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進德：​明清人解讀《金瓶梅》

《金瓶梅》剛一問世，就驚動了當時的文壇，在士大夫中傳閱抄寫。先睹者們見仁見智，對這部曠世奇書發表了各自不同的見解。

這個時期的評論雖然只是出現在文人們的筆記、書信以及有關序、跋中，但涉及的範圍已相當廣泛。歸納起來，大致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充分肯定這部奇書的成就及地位。

袁中道《游居杮錄》卷九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

稱讚《金瓶梅》“瑣碎中有無限煙波”1。

公安派盟主袁宏道在《觴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讀後感覺“甚奇快”2,認為它“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③。

萬曆本《金瓶梅詞話》

《七發》乃西漢文學家枚乘所作的辭賦名篇，旨在對楚太子進行勸諫，有開漢大賦先路之功。

袁氏說《金瓶梅》超過《七發》，大約意在說明，《金瓶梅》的勸諫主旨與其藝術上的創新突破，都具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後來隨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文人士大夫更是推崇備至，甚至認為它的成就在《水滸傳》之上。

如欣欣子認為《金瓶梅》“語句新奇，膾炙人口”，將其與《剪燈新話》《鶯鶯傳》《效顰集》《水滸傳》《鍾情麗集》《懷春雅集》《秉燭清談》《如意傳》《於湖記》等作品進行比較，

說這些作品“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篇終而掩棄之”，唯《金瓶梅》能使讀者“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④。

謝肇淛在《金瓶梅·跋》中也認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⑤。

對於《金瓶梅》內容的評價，以謝肇淛《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其文曰：

“《金瓶梅》……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

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裡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膾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諛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駴意快心。”⑥

可以說是鞭辟入裡，言簡意賅。

《小草齋文集》 （明） 謝肇淛 撰

關於小說的作者、時代以及創作意旨，當時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足見作者隱名埋姓之深，以及小說作者寓於其中的意旨、涵容之廣。

明人談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認為此書的作者為嘉靖時人。但究竟坐實為誰屬，則說法不一。

與作者緊密相關的問題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屠本畯在其《山林經濟籍》中說：

不審古今名飲者，曾見石公所稱“逸典”否？按《金瓶梅》流傳海內甚少，書帙與《水滸傳》相埓。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⑦

這是迄今所見提及《金瓶梅》作者的最早的資料之一，它包含的意思是：

《金瓶梅》的書帙、篇幅大體等同於《水滸傳》，為嘉靖時的個人創作，並且是有感而發的泄憤之作。

袁中道在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甲寅（1614）八月的日記中追憶他在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的見聞時提出《金瓶梅》是“紹興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門千戶”的“淫蕩風月之事”⑧：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

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

後從中郎（按指袁中道之兄袁宏道）真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具備。……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諸姬。

這裡透露出以下消息值得注意：

其一，《金瓶梅》的成就極高，在當時就為封建文人們所推崇；

其二，小說是以兒女私情為描寫對象，並夾雜有“淫蕩風月”之類描寫；

其三，小說的作者是一位不甚有名的封建儒士，且為南方人；

其四，《金瓶梅》所描寫的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因為這是較早談及《金瓶梅》這部小說的文獻，所以對後世的研究有着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謝肇淛在《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中說：

“《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汏，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

此處的“永陵”，即是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陵墓；這裡所說的“永陵中”，指的是嘉靖時（1522—1566）。

“金吾戚里”究系誰屬，仍是個不解之謎。

這裡指出作者為達官貴族的門客即一般儒士，《金瓶梅》所寫乃“憑怙奢汏，淫縱無度”之風流淫蕩之事，且有生活原型等，與袁中道的“紹興老儒”說大致相同。

《野獲編》 （明）沈德符 撰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條云：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

丙午（按指萬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

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涎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

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

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穿，一見知其贗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⑨

這是沈德符在《金瓶梅》蘇州刻本問世（萬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後對往事的回憶。

袁中郎《觴政》中的原話是：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

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略》、竇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績《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皇甫崧《醉鄉日月》、侯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為內典。

《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為外典。

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典。

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腸，非飲徒也。”⑩

袁宏道在此借用佛家將佛教典籍視為“內典”、把其他典籍稱為“外典”的說法，談到“飲徒”的三類必讀之書，

如果不熟悉《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逸典”，只是“保面瓮腸”的飯囊酒袋，而非真正的高雅“飲徒”，流露出對新興的通俗小說的激賞。

而沈德符的這段話，談到了《金瓶梅》最初的傳抄、保存者等情況，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但這裡提出《金瓶梅》“指斥時事”，小說中人物各有所指，則開了後世《金瓶梅》研究中索隱派的先河。

另外，這裡指出有一陋儒補作了原書缺損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回答了今人研讀《金瓶梅》時提出的這五回所寫人物、事件、語言以及細節等方面明顯與全書血脈不相貫穿、不盡一致的疑問。

《金瓶梅詞話》序

欣欣子在萬曆丁巳（萬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新刻金瓶梅詞話·序》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

欣欣子與笑笑生均系化名，又據欣欣、子與笑笑、生相對，故欣欣子與笑笑生很可能為同一人。

這裡提供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指出作者為蘭陵人。

江蘇武進與山東嶧縣在古代都稱蘭陵，故作者的籍貫究系誰屬，尚難確定。

不過，小說中大量運用山東方言，書中故事又是設置在山東，所以作者為山東人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蘭陵笑笑生”五字可能為吳中刻本所沒有，所以袁中郎、沈德符等人均未提及。

同樣刊在萬曆丁巳年《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的廿公在《金瓶梅跋》中指出：“《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巨）公寓言，蓋有所刺也。”11

“鉅（巨）公”無疑指大官僚，“世廟”是指明世宗嘉靖皇帝。廿公同系化名，故“鉅（巨）公”之確指無法考知。

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認為“廿公”是袁中郎，但並未展開論證，不足以使人信服。

以上這些說法都距《金瓶梅》成書時代較近，況且有的還與作者為“友”，

但究系什麼原因，他們都不願意點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實姓名，恐怕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當時小說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其作者為封建正統文人所瞧不起，也不僅僅是因為小說中存在大量的淫穢描寫。

也許還有政治上的考慮，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有關男女私情、兩性關係的描寫？

由於對這一問題存在着截然對立的意見，因此相應而來的便是對《金瓶梅》所應採取的取捨態度問題。

作為思想趨於保守的正統儒者，董思白一方面嘆賞其“極佳”，另一方面又基於小說中的兩性描寫，認為“決當焚之”12。

薛岡更是大聲疾呼：“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13

與其針鋒相對，著名的通俗文學家、進步文人馮夢龍卻“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14。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中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的描寫進行辯護，廿公公然讚賞“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之所以“目為淫書”，是因其沒有真正把握作者言“有所刺”，不了解作者“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結果冤屈了作者和“流行者”，故在《金瓶梅跋》中“特為白之”。

