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獨可恥”的日本，許多年輕人正無聲走向崩潰

在日本，孤獨引發的煩躁和抑鬱正在吞沒年輕人。

“我想去死。”

獨居東京的由美快崩潰了，雖然她才剛20歲。

作為一所私立大學的大三學生，由美在過去的一年多面臨的，是無止境的網課，和被困在房間里的孤獨。

“難過的時候、在推特上被大家安慰的時候、一個人吃飯的時候，我都在哭。去年10月和11月我幾乎每天以淚洗面。”

從去年4月開始，由美的學校因疫情將課程改為了線上，至今沒有徹底恢復。

每周，由美有15節課和大量作業。網課進行到第三個月，她覺察到了違和感：“有時候我可能一個星期沒和任何人說話。我已經無法切換腦子裡的ON和OFF開關，無論我做什麼，課題和學習都無法從我腦子離開。”

從此以後，由美不想待在家裡的願望一天比一天強烈。但由於疫情，除了採購食品她很難再外出，朋友們也同樣忙於學業很少和她見面。

一年多來，被困於房間的孤獨感幾乎將她吞沒。

孤獨的日本人 圖片：CFP

在日本，像由美一樣飽嘗孤獨的年輕人並非少數。

秋田大學去年8月的校內調查發現，超過10%的受訪者有中度抑鬱症癥狀。茨城大學和九州大學也進行了類似調查，發現10%到20%的學生有抑鬱症、情緒波動和焦慮癥狀。

這在去年激增的青少年自殺率上也有所反應。

2020年，日本有777名未成年（20歲以下）自殺，創下了1980年來的最高紀錄，其中“孤獨”、“不能去學校上課”和“家庭不和”是自殺的主要原因。此外，共有2521名20到29歲年輕人自殺，其增長率在所有年齡段中位列第一。

現在，這種狀況還在加劇。

LABOT公司今年4月的調查顯示，超6成大學生、高中生對網課表示不滿並考慮過休學，更有超過76%的學生表示對過去一年的生活感到孤獨。

在日本，孤獨早已是一種普遍社會現象，但它一般以年長者的“孤獨死”呈現：長期不和子女聯繫的高齡者孤獨地死在獨居公寓里，而屍體往往好幾天後才會被鄰居或社區人員發現。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日本首相菅義偉在今年2月設立了孤獨大臣一職，並在內閣創立“孤獨・孤立対策擔當室”。日本也成為了既英國以來第二個設立孤獨大臣的國家。

“孤獨・孤立対策擔當室”掛牌成立 圖片：網絡

然而，新冠還在惡化這一問題。孤獨已經蔓延到了日本年輕一代，開始成為日本全社會的病症。

孤獨的年輕人

由於無法忍受內心不斷滋生的孤獨感，由美轉向推特抒發自己的痛苦，她很快得到了來自其他大學生的安慰，一名網友回復她說：“作為大學生，我也想去學校，想認識新朋友和老師，想和大家一起上課、交談。現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由美才意識到，原來她並非個例。

獨居在東京上大學的大二學生櫻井悠乃一度認為，自己曾在去年七月患上了抑鬱症。因為疫情，她的課程與兼職家教全變成了線上，與此同時，她也變得疲憊煩躁，頻繁與男朋友發生爭執，從6月起開始頭痛和食欲不振。

另一名大學新生大里拓也有着和櫻井類似的焦慮。

因為去年4月入學後一直上網課，大里在第一學期從未去過自己的校園，也沒有交過一個朋友，更找不到任何身份認同：“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一名大學生。進入大學快一年了，我沒有任何朋友。如果第二年繼續這樣下去，我該怎麼辦？”

大里拓也一直在自己房子的閣樓上網課 圖片：雅虎新聞

進行自殺干預與心理諮詢的日本NPO組織OVA的理事長伊藤次郎表示，他一直在通過網絡接受有高風險自殺傾向的兒童、年輕人的諮詢，他們最痛苦的問題是“無法與人交談以及不被理解的孤獨感”。

在他的諮詢案例中，有無法坦誠性取向的女學生，有遭受過性暴力的男學生，還有許多已經陷入貧困卻不好意思去領取政府補貼的年輕人……

對此，東北大學精神病學家國井泰人表示，在疫情時代，學生出現這種在大學裡不適應的狀況並不罕見。與高中不同，大學生會根據不同課程交不同的朋友，不少人還會搬家開始獨居，生活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很容易產生孤獨感。加上長期居家，他們心理健康更容易惡化。

