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5回：寒窗書劍十年苦讀，指望蟾宮攀折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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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05回：寒窗書劍十年苦讀，指望蟾宮攀折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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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幾個工人爬到屋頂施工，還有一個工人在攪拌浴缸大小的批灰盪，三華小學在右側，前身始於抗戰時期的晨光小學。

我還看到另外一座祠堂在返修，不知道是“福源徐公祠”還是“福元徐公祠”，匾額被腳手架攔住了，現場灰塵太大，問工人也說不知道叫什麼。後來我查閱專家，說是【皇氏古建築大全】第31405：福元徐公祠，也是前文提到的梁九圖題詞。羅老師看多了他的字體，又隱約看到落款。

我再走近福元徐公祠，看到屋頂有一個中年男人在維修灰塑，我仔細一看，發現他長得很像是邵成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真身，真想叫一聲他的名字，又擔心把他嚇得從屋頂摔下來了。

國內有很多群眾一直很想搞清楚三華村資政大夫祠修建的緣由。查過很多清代的檔案，如科舉資料、縉紳資料、方誌、雜著，一直未找到答案，後來花都人做了一個探索，我發現很有借鑒意義。

查《三華村徐氏族譜》（二十七世徐衍禮字楚沅鈔傳），三華村徐氏開基祖徐宗遠二十一世孫徐世就生有五子，長子徐爵魁，次子徐德魁、三子徐智魁，四子徐殿魁，五子徐傑魁，族譜說徐爵魁十三歲喪父，四個弟弟都是他教養成才的，而且，說他治家有法，“至於建閣亭修廟宇無不樂為倡舉”，可知這家子是富甲一方，富而樂善。

徐爵魁為什麼富？族譜表現他是一名創業者，但卻不提創什麼業，古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從商為末業，很少有族譜會記載商號或行業，徐爵魁留下了《晚年追溯平生苦》一詩：“一生危慮有誰知，處世不殊孤孽兒，籌畫經營興怨謗，胼胝辛苦笑愚痴，守成置業奚堪道，儉積豐財更動疑，半點心田虧我盡，接耕未曉在何時。”

詩中透露的只是做生意之不易。總之，徐爵魁成了巨富，嘉慶八年，徐氏在省城廣州龍津二約建澤江祖祠（紀念開基祖徐宗遠之父，進士徐信的祠堂），

“各房紳耆舉公為總經理”。徐信是這一族徐氏入粵的開基祖，從這一點可推知，在廣東省的徐信後裔中，徐爵魁是最有錢最有臉的。不過，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是徐爵魁開創五桂堂書坊。但是，卻有可能是徐爵魁的二弟徐德魁開設五桂堂書坊。

五桂堂書坊出版的都是暢銷書，估計收入可觀。而且，五桂堂還借書頁大做廣告，如歐家全的“衛生葯精精，癬癩皮膚水，濟世水、立止牙痛水、氣痛散、頭刺散”，添喜堂的廣嗣調經丸等。五桂堂從書坊做到書局，從省城做到香港。而且，

其書的銷售，輻射到全國以至於東南亞，相信曾賺到盆滿缽滿。富裕起來的徐氏，後期不斷提高印書的技術含量，從雕板印刷、活字印刷到石印，到手搖機印，到設廠用印刷機開印，經歷了幾個時代的變遷。但幾乎都是進入舊國的事，那麼在清代，五桂堂賺的錢都到了哪裡去？而且，一直沒有發現有任何材料記載過，五桂堂書坊這一支徐氏在花縣的作為。推想一下，如果是從道光年間就開書坊的話，有那麼幾十年的時間，讓這支徐氏積起豐厚的資本，於是到了同治年間，建起了資政大夫祠。

資晸大夫是正二品文官的官階。資政大夫祠的網絡介紹經不起推敲，記錄頗多漏洞，如說南山書院是徐時亮“生祠”的不對，因為既是被“贈”，說明徐時亮已去世，何來“生祠”一說。因這徐氏兄弟請封贈先人，就得出“深得朝廷賞識”的說法也很可笑，任職兵部的說法也很可疑，而徐德魁與徐殿魁是兄弟關係，這裡也錯作父子。徐表正與徐爵魁，更不是父子關係。“百毒百個科”如此錯漏百出的表述，真是令人擔憂。