在評價《金瓶梅》的社會功用及其與封建名教的關係時，由於對小說審視角度的不同，又為評論者世界觀的制約，所以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

袁中道說“此書誨淫”，有礙“名教”15，沈德符也認為此書“壞人心術”16。

這種論調主要是立足於《金瓶梅》中的兩性生活描寫而言。

與此相反，袁宏道認為此書的勸誡旨意“勝於枚生《七發》多矣”17，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謂此書“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

《游居柿錄》 （明）袁中道 著

與小說批評領域的人物批評理論同步，《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有的評論者已注意到小說中人物的典型性問題，認為《金瓶梅》是“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凈，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凈婆”18。

謝肇淛的《金瓶梅跋》還涉及到了小說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譬之范工摶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19肯定小說中的人物各有個性，達到了神形兼備的藝術境界。

總的來說，明人的評論雖多為片言隻語，零碎而不系統，但已涉及了諸多方面的問題。

後人正是在此基礎上，來建構“金學”的基本框架，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關闡說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從而推動“金學”的縱深發展。

有清200多年間，《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這一階段的評論形式，雖然還是局限於文人的序、跋、筆記、札記之中，但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較明人有長足的進展。

清人對《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種種推測，大致有王世貞、李漁（《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本書名“李笠翁先生著”）、

盧楠（《滿文譯本金瓶梅序》）、薛應旂（清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庭聞州世說》）、趙南星（清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庭聞州世說》）、

李卓吾（王曇《金瓶梅考證》）、王世貞門人（清康熙乙亥謝頤《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序》）、明季浮浪文人（王曇《金瓶梅考證》）、

唐荊川（順之）仇人（蔣瑞藻《小說考證》徵引《缺名筆記》）、某孝廉（徐謙《桂宮梯》卷四引《勸誡類鈔》）、

觀海道人（《古本金瓶梅·觀海道人序》）等等說法，但或是出於推測，或是囿於傳聞。

清康熙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1695年）謝頤在《第一奇書<金瓶梅>序》中說：“《金瓶》一書，傳為鳳洲（按：王世貞號）門人之作也，或雲即鳳洲手。”

可見，王世貞與王世貞門人作《金瓶梅》說在當時是並行相傳的。

不過該序在讚賞了小說的“細針密線”之後，認為它“的是渾《艷異》舊手而出之者，信乎為鳳洲作無疑也。”20

《艷異》是否為王世貞所作，今已不可考知。謝頤系化名，即“解頤而謝”之意（《第一奇書<金瓶梅>序》）。

有人推測，此人“很可能就是張潮”21。

徐謙在《桂宮梯》卷四引《勸誡類鈔》云：

“《金瓶梅》一書，原一時遊戲之筆，不意落稿盛行，流毒無窮。孝廉負盛名，卒不第。己丑南宮已定會元矣，主司攜卷寢室，挑燈朗誦，自喜得人。至晨，將填榜，則卷上點點血痕，蓋鼠交其上而污之也，遂斥落。止一子，在江寧開茶室，後流為丐死。”22

這裡指明小說為嫉權貴之淫放而作，但也包含着濃重的因果報應成分。

王曇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十四日寫的《金瓶梅考證》中否定了《金瓶梅》為李卓吾作之後接著說：“大約明季浮浪文人之作偽。”

意即《金瓶梅》為明末浮浪文人假託李卓吾之名而作。這系推測之辭。

不過，王世貞說在此期具有相當的勢力與影響。

蘋華堂本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如王曇的《古本金瓶梅考證》23、宋起鳳《稗說》、顧公燮《銷夏閑記摘抄》等均倡此說，提出創作意圖是王世貞為報父仇。但究竟其仇人是誰，因何事構仇，則說法不一。

其中王曇《古本金瓶梅考證》說是報嚴嵩、嚴世蕃害父之仇：

“《金瓶梅》一書，相傳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灤河失事，為奸嵩構死，其子東樓，實贊成之。

東樓喜觀小說，元美撰此，以毒傅紙，冀使傳染入口而斃。東樓燭其計，令家人洗去其葯，而後翻閱，此書遂以外傳。”24

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鳳在《稗說》卷三中說是報陸炳譖父之仇：

“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即有知之，又惑於傳聞，謂其門客所為書，門客詎能才力若是耶？

弇洲痛父為嚴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陸炳陰謀孽之，置於法。弇洲憤懣懟廢，乃成此書。

陸居雲間郡之西門，所謂西門慶者，指陸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諸狎昵比相嵩羽翼。

陸當日蓄群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所事與人皆寄託山左，其聲容舉止，飲食服用，以至雜俳戲媟之細，無一非京師人語。

書雖極意通俗，而其才開閤排盪，變化神奇，於平常日用機巧百出，晚代第一種文字也。”25

此說顯然是承屠本畯《山林經濟籍》而來，且比前者更具體，更駭人聽聞。

此外，清代多種筆記、雜記中，也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貞。

如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條說：

“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忬不忍舍，乃覓名手摹贗者以獻。

先是，忬巡撫兩浙，遇裱工湯姓，流落不偶，攜之歸，裝潢書畫，旋薦於世蕃。當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試觀麻雀，小腳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偽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湯之為人，不復重用。

會俺答入寇大同，忬方總督薊遼，鄢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御邊無術，遂見殺。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改名莫懷古，蓋戒人勿懷古董也。

忬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促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跡漫滅，容鈔正送覽。

退而構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為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

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相傳世蕃最喜修腳，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專心閱書，故意微傷腳跡，陰搽爛葯，後漸潰腐，不能入直。

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擬批，不稱上旨。上寖厭之，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26

到了後來，佚名的《筆記》亦謂：

“《金瓶梅》為舊說部中‘四大奇書’之一，相傳出王世貞手，為報復嚴氏之《督亢圖》。

或謂系唐荊川事。荊川任江右巡撫時，有所周納，獄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計求報，而不得間。

會荊川解職歸，遍閱奇書，漸嘆觀止，乃急草此書，漬砒於紙以進。蓋審知荊川讀書，必逐頁用紙粘舌，以次披覽也。

荊川得書後，覽一夜而畢。驀覺舌木強澀，鏡之黑矣。心知被毒，呼謂其子曰：‘人將謀我。我死，非至親不得入吾室。’逾時遂卒。

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搶地而至，蒲伏於其子之前，謂曾受大恩於荊川，願及未蓋棺前，一親顏色。

