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淘金”夢碎：當台灣青年遭遇人口販賣鏈

如今，楊維斌每天除了打工外，還將他的柬埔寨逃難經歷手寫成大字報，擺在台北街頭宣傳。在網絡上搜索“楊維斌”，可看到他頻繁出現在媒體鏡頭前，揭露海外“淘金”真相。 （資料圖/圖）

中秋節前一天，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判定，曾在電影《角頭》擔任臨演的竹聯幫東堂成員李振豪等4人為詐騙集團核心人物，共誘騙85名台灣人赴柬埔寨，獲利1470萬新台幣（摺合人民幣約329萬元）。

多年前，海外工作曾讓不少台灣青年“一夜致富”，而今，在“錢多、事少、來錢快”的糖衣炮彈下，許多海外務工的台灣青年被套牢：台灣媒體一度傳有約4000台灣人在柬埔寨“失蹤”，台灣警察部門否認了有關說法，但台灣“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稱，台當局已協助40人返台，還有333人等待救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將全力維護包括香港以及台灣同胞的海外中國公民安全與合法權益。目前，中國駐有關國家使領館正與駐在國政府保持密切溝通，積極查找並解救相關人員。

誘騙：“都是高薪且環境好的工作”

虎年新春剛過，34歲的楊維斌便急着在人力資源網站“104人力資源銀行”上瀏覽新工作。

“海外遊戲營銷客服是1800美金起，每個月可以拿5.6萬新台幣左右（摺合人民幣1.3萬元）。”楊維斌是台灣新竹的一名按摩師，在島內工作穩定，可“賺不到什麼錢”。父親突然中風，巨額的治療費用壓在了楊維斌肩上。在他的記賬本里，疫情前平均每個月可以賺7萬-8萬新台幣；疫情後收入水平驟降，每個月收入只有1萬新台幣左右。

在楊維斌眼裡，柬埔寨是“一夜暴富之地”。

六年前，柬埔寨博彩產業開始蓬勃發展，他由一位“恩人”帶入門，把在線電子遊藝場經營得風生水起。半年後他遭遇車禍骨折，只好返台休養。

網絡上的高薪招聘，讓他想再去柬埔寨“撈一把”。

經過兩輪面試後，楊維斌收到了由“JETDIG”科技公司發來的“入職邀請函”。

邀請函極為正式，每頁均蓋有“人力資源部”的印章，通知楊維斌被聘用為“營銷客服”，轉正工資為“1800美金+績效獎金”（摺合人民幣1.24萬元起）。

此外，對方還耐心解答楊維斌提出的每個問題，並發來“環境實拍圖”，令楊維斌徹底打消顧慮。

與他一同被高薪吸引的，還有22歲台灣女生張佳妮。

在網絡上，張佳妮有一位聊了很久的台灣“知心大哥”，某天給她介紹了一些柬埔寨的高薪工作。

其中，有起薪十萬新台幣/月（摺合人民幣2.3萬元），達到業績可額外獎勵的電話客服人員；也有每日得在崗超過10個小時但月收入可達20萬新台幣（摺合人民幣4.5萬元）的遊戲業務員……

張佳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處於灰色地帶的在線博彩產業，近幾年在柬埔寨發展不錯，她知道有不少人賺到高薪。但她有點“慫”，不敢太冒險。於是選擇了風險較低的電話客服工作。

與楊維斌、張佳妮一樣，蔡飛明也是“經人介紹”，到緬甸“賺點錢”。

31歲的蔡飛明曾經是台灣雲林縣一家理髮店的老闆。店裡生意還不錯，一年能有71.4萬新台幣（摺合人民幣16萬元左右）的營業額。因為疫情原因，無奈歇業。蔡飛明無事可做，在家裡待了五個月。

