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經》中說:“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意思就是聖人雖然做了很多好事,但絕對不會居功自恃;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卻不會將這些功勞據為己有。
越是成功的人越有條件為自己炒作吹噓;越是有錢的人越是有條件炫耀擺譜;越是有才華的人越容易高高在上,自命不凡。
這樣的人雖然是成功人士,但他卻脫離了眾生,也脫離了大道,絕對稱不上是聖人。真正的聖人應該是高尚的,不貪功、不矯情、全心全意做事而不圖回報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種不同的人生,我們只需要做好自己就行了。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是因為看到了希望才選擇堅持,而是因為選擇了堅持才能看到希望。餘生漫長,時間自會給出答案。看到不等於看見,看見不等於看清,看清不等於看懂,看懂不等於看透,看透不等於看開。
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每一個糾結的現在,都來自一個草率的過去,並將走向一個遺憾的未來。
我們的行為和思維是有慣性的,如果我們在錯誤的道路上時間越久,我們就越積重難返。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要慎思善擇,這才是正念正道。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笨鴨先飛,笨牛勤耕。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作為人類群體中的聖人,他首先是一個智慧的人,他在世俗的迷茫中認為自己就是那個天選之人,他在自己尋找自己的過程中先讓自己明心見性,然後再重返世俗經歷世俗的實踐,在與整個文明的基因激烈的辯證後確認最終的方向,這才是我們未來人類要走的路。
據說意大利有一個著名的聖人,他遊走每一個城鎮,治癒當地的殘疾人。
一次,一個難民匆忙跑到一個小鎮里,因為據說那個聖人即將到來,而兩個跛足的乞丐卻匆忙地從那個小鎮逃出去。
那個難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急忙地逃走,他得到了一個令他很驚訝的答案:竟然也是因為那個聖人的到來。就像它們所說的那樣:“它肯定會治好我們,而之後我們又將用什麼來維持生計呢?”
這種情況發生在很多人身上,不僅僅是乞丐,甚至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它們對自己的病很執着,它們對自己糟糕的健康狀況喜歡得如此徹底,以至於他們暗地裡竟為此感到一絲驕傲。如果將它們的抱怨除掉的話,他們將因為失去這些抱怨而迷失了自己。
他們根本不知道聖人之治的基本的目的就是使百姓生活無憂,他們要實踐的就是老子在《道德經》中的思想:“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這樣社會才會長治久安。
話說商朝末年西周初年,有兩個人物備受推崇,他們被尊稱為“聖人”。
孔子推崇他們為“古代賢人”,“求仁得仁”;儒家推崇他們“仁孰大焉”;司馬遷專門為這倆人寫了傳記;韓愈把他們的德行比作泰山,稱讚其“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
這兩個人,就是伯夷與叔齊。
不過,在現在看來,稱他們為“聖”可能有點過了,他們更像是商末周初“死讀書”人的典型。因為他們不符合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的聖人需要學習,需要探索,需要開拓,以引領社會的精神。
眾所周知,精神存在於我們的肉體之中,並受其牽引和影響。而我們所面對的某個客體,或是在我們的心中業已形成的某種想法觀念即為牽引力和影響力的根源。
那麼,關於伯夷與叔齊,都有哪些故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最著名的兩人推讓君位。本來,伯夷與叔齊都是孤竹國國君的兒子,伯夷是長子,叔齊是三子。最初,國君想要叔齊當繼承人,但遺囑還沒有立,就去世了。按照傳統的制度,應該由長子繼承王位,但是,伯夷尊崇父親的遺志拒絕繼位,想推自己的弟弟叔齊上位。
而叔齊覺得自己繼位不符合禮制,對不起兄長,也拒絕繼位。這樣的爭執不下,兩人最後都跑了,反而讓最沒存在感的老二繼承了王位。怎麼說呢,這樣推卸責任的行為算得上賢嗎?讓一個沒什麼才幹的人當國君,這不是把國家與百姓置於水深火熱之中嗎?
