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評《下沉年代》｜新美國史之“拜登外史”

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楊靖

《下沉年代》，[美] 喬治·帕克著，劉冉譯，文匯出版社/ 新經典文化，2021年1月版，520頁，108.00元

《紐約客》專欄作家喬治·帕克暢銷書《下沉時代》副標題是《新美國秘史》（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不過換個角度看，稱之為《拜登外史》也未嘗不可，因為書中相當篇幅乃是其貼身幕僚的近距離觀察和爆料，可以聊補正史之不足。

《下沉年代》描繪了一個即將崩潰瓦解的超級大國（unwinding有解體、解密之意）——與其稱之為美國，不如稱之為“沒國”，或稱“操蛋國度”（Clusterfuck Nation）。在這裡，華爾街精英無非是詐騙團伙精英，華府的經濟政策和頂層設計根本無力施行，堅信美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以民主、自由、平等為立國之本的富裕而強大的國家，即所謂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更成為笑談。相反，普通民眾只能依靠出賣勞動苦苦謀求生存：他們早已失去獨立和反抗精神，淪為壟斷集團的附庸和工具，淪為字面意義上的“沒國人”（Americain’ts）。照《紐約時報書評》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說法，帕克這部借鑒小說筆法、如萬花筒般呈現的新美國史，是他迄今為止“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堪稱是“美國夢”幻滅的現代版——帕克本人也坦承本書立意及文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蕭條時期著名小說家約翰·多斯·帕索斯《美國》三部曲（1930-1936）的影響。

帕克在接受媒體訪談時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紀結束以前，美國人普遍相信存在一種契約——一種所有人自得其所的契約：“當時的人們比現在受到更多的約束，擁有更少的自由，但他們有更多的安全感，每一代人都感覺下一代人能夠有所完善，做得更好。”但從上一代人（八零後）開始，這種契約已經無法履行。對此帕克解釋說：“許多美國人覺得他們在孤軍奮戰，沒人會幫助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社會存在一種不公平現象，那就是精英階層蒸蒸日上，而普通人，包括那些過去或許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人，卻在生活的泥潭中難以自拔。”這也正是作者在本書中所探討的問題。通過展現社會名流與普羅大眾的生活片段，帕克發現美國衰落的乃是歷史的必然，因為美國人喪失了共同的價值觀——正如書中人物小說家雷蒙德·卡佛所言：“這一刻到來了：妻子和我認為神聖的、有價值的、值得尊重的一切都分崩離析，包括每一種精神價值。”

本書通過巧妙穿插講述了五個故事：迪恩·普賴斯是一位里根時代的共和黨人，抱有樂觀精神，而後成為奧巴馬改革方案支持者，並致力於在南方鄉村推廣生物柴油，但在突如其來的能源危機中遭受重創；塔米·托馬斯是俄亥俄州揚斯頓市一位非裔美國工人，在“去工業化”的浪潮中，當地實體化的工廠被關閉，城市開始衰敗，至1983年，該地成為名副其實的“銹帶”（Rust Belt），彷彿癌症病人慢慢被殺死——作者將病因稱為“死亡螺旋”（Death Spiral），即經濟實體陷入債務持續上升、效益卻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傑夫·康諾頓是一位從政的律師，職業生涯初期，即追隨政壇新秀喬·拜登參議員，後來在政治理想主義和黨派利益誘惑之間搖擺不定，最終心灰意冷，選擇了遠離政壇；貝寶（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是硅谷億萬富翁，他信奉自由主義，認為互聯網革命的實質是虛無，並對其前景憂心忡忡。本書第五個故事講述的並非某個人物，而是一座城市，即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講述這座美國城市如何在次貸危機及其所引發的金融風暴中經歷生死考驗。

拜登

帕克將這些私人故事與當時公眾人物的生平事迹交織在一起，將相關的新聞標題和簡短的傳記、評論等拼貼在人物特寫中，使得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本書中出現的公眾人物，不僅包括金牌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沃爾瑪創始人山姆·沃爾頓（Sam Walton）、說唱歌手肖恩·科里·卡特（Jay-Z），也包括眾議院前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當然更包括康諾頓長期追隨的政壇常青樹喬·拜登。作者將名人軼事與各種報紙頭條、廣告標語甚至流行歌曲組成光怪陸離的“馬賽克”，以此折射時代涌動的洪潮與暗流。