鑒其誠，許之入。伏屍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

及殮，則一臂不知所往。始悟來者即著書之人。因其父受繯首之辱，進鴆不足，更殘支體以為報也。”27

《消夏閑記摘抄》 （清） 顧公燮 撰

佚名的《寒花盦隨筆》則說是王世貞報唐荊川譖父之仇：

世傳《金瓶梅》一書，為王弇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慶，西門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即以西門對之。

或又謂此書為一孝子所作，用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忽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頁。

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粘毒藥於紙角。

覬巨公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巨公於車中聞之，即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嘆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竟不見。

巨公頓悟為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即鳳洲也，巨公為唐荊川。

鳳洲之父忬，死於嚴氏，實荊川譖之也。姚平仲《綱鑒挈要》載殺巡撫王忬事。

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有識畫者，為辨其贗。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

但未記識畫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即荊川。

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鳳洲既抱終天之恨，誓有以報荊川，數遣人往刺之，荊川防護甚備。

一夜，讀書靜室，有客自後握其發，將加刃，荊川曰：“余不逃死，然須留遺書囑家人。”其人立以俟。荊川書數行，筆頭脫落，以管就燭，佯為治筆。管即毒弩，火熱機發，鏃貫刺客喉而斃。鳳洲大失望。

後遇於朝房，荊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

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爾。荊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荊川。

荊川閱書甚急，墨濃粘，卒不可揭，乃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或傳此書為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荊川也。

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又傳聞異詞者爾。不解荊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為嚴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報也。28

後來魯迅在《小說舊聞鈔》中針對清代文人編造的王世貞作《金瓶梅》的離奇故事說：

“鳳洲復仇之說，極不近情理可笑噱，而世人往往信而傳之。”29

吳晗又先後撰《<清明上河圖>與<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變》《<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等文，

闡明了《清明上河圖》的沿革軌跡是由宜興許氏→西涯李氏→陳湖陸氏→崑山顧氏→袁州嚴氏→內府，顯然與王忬、王世貞父子無關。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說法雖然未免有荒唐之處，但卻大多都指出了《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故事與明代史實的某種程度的聯繫，以及小說中人物與明史人物的某種程度的關聯，

這就為後世研究《金瓶梅》所反映的時代、《金瓶梅》的創作原委等提供了尋覓、梳理的線索。

此外，《滿文譯本金瓶梅序》云：“或曰是書乃明時逸儒盧楠所作，以譏刺嚴嵩、嚴世蕃父子者，不識然否？”30

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庭聞州世說》曰：“《金瓶梅》相傳為薛方山先生筆，蓋為楚學政時以此維風俗，正人心。”“又雲趙儕鶴公所為。”

王曇《金瓶梅考證》否定了《金瓶梅》為王世貞作後又說：“或雲李卓吾所作，卓吾即無行，何致留此穢言？”對這種傳聞也持懷疑態度。

《小說考證》 （清）蔣瑞藻 著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兩性生活描寫，這是解讀中爭論最大的問題，也是評價這部巨著時首先碰到的最為敏感的問題。

由於對此問題持論的差異導致了對待這部小說態度上的迥然不同。

首先，是一批正統封建士大夫們看到了《金瓶梅》中的兩性生活赤裸裸的渲染對封建名教的衝擊，指斥《金瓶梅》是一部誨淫之作，應對其嚴加禁毀，有的甚至編造出荒誕不經的果報故事來詆毀《金瓶梅》及其作者。

如申涵光《荊園小語》曰：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世（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

每怪友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31

李綠園在《歧路燈自序》中宣稱：

“若夫《金瓶梅》，誨淫之書也。亡友張揖東曰，此不過道其事之所曾經，與其意之所欲試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學究，動曰此《左》《國》、史遷之文也。

余謂不通《左》史，何能讀此；既通《左》、史，何必讀此？老子云：童子無知而脧舉。此不過驅幼學於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32

這裡透露出當時人們對《金瓶梅》有相去天淵之判。

方濬《蕉軒隨錄》說：

“《水滸》《金瓶梅》二書倡盜誨淫，有害於世道人心者不小。”33

意識到了《金瓶梅》對封建名教的妨害。

林昌彝《硯（耒圭）緒錄》則高喊“人見此書，當即焚毀。否則昏迷失性，疾病傷生，竊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視禽獸又何擇哉！”34

甚至連狐鬼巨豪蒲松齡也以淫書目之：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

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35

這裡的“淫史”，即指《金瓶梅》；林、喬指的是《金瓶梅》中的林太太和喬五太太。

在清代，《金瓶梅》還遭到統治者的再再禁毀。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載：

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雲，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

切嘆風俗系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

乃此等惡劣小說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慾，誘為不軌，所以棄禮滅義，相習成風，載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卮或可塞乎？36

此外，佚名《勸毀淫書徵信錄·禁毀書目》、余治《得一錄》中，都有關於銷禁《金瓶梅》的記載。

更有甚者，有的封建文人為了詆毀《金瓶梅》的流傳與影響，竟然不擇手段，編造出《金瓶梅》的作者、售者、刊行者如何遭到果報、懲罰的離奇謊言：

孝廉某，嫉嚴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一書，原一時遊戲之筆，不意落稿盛行，流毒無窮。

孝廉負盛名，卒不第。己丑南宮，已定會元矣，主司攜卷寢室，挑燈朗誦，自喜得人，至晨，將填榜，則卷上點點血痕，蓋鼠交其上而污之也，遂斥落。

止一子，在江寧開茶室，後流為丐死。37

並呼籲要將此書“盡投水火而後已，不得隨眾稱揚其文筆之美”（同前）；而聚者、看者、說者、借者與作者、買者一樣，都是罪不可恕的：

李卓吾極贊《西廂》《水滸》《金瓶梅》為天下奇書。

不知鑿淫竇，開殺機，如釀鴆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書、看此等書、說此等書、借貰此等書者，罪與造者買者同科。38

由此可以看出，衛道者們對《金瓶梅》的仇視、恐懼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金瓶梅資料彙編》 黃 霖 編

在貶《金瓶梅》為淫詞艷科的同時，也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認識到了《金瓶梅》的價值所在以及淫穢描寫所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提出讀《金瓶梅》必須謹慎，必須具備一定的鑒別能力。

不然的話，將會貽害無窮。如滿文本《金瓶梅序》認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四種，固小說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於此為尤奇焉。”