皇上的敕文用的是“兵部郎中銜”、“兵部主事銜”，一個“銜”字，可知其虛職了，可能兩人在朝廷並非出任實職。遍查清代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的《大清縉紳全書》及《清代官員履歷檔案》，根本查不能徐方正、徐表正的名字，再次能證實，他們並非在兵部任職，而是紅頂商人，是捐的銜。族譜也提到，徐時顯”敕授直隸州州同”，應該也是紅頂商人。

至於資政大夫祠，不可能是皇上給錢建的，清朝廷永遠缺錢，總在想方設法賣官銜充實國庫，怎麼會有錢給臣子建祠。別說兵部郎中、兵部主事這樣級別的小官，那怕在朝廷出任封疆大吏的權貴，如果憑着薪俸，做夢也不敢想能營造這樣的建築群。

所以，資政大夫祠之建，肯定是徐方正、徐表正自籌資金建就。若非腰纏萬貫，怎麼可能數年間聳起。而三華徐氏，除了稱雄廣東出版界的五桂堂書坊，還有誰有這樣的財力呢？

因為三華村徐氏族譜資料不全，未能查證兵部郎中銜徐方正、與徐表正兄弟與有關專家考證的五桂堂書坊第一代徐學成、徐學源、第三代徐應溪、徐應河的關係。所以只能設想。如果這一設想對路的話，這座號稱廣州地區建築規模最大的祠堂——資政大夫祠，它的建造之謎，也許就能解開。

清代廣東的紅頂商人很多，如同時期十三行的同孚行的潘正煒，商名潘紹光，捐的也是郎中。《廣州府志》記載他是正四品的中憲大夫。十三行怡和行的伍崇曜，商名伍紹榮，他在鴉片戰爭中慷慨解囊，表現突出，到廣州主持抗英的欽差大臣皇侄奕山上奏：“舉人伍崇曜，捐塞河道銀一萬餘兩，捐修炮台銀三萬兩，

又另捐鑄一萬二千斤銅炮十尊，繳銀三萬餘兩，共計捐銀七萬餘兩，擬請賞戴花翎，以郎中即用。”查《廣州府志》卷五十八“選舉表”，記載他是榮祿大夫。可知郎中一職，是可以捐的。而且捐得越多，職位越高。郎中本來是五品官，後來伍崇曜“以輸助軍餉及調和中外事宜”有功，被清晸府賞給二品頂戴花翎及布晸使銜，已晉陞為品級於資晸大夫那高的從一品的榮祿大夫。

按族譜所稱，徐德魁在嘉慶十四年去世，時年56歲，其獨子徐時顯在嘉慶二十一年去世，時年32歲。時顯有獨子徐方正，父親去世時僅5歲。叔公徐殿魁見徐方正身體孱弱，衣食住行多方關照，並為之保全其身家。還囑咐兒子徐時亮善為教養，撫侄成名。徐時亮遵從父囑，並代堂兄弟時顯經營商業。徐方正長大後得以捐銜請封，感謝叔祖的恩德，因此貤贈從祖父徐殿魁為資晸大夫。

建成於同治九年的資政大夫祠，即是徐方正為紀念他的祖父徐德魁、叔祖徐殿魁與父親徐時顯所建。族譜說徐殿魁囑子徐時亮代徐時顯經營商業，究竟經營什麼？會不會是五桂堂書坊？族譜記載，徐方正是一名秀才，或者，徐方正會不會就是那位“落第秀才”徐學成？徐表正會不會就是徐學源？古人云：“壞鬼書生多別字”，何況商界的人，往往又另起商名，族譜與皇上敕文所記的這一對堂兄弟，與五桂堂書坊的這一對堂兄弟對得上嗎？

有花都的專家疏理出這樣的歷史：

五桂堂書坊一世：徐德魁。他有一位創立有成、德高望重的長兄，很可能是兄弟分家產後，各有所業，而徐德魁大約在嘉慶年間在西關第七甫開設了五桂堂書坊。瑪圖琪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在廣州購書，剛好對得上。

