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宗龍：從“不良少年”到雲門舞集藝術總監

“不良少年”鄭宗龍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雲門舞集的藝術總監。

2017年底，雲門舞集創始人、藝術總監林懷民發布退休規劃，宣布將於2019年底退休，由鄭宗龍接任藝術總監一職。

舞蹈圈的注意力迅速轉到這位後進之秀上，未來的雲門將如何運作，他又將把雲門帶到怎樣的高度？外界人聲鼎沸，熱議四起，鄭宗龍卻沒有精力細想這些。

他今年的重頭戲之一，是做好《十三聲》10月、11月在大陸的六站巡演，從北京、上海、廣州到廈門、長沙、寧波。舞蹈受台灣國際藝術節委約創作，自2016年首演，備受矚目。

5月底，《十三聲》在澳門藝術節公演，和兩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

演出第二天上午，澎湃新聞記者見到了鄭宗龍。頭髮盤成一個小鬏，頂着一雙疲倦的紅眼，鄭宗龍一身素色裝扮現身，連喝了三杯黑咖啡醒神。前一晚，想到作品還可以做哪些調整，他輾轉反側到四點，興奮到睡不着。

“換一個時間再看，你會覺得千瘡百孔，一直想要改。”鄭宗龍並不掩飾修改和再創作的慾望。在他的意識里，這部作品還在生長，並沒有完全定型，“等我想通，等我知道什麼是放下，我會放手。快了，再給我一點時間。”

《十三聲》 攝影 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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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聲”是鄭宗龍的母親常常掛在嘴邊的傳奇人物。

1960年代的萬華（舊名艋舺），每當這位街頭藝人現身，街坊鄰里莫不奔走相告。他一人分飾多角，幼聲老嗓，忽男忽女，說書演戲唱歌敲鑼賣膏藥，樣樣精通。只要他一出現，街坊鄰居便會高喊：“十三聲，十三聲來了！”所到之處萬人空巷。

鄭宗龍在萬華長大，從小跟着父親擺攤賣拖鞋。街頭是最好的教室，他學着大人手舞足蹈地叫賣，看街坊鄰居嬉鬧，看暗夜霓虹閃爍，一幕幕生猛的市景始終在他的記憶里騷動。

“十三聲”的故事觸動了他，就像一根引線，把鄭宗龍的童年記憶呼喚了出來。

乞丐、遊民、妓女、黑道遍布，媽祖的轎子繞境而過，信徒會趴在地上給她讓道，早年的萬華魚龍混雜，“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地上爬，有人在旁邊撒尿，這些全都混在同一條街上，同時發生着。”

鄭宗龍記得，萬華走兩三步就一個廟宇，神明的生日是大日子，所有廟宇都在辦演出，漢子們打着赤膊，汗流浹背，用熒光布景搭台。創作《十三聲》，他和服裝設計、燈光設計商量，有什麼辦法可以呈現熒光的感覺，在色彩上做出艋舺的味道。

設計師最終用彩筆畫出彩色舞衣，再將UV燈打到舞衣上，營造出熒光色。一條橘紅相間的巨大錦鯉被投影打在幕布上，四處游移——不管是萬華最大的廟宇龍山寺，還是萬華有錢人家的池塘，錦鯉都是不可少的吉祥物。這些五光十色，都是艋舺的味道。

《十三聲》講的是過去的人、過去的事，舞者太年輕，沒有這樣的記憶和生活經驗，鄭宗龍就帶他們去萬華掃街，看一看當地人生活的樣子，聞一聞街頭的氣息。

甚至，他讓他們看侯孝賢早年的電影，《戀戀風塵》《風櫃來的人》《悲情城市》……在底層人物身上尋找相似的野蠻氣味。

鈕承澤的《艋舺》取材於艋舺，鄭宗龍卻沒建議他們看。這部電影太過美化，不是他記憶中艋舺的樣子。侯孝賢的電影不事雕琢，沒有太多編排和經營，讓鄭宗龍覺得真實。

侯孝賢的御用音樂人林強被邀來配樂。電吉他彈出底層人聽慣的那卡西，高亢的嗩吶妖氣重生，這是華燈初上的艋舺。女舞者唱滿州小調，男舞者唱咒，這是熟悉可親卻又叫不太出名字的祖傳歌謠。