在聊天軟件上，他看到別人發布高薪聘請理髮師的消息，且工作環境很不錯。但地點在緬甸，“當時我什麼都不懂，周邊也沒有人去過，聽人家說好，就跟着去了。”蔡飛明說。

在一個匿名社交平台上，南方周末記者以想應聘為由，在招聘群上聯繫到一位招聘“人事”，他要求記者露臉並手持身份證拍照，以此證明是“真想出去”。並告知，“這種事情是需要彼此坦誠的”。

不少受訪者均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與他們聯繫的人，大多都是操着一口台灣腔。

被賣：“跟實際預想的完全不一樣”

2022年3月13日，帶着一個手提包和行李箱，楊維斌獨自飛往柬埔寨。抵達首都金邊機場時已是深夜，他興緻勃勃地發了條朋友圈，並配了4張在機場的圖。

他跟着前來接機的當地人，坐上了一輛白色轎車。二十多分鐘後，車停在了一排青綠色的鐵柵欄門前。“科技公司”到了。

一下車，兩層樓高的大鐵門令楊維斌有點困惑，這跟聯繫人發給他的五星級酒店工作環境相差巨大。

一個自稱負責“後勤”的台灣人，以“影印使用”為由，收走了楊維斌的“護照”，隨即他被帶到二樓進行為期兩天的隔離。第三天，當楊維斌被通知去四樓開始“正式工作”時，他才意識到自己上當了。

事實上，在楊維斌簽署“職位邀請函”那一刻起，他就已經被賣了。

南方周末記者進入了一個有3萬成員的“柬埔寨線上人口販運群”。在這個匿名的社交軟件中，每天都有來自不同賬號、幾百條明碼標價的交易信息，發在群里招攬買家。

裡面清楚地標明了被騙者的年齡、技能、護照情況。因台灣人會說中文，打字快等，往往以2萬-3萬美元的“身價”起跳。

招攬“生意”的人是誰？

2022年8月19日，台灣地區“內政部”警政署長黃明昭舉行記者會時指出，有42個台灣黑幫組織曾經或正在參與“台灣人騙台灣人”的跨境人口販賣活動。這些成員不僅在台灣活動，其勢力也延伸到了東南亞各地的詐騙園區。

“這些人會有很多客群，像是布下的餌，讓看到陷阱有興趣的人上鉤後，他就收網。”台灣地區“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偵查第二隊副隊長葉泰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當中也有許多是朋友騙朋友、同鄉騙同鄉，甚至還有台灣原住民青年騙自己的族人。

如果成功交易，賣家可以從每單業務里抽取幾千甚至上萬美金的傭金。

而“台式一條龍”的服務形式，讓受騙者只要上鉤，就幾乎難以逃脫。其中包括包辦台灣人出境前的所有事項，工作面試、契約簽訂、說服父母、協辦護照、機場接送等。

不少受訪者均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台灣當地負責誘騙和轉運受騙者的“蛇頭”組織，大多有竹聯幫和天道盟背景的人員身影。

曾經的台灣黑幫老大張安樂，綽號“白狼”，過去是竹聯幫的創幫成員之一。他公開表示，現在台灣牽涉的人口販運犯罪，不只竹聯幫本身有介入，各幫各派都有伸手攪和。在這條生意鏈里，人口販運的運作與目前部分黑幫的經營邏輯，緊緊地鑲嵌在一起。

他說，現在的竹聯幫已經長成一棵大樹，底下很多人來乘涼，參與動機五花八門，加上社會生態改變，現在每個幫派生存的重點就是賺錢，賺了錢之後才有能力“招兵買馬，擴大組織，買武器、買軍火”。

從上世紀90年代的“本土黑金政治”到“發展跨境業務”，台灣黑幫正在進行一場轉型。

近幾十年，台灣黑幫的組織形式逐漸從“堂口”向自負盈虧的“企業”轉型，以此為自己披上一層合法外衣。

台灣黑社會能與柬埔寨等國非法組織相勾連，找到人口販運的“買家”，與其長期以來積累的“家族宗派”性質有關。

“台灣的黑社會與家族企業往往是一體兩面關係，互為表裡。”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特聘教授劉國深向南方周末記者剖析，隨着台商的家族產業遷向東南亞國家，為黑社會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條件。“很自然地也將他們在台灣的政商勾結套路帶了過去。”

