不論開會、赴約，他都先人一步，從不遲到。他主持會議，意旨明確，要言不煩，準時開會，按時散會，從不開“馬拉松”會議。在其他的工作生活細節上，他也表現得持節守禮。如接聽電話，他總是平易禮貌地對着聽筒說“楊石先在聽電話”。公事也好，私事也罷，他隨即在便箋上作扼要記載以待處理。他有早睡早起的生活習慣，師生們常見他排隊買早點，大家恭敬地讓他先買，他總是婉拒大家的禮讓。無論做什麼，他都遵守規則，盡量不給他人帶來不便。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內在修養的自然表露。

楊石先沒有特權觀念，工作、生活上都嚴格自製自律。作為一校之長，長達數十年之久，他始終不要求為自己配備公務專車，赴京開會有時坐硬座車廂，遠程乘機出行坐的是經濟艙。1980年他因病體虛，繁重的工作使他大感疲憊。在校黨委的強烈要求下，他幾經推辭後才勉強答應赴雲南作短期休養。當時航班很少，去雲南須前一晚在京過夜，次晨搭機。當入駐首都機場賓館後，他得知一夜宿費要70元，便喃喃抱怨“賓館敲竹杠”，一邊對陪同人員說：“一榻可安，何必這麼浪費！”返程時，只好選擇在教育部招待所過夜。重返昆明故地，當地兄弟院校領導和聯大老校友紛紛前來拜訪、敘舊，也免不了安排宴請。楊石先不喜歡飯局應酬，除劉披雲(雲南省政協副主席、南開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在他抵達當日以一碗過橋米線和幾碟小菜為他接風洗塵外，在昆明一月之久則無筵無席。楊石先公私分明，幾近嚴苛的程度。他的私人函件，都是使用自己購買的信封、信箋，貼足郵票後交人寄發，從不搭“郵資總付”的便車。公器私用的事情與他毫無瓜葛。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楊石先一家的生活應該說是優裕的，但他並不富有。他沒有房產，住房是學校統一分配的。他一家三代住在東村43號。這是一處略感簡陋的清水紅磚平房，與數十戶普通教職工為鄰。日久，房子已顯老舊。儘管住房並不十分寬裕，他還先後接納鄭天挺、朱劍寒、鍾湞蓀3位教授在他家寄宿多年。他家中無顯貴家俬，沒有文物收藏，銀行儲蓄不多，而且在他去世後其存款由子女們捐作獎學金。在財富、慾望至上的價值觀大行其道的當下，楊石先自製自律的道德操守和以儉素為美的人生境界，尤其顯得其人格精神的高大。

楊石先的私人生活有着很高的格調。古典詩詞是他心靈的棲息地。他尤其喜歡宋詞，書桌上總是擺着一卷線裝詞集，外出開會也不忘帶在身邊。他沒有午休習慣，閑暇或午休時，或捧卷品讀，或掩卷沉思，有時還執筆抄錄。徜徉經典之外，他還寄情園藝。園藝是他從幼年起就培養起來的另一種生活情致。他的園藝知識非常淵博，不論植物學名、習性、種植方法、花期都瞭然於心。在他房前種有幾株刺柏、數竿翠竹和一簇簇玫瑰、月季。他的花圃不論春綠秋黃，此謝彼開，錦簇花團常常引來過往師生駐足觀賞。有人在《再憶楊宅玫瑰》一詩中贊曰：“顧盼神飛忘俗花”、“輕黃淡白玉無瑕”。這是借花卉素雅之美比擬楊石先冰清玉潔的高尚品德。

治家嚴、家風正。走近楊家會感受到一種從容、和諧的氛圍，無論長幼都靜悄悄地做着自己的事情。這種家風是在楊石先夫婦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涵養下形成的。他們要求子孫尊德守禮，生活有節、有序。楊石先尤其重視培養後代的自立意識。在他們求學、就業等人生重大問題上，他只提出指導性建議，如何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完全靠他們各自的興趣和努力，他從不以自己的職權和威望蔭庇子孫。在他身後留給家人的不是物質遺產，而是自立自強、誠實本分做人的精神財富。

耄耋之年，楊石先還在忙着爭取聯合國貸款從國外購進先進儀器設備、健全農藥科研體系、親自培養研究生，每天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直到1985年2月，他因心臟病不幸辭世，享年88歲。數年後，他的骨灰撒在了幾乎伴隨他一生的馬蹄湖內。

斯人已逝，但他對國家、對信仰、對事業的忠誠，令人仰止的人格精神，將值得歷史永遠銘記。去年11月，中國科協和教育部等單位評選了12位“共和國的脊樑”，楊石先入選其中。

本文原載《南開大學報》2016年12月30日第3版，作者王文俊。天津廣播刊發時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