“十三聲”幼聲老嗓，忽男忽女，11位舞者11個樣子，每一位都代表了“十三聲”的某一個面向。

他們在台上舞出各種失序、佝僂、詭譎、荒誕的動作，在劇場鬼才蔡柏璋的聲音指導下，運用喉嚨的肌肉，詭笑、嚎叫、異聲、怪調，如煙火齊發，能量盡出，毫無保留。

這樣的舞，鄭宗龍承認，一開始曾讓他陷入一種難以名狀的“羞恥”情緒，而羞恥感來自於庶民肢體與精緻芭蕾的反差。

鄭宗龍被芭蕾的線條美熏陶着成長，“芭蕾強調挺胸、延展，要有貴族風，那才叫漂亮。但我要找的那些人的形態和動作，不是對稱的、不是優雅的、不是高挺的。他們佝僂駝背，樣貌奇奇怪怪，讓我編舞的過程很掙扎。”

強制忘掉丑和美後，鄭宗龍從草根底層出發，最終讓庶民的旋律與肢體轉換出別樣的生命力。

萬華街頭的活力和人生百態，是鄭宗龍的生命底色，也是他最旺盛的創作泉源，《十三聲》是他第一次回到生長的地方，以它為題材具象創作。將來的作品是繼續往前回溯，還是邁向未來？42歲的鄭宗龍還沒清楚答案，“我還想探索更多，也許是面，也許是線。”

《十三聲》 攝影 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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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宗龍對年少時的自己的定義，不是乖孩子，也不是壞孩子，而是不安定的孩子。

他8歲學舞，純粹是因為太過好動，走到哪都闖禍。跟媽媽去剪頭髮，一把刀片在手，他不留神就能割下一段手指肉，走在路上，一整片落地窗也能被他撞碎，弄得全身都是傷。

“我是一個讓母親提心弔膽的孩子，完全不受控，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母親把我丟去學跳舞。”

芭蕾舞、現代舞、蒙古舞、新疆舞，鄭宗龍小時候什麼都學，白天把力氣花光，晚上回家癱倒在地，再也沒力氣折騰。

父母是開拖鞋工廠的，從小，鄭宗龍就要和姐姐、弟弟到街邊販賣拖鞋。他會想盡各種辦法叫賣，用聲音吸引路人注意攤位，因為不允許擺攤，警察一來，他拎起一袋拖鞋就要拚命跑。

上了國中，鄭宗龍開始吸煙、打架，一度淪為“失足少年”，每周末都要去法院報到，與打架鬥毆的青年、偷錢的未婚媽媽、摩托車盜竊犯等形形色色的“怪人”為鄰。

高中，鄭宗龍念的華岡藝校，是學校里的風雲人物。學校出過不少名人，比如大小s。在《康熙來了》，小s公開表示自己曾是鄭宗龍的迷妹，“他就是很高挑，長得又帥氣，只是覺得很喜歡他這個人。”

“我國中、高中都很荒唐，沒有念書，每天晃來晃去，騎着改裝摩托車到處跑，和人稱兄道弟，欺負弱小，加入小幫派。”鄭宗龍不諱言，少時的自己就是一個“不良少年”。

大學，鄭宗龍原本想考台北藝術大學，卻因文化課差三分落榜，痛哭一場後，轉而入讀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夜間部。

白天，他忙着幫父親送貨，夜晚再換上芭蕾舞鞋和緊身衣，在教室里聽着鋼琴聲跳舞。在他的記憶里，這兩年是混亂的、衝突的、不開心的。

“有一次演出，羅曼菲（雲門2前藝術總監）在台下看到我跳舞，問你怎麼沒考台北藝術大學？我說我考了，但落選了。她說你可以考插班，隔年我就去了，轉到了台北藝術大學。”

資質好，學什麼都快，反而讓鄭宗龍對舞蹈珍惜不起來。他下了課就去網吧打遊戲，打完通宵，早上六點再去學校練太極導引。那時，他的夢想是開一間高級網吧，腦子裡連畫面都搭好了。

