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東：美國正給中國帶來雙重風險，中國該對跨境資本收稅了

觀察者網：鞠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最近在清華大學唯真講壇的演講中提到，中國應該推出跨境資本流動稅，來應對疫情之後的金融安全問題。您能詳細介紹一下資本流動稅的設計嗎？

鞠建東：我先簡單解釋一下，跨境資本流動稅是一個怎麼樣的設計，以及為什麼要徵稅。

首先，我們設計的跨境資本流動稅是一個防危機的稅，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狀態下也要征的稅，這和以前的托賓稅有非常大的區別。

什麼叫正常狀態？什麼叫異常狀態？正常狀態的時候，跨境資本流量相對來說是平穩的。但是在危機時期，出現資本外逃，或者是出現金融攻擊的時候，比如說97年亞洲金融危機，索羅斯對泰國進行金融攻擊的時候，都伴隨着異常的、大量的跨境資本流動，因為它需要買進、賣出同時進行。

為了應對異常狀態，現在我們有個紅綠燈制度，比如說流量大概超過正常值的兩倍以上，就到警戒水平了，如果是三倍，可能紅燈就亮了。這是目前的做法。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一個稅制，只不過稅率是零或無窮大。在一定量之下沒稅，超過一定量就叫停了，就不能做了。

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跨境資本流動稅，什麼時候啟動，可以去討論，但一般也是在異常量達到兩倍三倍的時候，超過三倍肯定就啟動了。

1997年泰銖瘋狂貶值

第二，我們的跨境資本流動稅是個累進稅。

以前的托賓稅是固定稅率，一些拉丁美洲的國家都用過，巴西曾經征過2%的資本流動稅，但是效果並不好。原因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通常資本跨境流動的收益差會大於稅收。

比如索羅斯對你進行攻擊的時候，他期望的獲利15~25%，也就是說它的收益會超過你收的稅。所以你收稅他不在乎，防不住。或者你的稅太高，達到百分之六七十，和把資本市場關掉沒區別了。所以我們這個稅是累進稅，邊際稅率可以不斷地向上走。我們通過模擬認為，邊際稅率最高到30%就夠了。

第三個方面，你既然是累進稅，就有個逃稅的問題。因為同樣一個投資人，他可以開好幾個賬戶，這樣就把邊際稅率降下來了。為了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設計分成兩部分，除了累進稅率，還有一個開戶費，是固定的成本，你開一個賬號，就要交一筆錢。把開戶費和累進稅率結合在一起，理論上可以嚴格證明，任何一個投資人，他不管有多大的流量，不會超過5個賬戶，因為賬戶開得多也划不來了。即使開戶費沒有多高，投資人開更多的賬戶也是划不來的。

開戶費和累進稅加在一起，無論發生什麼情況，資本的跨境流量不會達到均衡的兩三倍以上。不達到3倍以上，危機的均衡就不會發生，因為危機均衡需要發生擠兌。大家都在跑，大家都擠兌，然後危機均衡才會發生。你保證了流量正常，危機就不會發生了。

我們所設計的跨境資本流動稅，其目的是為了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同時，去管理開放的風險。

這樣一個新的設計，實際上我們在2014-2015年，也就是5年前的時候就討論過。當時是上海自貿區開放，出台金融40條的時候，我們當時曾經討論過，希望在自貿區之內，資本賬戶是開放的。資本賬戶怎麼開放，才能不衝擊國內的資本市場，它就需要一些政策設計。

但後來，主要是2015年的8·11匯改之後，我們的資本外流非常嚴重，差不多大半年我們就用了1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儲，所以國家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變得很嚴格，防範危機是擺在第一位的。而防範危機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讓資本向外流了。所以關於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賬戶管理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就沒有向前走。

觀察者網：那麼既然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紅綠燈制度，重提跨境資本流動稅，必要性體現在哪呢？在疫情之下，美國大放水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風險，跟之前有什麼不同嗎？

鞠建東：現在我們為什麼重提這件事情？其實也不完全是重提，以前是學術上討論這個問題，現在需要進一步地深入討論，需要在操作層面更進一步地討論。現在的情況跟過去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不僅僅面臨著金融危機的風險、資本出逃的風險，我們還面臨著金融封鎖的風險。

