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台灣猝死，胡適寫悼念詞，連用了十三個“最”形容

本文來源公眾號：腦洞時史

關於傅斯年，吹捧他的人有很多。

論誰把他捧得最高？當屬胡適。

傅斯年在台灣猝死，胡適寫悼念詞，說傅斯年是“世間最稀有的天才”。

說了“最稀有的天才”還覺得不夠，後面還一口氣連用了十三個“最”來形容。

胡適是倡導白話文的，他寫給傅斯年的這一段悼念詞自然是用大白話寫的。

如果胡適要效仿封建社會給帝王將相議謚號，估計他給傅斯年議的謚號在字數上一定會超過乾隆皇帝或慈禧太后的謚號字數。

別的不說，單說這一連串的十四個“最”字，如果出現在自媒體文章上，一定會被判定為標題黨；如果出現在廣告詞上，一定會被罰。

胡適這樣推崇傅斯年，那是有原因的。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書香門第家庭，家族裡人才輩出，其中最厲害的當屬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他是清代開國第一位狀元，曾任清朝順治和康熙兩位皇帝的老師。由於後輩不善持家，傅斯年出生時，家族已經落敗，窮困潦倒。

傅斯年的童年是在忍飢挨餓，到處與母親討飯中度過的。雖然成長環境艱苦，但也成就了傅斯年堅強不屈的性格。他努力讀書，終於考上了北京大學預科班。

進入北大後傅斯年以優異的成績連續三年霸佔年級第一名，無人能超越，被同學們稱為"孔子之後第一人"。而胡適對傅斯年的高度評價不僅僅是出於對傅斯年文學成就的欣賞，更多的是傅斯年對胡適的敬愛。

胡適與傅斯年亦師亦友，兩人的關係甚為親密。當時受到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勤工儉學”的理念應運而生，在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留學成了無數學子心中的夢想。為阻止傅斯年繼續組織學生遊行，胡適決定讓他出國留學。

他找到傅斯年：“斯年，你現在的處境很危險。作為學生，你的本分就是專心學習，政治上的事情不要過多參與。如今去歐洲留學是你最好的選擇，只要你願意，北洋政府那邊我去談。”

因為種種現實原因，傅斯年最終還是聽從了胡適的建議，坐上前往歐洲的輪船。在長達七年的留學時間裡，傅斯年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刻苦攻讀，尋求救國之法，希望學有所成那天再回來報效祖國。

7年留學生活，他一個文憑都沒拿下來，卻收穫滿滿。從生理學到心理學、從數學到語言學、從地質學到哲學，活活的把自己整成了一個“百科全書”。

1926年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學回國。2年後，受蔡元培委託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任職所長之職。

頂着這樣大的一個中央機構，傅斯年一點都驕傲，也不曾有一絲怠慢。他對待學術的耿直態度，一如往出的尖銳。

當年燕山大學的學生王世襄，想要到他的史語所謀職，前後委託了幾個朋友找到了傅斯年。結果傅斯年絲毫不給朋友面子，耿直的拒絕說：“燕大的學生，是沒有資格上史語所的。”

弄的朋友和王世襄一臉尷尬，都下不來台了。

一位哲學家曾經說過：“世上三種東西無法挽回：一是潑出去的水，二是流逝的時間，三是說出去的話”。

傅斯年一生光明磊落，嘴上還從沒饒過誰。他對事不對人的耿直態度雖然得罪了不少身邊的朋友，卻也博得了眾多人的欽佩和讚美。

晚年的王世襄回憶此事時，仍然會被當年傅斯年的霸氣所折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用了不到4個月的時間就佔領了東三省。

日本軍國主義為了美化侵略，宣稱東三省從古至今就不是中國的領土，傅斯年為了揭露日本侵華的醜惡嘴臉，組織史學家寫出了《東北史綱》一書。

書中闡述了東北三省自古至今就是中國的領土，有力、有理、有據反擊了日本政府的荒謬言論。

這本書呈給了國聯調查委員會，後來為確立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傅斯年為維護國土完整做出了巨大貢獻。

1934年，傅斯年下定決心了結舊婚姻，不久後，傅斯年忍痛拿出一筆數目不小的分手費，當做“青春補償費”交給原配丁蘸萃，這段維持了20多年的舊婚姻才畫上了句點。

此時的傅斯年之所以敢下如此大的決心，乃是因為，他已經心有所屬，這個女子，是一個與原配截然不同的新式女子俞大彩。她是傅斯年同學俞大維的妹妹，上海滬江大學外語系畢業。

1934年8月5日，重獲自由身的傅斯年，在同學俞大維的撮合下，與俞大彩結成連理。這年，傅斯年38歲，俞大彩30歲。

婚後一年，即1935年9月，傅斯年的兒子傅仁軌出生了。此時沉浸在喜悅中的傅斯年，不由分說將老母親接到了北平和自己一同生活。

七七事變前，傅斯年一直堅持在北大史學系授課，危城講學，大義凜然，不改英雄本色。同時和胡適一起，協助蔣夢麟處理校務，在籌款和聘請教授上，為北大中興做出了貢獻。七七事變後，北方几

所大學奉教育部命令南遷。傅斯年向教育部建議，將其中最主要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合併，組成一所聯合大學，這個建議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這就是後來遷至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期間，傅斯年一直在西南聯大兼職，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近乎逃難的日子裡，不遺餘力地保存學術，維繫學校的生存和發展。