然而，“倘於情濃處銷然動意，不堪者略為效法，大則至於家亡身敗，小則亦不免構疾而見惡於人也。可不慎歟！可不慎歟！至若厭其污穢而不觀，乃以觀是書為釋悶，無識之人者，何足道哉！”39

劉廷璣《在園雜誌》亦云：

“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如悟。”40

然而，“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金瓶梅》而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

紫髯狂客《豆棚閑話總評》中認為，不善讀《金瓶梅》，“乃誤風流而為淫。其間警戒世人處，或在反面，或在夾縫，或極快極艷，而悲傷零落寓乎其間，世人一時不解者也。”41

戲筆主人在《繡像忠列全傳序》中道：

文字無關風教者，雖炳耀藝林，膾炙人口，皆為苟作，立說之要道也。凡傳志之文，或艱涉獵，及動於齒頰，托於言談，反令目者悶之。

若古來忠臣孝子賢奸在目，則作者足資勸懲矣。小說原多，每限於句繁語贅，節目混牽。

若《三國》語句深摯質樸，無有倫比；至《西遊》《金瓶梅》專工虛妄，且妖艷靡曼之語，聒人耳目。

在賢者知探其用意，用筆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盪。是醒世之書，反為酣嬉之具矣。42

在評價《金瓶梅》的思想價值時，大多數文人根據小說中人物生前死後的遭際，將《金瓶梅》視為誡世之書，以因果報應來涵括其思想內容。

“這《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說法，畫出那貪色圖財、縱慾喪身、宣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43

劉廷璣《在園雜誌》認為《金瓶梅》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44

用這種果報迷信的觀點來解釋這部博大精深的煌煌巨著，顯然不足為訓。

倒是滿文譯本《金瓶梅序》對《金瓶梅》所描寫的內容作了比較全面的概括：

歷觀編撰古詞者，或勸善懲惡，以歸禍福；或快志逞才，以著詩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惡邪，以辨忠奸。其書雖稗官古詞，而莫不各有一善。

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四種，固小說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於此為尤奇焉。

凡百回中以為百戒，每回無過結交朋黨、鑽營勾串、流連會飲、淫黷通姦、貪婪索取、強橫欺凌、巧計誆騙、忿怒行兇、作樂無休、訛賴誣害、挑唆離間而已，其於修身齊家、裨益於國之事一無所有。

至西門慶以計力葯殺武大，猶為武大之妻潘金蓮服以春藥而死，潘金蓮以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屍。

如西門慶通姦於各人之妻，其婦婢於伊在時即被其婿與家童玷污。吳月娘背其夫，寵其婿使入內室，姦淫西門慶之婢，不特為亂於內室。

吳月娘並無婦人精細之態，竟至殷天錫強欲逼奸，來保有意調戲。至蔡京之徒，有負君王信任，圖行自私，二十年間，身譴子誅，朋黨皆罹於罪。

西門慶慮遂謀中，逞一時之巧，其勢及至省垣，而死後屍未及寒，竊者竊，離者離，亡者亡，詐者詐，出者出，無不如燈消火滅之燼也。

其附炎趨勢之徒，亦皆陸續無不如花殘木落之敗也。其報應輕重之稱，猶戥秤毫無高低之差池焉。

且西門慶之為樂，不過五六年耳。其餘攛掇諂媚、乞討鑽營、行強凶亂之徒，亦揭示於二十年之內。將陋習編為萬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婦，以及僧道尼番、醫巫星相、卜術樂人、歌妓雜耍之徒，自買賣以及水陸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謔浪笑談，於僻隅瑣屑毫無遺漏，其周詳備全，如親身眼前熟視歷經之彰也。

誠可謂是書於四奇書之尤奇者矣。……觀是書者，將此百回以為百戒，夔然慄，愨然思，知反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謂不負是書之意也。……45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受到了此期評論者的高度評價。

滿文譯本《金瓶梅》書影

或謂小說“閨闥諧謔，市井俚詞，鄙俗之言，殊異之俗，乃能收諸筆下，載諸篇章，口吻逼真，維妙維肖。……才人文筆，不同凡響，信乎人之欽企弗衰也。”46

或謂其“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47

靜庵《金屋夢識語》曰：

……如《紅樓》《水滸》《金瓶》之文字，雖雅俚不倫，然不屑屑於尋章摘句，效老生常談，其描摹人物，莫不鬚眉畢現，間發議論，又別出蹊徑，獨抒胸臆，暢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東坡怒罵之概。

點染世態人情，悲歡離合，寫來件件逼真，而不落尋常小說家窠臼。閱之不覺狂喜咋舌，真千載難遇之妙文也。48

這些評論雖是片言隻語，說不上系統、全面，但其中不乏獨到的見解，自有其值得重視的價值。

《金瓶梅》在文學史上應享有什麼樣的地位？人們大多通過與其他作品的比較來闡述這一問題。

有的將其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並列，認為《金瓶梅》為“四大奇書”中之“尤奇者”49，《金瓶梅》與“別家迥異，非尋常小說之可比”50；

有的將其與《左》《國》《史》《漢》並列，認為“四大奇書，各臻絕頂，堪與《左》《國》《史》《漢》並傳，厥後罕有繼此”51。

也有的看到了《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巨大影響，認為“前人謂《石頭記》脫胎此書（按指《金瓶梅》），亦非虛語。所不同者，一個寫才子佳人，一個寫姦夫淫婦；一個寫一紈袴少年，一個寫一市井小人耳。至於筆墨之佳，二者無可軒輊”52；

《紅樓夢》“大略規仿吾家鳳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較有含蓄，不甚着跡，足饜讀者之目”53。

諸聯《紅樓夢評》認為《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梅》，而褻嫚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黠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54

張新之《紅樓夢讀法》認為《紅樓夢》“借逕在《金瓶梅》”，“《紅樓夢》是暗《金瓶梅》”，指出“《金瓶》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此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梅》者尤深。《金瓶》演冷熱，此書亦演冷熱；《金瓶》演財色，此書亦演財色。”55

這裡雖包含有封建士大夫的迂腐之見，但卻指出了《紅樓夢》在創作上對《金瓶梅》的藝術借鑒。

此外，脂硯齋、哈斯寶等人還就《金瓶梅》《紅樓夢》兩書某些細節、場面描寫的相似入手，評論了《金瓶梅》對於《紅樓夢》創作的深刻影響。

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康熙年間張竹坡和光緒年間文龍對《金瓶梅》的比較系統而又全面的評論，這在《金瓶梅》研究的歷史上具有開拓性的功績，開創了《金瓶梅》研究的新階段。

張新之評《妙復軒評石頭記》書影

張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為其號。徐州銅山人。曾奮鬥科場，但所遇不遂，終於潦倒窮愁，齎志以歿。