張安樂形容現在的黑幫，更像是各國幫派的聚合。“小弟們可能今天是A組織，明天就跳槽到B組織，忠誠不再受到重視，賺錢優先。”

受騙者一旦落入蛇頭手中，他們會安排其儘快飛往柬埔寨、緬甸、阿聯酋等詐騙園區。

當台灣詐騙公司將人送出境後，則由當地的“中介”接手。

2022年3月25日凌晨，張佳妮抵達金邊機場，看到幾名說著柬埔寨語的“接機者”，舉着寫她名字的牌子。當天早上，她就被3名男子載往柬埔寨西哈努克市。

“在車上聯繫介紹我來的那位‘大哥’，發現已經被他拉黑了，加上護照被當場沒收，我知道自己可能被騙了。”張佳妮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落地柬埔寨後，楊維斌、張佳妮見到的接機者，都是說著柬語的人，這些中介們的任務相對簡單，他們確認無誤後將人帶上車，直接駛往詐騙園區內，向買家交貨、與賣家收取“跑腿”費用。

有些不同的是，蔡飛明沒有護照，需要跑“水路”去緬甸。即不走指定口岸或者不經過邊防檢查，而是乘船偷渡過去。

他跟着“介紹人”輾轉多種交通工具，在事先聯繫好的“蛇頭”帶領下，偷渡至緬甸小勐拉。蔡飛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坐上船後，自己就被蒙上了眼睛，不知道路線是什麼。

“這可能是一條完整的生意線。”蔡飛明說，到達緬甸時，已經另外有人在等候交接。

買家：“透過受騙者賺錢”

在鐵柵包裹的大樓里，有二十多個像楊維斌一樣被騙的人，其中不乏中國台灣人、大陸人，馬來西亞人等。他們幾乎足不出戶，吃喝拉撒睡都在同一棟樓里，每日三餐也大都相似，均是清水煮白面，配幾條青菜。

“楊維斌們”的24小時也差不多：要完成工作、要達到業績。

“所謂的工作，就是洗黑錢。”楊維斌向南方周末記者還原自己的“工作流程”：詐騙公司要求他們將國際版QQ上的有意者，引到另一個聊天軟件，再從聊天軟件引入到公司內部的App，將其銀行卡、身份證、密碼等信息綁定到公司的內部系統後，一單“洗黑錢業務”就完成了。

自1997年柬埔寨實行《外匯法》以來，該國取消外匯管制，對包括買賣外匯和各類國際結算轉移在內的外匯業務放開限制。這為柬埔寨洗錢黑市蓬勃發展提供了溫床。

“原先每人每月需達到兩百多萬美元（摺合人民幣2000萬）的業績，後來發現沒有人能達得到要求。”楊維斌說，“最後要求至少也要完成58萬美元（摺合人民幣400萬元）。”

而張佳妮的“工作”，則是使用“美色”詐騙。

公司里有一名操着台灣口音的主管，安排所有遭軟禁人員的工作內容。因為是女生，張佳妮要通過交友軟件，用情感誘騙上當者的錢財。張佳妮拿到一份手冊，上面用中文寫着如何面對不同群體，誘人投資虛擬貨幣的話術。

“要先讓對方愛上自己，取得信任後，想方設法讓對方往一個設定好的鏈接里充錢。”張佳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她只會中文，所以選取的對象大多是中國台灣和大陸的中老年人。“每個月要達到業績，不然就會被扣工資和毆打。”

然而，即便張佳妮完成任務，也沒有拿到所謂的工資。

她所在的公司里，有條不成文的規則，能力突出者會得到“重用”，相反總是沒有完成任務且能力一般的，除了身體上會受到傷害，還會遭到公司的遺棄，將其轉賣到另一家公司，金額2萬-5萬美元不等。