金融危機的風險，討論的已經很多了。另一方面，在疫情之下，美國歐洲的貨幣政策，都是拚命在放水、發錢。因為美元是國際貨幣，所以美國發錢的實質性後果，其實是要全世界來為它的危機買單，尤其是要中國來買單。你反正把東西發給他，他印錢給你就行了。

可是我們現在更加擔心的，是金融封鎖。

特朗普行政當局已經很明確，甩鍋新冠肺炎給中國，然後又要對中國進行懲罰。至於說他做不做得下去不知道，但對中國的金融制裁已經提到議程上來了，包括不還中國手裡的美債。雖然我覺得特朗普在這個問題上很愚蠢，他如果不還國債的話，美國的損失比中國要大得多。但只要是可行的，特朗普都會做，我們是需要有心理準備的。

據美國媒體報道，特朗普討論就新冠疫情向中國索賠時，談到了拒絕償還中國的債務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跟8·11匯改的時候不一樣，我們需要防雙風險。就是金融危機的風險，和金融封鎖的風險。防金融危機的風險，你可以對跨境資本市場進行管理，甚至短期之內不讓它流動。但金融封鎖的風險就麻煩了。因為是金融封鎖，所以逼着你的資本賬戶需要開放，因為人家本來就想卡你脖子。

你要用美元結算，就必須通過它的SWIFT，就是跨境支付體系，他不讓你用怎麼辦？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比如華為這些企業，它都會打壓，你怎麼辦？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資本市場的開放，是等不了了。面對金融封鎖的局面，你的人民幣國際化、資本賬戶的開放等等，這些事情都沒法等。以前只是一個次序的問題，覺得資本市場的開放我們等一等，可能影響也不大。用美元嘛，那不也挺好的？但是現在用美元有風險了。

觀察者網：有些人可能會擔心，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也會放大風險，讓國際資本更容易衝擊中國市場，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資本市場開放，其實主要還是為了推動人民幣自身的國際化？

鞠建東：我們的金融體系現在依賴於美元和美國所主導的支付體系，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壓力太大了，危險也太大了，我們必須想辦法。但這個辦法只能是擴大開放。資本市場開放有危機風險，資本市場不開放有金融封鎖風險，怎麼辦？

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僅僅是靠貿易，還得讓人家願意使用、持有人民幣。那麼我們就面臨一個挺棘手的問題，我們的跨境支付體系怎麼辦？我買賣貨物的時候，用人民幣支付行不行？

要想讓對方接受你的人民幣，你得讓人家有用。要是人家拿了你的人民幣，又不好花，也換不了其它錢，它有什麼用呢？

人民幣得有價值。為什麼現在大家喜歡拿美元？因為美元有價值，我隨時可以拿美元換其他東西。人民幣要有用，至少你得是可兌換，然後跨境資本是可以流動的，他可以到你中國來買東西，你拿了人民幣也能到外面買東西。所以說中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必須要儘快地推行下去。

觀察者網：那麼其它國家對資本流動稅的接受程度是怎麼樣的？我們一邊開放，一邊還要徵稅，會不會遭受政治上的疑慮，甚至攻擊？

鞠建東：我們的改革面臨兩難，既要讓它開放，又要防範金融危機的風險。面臨著金融封鎖的風險，我們的資本賬戶的開放等不下去了。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說，你不得不做了，那你加個防火牆。即使說加防火牆帶來了一些疑慮，別人說你既然開放了為什麼還管着，也比完全赤身裸體的去開放要強很多。你終究還有一個手段，能把危機控制住。

我一下把資本賬戶開放，上海、北京一堆人，就會把房子賣掉，然後跑到美國買房子去了。因為你上海的家庭平均資產，是800多萬人民幣，也就是100多萬美元。這只是說上海、北京，不是全國。有很多人是有幾套房子的，你如果把資本賬戶開放，很可能會造成巨大的資本外流的衝擊。所以在資本賬戶開放之前，首先是要修一個防火牆，這件事情變得很重要。

央行近期公布的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居民的平均家庭資產超過800萬

修了防火牆，我就改變了大家的預期。比如我們人均跨境資本流動是5萬，如果你要賣房子，短期之內把錢拿去美國，跨境資本的流通達到幾百萬以上，會被徵收很高的邊際稅率，就划不來了，大家也就不做了。