不想念書，不想玩電動，不知道為什麼要繼續跳舞，大四這一年，迷茫中的鄭宗龍選擇休學當兵。

當兵站哨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鄭宗龍常覺腰背酸痛。假期去照X光，才發現支撐脊椎的椎弓裂了，醫生給他兩條路：開刀，用釘子把椎弓鎖起來；不開刀，椎弓萬一哪天滑脫，極易導致癱瘓。

鄭宗龍掙扎了很久，決定開刀。醫生挖了他骨盆的骨頭補縫，再在脊椎旁打了兩個鋼釘。穿着鐵衣，鄭宗龍在床上躺了整整兩年。回想起來，他將脊椎問題歸結於年輕時的透支——跳舞前不注意暖身，跳完又不注意收功，怎麼開心怎麼來，而人的肉身實在太脆弱了。

躺在床上那兩年，鄭宗龍想得最多的是將來要做什麼。

台北藝術大學學制五年，父母和好友建議他把最後一年念完，舞跳不了怎麼辦？鄭宗龍編了三支舞，順利轉進了編舞系。編舞時，他嘗試着慢慢動作，發現身體好像還行，腰傷沒有影響太多，畢業就考了雲門。

鄭宗龍不知道，進了雲門，他的煎熬才真正開始。

少年鄭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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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宗龍是在2002年進的雲門。

他還記得自己進團第一堂課是站樁（半蹲），一站就是一個半小時。雲門的練功房在鐵皮屋裡，他的汗就像雨一樣掉，腳下很快就濕了一大片。

雲門那時候蝸在台北八里的一座山坡上，鄭宗龍連上山都很困難，爬一陣就會腿軟。跳完舞，其他人隔天都沒事，鄭宗龍連着兩年，每周一、三、五都去看中醫，周末還要做復健。

“大家在休息看電影，我在醫院拔罐、針灸、貼葯、吃中藥。這樣日積月累，我發現我沒辦法了，我需要很多休息。”

四年後，鄭宗龍不得不退團。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真正愛上了舞蹈，牽筋動骨。離團那天，鄭宗龍躲在排練場哭了一個下午。

回想起這一段，鄭宗龍鼻子一酸，眼裡蓄淚，語調也哽咽起來。他說自己純粹是想到了分離，“任何分離都是難受的，那時候我和舞蹈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鄭宗龍沒抱怨，也沒後悔年輕時不懂事把身體搞垮了。他是不太后悔的人，過去了就過去了。

跳不了舞，又不想回去繼承家業，鄭宗龍在外面租了一個小房子，月租八千新台幣，靠商業演出為生。

每晚，他都和好友在社區大樓的健身房裡編舞，一個月只要接一單就能生活一個多月。也有碰釘子的時候，遇到演出商刁難，可能連車馬費都拿不到就被打發走了。最窮的時候，身上只剩不到一百塊新台幣。

林懷民知道鄭宗龍想編舞，又沒錢，乾脆邀他當司機，隨時把這位後生帶在身邊。

鄭宗龍跟着林懷民看演出，看着他每天開會、改稿、接電話、和人聊天的模樣，從早忙到晚，滾動個不停，“原來他是這樣生活的。”

當司機那一兩年，鄭宗龍發現，這才是修行的開始。最讓他受觸動的是林懷民的家，沒有任何多餘的修飾，三面牆都是書和CD，“我好像看到了寶藏，很想知道書里都藏了什麼。”

林懷民對古典音樂有很深的鑽研，笑侃巴赫在家裡住了二十多年。幾乎是一夜之間，鄭宗龍決定放掉張學友、周杰倫，改聽莫扎特、貝多芬。

“突然在一個瞬間就把以往的人生否定掉了。”鄭宗龍漸漸明白，編舞不能只靠天賦，還要有豐厚的積累支撐，對美術、音樂、舞蹈、歷史有種種了解，“我只是覺得我好像空空的、瘋瘋的，只是一個會玩的大男孩，牆上那些是什麼我不知道，我想要吸收。”

如果林懷民沒拉一把，鄭宗龍感慨，他的人生可能會完全不一樣，“我可能會沉淪苦海，或者變成一個專門接演唱會的導演，但我心裡還是有創作的慾望，想抒發。”