竹坡於康熙年間評點、刊刻了《第一奇書金瓶梅》。

他的評論包括總評（計有《第一奇書凡例》《雜錄》《竹坡閑話》《冷熱金針》《金瓶梅寓意說》《苦孝說》《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108則）、回評、眉批、夾批等，總計十萬餘言。

繼張竹坡之後，光緒年間，文龍對《金瓶梅》又作了一次較為全面而詳盡的評論。

文龍字禹門，本姓趙，漢軍正藍旗人，曾做過南陵知縣、蕪湖知縣等。為官清正，頗受百姓擁戴。他在光緒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於在茲堂刊《第一奇書》本上對《金瓶梅》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成就、人物塑造作了比較全面的評論。

其評論包括回評、眉批、旁批等，大約六萬餘言。

他們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暴露世情之惡、嫉世病俗、指斥時事的泄憤之作。張竹坡認為，《金瓶梅》作者既然不願意留名，是因為小說有其寓意，有其針對性。

“總之，作者無感慨，亦不必著書。”56“作《金瓶梅》者，必曾於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過，入世最深。”57

在第七十回“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的回評中，張氏評道：

“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於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曆敘運艮峰之賞，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58

他認為，《金瓶梅》作者生活於黑暗的社會，歷經憂患，不遇於時，痛恨奸臣當道，深感世事險惡，飽嘗世態炎涼，“悲憤嗚唈”，因而作小說以“瀉其憤”59，抒發胸中的鬱鬱不平之氣。

文龍提出“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為此書也”60。

在第三十六回“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的回評中，文龍也說道：

“此一回概影時事也。宰相與狀元，固俗世以為榮而俗人所共羨者也。

然必有其位，兼有其德，始無慚為真宰相；有其才，並有其度，乃不愧為名狀元。茲則以大蔡、小蔡當之，天下時事可知矣。

蔡京受賄，以職為酬，前以約略言之，舉一以例百也。

若再詳述，恐有更仆難盡者，即以其仆之聲勢赫炎代之，此曰云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雲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號令天下財東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層落筆也。”

“蔡蘊告幫，秋風一路。觀其言談舉止，令人慾嘔。”張竹坡和文龍都看到了小說中所蘊涵的社會生活內容以及作者對險惡世俗、污穢官場的批判。

不同的是，張竹坡側重於從作者“患難窮愁”的個人遭際來評論，而文龍則更多地着眼於作者對整個黑暗社會的憤激。

張竹坡和文龍還極力為《金瓶梅》“淫書”之“惡謚”正名。

如何評價《金瓶梅》中的淫詞穢語？《金瓶梅》究竟是不是一部“淫書”？

張竹坡在《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的專論里，全力為之辯解。

他指出：“《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褰裳》《風雨》《籜兮》《子衿》諸詩細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皆知。”61

恰恰相反，它是一部懲淫誡世之書。“所以目為淫書，不知淫者自見其為淫耳”，“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亂而存孝悌”。

他將《金瓶梅》與《詩經》相比，感嘆世上不善讀書者，將《金瓶梅》目為淫書，並不無過激地說：“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62

當然，對於小說中有關兩性生活的赤裸裸的渲染，張竹坡有時也批有“不堪”等字樣，也提出了批評的意見。

總之，張竹坡強調的是從整體上、宏觀上去評價《金瓶梅》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專註於它對兩性生活的描寫而扼殺其價值，

提出“《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處也。故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為一線穿下來也”63。

同時，也是更重要的，張竹坡提出這種淫筆是直接服務於人物塑造、並有深意寓焉。他論述道：

《金瓶梅》說淫話，止是金蓮與王六兒處多，其次則瓶兒，他如月娘、玉樓止一見，而春梅則惟於點染處描寫之。

何也？寫月娘，惟“掃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丑西門也。寫玉樓，惟於“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樓之屈，而亦以丑西門也。

是皆非寫其淫蕩之本意也。至於春梅，欲留之為炎涼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份，而止用影寫也。至於百般無恥，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兒不能出之於口者，皆自金蓮、

六兒口中出之。其難堪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門，見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

故王六兒、潘金蓮有日一齊動手，西門死矣。

此作者之深意也。至於瓶兒，雖能忍耐，乃自討苦吃，不關人事，而氣死子虛，迎奸轉嫁，亦去金蓮不遠，故亦不妨為之弛張醜態。

但瓶兒弱而金蓮狠，故寫瓶兒之淫，略較金蓮可些。而亦早自喪其命於試藥之時，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

若金蓮、如意輩，有何品行？故不妨唐突。而王招宣府內林太太者，我固云為金蓮波及，則欲報應之人，又何妨唐突哉？64

這種看法是獨到的，也是值得我們今天研究中重視的。

皋鶴堂本《竹坡閑話》 （清）張竹波 撰

文龍則更強調讀者的主觀方面，認為“《金瓶梅》，淫書也，亦戒淫書也”。

之所以說是“淫書”，因“觀其筆墨，無非淫語淫事”，但“究其根源，實戒淫書也……是是在會看不會看而已”65。

他認為，關鍵的問題在於讀者是從什麼角度來看這些描寫，它會因讀者欣賞與憎惡、羨慕與畏戒的不同態度而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他論述道：

皆謂此書為淫書，誠然，而又不然也。但觀其事，只“男女苟合”四字而已。此等事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彼花街柳巷中，個個皆潘金蓮也，人人皆西門慶也。

不為說破，各人心裡明白，一經指出，閱歷深者曰：果有此事；見識淺者曰：竟有此事！是書概充量而言之耳，謂之非淫不可也。若能高一層着眼，深一層存心，遠一層設想，世果有西門慶其人乎？

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惡之不暇，陽世之官府，將以斬立決待其人，陰間之閻羅，將以十八層置其人。

世並無西門慶其人乎？舉凡富貴有類乎西門，清閑有類乎西門，遭逢有類乎西門，皆當恐懼之不暇，防閑之不暇。一失足則殺其身，一縱意則絕其後。

夫淫生於逸豫，不生於畏戒，是在讀此書者之聰明與糊塗耳。生性淫，不觀此書亦淫；性不淫，觀此書可以止淫。

然則書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書又何嘗淫乎？66

是書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為必有之事，其人為實有之人，決非若《駐春園》《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艷》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書之信口開河，無情無理，令人慾嘔而自以為得意者也。

何以謂之不淫也？

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間，勢必現此醜態，以至家敗人亡，後事直有不不可問，見不賢而內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幾不負此書也。67