五桂堂書坊二世：徐時顯。他生前捐職“直隸州州同”。因為去世得早，堂兄弟徐時亮代為經營。徐時亮是歲貢生 ,咸豐年間舉孝廉方正。孝廉方正是朝廷從民間的讀書人中選擇德才兼備人才的一種形式。自雍正時起，新帝嗣位，都會詔直省府、州、縣、衛各自舉薦“孝廉方正”，賜六品章服，以備召用。乾隆以後，定薦舉後送吏部考察，授以知縣或教職。徐時亮一生並無出仕，如果他是在經營五桂堂書坊的話，哪還有時間去當官？

五桂堂書坊三世：徐方正（徐時顯之子）、徐表正（徐時亮之子），即前文提到的徐學成、徐學源。看來徐時亮在侄兒長大後，就將五桂堂交回徐方正接管，徐表正也佔了股份。徐方正感激從祖父徐殿魁與堂叔父徐時亮“保全其身家”的恩德，於是捐兵部郎中（郎中品級比主事高，可見是大股東），並貤贈從叔祖。這比較少見，因為按定例，只能貤贈親祖父。修祠堂是同治年間的事，可以想見，這是清代五桂堂最興旺的時期。

五桂堂書坊四世：名字不詳。

五桂堂書坊五世：徐應溪、徐應河。1925年，徐應河20多歲，如果到了1972年結業，徐應河約70歲了。看來五桂堂書坊六世已不再承繼祖業。

常言說富不過三代，五桂堂商業的繁盛曾達到五代，實屬罕見了。不過，合情理的推斷還缺一些有力的證據，期待能找到更多關於五桂堂的資料，撥開歷史的迷霧，走近徐氏五桂坊的世界。要完成這一心愿，還要儘力搜羅相關文獻，詳加整理分析，並期望能得到三華村徐氏後人的幫助，共同挖掘這一嶺南文化寶藏。

《嶺南文史》1993年04期一篇署名梁威的《五桂堂書坊》全文：自清末至本世紀40年代，在廣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帶，不少家庭婦女愛唱“木魚”（地方民歌）以自娛，當時有著名木魚《花箋記》曾被譽為“第八才子”書；有長篇的《背解紅羅》、《觀音出世》、《紫霞珠》等十分流行。出現這種情況，實與當時印行木魚書的書肆五桂堂書坊不無關係。

五桂堂創辦於光緒年間，地址在廣州第七甫（今光復中路）。由晚清落第秀才徐學成與其堂兄徐學源及林貴、畢襄4人（均廣東花縣籍人）集資白銀600兩，合股經營。

開業之初，五桂堂以木刻手工印製，出版了大量的木魚書、南音、龍舟、曲本、舊小說以及通書、日曆、四書四經等。至舊國初年，改用日本手搖印刷機，印書產量大增，銷路也更廣。至1915年，廣州五桂堂便在香港荷里活道增開了分局，由林貴出任分局司理。十年後，因林貴退股，時任廣州五桂堂總司理的徐學成便着其侄孫徐應河（無漢）赴港接替林貴職務。時徐應河20多歲，極有生意頭腦，因而香港的業務蒸蒸日上，銷路遠芝東南亞及北美洲的華人地區。所以，今天英、美、法等國家的博物館、圖書館都藏有五桂堂印刷的木魚書。

由於現代印刷術飛躍進步，古老的印刷術趕不上形勢的發展，廣州五桂堂書坊遂於40年代末期結束了；而香港五桂堂分局，也於1972年7月關閉。

《荔灣博物館》簡報（第三期）的《西關古老的印

刷店──丹桂堂與五桂堂》與李福清的《德國所藏廣東俗文學刊本書錄》，也有提及五桂堂創始人徐氏兄弟。《荔灣博物館》的文章同樣無寫明出處。李福清的信息來源則是《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敘錄與研究》（作者為美藉華人學者梁培熾）一書，未知是不是所有資料都是來自轉抄梁培熾。梁培熾一文記錄了五桂堂創始人徐學源之孫徐應溪先生的回憶文字。

李福清的文章提到其中一本戲文：《新選金絲蚨蝶全本》，封面上註明：《同治二年新鐫》，右上方題：“雪花女扮男妝探監”，右下方題：“計逼休書”，左上方題“唐龍光截嫁”，左下方註明，“省城富桂堂藏板”目錄前，下方則註明：“省城五桂堂藏板”，旁側註明：“抱璞樓主人編次”。分五卷五本。正文前標明“五桂堂藏板”，德國柏林圖書館藏本。譚氏目（指譚正璧的《木魚歌·潮州歌敘錄》一文）61頁有五桂堂板，