舞蹈之路上，雲門兩位藝術總監都向鄭宗龍伸出過援手，然而兩人對他的影響完全不同，“林老師是嚴師，不能開玩笑的，曼菲老師是溫暖的朋友，是會把手伸到你面前的那種。”

2006年，鄭宗龍30歲。這一年，不管是他還是雲門，都發生了太多故事。

1月，雲門2最有天賦的編舞伍國柱去世；3月，雲門2藝術總監羅曼菲離世，鄭宗龍在德國參加編舞大賽，靠雙人舞《狄德貝許》拿下銅牌，卻再沒有機會帶給恩師看；4月，鄭宗龍受邀擔任雲門2特約編舞。

早年的鄭宗龍就是一個窮開心的大男孩，沒有太多滴滴答答的負擔，經歷了這麼些事，他的心理開始微妙起來，“感受變多了。”

也是這一年10月，鄭宗龍奔赴印度流浪。

編舞后，鄭宗龍發現自己要和很多人說話，但對要說什麼沒有概念，茫然之際，他申請了雲門的“流浪者計劃”資助，理由是“找自己”。沒想到竟然過了。

林懷民支持年輕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去看世界。第一季，鄭宗龍申請了日本，林懷民說你去日本只會覺得自己很窮，他才改了印度。沒做任何旅行計劃，他背着包單槍匹馬到了印度，一口氣走了24個城市，走到泰姬陵時，他哭了。

“我終於靠自己的力量繞了一圈，這兩個月是扎紮實實的兩個月。”印度之行對鄭宗龍刺激很大，富麗堂皇的酒店旁邊就是乞丐，天堂和地獄交織，讓他想起了台北的艋舺，也讓他卸下長久以來的盔甲，練習與自己對話。

2012年的紐約之行又是截然不同的體驗。

這一年，鄭宗龍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助赴紐約研習半年。他像當地人一樣生活，像海綿一樣吸收，在奇怪的劇院里看一些奇怪的演出，“和在印度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印度就像叢林，有不同慾望的撕扯，紐約是一個結構，是一個清清楚楚的結構。”

在紐約，鄭宗龍編出了《一個藍色的地方》，六個全身黑衣的女舞者放下頭髮，做着一些奇怪的動作。

“那段時間有點煩，有點憂鬱，有一個晚上睡不着，我跑到天台吹風，希望整理一下思緒。天快要亮的一剎那，漏進了一點光，天空慢慢從黑色過渡到藍色，我突然忘記煩惱，獲得了平靜，希望把失眠的煩人思緒用舞蹈表現出來。”

鄭宗龍在排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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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後，鄭宗龍被林懷民升為雲門2的助理藝術總監，兩年後，又升為藝術總監。這是羅曼菲病逝後，雲門2成立十五年來，第一次出現接棒的“新面孔”。

“可能是我編舞編得還不錯吧。”鄭宗龍淡淡地解釋。

時間往前倒推，自2006年擔任雲門2特約編舞，鄭宗龍幾乎每年都在“春斗”推出新作：從《變》（2008）、《牆》（2009）、《裂》（2010）、《在路上》（2011）、《一個藍色的地方》（2012）、《杜連魁》（2014）到《來》（2015），命題既抽象又具象，既個人卻也普遍。

鄭宗龍的創作不像林懷民那樣滿是家國情懷，他沒有傳統包袱，沒有歷史的緊張和內斂，反而更像發掘他的另一位恩師羅曼菲，情感恣意得多。

鄭宗龍早年的作品都是跟着feel（感覺）走，2015年的《來》算是轉折點——這部舞蹈以萬華的廟會陣頭、乩童起乩的動作畫面，和張狂多彩的廟宇特色為創作來源——他開始嘗試回溯自身文化，探究台灣本土的信仰與沿革，直至《十三聲》達到高潮。

“他變得越來越勇敢、誠實，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開始尋找身為一個台灣創作者的宗旨，為何要編舞？”擔任《十三聲》聲音指導的蔡柏璋認為，鄭宗龍的創作脈絡近年來逐漸回到自己的家鄉，可以預見他將邁向成熟期。