或謂《金瓶梅》淫書也，非也。淫者見之謂之淫；不淫者不謂之淫，但睹一群鳥獸孳尾而已。

或謂《金瓶梅》善書也，非也。善者見善謂之善;不善者謂之不善，但覺一生快活隨心而已。

然則《金瓶梅》果奇書乎？曰：不奇也。人為世間常有之人，事為世間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為處處時時常有之人事。

既不同於《封神榜》之變化迷離，又不似《西遊記》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

故善讀書者，當置身於書中，而是非羞惡之心不可泯，斯好惡得其真矣。又當置身於書外，而彰癉勸懲之心不可紊，斯見解超於眾矣。

又須於未看之前，先將作者之意，體貼一番；更須於看書之際，總將作者之語，思索幾遍。

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復憶到第一回先。書自為我運化，我不為書捆縛，此可謂能看書者矣。曰淫書也可，曰善書也可，曰奇書也亦無不可。68

在這些論述中，文龍並沒有迴避小說中的淫穢筆墨，但他更強調的是讀者在接收作品信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

認為讀者對《金瓶梅》的褒貶好惡，會因各自的個性愛好、欣賞角度、藝術情趣、道德品性等等的差異而存在巨大的不同，這即是接受美學所說的“共時接收”的差異性。

此外，張、文二人還對小說中的人物塑造、針線細密、語言藝術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很有見地的看法。

《金瓶梅詞話》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隨着西方列強鴉片和大炮的交替進攻，鎖閉了幾千年的中國國門終於被打開。

封建勢力與外來敵寇的結合，使中國一步步地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面臨種族滅絕的危險，一切有識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得不投身到救亡圖存的洪流之中。

革除社會弊端，重振中華之威，促進民族富強，已成為此期文學創作乃至文學批評的主旋律。

對於《金瓶梅》小說的評價，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我們將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大約80年的評論，劃為《金瓶梅》研究歷史上的第三階段。

此期的評論以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的有關論述為代表。

維新派的宣傳活動家狄平子（葆賢）論及《金瓶梅》的創作動機時說：

“《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限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泄，不得已借小說以鳴之。”69

認為《金瓶梅》是不平之鳴、發憤之作，是作者在黑暗時代對“無窮冤抑”的抒泄。

顯然，這是對明代屠本畯《山林經濟籍》中所提及的“沉冤”說以及張竹坡窮愁著書說的發展。

關於《金瓶梅》所反映的內容及其社會價值，資產階級改良派及諸評論者大都能將其與社會、政治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強調、肯定《金瓶梅》的社會批判功用，使得《金瓶梅》評論與他們所倡揚的社會改良掛起鉤來。

平子（狄葆賢）指出，《金瓶梅》乃“真正一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狀，略見一斑”70。

天僇生（王鍾麟）認為《金瓶梅》是“極端厭世觀之小說也”71。作者“痛社會之渾濁”而作是書，“描寫社會之污穢濁亂貪酷淫媟諸現狀，而以刻毒之筆出之”，“血透紙被而成者也”72。

王鍾麟又進一步指出，《金瓶梅》通過各種典型形象的塑造，對社會上的各種丑形惡俗進行解剖，“記西門慶，則言富人之淫惡也；記潘金蓮，則傷女界之穢亂也；記花子虛、李瓶兒，則悲友道之衰微也；記宋惠蓮，則哀讒佞之為禍也；記蔡太師，則痛仕途黑暗、賄賂公行也”。

他發出感嘆：“嗟乎！嗟乎！天下有過人之才人，遭際濁世，把彌天之怨，不得不流而為厭世主義，又從而摹繪之，使並世者之惡德，不能少自諱匿者，則王氏著書之苦心也。”73

夢生提出“《金瓶梅》乃一懲勸世人、針砭惡俗之書”74，鄧狂言《紅樓夢釋真》則直言點明《金瓶梅》是“政治小說而寄託深遠”。

總之，這些評論都涉及到《金瓶梅》是明代社會現實、社會政治的反映這個本質性問題。

評論者對《金瓶梅》的藝術成就也從各個方面加以闡述，給予充分的肯定。首先，多數論者認為，《金瓶梅》開拓了中國古典小說的題材領域。

從描寫的生活來看，它獨闢蹊徑，已將筆觸由古代歷史的興衰、英雄豪傑的業績、神魔仙怪的神通轉向了一向為士大夫們所不注意、不熟悉、但每個人物都生活其間的“情事尤為複雜，描寫更難着筆”的“下等社會情事”方面來75，

它已由《水滸傳》的“大刀闊斧，氣象萬千”“一變而為細筆，狀閭閻市井難狀之形，故為雋上”76，“描寫惡社會，真如禹鼎鑄奸，無微不至”77，

這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變革，它可以與英國的狄更斯、美國的馬克·吐溫、法國的查拉、俄國的杜瑾納夫等人的作品相頡頏78。

與作品描寫的內容緊密相關的，是人物形象塑造問題。

曼殊認為，《金瓶梅》“是描寫下等婦人社會之書也。試觀書中之人物，一啟口，則下等婦人之言論也；一舉足，則下等婦人之行動也。雖裝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給擬貴族，其下等如故也。”79

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塑造下層婦女形象方面的突出成就。

《小說叢考》 錢靜方 著

錢靜方雖然指責《金瓶梅》“淫褻鄙陋”，但卻稱讚“其描摹小人口吻，無不逼真”80。

夢生在這方面對《金瓶梅》更是倍加推崇，認為“《金瓶梅》乃一最佳最美之小說，以其筆墨寫下等社會、下等人物，無一不酷似故。……蓋《金瓶梅》專寫姦夫淫婦，貪官惡仆，幫閑娼妓，即無不可為普天下姦夫淫婦、貪官惡仆、幫閑娼妓一齊寫照也”81。

可以說，《金瓶梅》所塑造的下層市民群像，豐富了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人物畫廊，是對中國小說史的突出貢獻，這得到了此期評論者的一致稱讚。

有的評論者還注意到，《金瓶梅》描寫人物的手段較以前的說部有所變化。

它不同於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形成強大陣容的歷史演義、英雄傳奇以及神魔小說的作者在塑造人物時褒貶分明、揚抑判然的常規，而是在寫人時“並不下一前提語”，作者不作或少作主觀的褒貶、評判，

而是讓人物通過自己的言行，使“其人之性質、身份，若優若劣，雖婦孺亦能辨之，真如對鏡者之無遁形也”82。

這種變化，也正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在塑造人物的手段上由幼稚逐漸走向成熟的顯著標志。