作為一部榮獲2013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的暢銷書，書中的事例引人入勝，足以讓世人在這裡讀懂美國。所謂“下沉年代”，作者其實意指近四十年來美國規模較大的三次社會轉型：1980年代第一次轉型的具體表徵為中產階級收入停滯，社會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根據作者的解析，這種轉型與信息時代勞動力市場性質的變化、家庭結構的變化、醫療成本的上升以及高等教育質量下滑等因素息息相關。第二次轉型是2008年嚴峻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作者認為，這場經濟衰退的誘因既有全球資本的失衡和美聯儲政策的不力，更有華爾街的貪婪和風險評估模型的失靈。而當下最為嚴重的第三次轉型則極有可能導致國家政治結構和經濟制度的全面瓦解。帕克堅信，出現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已宣告失敗，精英階層成為財閥的槍手和幫凶：“政治家和將軍們已經成為顧問、專家。軍隊由專業人員組成，而非公民。公立學校讓公民的子女都成了半個文盲。”——而精英背後的財閥才是這場金錢和權力遊戲的暗箱操縱者。熟稔華盛頓和華爾街遊戲規則的人都知道，美國的權力中心存在大量的“自我交易”（或稱轉手交易），其中絕大多數完全合法，無懈可擊。但是，正如帕克在書中一再追問的那樣：這些來自哈耶普（以及沃頓）等世界頂尖大學的精英，這些自古以來最具多元文化身份、最倡導機會平等的精英（階層）為何甘心情願被收買（或出賣），並最終墮落為利益集團的玩偶？帕克提出的“頂層腐敗”理論或許是主要原因，但並不能真正解釋長期以來薪酬停止增長、貧富差距加大、社會資本日益集中等現象，這些現象背後顯然有更複雜的政治文化因素。

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曾經創造出世界上最偉大的工業強國，而現在，隨着美國民主的衰落，這一時代即將走向沒落和終結。借書中人物之口，帕克為“沒國”預言了一幅能源緊缺的末日畫卷，其中包括基於汽車的市郊生活方式的奔潰，公共社會秩序的坍塌，以及游擊戰式的暴力革命四處蔓延——整個國家將分裂為半自治的核心區域和武裝割據的地方政體。正如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反烏托邦科幻小說《雪崩》（Snow Crash）中描繪的那樣，此時美國大部分地區已成為強大的企業財團和黑手黨管理的主權飛地——誰也無法逃避他們身邊的暴力和社會分裂。

這也是帕克寫作本書的初衷，作為調查記者，他有責任和義務向國人揭露美國正在“下沉”的真相：日常生活的結構被瓦解，傳統價值觀被摧毀，精英階層唯利是圖，政府領導人“玩忽職守”。根據他的診斷，如今“美國生活中唯一默認的權力”，是“有組織的財閥”。其勢力之強盛，連政治人物也難免受其操控。書中主要人物之一傑夫·康諾頓，正是在洞穿華盛頓與華爾街的內幕交易後，才黯然退場。而他和拜登之間長達十餘年“親密無間”的政治合作，也為讀者了解這位當選總統提供了別樣視角。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康諾頓以喬·拜登為榜樣，立下雄心壯志，成為拜登的競選助手、募集資金者、華盛頓說客和美國政事局內人（insider）。但在金融危機期間，目睹華府權貴的勾心鬥角和骯髒交易，康諾頓對拜登的崇拜連同其政治抱負一同破滅——他在帕克面前控訴拜登“冷酷無情”，是不折不扣的冷血操縱者：除了他本人的總統夢，別的一概漠不關心。