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韓國就在對跨境資本的流通進行管理，而且做得挺成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也有很大的改變，過去認為資本流動應該是完全自由化，但最近一段時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流研究，都是傾向於跨境資本的流通是需要管理的。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反轉，他的資本就像潮退潮進，那麼你潮退的時候，資本回涌美國的時候，通常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金融危機。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是說對跨境資本進行管理是很有必要的，韓國一直堅持認為，他們的跨境資本的管理不是一個cross border capital flow management，他叫prudential policy，宏觀審慎政策。

美國當然不願意其他國家管理，因為美國需要薅羊毛。但你做什麼它都會攻擊你。目前的中美關係已經越過這個階段了，攻擊不攻擊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你做什麼他都會攻擊，所以最主要的方面不是考慮它攻擊不攻擊你，而是考慮政策是不是有效，自己的實力是不是增強了。

觀察者網：您在前幾年的研究裡面，還提到人民幣浮動匯率的問題，浮動匯率跟資本流動稅這兩個手段加在一起，可以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這應該如何理解？

鞠建東：過去幾十年，我們的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是跟美元是基本綁定的，8·11匯改之後，有一些上下浮動。跟美元綁定的含義是什麼？匯率跟美元綁定，實際上美元是代表着中國和美國兩個經濟體，中國的貨幣政策也是和美國的貨幣政策綁定的，你的利率和它的利率也不能差太遠。這就是美元的強大之處。

經濟學裡有一個所謂的三元悖論，就是說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以及跨境資本自由流通，這三者是不能兼得的。

那麼我們以前放棄的是什麼？是跨境資本流通。我們基本上是保證固定匯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但是我們放棄了跨境資本流通。那麼現在跨境資本流通我們不能放棄了，我就必須去打破我的固定匯率。因為我們的獨立貨幣政策也不能放棄，不能像香港一樣，利率和美元利率綁定。所以我就必須去打破固定匯率。

打破固定匯率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目前我們的金融壓力越來越大。你只要是固定匯率，就必須去守，就像我們去年下半年的時候，大家拚命在討論，你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七的大關，到底是守還是不守？你只要固定在某個地方，這個市場總是要問你，你守還是不守？為了守一個匯率，你可能得投進去大量的外儲。我們現在也沒有太多的本錢來守固定匯率。所以你要是想不守，就必須讓它浮動。

另一方面，我們的外儲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人家還在嚇唬你，你借出去的外債人家到底還不還給你？實際上他也不需要行動，他只是說這件事情，馬上就會對你的固定匯率產生衝擊。中國的手上的外儲可能拿不出來，沒法去守固定匯率了，人民幣是不是會貶值？

要是我本來就放開了，你美國嚷嚷一下，我的貨幣貶值貶得多一點，他還着急呢，因為我出口更方便了，他自己着急。

觀察者網：中國之前一直傾向於保持一個相對固定的匯率，是不是也考慮到，浮動匯率對咱們進出口貿易的衝擊會比較大？

鞠建東：固定匯率更穩定，還是浮動匯率更穩定，這倒說不清楚。

中國的政策變化，一直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我們以前一直這麼做，現在你要改，固定匯率變成浮動匯率，當然整個市場在短期之內會波動。

從固定匯率變成浮動匯率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整個金融市場會受影響，你的企業也得有工具來對沖匯率風險。決策層面就得考慮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做這麼大的一個變化？我現在固定匯率看起來還不錯，我有那麼多的外儲，不如繼續用？

但其實變化了之後，咱們也可以有新的配套制度建設。從各個國家的實踐來看，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哪個對市場更穩定，說不清楚。因為你即使是固定匯率，價格還在動，對吧？如果匯率是浮動的，但你有對衝風險的手段，受到的影響就少一些了。所以說不清楚。

大家覺得只要變就有風險，那麼大的事情，誰願意冒風險去做？又怕一下子變成浮動匯率之後，出現競爭性貶值。就像我們的8·11匯改，大家現在還在講，8·11如果咬着牙，堅持兩個星期，沒準就改成功了。8·11就是想變到浮動匯率，改了兩天，緊張了，又收回來了。