平子在評論《金瓶梅》時，將它與《水滸傳》進行比較，認為二者在諸多方面都呈現着不同的風貌，

“《水滸》多正筆，《金瓶》多側筆；《水滸》多明寫，《金瓶》多暗刺；《水滸》多快語，《金瓶》多痛語；《水滸》明白暢快，《金瓶》隱抑凄惻；《水滸》抱奇憤，《金瓶》抱奇冤”83。

在語言運用方面，平子指出，《金瓶梅》已由《水滸傳》的“文字兼語言之小說”變為“純乎語言之小說”，

在《金瓶梅》中，“文字積習，盪除凈盡，讀其文者，如觀其人，如聆其語”，使人“不知此時為看小說，幾疑身入其中矣”84。

也就是說，《金瓶梅》的語言，已經被歷來被人稱道的《水滸傳》的語言更提高了一步，並且人物的語言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即人物語言的高度個性化。

這不僅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長足進步，而且也是小說發展的必然。

此外，有人還注意到小說中的陪襯、穿插等手法的妙用。

如夢生曾指出，《金瓶梅》“於武二兄弟會見時，百忙中插入武大往事、金蓮出身一大段文字。敘王昭宣府一節，詳金蓮惡之所從出也。敘張大戶一節，原金蓮之得嫁武大也”85。

這裡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張竹坡的說法，但更多注意的是社會之腐敗對人物墮落的惡劣影響，以及時代在人物身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顯然比張竹坡更進一步。

《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 龔 敏 著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寫淫之筆，仍是這個時期評論者關注較多的一個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種認為《金瓶梅》是淫書，應全盤否定。如胡適就曾說《金瓶梅》引不起人們的“美感”，沒有什麼價值可言86。

葉小鳳認為《金瓶梅》“實淫書也”，如果流傳開來，將貽害無窮87。箸超（蔣子勝）曰：“《金瓶梅》則淫書之尤者耳。”88

銘飛（張燾號）由否定《金瓶梅》的淫穢描寫進而否定整個小說的價值。他說：

“《金瓶梅》一書，丑穢不可言狀。其命意，其布局，其措辭，毫無可取。”

“統觀《金瓶梅》全部，直是毫無意識。其布局之支離牽強，又無章法可言。至其措辭，則全是山東土話，可厭已極。

獨其寫男女之事，勤勤懇懇，有如孝子慈孫之稱述祖訓者然；使人翻閱一過，有如春日行街市中，處處見有野狗覓偶也。”89

與前一種觀點相對，吳趼人、黃小配、解弢等人認為《金瓶梅》是以淫懲淫，是一部“懲淫之作”。

吳趼人指出：“《金瓶梅》《肉蒲團》，此皆著名之淫書也，然其實皆懲淫之作。”“淫者見之謂之淫。”90

之所以得出“淫書”的結論，是“不善讀書”的緣故。解弢《小說話》說“《金瓶梅》等書意在懲戒”，

黃世仲（小配）則聯繫社會現實，肯定了《金瓶梅》在懲淫方面的社會功用，指出“有《金瓶梅》出，而西北淫澆之風漸知畏忌，蓋其感人者深耳！”91

與前兩種態度不同，有的評論者在評價《金瓶梅》時，對其成就大加讚賞，但對小說的淫筆卻避而不論。

如曼殊就曾說過：“吾固不能謂（《金瓶梅》）為非淫書，然其奧妙，絕非在寫淫之筆。”92

倒是錢玄同在給胡適的信中，對《金瓶梅》中的淫穢描寫作了比較中肯的、客觀的分析與評價。他說：

“《金瓶梅》一書，斷不可與一切專談淫猥之書同日而語。此書為一種驕奢淫佚、不知禮義廉恥之腐敗社會寫照。

觀其書中所敘之人，無論官紳男女，面子上是老爺、太太、小姐，而一開口，一動作，無一非極下作極無恥之語言之行事。”

但由於“描寫淫褻太甚，終不免有‘淫書’之目”，用辯證的觀點評價這些描寫的實質。

“若拋棄一切世俗見解，專用文學的眼光去觀察，則《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93

這裡並不否認《金瓶梅》中有淫詞穢語，但明確指出它絕非“專談淫猥之書”，而是對腐敗社會的真實反映，不足在於作者對猥褻淫態渲染過度，容易產生負面效應。

這種評論是比較公允的，也是符合《金瓶梅》的實際的。

《新青年》第三卷

關於《金瓶梅》的成就、地位，評論者的觀點比較一致。

一是認為《金瓶梅》與《水滸傳》《紅樓夢》同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傑作，一是認為《紅樓夢》繼承了《金瓶梅》的創作傳統，從《金瓶梅》脫胎而來。

平子在論述中國小說時，曾將《金瓶梅》與《水滸傳》《紅樓夢》並列94，曼殊指出，“《金瓶梅》之聲價，當不下於《水滸》《紅樓》”，認為“論者謂《紅樓夢》全脫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雲，當是的論”95。

天僇生說《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為小說中“好而能至者”，“此三書，真有觀止之嘆”96。

夢生也論道：“中國小說最佳者，曰《金瓶梅》，曰《水滸傳》，曰《紅樓夢》”97。

陳獨秀認為《金瓶梅》成就在《紅樓夢》之上，“《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遠不及也”98。

鵷雛（姚錫鈞）也說《紅樓夢》“無一不自《金瓶》一書脫胎換骨而來”99。

而包柚斧在《遊戲雜誌·答友索說部書》中則比較公允地指出，《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梅》是“善脫胎而已，幾於神化者也”，認為《紅樓夢》在繼承《金瓶梅》創作傳統的基礎上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總之，此期的評論者高度評價並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中國小說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以及它所取代的巨大成就，

看到了長篇小說由《水滸傳》而《金瓶梅》、再由《金瓶梅》而《紅樓夢》在描寫生活、塑造人物等方面的發展軌跡，以及後者對前者的繼承與提高，這都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說《紅樓夢》的產生是受到《金瓶梅》的巨大影響之說是比較公允的話，那麼，《紅樓夢》是《金瓶梅》的倒影、《紅樓夢》全從《金瓶梅》脫胎而來，甚至《金瓶梅》的成就在《紅樓夢》之上云云，則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作者 張進德 教授

注釋：

① 《游居杮錄》，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頁。

②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52頁。

③ 袁宏道《董思白》，《袁宏道集箋校》卷六《錦帆集之四——尺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頁。

④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本書所引原文均出自該版本。

⑤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276頁。

⑥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276頁。

⑦ 屠本畯《山林經濟籍》。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6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⑧ 《游居杮錄》，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頁。

⑨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52頁。

⑩ 袁宏道《觴政·十之掌故》，《袁宏道集箋校》卷四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9頁。

