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美聯儲已加息5次,合計300個基點,被視作自1990年來最激進的貨幣緊縮行動,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
一方面,美元迎來暴漲——26日,美元指數一度突破114.69,創2002年5月以來新高。此後略有回落,但仍保持在高位。
另一方面,非美貨幣紛紛大幅貶值。22日,日元對美元匯率由年初的115日元兌1美元,一度跌進145日元區間,刷新24年低點。28日,歐元兌美元擴大跌幅,跌至20年低點的0.9536。
同日,英鎊對美元依然在1.06的低點附近徘徊。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警告稱,英鎊將很會快跌至1歐元和1美元以下。英國《金融時報》指出,英國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已經從接下來發生衰退的可能性有多大,轉移到了衰退能有多嚴重。
21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將繼續提高利率,直到通脹緩解。圖源:視覺中國
中國駐舊金山、紐約總領事館前經濟商務參贊,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何偉文在接受長安街知事專訪時表示,美國以貨幣政策和匯率為工具,濫用“美元霸權”,在全球範圍內產生破壞性影響,增加了全球衰退風險。
強勢美元傷人害己
美元的強勢重挫其他貨幣,也直接促成美國的衰退。
何偉文指出,在美國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仍然高燒不退之際,美聯儲別無他法,連續加息,直接結果是美元暴漲,迫使歐洲央行以及英國、日本等多國央行被迫跟隨加息,但利差仍然低於美國,導致資金迴流美國,各國輸入性通脹愈加嚴峻。不僅發達經濟體難逃衰退隱患,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會被波及,對其經濟構成持久傷害。
美國自身也難逃衝擊。世界三大評級機構惠譽日前將美國2023年增長率從1.5%下調到0.5%,並認為2023年美國經濟0.5%的增長足以達到輕度衰退標準。
澳大利亞媒體“對話”新聞網(The Conversation)指出,美國的貿易逆差已接近每年一萬億美元,由於美元走強,其他國家將減少購買美國產品,美國的貿易逆差還會拉大。
而防止貿易逆差擴大的最常見經濟政策就是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設置配額或其他壁壘等老手段,這也會引起其他國家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報復。
盟友慘遭“背刺”
美元的強勢也會拉大美國較之盟友的經濟優勢和政治優勢。
何偉文指出,按照以美元計算的名義GDP來看,2021年,美國的名義GDP是23萬億,歐盟是17萬億,日本是5萬億,也就是美國等於歐盟加日本。
而今年,美國的名義GDP或達25萬億,但由於匯率原因,歐盟今年的名義GDP折成美元只有14萬億,日本只有4萬億,歐、日合計只有18萬億,不僅落後於美國,差距還在拉大。
而且,受俄烏衝突影響,歐洲陷入能源危機,通脹高居不下。美國則漁翁得利,獲得了更大的政治優勢,帶來的地緣政治後果值得注意。
更多國家或將面臨新的“失落的十年”
美元的強勢也會引起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的債務危機。
上世紀80年代,在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強力加息推高美元的同時,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徹底爆發,拉美陷入“失落的十年”。90年代中期,美聯儲又加息,促使墨西哥爆發債務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
何偉文援引國際金融協會的分析稱,今年已有38個國家陷入或面臨債務危機,是30年來最多的一次。在高通脹與衰退風險並行的情況下,這些國家擺脫債務危機的難度也增加了,很可能有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將面臨一個新的“失落的十年”。
“人民幣貶值”的說法並不科學
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也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了衝擊,一度引發市場關於“人民幣貶值”的擔憂。
何偉文指出,所謂“人民幣貶值”的說法其實並不科學,因為人民幣僅僅是對美元貶值,而美元並非衡量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唯一標準,還應參考人民幣對一籃子外國貨幣加權平均匯率的變動、國際清算銀行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匯率指數。
9月15日的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匯率指數是102.1,去年12月31日是102.47,僅僅下降了0.37個點,基本平穩。同日,人民幣在國際清算銀行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是107.46,去年12月31日是106.66,還增加了0.8個點;人民幣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匯率是99.88,去年12月31日是100.34,僅下降0.46個點。
“從三大指數的科學尺度來看,人民幣匯率相當穩定,對此須有一個基本概念和底氣。”何偉文表示,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主要取決於中國經濟基本面,中國目前通脹率低,只要經濟大盤穩住,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並推動持續穩定回升,就能無懼風浪,屹立潮頭。
9月27日召開的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電視會議指出,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較2021年末基本持平。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貶值,但貶值幅度僅為同期美元升值幅度的一半;人民幣對歐元、英鎊、日元明顯升值,是目前世界上少數強勢貨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