作為阿拉巴馬大學的一名商科學生，康諾頓當年曾邀請參議員拜登蒞臨學校發表演講。拜登的口才和親民形象令康諾頓印象深刻，他立誓，如果這位參議員競選總統，他願竭誠效勞。1988年，已經獲得MBA學位的康諾頓放棄待遇優渥的工作崗位，作為籌款人加盟拜登的總統競選團隊。拜登競選失敗後，康諾頓進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擔任助理。之後，在克林頓任內，他在白宮法律顧問阿布納·米克瓦（Abner Mikva）手下工作。在此期間，康諾頓親眼目睹種種政治勾當和暗箱操作，目睹華盛頓政要名流的虛偽假面被一層層揭開（他們最有良知的聲明是，“政治並不全然是為金錢”）——當精英階層和壟斷集團賺得盆滿缽滿之時，這個國家的普通民眾卻如待宰的羔羊，苦不堪言。身為“局內人”，康諾頓開始醒悟，所謂美國的民主制度，當初創設之時其根本目的在於保護私人財產，而今日則演變為保護權貴資本。民主已然變質，立國之本動搖，國家陷於內亂紛爭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要改變這一切，唯一的方法就是擺脫資本主義——這也是康諾頓理想幻滅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一願景在美國根本無從實現。

在華盛頓，儘管康諾頓被視為“拜登黨”（或稱“拜登跟班”），但事實上他認為自己並未得到“公平對待”——比如“忘恩負義”的拜登拒絕讓米科瓦舉薦自己進入內政部，康諾頓對此深感失望。離開白宮之後，康諾頓對包括副總統拜登在內的奧巴馬總統班底的幻想徹底破滅；他搬至佐治亞州靠海的薩凡納鄉間，專心著述，出版了一部回憶錄——《收益：為何華爾街總是贏家》（The Payoff：Why Wall Street Always Wins）。據作者本人宣稱，本書是對上述所有“失去信仰的人們的真實寫照”。

在《下沉年代》一書中，藉助康諾頓的敘述，拜登成為並未正式登場的“隱形”主角。他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小城史克蘭頓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一向以中產階級訴求為己任，自稱“中產喬（Middle-Class Joe）”。自1972年當選特拉華州參議員至今，他在政壇深耕近半個世紀，堪稱美國政壇的資深人物。儘管早年患有口吃，被同學譏笑為“拜拜拜登”，但身殘志堅的拜登卻通過每日對鏡苦練，逐步糾正了這一毛病，並成長為一名出色的演講者。據康諾頓描述，正是在校園聆聽演講後，他被風度翩翩、平易近人的拜登所折服——他記得拜登的開場白：“我知道你們今天晚上到這兒來，是因為你們聽說我是一位偉人。”緊接着拜登說：“沒錯，我是廣為人知的所謂‘當總統的料’。”人群鬨笑，無不為他的幽默感所傾倒：拜登的名字為“Biden”，時常被人誤認為“Bidden”——後者有“被吩咐、被揀選”之意，常用於《聖經·新約》耶穌召喚他人的場景中——此處乃暗指拜登自命為天選之人。

在康諾頓看來，言辭幽默、直言不諱是拜登的強項，但更多時候不假思索也會惹來一身官司。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拜登在電視節目中侃侃而談：華爾街的白領犯罪如瘟疫流行，必將“禍及全美”，並將其根源歸結於政府司法部門監管的嚴重失職。隨後，他在紐約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公然宣稱：“人們相信，我們的司法系統及管理部門形同虛設，他們甚至可能從來沒有嘗試過如何有效地處理上層社會那些違背倫理且涉嫌違法的犯罪行為。”此言一出，立即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並引發白宮強烈抗議。

同年5月，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以色列議會的一次演講中把美國民主黨人比作二戰前對希特勒一味姑息退讓的西方領導人。拜登對此提出尖銳批評，聲稱布什的演講是“胡說八道”“令人憤慨”——由於涉嫌攻擊現任國家領導人，拜登後來被迫道歉，但事實上此後他並未稍加收斂。在他宣布與奧巴馬競爭民主黨候選人前，拜登接受《紐約觀察家報》記者訪問。他在訪談中評價對手奧巴馬是他所認識的“第一位口齒伶俐、聰明、乾淨而且外形好看的主流非裔美國人”，明顯犯了“政治不正確”（PI）的大忌，於是又不得不在第一時間出面為自己辯解：他本人無意貶損“過去的那些黑人總統參選人，更沒有輕視奧巴馬的意思”。這一事件被看作是拜登易犯低級錯誤的又一個例證——脫口而出的那些令他尷尬或者辭不達意的言論，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當中經常如迴旋鏢（Boomerang）給他本人及其團隊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2012年，拜登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描述自己的從政經歷時曾說，“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認識八位總統，和其中三位很親密。”——此處他使用的英文“親密”（intimately）一詞有暗示性關係之意，令人浮想聯翩。在媒體報道後，他又被迫出面澄清。《紐約時報》對此評論說，拜登時常會不小心“把腳放在嘴裡”（指犯錯誤），他頭腦中“薄弱的過濾器無法阻止他信口開河”。