早稻田大學研究孤獨的教授石田光規也指出，日本社會中的孤獨、孤立是1990年代末開始出現的現象。隨着移動電話和互聯網普及，生活單位已經從家庭轉移到個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變得不穩定和不可持續。新冠只是加速了這一趨勢。

無論如何，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惡化與孤獨絕不是一件好事。

作為第一個設立孤獨大臣的國家，英國在幾年前就意識到孤獨不僅僅是老年人的問題，而是可能發生在人生任何階段。

英國政府的一份調查顯示，英國有900多萬人感到孤獨，這會造成英國每年320億英鎊的經濟損失。其中，16至24歲的年輕人、有健康問題的人和失業者更有可能被孤立。

圖片：CFP

對個人而言，孤獨也是致命的。

美國楊百翰大學的研究表明，導致孤獨的低社會聯繫是比吸煙、喝酒、缺乏運動和肥胖更短命的存在。孤獨感、社會性孤立、獨居分別能使死亡率增加26%、29%和32%。

改變“孤獨可恥”的社會

孤獨在全社會蔓延，日本政府沒有坐以待斃。

在設立孤獨大臣和孤獨・孤立対策擔當室的一個月後，自民黨孤獨·孤立對策特命委員會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委員會主席下村博文表示，政府應該儘快和NPO進行合作，並決定撥款60億日元用於預防自殺、幫助獨居者和蟄居族。

此外，針對青少年的預防也隨之加強。

4月6日，菅義偉宣布將在2050年前制定全新的《兒童和青少年發展支援綱要》（子供・若者育成支援推進大綱）。該大綱每五年修訂一次，本次重點是反孤獨·孤立。

菅義偉表示，政府將着重擴大網絡上的官方諮詢網站數量，方便那些遭遇父母虐待或貧困的未成年使用，同時，政府還將建立一個24小時諮詢系統，培訓專業諮詢人員。

菅義偉任命的日本首位孤獨大臣坂本哲志 圖片：CFP

除了政策變動，官員們還意識到了日本壓抑的社會氛圍。

原防衛政務官鈴木貴子曾表示，光改進心理諮詢系統是不夠的。在日本，社會長期存在對孤獨的“污名化”，即認為孤獨是壞事、是恥辱。這使得孤獨的人們很難尋求建議，自殺變成了孤獨的最終形式。對此，政府必須在人們自殺前，為人們提供和周圍人的交流通道。

鈴木貴子的看法可以在2018年《經濟學人》對日本、美國和英國人的態度調查中得到作證：44%的日本受訪者表示，孤獨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遠高於美國的23%和英國的11%。然而，僅有9%的日本人承認了他們很孤獨，這一數據遠低於英美。

這種現象和日本的社會文化氛圍有很大關係。

1990年以前，日本絕大多數男女都會選擇組建家庭：婚姻構築的家庭、鄰里社區，是他們遠離孤獨的安全網。而近30年來，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晚婚或不婚，這大大削弱了安全網的功能。

而對於那些生活穩定的年長者而言，不結婚、不工作的人應該受到指責，隨着21世紀日本“自我責任論”的流行，這種思想被進一步強加到了年輕人身上。日本女性網站e-aidem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自我責任”價值體系中，“聰明而不顯眼”總是好的，如“不要給別人帶來麻煩”和“不要給世界帶來麻煩”。這是日本人從教育時期就被打上的價值觀烙印。

如此一來，未婚獨居的年輕人們不願意把自己的孤獨告訴別人，因為他們害怕讓身邊人擔心自己，或是擔心過多談論這些問題會被人討厭，於是，他們開始自我安慰：“孤獨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應該害怕”或“愛上孤獨”。而這樣的做法，最終只能導致崩潰、自殺。

日本的獨居者、不婚者正越來越多 圖片：CFP

由此，鈴木貴子提出，政府必須介入並改變個人想法，“我們要告訴人們，當你孤獨時，你可以依靠別人，孤獨並不可恥。”她說。

敞開的求助通道

政府在持續籌謀政策，一些民間組織早已率先行動。

去年3月，21歲的大學生大空幸星創立了一個名為“屬於你的地方”的網絡聊天室，24小時為人們提供心理諮詢服務。

在過去一年裡，他的網站異常火爆，諮詢次數超過4萬8千次，70%以上是女性，80%是十幾到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屬於你的地方”網頁版 圖片截圖自官網

由於新冠疫情，女性僱員偏多的觀光旅遊業、餐飲業和零售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這使得大量女性遭遇了失業、減薪，甚至是來自丈夫的家暴。2020年，日本女性自殺率同期上漲了83%，孤獨和經濟能力、家庭關係都是主要原因。