轉賣人口，是這些集團另外一個賺錢之法。

在上面所述的交易群里，南方周末記者經常會看到需要“賠付”多少金額，這是黑話，指的是新的買家需要花多少錢購買，也代表被騙者的“贖身費”。賠付價格通常在幾千美金到幾萬美金不等。

台灣青年陳彥廷選擇再一次將自己“賣出去”。

“他跟我一樣，都被騙到同一個地方。”楊維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陳彥廷在網上找到了同在柬埔寨的另一家“公司”，後者為他繳納了2000美元贖金，他便以保安員的身份，進入了新的公司。

疫情之下的台灣經濟沒有實際發展，年輕一代在島內欠缺發展機會，自然更願意赴海外“淘金”。 （人民視覺/圖）

海外販賣生意鏈：“任何一種轉賬方式都能接收”

擺在楊維斌面前的有幾條路：要麼交贖金離開，要麼趁機逃跑。

大多數詐騙公司，允許受騙者交上規定的贖金金額自救。但楊維斌沒有錢。

平日里，楊維斌假意地配合完成工作，在休息間隙四處觀察地形，觀察監視者的生活習性，然後不動聲色地等待時機。

如何應對鐵柵門旁24小時輪守的警衛，是逃跑計劃中最為棘手的問題。

“我會深夜不定時地爬起來，觀察警衛如何在值班。”不久，楊維斌有了新發現，“有一個監視器死角，那裡的地形挺適合逃跑。”

在此之前，楊維斌還沒有聽說過偷逃成功的例子。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之前有人逃跑失敗，被監視者抓回來後，就再也不見蹤影。

經過近兩個月觀察，楊維斌發現，每天早晨六點到七點半，警衛會躺在沙發上睡覺。於是想方設法聯繫了一個能在外接頭的夥伴，讓其在隔天早上找一輛車，到指定地點等候。

徹夜未眠守到黎明。清晨六點整，楊維斌沿着電梯下到一樓。但人算不如天算，剛好那一天警衛躺在沙發上沒有睡着，正看着落地窗。聽到聲響，警衛便轉過頭，與他四目相對。此時的楊維斌被嚇到“心跳都快停了”，強裝鎮定地走向廚房。

冷靜了一會，他從廚房繞到室外的花圃後面，但想要按照計划走到監控死角位，還要經過一段落地窗可見的路。“當時我非常緊張，還好老天幫我，警衛翻過身睡覺了。”

沿着監控死角摸到鐵柵門與相鄰民房的銜接點，楊維斌用力摳住每一條柵欄之間的縫隙，腳蹬水泥牆從柵欄間“翻了出去”。

不到五分鐘，楊維斌成功跳落到鐵門外，頭也不回地沖向接應車。

這是他被軟禁的第58天。他是近期高薪誘騙案中少數自己逃出來的人。

如果不冒死逃出，那就只能交贖金，如同蔡飛明、張佳妮一樣，花錢自救。

在請示“老闆”後，主管開出了3.8萬美元的價格，張佳妮無能為力。經與主管軟磨硬泡，贖金最終降到2.5萬美元。

“詐騙公司跟我說，如果不想幹了，就轉1.1萬美金（摺合人民幣8萬元）到賬戶上，人就可以走了。”蔡飛明說，這贖金價格在詐騙園區里，並不算高，但他實在拿不出來。

所幸的是，他在緬甸並沒有遭受到人身傷害，也可以在監管者的監督下，使用手機與家裡人聯繫。蔡飛明向所有的親戚朋友借了一遍，湊齊贖金。

“你想不到的是，詐騙公司任何一種轉賬方式都能接收。”蔡飛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管是刷卡、銀行卡轉賬，還是支付寶、微信，“只要你能給錢，就可以選擇其中任何一種方式”。