除了言語“失當”，拜登的其他政壇糗事也被“身邊人”康諾頓一一道破。1988年，拜登第一次參選美國總統，信心滿滿，但很快被揭發其演講稿部分內容乃是剽竊——其中“金句”實際上出自時任英國工黨領袖金諾克（Neil Kinnock）。這一醜聞持續發酵，拜登在黨內同志重壓之下，不得不宣布退出競選。平心而論，拜登的首次競選失利與其說由於剽竊，不如說出於黨爭。眾所周知，拜登一向擅長以親民姿態拉攏選民，在當時的一次公眾集會上，他聲稱其祖先曾在賓州煤礦工作，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人生機遇，這令他感到“非常憤怒”——拜登的原意，不過在於共情（或煽情），但黨內外人士卻揪住不放，考證“拜登的先人中根本沒有礦工”，屬於惡意欺騙選民。不僅於此，拜登在法學院讀書時的“學術不端”行為也被媒體曝光——當時他在一門課程論文中引用了《福特漢姆法律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但卻沒有明確標註。儘管事發之後拜登被要求重修課程，並最終以高分通過，但畢竟算是操行方面的“一個污點”。此外，媒體還揭露出拜登對自己大學生活的誇大其詞：例如他在大學期間共獲得三個學位，曾靠全額獎學金進入名校法學院，畢業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以及他曾參加過民權運動，等等。一名政壇新秀有意無意的“自我吹噓”被無限放大後，上升到道德誠信的高度，無所遁形。一番窮追猛打後，拜登只得黯然告退——他說他的候選人資格已經被他過去的“不實陰影”所覆蓋。

與之相關的是，美國有線頻道公開播放的一則1990年代的影像資料一度也引發了轟動。拜登當時同意在一次不加剪輯的競選活動中全程佩戴麥克風——這在美國政壇堪稱史無前例。在長達九十分鐘的訪談節目中，有八十九分鐘他都表現得十分出色，但就在活動即將結束之時，一名選民問起他的法學院成績，很可能觸到了他的痛處，結果被拜登當面回懟：“我覺得我的智商可能比你要高得多。”——這一秒鐘的“脫口秀”雖然快意恩仇，卻也讓他付出了慘痛代價，否則他也不必等到數年後的2008年才開啟第二次總統競選之旅。

照康諾頓的觀察，雖然拜登因為此類失言常常被人戲稱為“喬炸彈”，但這並不能掩蓋他演講與表達的天才。許多時候，他總能用寥寥數語引發滿堂喝彩——比如在紀念肯尼迪總統遇刺的公開演講中，他的名句“不能僅僅因為我們的政治英雄被謀殺了，就說我們的夢想已經破滅；它深埋在我們破碎的心底”堪稱是教科書級別。2013年，拜登在新罕布什爾大學關於大學校園性侵問題發表演講時說：“不管你喝醉了還是意識清醒，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管你在床上還是在宿舍里，抑或在街上，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即使你一開始說同意，但隨後改變主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日後也成為廣為傳誦的名言。2019年，針對文萊打算實施伊斯蘭法律，允許對通姦和同性戀者處以石刑，拜登指斥這一行徑倒行逆施、“駭人聽聞”，並主張“不能用民族文化傳統為這種反人類的罪行開脫”。由於涉嫌干涉別國內政，美國國務院後來被迫發表聲明——但這就是拜登，我行我素，與一般政客畏首畏尾的風格大相徑庭。正如康諾頓所說，歷經兩次競選（當時尚未預料到這位年過七旬老人2020年的第三次競選），“拜登的人生已被研究透徹——就連他植髮一事也不例外”。他能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或許與這份“公開透明”的自信有關。