梁氏目（指美藉華人學者梁培熾在《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敘錄與研究》一文）77-78頁有香港五桂堂本，梁氏目253-256註明，1949年以後，香港五桂堂分局繼廣州五桂堂之後，繼續出版木魚書，梁氏目錄援引五桂堂創始人徐學源之孫徐應溪先生的回憶，‘五桂堂始創於光緒中葉’，約於開設二十年左右，即轉入舊國了。五桂堂創辦於廣州省城西關第七甫閘口第一間鋪位（見253頁），果如此，則五桂堂當開設於19世紀80年代末，然而同治二年，早此20多年，因此我對徐先生的回憶未敢盡信。我懷疑五桂堂之開始或更早些，待考。

李福清也寫及他在德國法蘭克福K·T·Völcker舊書店看到的1864年目錄，其中也有五桂堂本《新刻玉簫琴記全本》，於是再次質疑了徐應溪的回憶：“如果本人前面所引五桂堂創始者之後人徐應溪先生的回憶確實可靠，那麼譚、梁二氏所著錄者均應為光緒中葉之後的版本，然而我們所引的書目確為1864年所制，此作品當於1864年以前。”

我們再來看一看《荔灣博物館》簡報(第三期)第8頁《西關古老的印刷店──丹桂堂與五桂堂》一文：

在印刷業未發展之前，多以木刻手工刊印，廣州西關第七甫有一間叫五桂堂的書坊鋪，是清代同治至光緒年間開辦，五桂堂開業之前，還有一間丹桂堂，丹桂堂業務是專刊印木魚書、班本(劇本)、龍舟、民歌等刊物，那時木魚書、龍舟等書籍，非常流行，生意繁忙。繼有花縣人徐某(傳為徐學成)開設五桂堂，

用手搖印刷機，除了出版木魚書、版本龍舟等刊物之外，還印刊舊小說如《玉梨魂》《碎琴樓》《恨海》《九命奇冤》等及通書日曆而至紅皮書、四書五經，因而印量大增，銷路愈廣，至一九一五年，五桂堂生意興盛，更在香港荷里活道開設分店，銷路直達東南亞而至海外各地，今天英美各國圖書館，都以藏有我國丹桂堂、五桂堂的古老印刷書刊以為榮。

在生意繁盛時期又有一間華興印書局，專刊四書五經等讀本。後因印刷業日益改良，飛躍進步，而古老而遲鈍的工作，趕不上形勢，五桂堂於抗戰結束後，沒有復業。香港的五桂堂，尚有一些人當古董書看，但亦不多，至七十年代亦宣告結束。

在清代，設在廣州第七甫的五桂坊早期是用雕板印刷，故開始並未用書局的提法，早期的書只是印着“五桂堂板”或“五桂堂木刻本”、“省城五桂堂藏板”、“省城第七甫五桂堂藏版”等字樣。如西柏林普魯士文化圖書館收藏的《陳世美三官堂全本》，上方印着“宣統辛亥新鐫”，下方印着“五桂堂”，左方下側印“粵東第七甫閘口開張”，

是第七甫五桂堂機器板。《五桂堂書坊》一文稱：“至舊國初年，改用日本手搖印刷機。”然而，宣統辛亥（1911年）年的《陳世美三官堂全本》，已是機印。。。

也就是，資政大夫祠可能是五桂堂的股東出資修建的。

黃劍博參考資料，文化的積澱 傳世的華章。

1. 資政大夫祠 ．百度旅遊；

2. 花都 資政大夫祠建築群 ．廣東文化網。

3. 《末代皇朝的遺本：我國探險家卡爾·弗里德里希·紐曼的生平及其珍稀我國收藏品》，卡爾·弗里德里希·紐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奧諾拉托·馬圖奇（Onorato Martucci)，艾提安·馬克·伽特赫梅赫(Etienne Quatremère)，喬治賴斯米勒(Georg Reismüller)。

第3106回：花縣一支畢彰德行，畢氏大宗祠沐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