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全球 | 華而誠：新冠疫情下的中美經濟

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傳播對全人類生活造成巨大衝擊，全球經濟因之大幅衰退，甚至可能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經濟大蕭條。當前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得以控制的判斷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的承壓仍將持續。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經驗看來，人類在歷次危機中付出的慘痛代價，正是危機後“更上一層樓”付出的成本，所謂的危中見機。本文嘗試探討新型冠狀病毒對全球第一及第二大經濟體的衝擊及其伴隨的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及含義，新形勢下中國政府可考慮的用以掌握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新機遇的政策選項。

中國：眾志成城應對，成效初現

面對新冠肺炎(2020年1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命名為Covid-19)的突襲，中國政府即刻採取了斷然舉措，於1月23日從武漢封城開始切斷病毒從湖北向全國其他地區快速的傳染。中國傾全國之力，有效防止了病毒感染傳播，保障了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時，世界衛生組織也把本次疫情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全國各地採取的封城、延長假期、減少出行等措施必然對經濟的需求及供給兩面都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中國經濟需求面的主要拉動力來自消費，供給面的主要拉動力來自服務業。反映在食品飲料、交通運輸、旅遊、住宿餐飲、電影院等實體文娛場所消費相關行業皆受到了較大衝擊。為拉提疫情中的疲軟經濟，中國加強了2019年12月12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原定基調，以實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更靈活”的貨幣政策。

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同比下降6.8%，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的最大的經濟衰退。從供給面看，第一產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3.2%)，產業鏈無法正常運轉導致第二產業受到的影響最大(-9.6%，主要體現在2月份)，其次為第三產業(-5.2%)。其中，金融業和信息產業分別增長了6%和13.2%，但住宿餐飲和批發零售行業則下降了35.2%和17.8%。金融業的逆勢增長則表明了反周期政策的支持力度、線上網絡貸款和移動結算增強及實體分行的縮減。從消費來看，汽車(-30.5%)、餐飲(-41.9%)和金銀珠寶類 (-37.7%)等受到的衝擊最大，但食品飲料類的消費卻出現上升。醫療衛生用品、新零售、線上教育、縣城文化娛樂、快遞，外賣服務等領域呈現逆勢增長。

至2月底，中國基本上穩定住了疫情，以暫停經濟活動為代價的抗疫行動取得成效。中國疫情防控進入下半場，工作重點開始轉為復工、復產和防範疫情複發。國內供給測衝擊得到部分緩解。但是，疫情平穩後的復蘇將是遲緩和漫長的，這不僅僅取決於國內的形勢，也取決於歐美終端市場的情況以及供應鏈的狀況。隨着疫情在歐美爆發，進出口也受到重大影響，商務部的數據顯示，受疫情影響疊加春節因素，2020年1～2月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大幅下降15.9%，3月下降了3.5%。4月出口恢復增長8.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0年4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2020年中國經濟GDP全年增長僅1.2%，但是已超過世界上多數的國家，2021年則將復蘇到增加9.2%。

在中美經濟增長乏力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GDP下降3%，2021年隨着中美經濟復蘇，將增加到5.8%。4月8日，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在樂觀情況下2020年全球貿易將下降13%，而悲觀情況下將下降32%。2020年全球貿易下降遠大於全球GDP下降的幅度反映了逆全球化的推進。

美國：在治理、經濟和社會保障方面存在不足

截至5月21日，美國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已超過159萬人，死亡人數超過9.4萬人，每日死亡人數達一兩千，皆遠遠超過了中國。中美疫情差異來自以下兩點原因：

首先，特朗普總統領導的美國聯邦政府在遏制疫情方面，缺乏全國統一的策略，對外傳達的訊息也不一致。早期唯恐抗禦病毒的訊息將導致市場預期經濟衰退，股價大跌，影響年底總統連任選情。與中國的精英專業治國相反，白宮的政治考慮凌駕於醫療衛生專業之上——逐漸邊緣化了疾病控制中心，因而延誤了抵抗新冠病毒的約2個月的黃金時間；美國華盛頓州於2020年1月20日發現第一例Covid-19病例，特朗普在3月13日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各州才開始規定了嚴格的居家隔離及維持社會距離的防疫措施。因之，新冠病毒在美國境內得以快速的傳播。抵抗新冠病毒這共同敵人，聯邦政府缺位，各州政府“因地制宜”地訂出了各州獨特的隔離政策，在市場上爭奪稀缺但至關重要的醫療資源。同時，特朗普“移花接木”式地不斷指責中國是病毒的來源，用以卸責，也完全漠視歐洲才是美國病毒來源的證據。前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5月16日針對大學畢業生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美國在這場新冠病毒戰役缺乏領導。他並未、也不需要指明這位領導人物。

其次，疫情反映並擴大了美國經濟中貧富差距大的結構性問題。貧富差距大的社會，對既有體制的信心脆弱，容易導致與精英政治相反的反既有體制的民粹政治。近年來在西方國家出現的逆全球化就是民粹政治的部分反映。美國新冠病毒對收入處於中下階層的人口及族群影響最大，失業及死亡的人口最多；2月，40%的失業來自年收入低於4萬美元的家庭。他們是低技術的“必要的工作者”，大都是服務行業或製造業第一線的藍領工人或服務員，無法如白領階層可以在家遠程辦公，也沒有足夠的遠程工作技術及設備, 以避病毒。依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估計：收入最高的25%的人群中有超過60%的人可以居家工作，而收入在底層25%的人群中只有不超過10%的人可以做到。低收入人群也無法享受適當的醫療保險及服務，對病毒的免疫力較差。因此，新冠病毒自然地擴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