在公開場合以親民形象示人的拜登私下裡其實脾氣暴躁，“頗難相處”。尤其是在競選期間，由於事務繁忙，缺少睡眠，簡單對付的垃圾食品又有礙消化，導致拜登焦躁易怒。一旦動怒，他便會使用他最喜歡的俚語（“操他媽的白痴”）來稱呼他的男性下屬：“操他媽的白痴還沒把我要的簡介材料拿過來。”——該詞既是名詞，也是形容詞：“這個活動領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還是說你們太操他媽的白痴了連這也不知道？”而拜登動怒的原因，大多乃是由於籌款募捐惹出的麻煩。拜登痛恨籌款，痛恨它所帶來的麻煩和妥協。一次，康諾頓曾目睹一名年輕幕僚上車時手拿一份名單，提醒這位參議員“該打幾個籌款電話了”，不料拜登竟對他大吼：“你他媽給我滾下車去。”拜登的同僚中，有些人似乎大半輩子都在打電話籌款——加州參議員艾倫·克蘭斯頓據說哪怕在健身房裡騎室內腳踏車，也要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有時就為了籌得五百美元——但拜登幾乎從未打過此類電話（他更信奉面對面的演講溝通）。他痛恨那些人一方面為他寫支票一方面對他提要求，因為他無法忍受自己被利益集團挾持或綁架，更不想欠他們什麼人情。身居華盛頓多年，但他從不跟固化的上層階級打交道，而是每晚都會離開國會山的辦公室，穿過馬薩諸塞大道走向聯合車站，然後搭火車回到威爾明頓的家人身旁。2011年3月19日，為紀念拜登對美鐵和美國鐵路客運的支持，威爾明頓站被命名為小約瑟夫·R. 拜登車站——在拜登擔任美國聯邦參議員期間，他在本站和華府之間乘坐火車超過七千次，他也因與美鐵的深厚歷史而被稱作“美鐵喬”。而拜登本人更樂意自稱“普通人喬”，以示與華府權貴相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意味着一種近乎挑釁般的自負和倨傲。彷彿古羅馬剛直的保民官或法國大革命中的羅伯斯庇爾——“他無法被收買，因為他不知感恩”。或許正因為這一點，在康諾頓看來，在整個華盛頓，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沒人覺得他有朝一日還能當上總統——而拜登對總統大位的執念和迷思已經變成了政壇廣為流傳的笑話。但正如康諾頓指出的那樣：似乎很少有人留意到，拜登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已在政界摸爬滾打四十餘年，他對美國人想要的東西了如指掌，他對總統職位的渴望也遠超眾人之上。在他身上展示出某種林肯式的悲劇性力量——堅忍剛強、百折不撓——也是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必需的特質和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至2008年間，先後擔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拜登在賓州威德恩大學法學院執教一門憲法學研討課，很受學生歡迎，往往一座難求。為了不辜負學生期望，公務繁忙的拜登有時會從海外乘坐專機飛回位於特拉華州的威爾明頓分校授課。帕克在《下沉年代》中對金融大鱷及權貴政要極盡嘲諷，拜登這一件小事可算得上是例外，或許因為它代表了美國人一向秉持的傳統價值觀。在行將解體的當下，這種極具理想主義的價值觀彌足珍貴。

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著名節目主持人瑞秋·馬丁（Rachel Martin）採訪時，針對後者提出關於（美國）國運興衰是否具有周期性這一問題，帕克認為從某些方面看，它的確具有周期性。最早的衰退出現在建國之後不久，第一代美國國父（Founding Fathers）去世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烏煙瘴氣的黨派之爭，嚴重撕裂了美國社會。1860年代內戰爆發說明美國民主共和制存在“先天不足”，1920年代經濟大蕭條宣告壟斷資本主義是美國社會的“頑疾”，而2008年金融危機則進一步應驗了這一論斷——當然，這並不代表美國社會已無藥可救。正如帕克在訪談結束時所說，“即使這個社會具有凝聚力的價值觀已經喪失殆盡，但它並非漆黑一團——其光明之處在於它仍不乏生機活力和美好的夢想，就好像《下沉年代》中的人物屢遭挫折卻永不言敗。當我將目光從名流政要轉向我身邊的普通人時，心中仍充滿了希望。”———借用偉人名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當此下沉年代，且看愈挫愈勇的拜登能否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