"有些人已經失去了校園生活或兼職工作，失去了‘逃避’場所。他們不能輕易見到朋友、失去了可以依賴的人。還有人失業，甚至遭受了家庭暴力，內心越來越孤獨。”大空說，他們一直在用聊天的方式了解人們的情況，並找尋幫助他們的方法。事實證明，的確有很多人繼續溝通來排解孤獨。

目前，該網站的諮詢師人數（含培訓中）已超過700人。

同樣行動起來的還有北海道防止自殺的社會福利組織“北海道的生命電話”與札幌搖滾組織Night de Light。去年，兩個組織為年輕人們製作了一段5分40秒的視頻，呼籲感到孤獨的人們撥打“生命電話”。

“如果你打不通電話，請再看一遍這個視頻，然後繼續試着打電話。”

視頻的背景音樂是Night de Light的原創歌曲《感謝你讓我活着》，畫面里，許多人把手放在一個獨自坐在空白房間里的女人的肩膀上並擁抱了她。

“北海道的生命電話”與Night de Light合作製作視頻 圖片截圖自油管

該組織秘書長杉本明還在視頻中設計了 "讓我留在你身邊"的信息，他表示："新冠極大地改變了孩子們的日常。 我想讓他們知道，每當他們想和別人說話或想聽見別人聲音的時候，“生命電話”就在身邊。此後，撥打電話的人數又有了明顯增加。

許多大學行政部門也開始出手拯救學生。

最近幾個月，名古屋大學都在定期面向全校學生髮放食物，以緩解他們的經濟困難。同時，學校還在開展在線活動，方便學生們在推特上互相交流。每個節假日的深夜，輔導員都會在Youtube發表講話，關愛那些因疫情無法回家的學生。

現在，名古屋大學學生支援本部的推特賬號每天都在解答學生們提出的匿名問題和要求，如“下次食物會發放什麼”、“我總是沒法按時交作業要怎麼辦”等等。

九州大學則在4月開發了一個APP，上月初投入使用，學生們可以通過回答食慾、運動、睡眠和情緒等問題，進行心理健康自我診斷，如果狀態不理想，該程序會直接詢問使用者是否需要心理諮詢。

在石田光規教授看來，預防孤獨和孤立的關鍵在於為自己創造一個“做什麼都可以的地方”，這也是這些民間團體所採取的的方法。它們並不是要剝奪人們獨處的時間，或是強迫人們和他人產生聯繫，它們是為了在緊急情況下，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求助通道。

“這個‘地方’的周圍要有人，你可以選擇一個人獨處，也可以和他們聊天。”石田表示，為了避免孤獨，人們需要和周圍保持互動，找到一個可以傾訴的地方。

名古屋大學在發放新鮮蔬菜水果 圖片截圖自推特

民間團體和學校的行動力，感染到了部分大學生。

去年秋天，同樣飽受孤獨困擾的兩名早稻田大一學生合田葵、林美里決定用行動打破孤獨。

他們利用4月在早稻田“大隈塾”課程上學到的社會實踐知識，建立了一個名為And's的學生團隊。

此後，兩人來到了福島相馬市小高的鄉下，這裡距離福島核電站事故點不到20km，他們要做的是幫助當地居民一起重新改造鄉鎮。在這裡，兩人聽到了許多當地人的故事，結識了新朋友。前幾個月的孤獨感已不見蹤跡。

合田葵和林美里的故事在校園裡傳開，越來越多的早稻田大學學生來到了小高，共同參與創業。在不能去學校上課的日子裡，他們都找到了排解孤獨的場所。

早稻田大學的同學在福島農家幫忙打理葡萄藤 圖片：And's

正如石田教授所說，避免孤獨的關鍵是人們要在必要時保持和外界的聯繫。這也是孤獨者們可以採取的自救方式。

櫻井悠乃也選擇了自救。

去年7月，不堪重負的櫻井給家鄉的父母打去了電話，她放棄了剋制，第一次向父母訴說了她這半年來的孤獨與抑鬱。

8月，她從東京回到老家長野，抑鬱情緒一下消減了許多。

半年後，她向《雅虎新聞》透露了那場“自救”的細節。

“在和他們談論了很多其他事情以後，我向他們坦言，‘對不起，我知道這可能很讓人困擾，可是我真的到極限了，我想回家’。”

好在電話那頭，母親溫柔地對她說，“那就回來吧”，父親也安慰道，“我開車去接你”。

那一刻，情緒緊繃多月的櫻井突然淚流滿面。

（本文中，由美、櫻井悠乃、大里拓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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