　　傅斯年的“炮口”不僅對着日本侵略者和日偽漢奸，還指向國內腐敗不堪的貪官污吏。體胖的傅斯年曾說自己“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此話並非虛言，他的“偉大的動量”壓倒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的兩家——孔祥熙和宋子文。

為了將腐敗的孔祥熙拉下馬，傅斯年花了8年時間搜集證據。沒想到老蔣撤了孔祥熙，換上的仍然是親戚宋子文，比孔祥熙沒好多少。

傅斯年氣憤不已，在報紙上接連發文，炮轟政府的腐敗，要求宋子文滾蛋。

傅斯年的影響力太大了，新聞媒體都一擁而上推波助瀾，老蔣一時間被千夫所指，只能灰溜溜撤下了宋子文。

1945年7月1日，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了北大校長傅斯年和黃炎培、章伯鈞等文化界參政員。因為北大的緣故，毛澤東與傅斯年暢談了一夜，還贈送給傅斯年一副手書條幅。

然而，毛澤東的熱忱，並沒有換來傅斯年的認同，在參觀延安大禮堂時，看着各地敬獻給毛澤東的錦旗，傅斯年笑道：“堂哉皇哉。”毛澤東默然。此後，傅斯年與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漸行漸遠。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北平淪陷期間繼續在北大任職的教授們全部開除。
面對說情者，傅斯年毫不留情地痛斥：“如果不懲罰這幫漢奸，怎麼對得起那些為了民族大義跑到大西南的教授？他們受的苦難，豈是留在北平享受日寇恩惠的狗漢奸能想象的！”
在傅斯年毫不留情的政策下，包括周作人在內的一大幫教授都被趕出了北大。

雖然傅斯年看起來天不怕地不怕，實際上他也曾經想不開過，傅斯年坦言自己曾經險些自殺尋短，可見所謂人不可貌相這句話是真理。傅斯年雖然看起來是一個無所畏懼的英雄，但與此同時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文人的影子。從1947年開始，傅斯年就變得焦慮不安，此後的三年里傅斯年瘦了三十斤。前半生他有多風光，晚景就有多凄涼，晚年時期的傅斯年一直要靠稿費維生，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忘做善事，也沒有改掉他直爽的性子。

1949年，傅斯年隨史語所遷至台北，兼任台大校長。

1950年12月19日，一個寒冷的深冬，時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還在燈下趕稿。他身上所着棉袍，早已敗絮叢攢，頂不住寒意，凍得瑟瑟發抖。妻子俞大彩看着心酸不已，催他早點休息。他擱下筆回復，“我正在為董作賓先生辦的《大陸雜誌》趕文章呢，這稿費很重要”，繼續趕寫。

隔日上午，也不知是否有過休息的他，早餐都沒怎麼吃，又興匆匆趕着去參加蔣夢麟（原北京大學校長）組織的教育行政質詢會議，被一位外號“郭大炮”的參議員指責台大歧視台籍教授和原住民學生。傅斯年作為校長怒髮衝冠，上台一一批駁，卻因情緒過於激動，突發腦溢血倒在當場，繼而過世，終年54歲。

傅斯年不幸去世後，新聞報道廣播說“傅斯年先生棄世”，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台大學生怒不可遏，聚眾示威，要求校方必須嚴懲兇手。後來官方只能反覆解釋澄清說，傅校長不是“氣死”，而是“棄世”。

實際上，傅斯年先生雖然是因突發腦溢血“棄世”的，但究其根本原因，也確實是“氣死”的。

傅斯年逝世後，遺體安葬於台灣大學校園內。台灣大學的象徵“傅鍾”，正是為紀念傅斯年設立的，每節上下課“傅鍾”會鳴響21聲，因為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總是那麼有力量，讓人忘了他也有脆弱的時候。

老傅很明顯的脆弱，有三次。

第一次，就在他大出風頭的五四運動之後。

彼時，新文化運動開始與社會政治革命合流，並逐漸被後者沖淡。

陣營也開始分化，蔡元培離開北大，陳獨秀轉向社會革命，胡適要整理國故。

作為新青年戰將的傅斯年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後面聽了胡適的建議，出國留學去了。

圖 | 工作中的傅斯年

第二次，在抗戰時期。

雖然抗戰時傅斯年熱情高漲，不遺餘力地宣傳抗戰思想。

但在內心裡，他有過很悲觀的時刻。

一次，他跟陳獨秀聊天，“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我感到人類到了最後的運命。”

後來反而是陳獨秀旺盛的戰鬥精神鼓舞了他。

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在去往台灣之前。

好不容易抗戰勝利，內戰又打起來了。

傅斯年不得不跟蔣介石一起去往台灣。

圖 | 傅斯年與蔣介石

有的好友死了，有的跟他疏遠。

將要離開這片生他養他的大陸時，他感到心灰意冷，甚至隨身攜帶一大瓶安眠藥，隨時準備自殺。

被夫人精心的看護阻止了。

在老傅生命最後的十多年裡，他其實已經是個切切實實的病貓，生過幾場大病，身體出現高血壓等各種問題，卻還要強撐着揮灑他的力量，直到散盡。

傅斯年，一介書生，無滔天權勢，也無百萬金銀傍身。然而就是這樣除了學問與熱血一無所有的傅斯年，以一己之力，將兩個有權有勢的大貪官從高位上拉了下來，縱觀整個明國，能與與之比肩者，何人哉？

於傅斯年而言，心中的道義是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縱使千難萬險，只要是義之所在，便無懼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