11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12 《游居杮錄》卷九，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頁。

13 薛岡《天爵堂筆余》卷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五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1頁。

1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52頁。

15 袁中道《游居杮錄》卷九，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頁。。

1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52頁。

17 袁宏道《董思白》，《袁宏道集箋校》卷六《錦帆集之四——尺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9頁。

18 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19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276頁。

20 《第一奇書序》，《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卷首，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

21 顧國瑞等《<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文史》第十五輯，1982年。

22 徐謙《桂宮梯》卷四引《勸誡類鈔》，道光戊戌陳氏刻本。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71頁。

23 鄭振鐸在《談金瓶梅詞話》中認為此《考證》“一望而知其為偽作，也許便是出於蔣敦艮輩之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在此《考證》後加了按語，認為此文系廢物即王文濡輩“偽造後不斷加以潤色”。

24 王曇《古本金瓶梅考證》。《繪圖真本金瓶梅》卷首，上海：上海存寶齋1916年版。

25 《稗說》卷三《王弇洲著作》，《明史資料叢刊》第二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頁。

26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涵芬樓秘笈本，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3年（1924）版。

27 見《小說月報》1910年第1卷第1期。

28 見蔣瑞藻《小說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頁。

29 魯迅校錄《小說舊聞鈔》，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2頁。

30 康熙四十七年滿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譯，黃潤華、王小虹校訂並標點，見《文獻》第十六輯，1983年。

31 申涵光《荊園小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

32 欒星《歧路燈研究資料》，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94頁。

33 方濬《蕉軒隨錄·續錄》卷二《武松》，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5頁。

34 林昌彝《硯耕緒錄》卷十二，同治五年廣州刊本。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88頁。

35 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十五《夏雪》，《詳註聊齋志異圖詠》（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0頁。

36 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卷四》。《續修四庫全書》一一四〇“子部·雜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頁。

37 徐謙《桂宮梯》卷四引《勸誡類鈔》，道光戊戌陳氏刻本。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71頁。

38 徐謙《桂宮梯》卷四引《最樂篇》，道光戊戌陳氏刻本。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71頁。

39 康熙四十七年滿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譯，黃潤華、王小虹校訂並標點，見《文獻》第十六輯，1983年。

40 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4頁。

41 聖水艾衲居士編《豆棚閑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頁。

42 戲筆主人《繡像忠烈傳序》。《忠烈全傳》卷首，《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43 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一回，《金瓶梅續書三種（上）》，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2頁。

44 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4頁。

45 康熙四十七年滿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譯，黃潤華、王小虹校訂並標點，見《文獻》第十六輯，1983年。

46 《原本金瓶梅跋》。《古本金瓶梅》卷首，卿雲圖書公司1926年版。原署名袁枚，黃霖認為此系後人偽托。見《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3頁。

47 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4頁。）

48 《鶯花雜誌》1915年2月第一期。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8頁。

49 康熙四十七年滿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譯，黃潤華、王小虹校訂並標點，見《文獻》第十六輯，1983年。

50 閑雲山人《第一奇書鍾情傳序》。《第一奇書鍾情傳》卷首，光緒乙巳年（1905)仿西法石印本。按《鍾情傳》即《金瓶梅》。

51 周永保《瑤華傳跋》。丁秉仁：《瑤華傳》卷首，《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52 《金屋夢識語》。《金瓶梅續書三種（下）》，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1頁。

53 蘭皋居士《綺樓重夢楔子》，《綺樓重夢》卷首。《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54 道光元年刻本。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68頁。

55 曹雪芹 高鶚著，張新之評《妙復軒評石頭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頁。

56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三六，《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36頁。

57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五九，《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42頁。

58 張竹坡《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第七十回，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1069頁。

59 《竹坡閑話》，《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10頁。

60 文龍《金瓶梅》七十一回回評。見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頁。

61 《批評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20頁。

62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五三，《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42頁。

63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五二，《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42頁。

64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五一，《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42頁。

65 《金瓶梅》第一回回評。見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頁。

66 《金瓶梅》第十三回回評。見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頁。

67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回評。見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頁。

68 《金瓶梅》第一百回回評。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頁。

69 1903年《新小說》第八號《小說叢話》。

70 《小說叢話》，《新小說》1903年第八號。

71 《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月月小說》1907年第一卷第九期。

72 《中國歷代小說史論》，《月月小說》1907年第一卷第十一期。

73 《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贊》，《月月小說》1908年第二卷第二期。按：王鍾麒持《金瓶梅》作者為王世貞的觀點。

74 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小說叢話》。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36頁。

75 廢物（王文濡）《小說談·金瓶梅》，1915年《香艷雜誌》第九期。

76 鵷雛（姚錫鈞）《稗乘譚雋》，上海：上海文明書局1916年《春聲》第一集。

77 陳獨秀《答胡適》，《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上海：上海群益書社民國六年（1917）。

78 廢物（王文濡）《廢物贅語》，1917年文明書局《臨時增刊南社小說集》。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27頁。。

79 曼殊《小說叢話》，1904年《新小說》第八期。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05頁。

80 錢靜方《小說叢考·金瓶梅演義考》，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頁。

81 夢生《小說叢話》，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36—337頁。

82 黃人《小說小話》，《小說林》1907年第一期。

83 《小說叢話》，《新小說》1903年第八號。

84 平子《小說新語》，《小說時報》1911年第九號。

85 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小說叢話》。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39頁。

86 胡適《答錢玄同》，《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上海：上海群益書社民國七年（1918）。

87 葉小鳳：《小鳳雜著·小說雜論》，新民圖書館1919年5月排印本。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56頁。

88 《古今小說評林》，1919年5月上海民權出版部初版。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61頁。

89 《古今小說評林》，1919年5月上海民權出版部初版。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59—360頁。

90 《雜說》，《月月小說》1907年第一卷。

91 棣《改良劇本與改良小說關係於社會之重輕》，1908年2月21日《中外小說林》第二卷第二期。

92 曼殊《小說叢話》，1904年《新小說》第八期。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05頁。

93 錢玄同《寄胡適之》，《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上海：上海群益書社民國六年（1917）。

94 平子《小說新語》，《小說時報》1911年第九號。

95 1904年《新小說》第八期《小說叢話》。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05頁。

96 天僇生《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贊》，《月月小說》1908年第二卷第二期。

97 夢生《小說叢話》，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35頁。

98 陳獨秀《答胡適》，《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上海：上海群益書社民國六年（1917）。

99 鵷雛（姚錫鈞）《稗乘譚雋》，上海：上海文明書局1916年《春聲》第一集。

文章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社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