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伍子胥和屈原兩位楚國老鄉同演一出好戲，聯袂“巡江”？

文／李光榮

端午節，在林林總總的節俗、節景和象徵物背後，屹立着兩個不屈的英靈——伍子胥和屈原，且都是字比名更廣為人知：伍子胥，名員，字子胥；屈原，名平，字原，真可謂“喧賓奪主”了。

冥冥之中，老天對他們的人生作了這樣的安排：同為荊楚之人，同以忠諫著稱，同為銜冤屈死，同為沒於水中。祭祀伍子胥、屈原等歷史人物無疑大大地豐富了端午節的文化內涵，在千年傳承的傳說和活動當中，人民切身地體會和領悟先賢的精神，並將之代代傳承。

古代的一些政論家、辭賦家大都把屈原作為伍子胥的續行者看待，“伍屈”或者“胥原”往往相提並論。東漢班固《漢書·王莽傳上》有云：“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唐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唐李白《行路難》詩曰：“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把伍子胥和屈原這兩位“賢達人”並列。

屈原晚伍子胥200多年出生，對老鄉伍子胥的忠賢也十分推崇感佩：“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在國是日非、楚王信讒而排斥忠良的困境下，屈原表示要以伍子胥為榜樣，不惜以身殉國，追隨他而去：“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悲迴風》）清胡文英註：“子胥之潮神在浙江，故須由江淮入海，由海入浙，而後能從子胥以自安也。”

而在2000多年後的今天，因為端午節姓“伍”姓“屈”之爭又無意中加快了端午節申遺的步伐。2009年9月，三省四地以“中國端午節”聯合“打包”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端午節成為中國首個入選世界非遺的節日。而在這其中，湖北秭歸縣的“屈原故里端午習俗”、湖南汨羅市的“汨羅江畔端午習俗”紀念的是屈原，而江蘇蘇州市的“蘇州端午習俗”紀念的是伍子胥。

對比端午起源的紀念伍子胥說與紀念屈原說，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徵：他們都與水神祭祀有關。

伍子胥的人生軌跡，在水中結束；而另一個神話，卻又隨之浮出水面。東漢袁康《越絕書·德序外傳記》記伍子胥死後，“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這裡第一次把伍子胥從普通的英雄人物上升到“神”的位置，實為“潮神”之濫觴。伍子胥羽化成“水仙”，表現了其正氣激蕩天地永存人間，也表現了吳地之人對他的愛戴和紀念。民間盛傳“子胥死，水仙生”，而“祭伍子，迎水仙”就成了吳地端午節的重要內容。

伍子胥“自頸死”後206年，屈原抱恨自投汨羅江，屈原的被神化也晚於伍子胥。東晉王嘉《拾遺記·洞庭山》云：“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曰：“屈原午日投汨羅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伍子胥和屈原兩個楚人，皆以憂國憂民，遭人讒害，葬身於江，先後成仙。雖然小老鄉屈原對伍子胥傾慕已久，但終因朝代相隔，無緣謀面，但善良的人們還是想方設法讓他們走到了一起。據《台灣縣誌》載：“水仙廟……在西定坊港口，祀大禹王，配以伍員、屈平、王勃、李白。”伍子胥與屈原和其他“水仙尊王”一起並肩戰鬥，“安瀾護國，福被群黎”。

大約伍子胥與屈原同樣“忠而見疑，信而被謗”以致殞命，兩位難兄難弟一定有許多共同話題。到了晚清胡盍朋的傳奇《汨羅沙》中，吳江水仙伍子胥與湘江水仙屈原在端午之日把臂同游，聯袂“巡江”：“何須感傷？你行吟楚澤聲短長，我吹簫吳市聲激昂。到頭來劍兒上頸血涼，門兒上眼睛光，水兒上精靈旺。”並於龍舟競渡之熱烈氣氛中落幕。其幻化之作雖與歷史不吻，但寄予了作者對忠臣的同情，對現實的絕望，借人寓意，從而達到寓言劇之目標，興許這愈加合乎人類和平之願望。人間天國雖然很難看到，但寄予理想是無可厚非的。

湖北宜昌市夷陵區太平溪鎮有個伍相廟社區，在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搬遷時，伍相廟也隨着主人一起“移民”到了這個新集鎮。十分巧合的是，宜昌市秭歸縣的屈原祠也遷到了對江的鳳凰山上。同在三峽大壩上游，同在觀看大壩的佳處，當這兩位同歸於異鄉水中的老鄉同看龍舟競渡時，不知心裡是何感受？另據唐歐陽詢主編《藝文類聚·居處部》引庾仲雍《荊州記》云：“秭歸縣有屈原宅、伍胥廟”。而今他們又隔江相望，不知“屈原”對一直想追隨他而去的這位“老兄”作何感想？

對這兩位楚國老鄉，著名楚文化研究專家、長江大學教授魏昌曾如此評說：“以屈原為代表的古樸的愛國主義和以伍子胥、李斯為代表的新型的全民族的愛國主義，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構成了我國人民傳統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這是荊楚精神根深葉茂、博大精深的表現，是楚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