可現在是沒辦法了，我們支撐固定匯率的成本太高，我覺得我們必須儘快改成浮動匯率。

本來在政策層面裡面，有三個維度：跨境資本流通、貨幣政策、浮動匯率。那麼在這三個之上，我加一個跨境資本流動稅，我多了一個工具，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本來是三維空間，現在變成四維空間，多了一維空間，這樣我的政策餘地就大了很多。

我完全可以用跨境資本流動稅來調節整個資本市場的流進、流出。我可以不改貨幣政策，只改跨境資本流動稅。即使放在那裡不用，我手上也多了一個工具，想用的時候就能用。比如說因為美國放水，熱錢要流進來，掙了錢之後，他還要跑出去，那麼你進來我就徵稅。現在美國和歐洲的長期利率是0，我這兒利率是2%~3%，如果不調節，他的錢都得跑到中國這來，跑到這掙了錢之後，又跑走了。那麼很簡單，你進來，如果是長期投資，我不管；只要你是短期的，我把稅加上去，你就衝擊不了我，占不到便宜了。

疫情之後，世界局勢發生很大變化。有兩件事情，第一是國際秩序的改變，我們需要有根據地，第二是國際金融體系有可能發生去中國化，我們需要打破有可能的金融封鎖。這兩件事，都沒法等，都需要主動應對。根據地的建立，我們的建議就是建設亞洲共同體。打破金融封鎖，我們的建議就是，首先建立跨境資本流動稅，建一個防火牆，然後資本賬戶開放，匯率浮動。我們需要記住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不能等到貶值壓力大了之後，守不住固定匯率了，再棄守，那就是金融危機了。

疫情我們防住了，不能在國際金融上出問題。現在有討論，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什麼是穩定？守不住的固定匯率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就是風險之源。如果再出現貶值壓力，你守還是不守？你有多少外儲去守？如果守不住，就會出現金融危機，那麼我們經濟上的流血流汗就會付之東流。目前中國的經濟基本面是好的，尤其相對於歐美國家是好的，金融體系是健康的，我們沒有什麼貶值壓力，這是一個窗口期，需要果斷地將人民幣浮動，需要果斷地將固定匯率這個雷排掉。匯率浮動了，外儲就解放了，我們也就不怕有人對我們外儲進行威脅了。

觀察者網：咱們接下來聊聊國內經濟吧。您剛才也提到，現在美國、歐洲的長期利率都已經降到零，甚至有些國家是負利率了，但是中國並沒有像市場預期的那樣全面降息。中國的刺激力度，比歐美國家都要小得多。這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鞠建東：我們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傳導到實體經濟的路徑，和歐美市場不一樣。我們放了水之後，漲得最快的就是房價，受益的並不一定是中小微企業。所以我們創造了好多工具，定向降准等等，就是放了水之後，還得去告訴銀行，你必須給中小微企業放貸款，相當於還是得通過行政措施。我們的金融市場本身有它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遍，流動性就是在金融行業裡面空轉。

關於放水問題需要注意，你放了水之後，金融界就掙錢了，當然很開心，對吧？但放水降息是不是能夠直接使得中小微企業受益？說不清楚。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國內的經濟情況和歐美非常不一樣。到第二季度，我們已經基本上快恢復正常了，下半年基本上會是正常的增長，除了外貿。外貿也不是我們的問題，外貿是國外的問題。我們的正常增長率大概是6%，假如外貿下降10%~20%，而出口大概貢獻GDP的20%，那麼外貿的衝擊大概會影響GDP增長的1%~2%。就是說即使減去外貿這一部分，我們下半年的增長大概是4%以上。相對於全球負4、負5甚至負6的增長，那也相當不錯。

而且4%的增長，對於我們的就業，對於整個經濟的正常運轉，都沒什麼問題。既然我知道下半年以後沒問題，那麼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下面這兩個月的問題，解決目前中小微企業的問題。比如有些省市說壓力很大，那就解決他們的問題。讓中小微企業這兩個月能活過去，不是降息能解決的，你降息也沒用，你得免息，你甚至得讓他們推遲還貸。