如中國一般，美國採取了極度寬鬆的經濟刺激政策。美聯儲把聯邦基礎利率降到接近零，同時購買大量政府及企業債。聯邦政府新增紓困支出達到2.9萬億美元，赤字率提高了14%，略超過了100%。第一季度GDP下滑4.8%，比中國略低。但是，第一季度經濟受新冠影響只有三月份，前兩個月可能還有增長，因此這個數據實際上意味着三月份的經濟下滑已達到兩位數。第二季度的GDP會更明顯地體現出新冠疫情的損害威力；美聯儲紐約分行估計將下降31.1%, 大大地超過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僅次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失業率數據也有類似的表現，在一個月之內從4%猛增到了14%，也超過了2008年。美聯儲波士頓分行估計，6月失業率將升高到20%，也是僅次於大蕭條時期25%的超高失業率。當前有36萬人領取失業救濟補助金，且仍在增加中。面對提振大幅衰退的經濟及控制未減的疫情的兩難抉擇，特朗普選擇了前者，鼓勵州政府選擇性的部分開放經濟。專家預測將導致死亡人數增加近萬人左右，於6月可能超過14萬多人。

而疫情經濟的復蘇主要取決於醫療上的突破:一旦有效的疫苗或治療方法被創造出來，經濟會很快復蘇，甚至有猛烈的反彈。當前，經濟復蘇的前景仍然高度不確定。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預測，經濟的復蘇可能要到一兩年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美國GDP將大幅下降5.9%，2021年將可復蘇到4.7%。

疫情後的全球化趨勢及中國的經濟政策抉擇

在美國發動了全球及中美貿易戰兩年後，新型冠狀病毒再度對經濟全球化產生了逆向衝擊，影響可能更為巨大。同時也暴露了體制的弱點。因此，危機也帶來了優化體制的機遇。

如何應對“逆全球化”？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會受到動搖嗎？中國以犧牲經濟增長的方式抵禦新冠病毒，在保障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時也衝擊到對中國產業鏈有依存度的世界經濟以及各經濟體。在面臨經濟大幅下滑及面對防疫物資供應短缺時，這些經濟體處於恐慌狀態之下，更可能感受到過去什麼都從中國進口製造品所衍生的風險太大的問題。在地緣政治也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部分國家不免會減少對中國製造品的依賴度。

這場疫情大流行重新激起了特朗普政府減少對中國依賴的態度，以及讓藥品和醫療物資生產迴流的努力，但此舉除了破壞全球供應鏈之外，不太可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為企業要彌補增加的勞動力成本，會加速自動化。特朗普倡導的“脫鉤”可能會使越來越大比例的生產製造將在自動化工廠中完成。

長期看來，所謂的“去中國化”的效果有限。在長期的比較利益原則指引下，中國已經產生了高效率及體系非常完備的製造業。“中國製造”在世界經濟的鏈條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易被替代的。全世界幾乎所有門類的製造業在中國都有其產業集群或者龍頭企業、核心企業。2019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的全球佔比接近30%。因此, 中國復工復產能夠繼續引領及支持全球的產業布局。

中美關係是全球政治最微妙、最敏感的關係。美國從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已經形成並着手實施。這一戰略短期內不會因誰在台上而改變，貿易戰只是戰略實施體現出來的一小部分。對於中美關係要面對現實，拋開幻想，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做好產業鏈結構重組的準備，也必將給中國企業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這次疫情凸顯了中國體制相對美國的優勢亦反映在中國GDP佔美國GDP比例顯著的提升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4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大幅修正了疫情前2019年10月做的2020年及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根據修正後的預測值估計，中國GDP佔美國GDP比例從2020年修正前的68.4%提升到70.9%，從2021年修正前的71.5%提升到74.3%。

在這次全球範圍大疫情第一階段的挑戰中，不僅中國表現較好，鄰近共享中華文化的亞洲四小龍表現亦優。反映了中華文化獨特的同舟共濟的社會性；提倡推己及人、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不分你我一家人的概念，正是新冠狀病毒給人類上的一課。前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及財政部長桑默斯5月14日在金融時報發表這樣的判斷：“如果21世紀是一個亞洲世紀，如同20世紀是一個美國世紀一般，那麼這場流行病很可能被人們記住是因為它一個轉折點”。中國可順勢而為，進一步推動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為基礎的亞洲經濟的整合。同時協助“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推動建立全球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從美國的經驗看來，疫情擴大了社會的不均，更加深了社會對既有體制的不信任。同時，因為高收入工作崗位難被自動化所取代，自動化和數字技術的加速可能加劇社會分化。中國政府經濟目標的設定不僅關注GDP的增長，也應該同等關注GDP的分配，彌補收入分配政策的短板。推動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及脫貧的“新基建”，以便在未來不可避免地發生外部衝擊時，包括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社會能夠建立起風險分擔和社會援助機制，更好地保護最脆弱的群體。

要加快醫療衛生體制機構改革，加大醫院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中國長期處於緊繃的醫療資源。提升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及民眾醫療保障全覆蓋。財政、貨幣政策及金融監管應立足紓困，定向發力。幫助企業減輕負擔，尤其是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穩定就業，保障民生。當經濟復蘇之時，要謹慎處理伴隨的極度擴張的金融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高槓桿和壞賬問題，以避免由一場疫情引起的經濟危機演變成金融危機。

政策重心需要從短期穩增長轉向促改革、調結構、擴大開放，取消外資和民營企業准入限制，堅定不移地維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着眼於中長期經濟健康發展，同時推動農村土地市場改革，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設等方面的改革。

作者繫世界銀行前中國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