在交完贖金之後，詐騙公司還將沒有護照的蔡飛明送到緬甸邊境口岸。蔡飛明屬於被騙者非法入境，拘留了十天，之後順利返回。

另一邊，在當地警方辦理護照遺失手續時，楊維斌遇到了台灣反詐騙網紅博主黃煦傑和當地救援隊成員狄德，獲得現金資助，最終也順利回到台灣。

黃煦傑在拍攝的短片里爆料，2022年7月底，他收到來自台灣青年被困柬埔寨的家屬求助，決定到柬埔寨進行救人工作，“也給觀眾們了解一下真實情況”。

“救援需要多種力量，只不過我是唯一願意出來露面的人而已。”在黃煦傑的視頻主頁里，可以看到他拍攝的關於台灣青年被騙的視頻。另外，他還專門拍了解碼詐騙的系列視頻，點擊量過百萬。

當南方周末記者聯繫上狄德所在的救援隊，希望視頻連線時，他警覺地表示，公開身份等於將自己置身於“生與死”的威脅當中。“原因非常清楚，我們觸碰到了有些人的利益。”

梳理整條生意鏈不難發現，構成人口販運的每個節點都能從中獲利：由買家詐騙集團出資，用每人幾千至幾萬美元不等的價格“下訂單”，台灣黑幫人蛇負責找人，當地中介負責接送、送“貨”上門，兩者共同瓜分買家的“訂單”費。

至於把人買來的詐騙集團，則通過轉賣人口或賺贖金創造利潤。

街頭的大字報：“大家不要再上當受騙”

如今，幸運從緬甸返回的蔡飛明，仍然做着理髮師的工作。但在各個社交媒體平台上，他以十分嚴厲的語氣，想阻止要離開台灣去海外賺大錢的人。“不要去，去了就回不來！”“珍愛生命！”

他期待能和更多返台的倖存者與受騙者抱團取暖，在網絡上勸退更多不諳世事的青年。

“台灣民眾往境外找尋機會，是內部推力及外部拉力的綜合作用。”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陳先才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一方面，疫情之下的台灣經濟沒有實際發展，年輕一代在島內欠缺發展機會，自然更願意赴海外‘淘金’。另一方面，其他鄰近地區擁有更具吸引力的收入。”

張佳妮則幾乎不曾在媒體上露面過。她白天去商場里賣服裝，晚上去酒吧打工，慢慢還家裡人跟親戚朋友湊贖金時欠下的債。

已經回家的楊維斌，每天除了打工外，還將他的柬埔寨逃難經歷手寫成大字報，擺在台北街頭宣傳。他頻繁出現在媒體鏡頭面前，接受海內外各大機構媒體的採訪，拆穿“淘金”真相，告誡青年不要再上當受騙。

但危險的鏈條依然在延伸。

台灣青年被誘騙的消息持續發酵，與其相隔716公里的香港，亦有人被“賣豬仔”。

2022年8月18日，香港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召開記者會，表明針對一些港人被騙至東南亞國家、在遭受禁錮的情況下進行非法活動的求助個案，港府專門成立項目小組，與中國使領館和警方跟進，至今已有12人回港。

“由於中國台灣人、大陸人，馬來西亞人的警惕性越來越高，現在都不太好騙了。”楊維斌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他私底下也接到過香港人的救助信息。“詐騙公司的目標已經轉向香港，甚至一些歐洲國家的人。”

營救也正在努力進行。比如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正與柬埔寨執法部門通力合作，讓更多深陷泥潭的青年成功返家。

而對持續自柬國接獲求助訊息的台灣警方來說，在台灣桃園機場把人攔下，是他們阻止人們受騙的方法之一。

此外，在一些飛往東南亞的航班上，航警會拿着“出國打工陷阱多、拘禁毆打回不來”的警示標語，來回巡邏。

（南方周末實習生黃婉琪對本文亦有貢獻。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狄德、張佳妮、蔡飛明、陳彥廷均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王瑭琳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楊騁宇 南方周末實習生 曾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