所以說,這種逃跑之人,真的值得世人推崇嗎?聖人一定有自知之明,不會做過猶不及之事,更不會作“餘食贅行”之事,但伯夷和叔齊卻這樣做了。這是他們在顯示自己精神高尚嗎?
儘管我們知道人類的本性並不完美,人有攀龍附鳳、恃強凌弱、自私自利的鄙劣心性。但作為聖人,由於具備了神佛轉世的善心,他才智慧過人,英勇神武,才能號令天下,福利蒼生。
在我們的想象中,聖人無所不能且無人能敵,眾人對他懷有仰慕之心。聖人能把世界變得更好,會給眾人帶來諸多利益,所以人類對聖人很是期待。像這樣的“聖人”,哪有不被世人追捧的道理,哪有還逃避世俗的道理。
第二件事,就是伯夷與叔齊參政的事。商紂王執政時期,組織了一個使團出使周朝,其中,以紂王的兄長微子為首,成員有膠鬲,伯夷,叔齊等。膠鬲和微子接受了周王滅商的建議,被策反,願意在商當內奸,而伯夷與叔齊則不願意接受策反。
但是,伯夷與叔齊也沒有向紂王揭發,成為了既不幫商也不幫周的“中間派”。這樣做的話,這種人能有什麼價值呢?
伯夷與叔齊的這種做法,嚴重地違背了聖人不是一個標籤或稱號的特徵,因為聖人是天道精神在人之生命中的體現,主要體現為智力水平、精神境界和社會行為的統一。如果一個人達到這個標準就是聖人,不夠這個標準就不是聖人,所以,聖人也需要學習,也需要修持和進步。
我們的精神已融匯在我們身體的血液中,那種一脈相承的氣質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遺傳。它是我們的祖先對自身經歷的一種反應,體現了一種永無止息的生命力量。只要我們正確地理解了這一點,就能正視自身暴露的一些小毛病和弱點,就能利用自身的主觀能量去加以改變,讓我們得到提升。
我們的主觀能量的體現是:保留並發揚自身遺傳下來的好的、正向的性格特點。隱藏、修正或摒棄那些不好的、負面的性格特點。
因此,我們自身的意念性的精神絕不僅僅是簡單的遺傳,還有我們的家庭、事業以及社會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還有無數的人以及他們的思想感染了我們,眾多的直接或間接經驗啟發著我們,它們與我們自身的一些主觀性思考共同發揮作用。
第三件事,就是知道紂王無道,還勸阻武王伐紂。伯夷與叔齊告訴周武王說:“你父親剛死,就動刀刃,是不孝;以臣子的身份來討伐自己的君主,是不仁。”周武王聽完他們的話,被氣炸了,瞬間就想殺了倆人。這是在動搖軍心,怎麼能容忍呢?事實上,作為聖人,他必須維護廣大百姓的利益,決不能損害百姓。這就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最終,還是姜子牙的善心救了他們。既不能勸諫紂王向善又不讓武王伐紂,更不能救民於水火,伯夷與叔齊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呢?即使在其它人不太理解的情況下,也要實行自己的正確理念,這就是聖人的當仁不讓。
此時,聖人要做的就是實現與太上合一,就是合與大道,進入無極的境界,身心會得到充分調整,精神會得到無限升華,體現出大道成,通仙界的境界。聖人此時能夠感應到虛物質的存在,並且能以心能之力調動宇宙能量,調動陰性物質,造福人類,造福眾生。
第四件事,就是在武王滅商之後,伯夷與叔齊不吃周朝的糧食,跑到山裡隱居吃野菜。長期這麼吃,身體肯定不好,這時候還偏偏來了一個催命鬼。
這天,有一個叫王摩子的士大夫,進山遊玩。隨即,就看到伯夷與叔齊正在采野菜,便跟他們說:你們既然不吃周朝的糧食,為什麼還要吃周朝的野菜呢?這天下的東西不都是周王室的嗎?二人聽後,無言以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便是野菜,也是周朝的。伯夷與叔齊覺得王摩子說得有道理,只好不吃野菜。
那麼,他們吃什麼?