為《十三聲》配樂的林強則認為，“他在創作上一直要求突破自己的慣性，從前喜歡用古典樂或西方當代音樂，肢體表現上也受西方舞蹈家影響，《十三聲》則是從萬華的人生百態出發，從自己的生命經驗里去找，讓成長過程成為創作養分。”

林懷民常說，鄭宗龍有一樣東西是他這一輩子都沒有而且很羨慕的，就是街頭的旺盛的活力，那種活力有時候甚至很野，而鄭宗龍有趣的地方在於，能把野化成美。

他很高興鄭宗龍一步一步把自己走回了萬華，而布拉瑞揚（台灣編舞家）也終於回到了台東，“每個人都需要回家。這是台灣的一個奇怪宿命，我們總覺得自己不夠好，我們只會嚮往遠方。這兩個編舞都去過歐美，見識過了，然後他們回家了。這是一個文化信心的問題。”

外界都覺得鄭宗龍成熟了，鄭宗龍很明白，他還在找“自己是什麼”。

在雲門四年，他跟着林懷民受過中國最傳統的武術和太極訓練，他從小練瑪莎·葛蘭姆技術，喜歡皮娜·鮑什的舞蹈劇場，看到威廉·福賽斯會驚嘆“芭蕾可以這樣生動”，看到伊利·基利安的舞蹈會眼眶發紅……

“我就會問自己，我想要什麼？我可以做什麼？”每一位編舞大家行走於世，都有獨樹一幟的風格，鄭宗龍不怕承認，現在的自己還在探索，風格還未定型，遠沒有到可以整理的階段。

每一次編舞，他依然害怕面對創作的過程，有種不能言說的感覺，介於悲傷和喜悅之間。

害怕什麼呢？比如，“我到底要做一杯美式咖啡，還是要做一杯拿鐵，結果做出來是焦糖瑪奇朵，這中間到底怎麼了？我想炒一盤菜，奇怪怎麼炒成了三杯雞，材料和順序發生了什麼事？”

“簡單說，你的想象和你的能力、你做的事是否達成一致，這些需要時間和經驗累積。我只想讓自己的手和心連在一起，但我現在縱使有連接的地方，內心最深處還是沒法給自己蓋章。”

鄭宗龍說，自己最大的問題就在這：別人認可不行，一定要自己認可自己。這大概是所有有追求的創作者最難以言說的苦惱。

也有被他認可的舞蹈，比如《有一個藍色的地方》《在路上》。他發現，他認可的作品都是自己最放鬆的時候編出來的，目的性太強就不行。

“《十三聲》是委約作品，我的目的就是找萬華，哪天放鬆了說不定萬華會來找我。有一天你不想要什麼，它真的出現的時候才是真的，可是你不經過這個探索過程，它就不會蹦出來。”

鄭宗龍在萬華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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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鄭宗龍來說，編舞不難，但要掛上雲門的招牌，又是另一回事。這塊招牌是台灣的一張名片，是林懷民用45年時間積累，是雲門舞者用無數個飛行里程和不眠之夜堆起來的。

牌子的壓力太大，鄭宗龍勸自己，“不去想就好了。”

“那個壓力來自於，有一個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輩在那裡，但我必須告訴我自己，我不是林老師，我也許沒有辦法到那個高度，但我可以做什麼？我可以做到哪裡？還是要靠我的雙腳走出來。我偶爾會有一些念頭出來，就把它丟掉，久了就習慣了。”

2020年全面接班雲門，所有人都盯着，不管自己願不願意，都會被人拿來和林懷民對比，不會有壓力？

“我比不上，所以就不用有壓力了。我一開始就很清楚，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就從這裡出發。我喜歡跳舞，我喜歡編舞，我希望讓舞蹈分享給更多人，這份心足夠就好了。”

所以不會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一定要把雲門帶到和林懷民一樣的高度？

“不會，我的目標是每天頭腦清清楚楚，把和人的每一次交會、每一件事情、每一個任務，時時刻刻都可以仔細地完成，自然會有累積。”

鄭宗龍坦言，雲門走過45年，有太多經驗豐富的夥伴並肩作戰，他完全不擔心行政和管理，最大的壓力還是創作，“我唯一要奮鬥的是我的作品，我的手跟心有沒有在一起。”