連野菜都不能吃,最終,只能活活餓死,白白丟掉性命。
餓死雖然有氣節,但是,人都死了,還要氣節做什麼呢?活着的時候,不能做一些利國利民的事,反而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這種連生命都不愛惜的人,又有什麼值得尊敬的呢?
所以說,伯夷與叔齊是“聖人”,有點名不副實。然而,無法否認的是,他們肯定是品德高尚之人,他們愛好和平,但是,他倆的做法和思想,對於社會的進步,卻沒有一點用處。伯夷與叔齊都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從來沒有提出過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政治主張。
這個時候,他們只是在空談“仁義”,又有什麼用呢?只有聖人達到了天為為公,共創大同世界這樣的精神境界,才會被百姓所接受,才會得到百姓的認可,才會得到百姓的支持。
雖然,伯夷與叔齊的氣節可嘉,但是,卻白白送命,這像極了孔子極力推崇的一個弟子,顏回。孔子讚揚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最終,營養不良,活活餓死。
顏回空有一身才學,沒有得到施展,沒有造福人民,就為自己所推崇的氣節丟了性命,這樣做,難道不可惜嗎?這當然可惜。他們根本就不懂得聖人的行為與道的原則相同,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把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諸實施,以達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這樣的目的。聖人之私就是實現人類的和諧社會。
到此時,我們基本上理解了聖人所應承擔的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所以說,氣節雖然重要,但是,也要在保存性命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對國家對人民有用的人。做人就要腳踏實地,不要去空想仁義,只靠仁義,不僅吃不飽肚子,活不下去,也沒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政治主張,更沒有辦法救國救民,改變社會現狀。凡事都要懂得變通,這才是生存之道。聖人的行為必須循道而行,沒有自己的私念,“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伯夷與叔齊兩人,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一樣,也是死守書生的氣節,不願意謀求其它生路,最終,被活活餓死。
對於這些人,世人只有佩服與可憐,佩服他們的氣節,但是,卻不能贊同他們的做法。不管怎樣,都要先學會生存,氣節只是次要的東西。
所以,在生死存亡之際,應該適當地放低一些底線,這樣才能保住有用之軀,發揮自己的才幹,成就所謂的“氣節”。
清朝詩人黃景仁在《雜感》詩中曾這樣道:
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
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
伯夷,叔齊,顏回,孔乙己之類的人,完美的向世人演繹了,什麼叫做“百無一用是書生”,他們都活在理想的生活中,從來沒有過腳踏實地,最終,對社會也是毫無用處,更沒有發揮出存在的價值。縱使他們有再多的才華,也消失在了空想之中。
故此,老子在《道德經》中說:“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不能自滿自大,學無止境,修無止境,還要“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為學,增加積極的知識。“為道”,提高心靈的境界。
聖人之道,既要學習修行更要社會實踐,聖人就是聖心和踐行的統一。在聖人身上統一而不可分的是知識和德性,主要體現在社會上服務眾生的行為,即以身載道,以身行道,以道匡世。
只有聖人才有資格為王而管理社會,達到聖人的精神境界就應該為社會做出貢獻,這是聖人的責任和義務。逃避和遁世不是聖人的境界,只要是道義所在,即使是“知其不可為”亦應該為之。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勇於承擔社會責任也是聖人的特點之一。
所以說,聖人的責任就是要教化和約束對自然秩序存在潛在破壞力的人,讓他們返璞歸真,安於自然秩序。聖人只要能把人教化好,那麼天地萬物各個層級系統的秩序,都會按照自然秩序完好地運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