曾有人問林懷民，為什麼選鄭宗龍，他回，“因為他夠笨！”鄭宗龍的好友、編舞家陶冶則將之歸結為“簡單”，“他有藝術家的純粹，正因為簡單才能勝任。”鄭宗龍笑說，兩人說的其實是一個意思，“簡單就是笨，只是陶冶講的比較好聽。”

雲門有兩個舞團，訓練體系雖一樣，風格卻截然不同：1團專跳林懷民的作品，所有舞者的塑造都出自林懷民的審美喜好；2團會與不同年輕編舞家合作，舞者輕鬆自在，是普通人的身體，卻也有更多可能性。

1團大部分時間用於國際巡演，2團相反，專往鄉下跑，深入社區、學校、部落、山區，一台手提音響，地板掃一掃，便就地起舞。

“跳1團的作品，你要心性穩定，能靜下來。跳2團的作品，你要能活起來，可以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場地、各式各樣的狀態，你要隨時隨地牽人起來跳舞，不起怎麼辦？你要在零點幾秒之間做很多決定，應付很多突髮狀況，這是2團最辛苦也最有趣的地方。”

藝術家通常喜歡埋頭創作，鄭宗龍卻願意帶團走基層，精心設計每一個演出環節，和觀眾溝通互動，讓他們親近現代舞——他愛普羅觀眾，這也是林懷民敬佩的地方。

“如果創作者做得要死要活，卻沒有人看懂，一直是問號，我就很想讓他們和我有同樣的共振。”鄭宗龍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邀觀眾一起跳舞，“他們身體動起來就知道跳舞是怎麼回事，看舞蹈時就有感同身受的能力了。”

不管是定位、舞碼還是舞者的氣質，1團和2團均不同，未來會怎麼走？已經有人在腦補，兩團會合併，“我只能說有可能，還沒決定。”鄭宗龍強調。

因為張揚個性，現代舞團往往由一位靈魂人物主導，專跳這個人的作品，瑪莎·葛蘭姆、皮娜·鮑什、莫斯·坎寧漢莫不如是。這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容易發展出高辨識度的舞蹈風格，另一方面，靈魂人物一旦離去，意味着一個時代終結，舞團何去何從？積累下來的作品又如何處理？

林懷民退休後，鄭宗龍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是像皮娜·鮑什舞蹈劇場那樣，做類博物館型的舞團，把演靈魂人物的保留劇目作為重任？還是像荷蘭舞蹈劇場那樣，廣開門路，廣邀編導，發當代的聲音，做最當下的創作？

“有沒有可能找出第三種？”鄭宗龍坦言，他還需要時間摸索，在摸索的過程中找方向，“還是要等2020年之後才能真正考慮怎麼轉舵。”

鄭宗龍 攝影 王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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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愛呼朋喚友，現在的鄭宗龍卻更享受獨處。

得空時，他喜歡一個人爬山、泡溫泉、到海邊走一走，看電影是一個人，看演出也是一張票，人家要送兩張，他堅持一張就好。

雲門2都是年輕人，吃喝玩樂都是成群結隊，鄭宗龍偶爾也參與，但並不熱衷。

“和大家共事那麼久，我們沒有單獨吃過一次飯，和團員也是，非常少。”工作時已經和人說了那麼多話，剩下的時間，他希望留給自己，“一個人比較敏感，你產生化學成分都是因為自己，留給自己思考的時間也更多些。”

也不是高冷，時間走得太匆匆，鄭宗龍說，他只是多了一個面向，“以前很需要朋友，每天都要來來往往，不然好像沒有活在世界上，現在會想要更多個人空間。”

孤獨是人的本質？

“本來就是這樣啊，就是孤獨，就是苦。這是人生真相，我們只是一直在騙自己。”

苦歸苦，擔著領導之責的鄭宗龍如今極其自律，每天五六點就醒了，早起工作，盡心編舞，盡量讓自己保持在安穩的狀態里。

接下來，他想編一部和月亮、和風有關的舞蹈。這一次，他希望能不帶目的性，真正放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