所以說想讓他們活過去，靠貨幣政策效果不大的，只能通過財政政策。這是我們目前和歐美市場不一樣的地方，我們下半年的經濟是還不錯的，是一個可以堅實發展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問題只是，如何使得上半年受衝擊的中小微企業，尤其是下半年還要繼續受衝擊的外貿企業能活下去。

貨幣政策刺激，最開心的就是金融市場，還有房地產，你只要放水，房地產又起來了，風險又壓上了，但是實體經濟是不是又在空轉？

觀察者網：那麼您覺得美國和歐洲受到的疫情衝擊有多嚴重，會不會是長期化的衰退？

鞠建東：對歐美的衝擊，很清楚的，比對我們要大很多。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們的反應做的比較差，第二就是他們的經濟體量裡面，服務行業占的比重比較高。美國的服務行業快佔到80%了，而受疫情衝擊最大的，就是服務行業。

那麼第二個問題，它有多長？現在來看，美國這一輪的疫情至少得到8月份才能結束，衝擊會不會更長，就完全取決於下一波疫情什麼時候來。如果下一波疫情不來的話，那狀況要好不少。如果下一波又來了，馬上他就面臨一個兩難的問題了，它到底是不是又要把經濟停下來？

歐美經濟就是面對這樣一個不確定性的形勢，即使年底疫情不再來了，整個投資也不會上升。因為沒人敢。所以今年一年甚至到明年，直到疫情完全受控制之前，歐美經濟都會受到這種不確定性的衝擊。

中國的好處是，我們採取了不同的抗疫方法，就是靠政府組織的系統性抗疫，現在看起來是成功的。我們並不一定要依賴於疫苗，或者說是要什麼大家群體免疫。我們不需要，我們能扛過去。歐美到現在為止，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能扛過去。

中國，或者新加坡、韓國、日本的成功，不完全是政治體系，實際上還是一個社會的經濟組織方式的問題。中國的、東方國家的組織方式更集體化，更強調集體主義。社區集體的組織能力比西方社會要強大很多。西方社會的個人自由，有它的好處。不同的經濟組織方式，應對不同的問題，它的反應不一樣。那些個人自由對於創新非常有利，但是抵抗自然災害，需要集體的組織能力。

觀察者網：疫情之前有些測算認為，中國可能到2026-27年，GDP總量就會超過美國，那麼疫情之後，這種超越的確定性是不是會更高一些？

鞠建東：這個問題不好說，要取決於金融，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如果人民幣國際化了，那麼只要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大的趨勢就是人民幣會升值。要不是因為美元特殊的強勢地位，匯率本來是應該反映基本面，美元肯定是貶值，人民幣肯定升值。人民幣如果升值的話，我們按照購買力平價的GDP，2014年就超過美國了，匯率如果更準確地反映基本面，今年的名義GDP可能就超過去了。但是國際金融問題不解決，人民幣還貶值的話，那就難說了，幾年之後也難說。

所以我們和美國相比，最差的地方是金融。當然我們不談軍事，軍事是另外的事情。以後中美之間的競爭，或者是爭端、衝突，會集中反映在金融方面。

我們的金融開放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這道坎你得過。

觀察者網：您最近還提出，應該直接向老百姓發現金來應對疫情，對全國1/3或者1/2的人直接補貼一定比例的人均工資。但是也有些人分析認為，中國的儲蓄率很高，能夠度過這幾個月的衝擊，所以就沒必要發現金。而且發現金未必能轉化為消費，應該用消費券來刺激。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鞠建東：發現金的建議有一個前提，還是我剛才的分析，我覺得我們下半年經濟沒問題，關鍵是下面兩三個月，要保證大家都能活下去。無論是低收入家庭還是要破產的企業，這兩三個月要熬過去，最好的辦法，也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發錢，或者是推遲還貸一年。發錢的量也不需要太多，我們預計大概是1萬億左右。

發了錢之後，有些人就存起來了，怎麼辦？西南財大甘犁他們的團隊做了一些估計，相當一部分還是會拿過來花掉，這個乘數效應還是不錯的，從需求端會對經濟有個不錯的推動。

（觀察者網註：甘犁團隊研究顯示，向年收入6萬元以下群體發放7500億元的一次性補貼，戶均補貼額2300元，可拉動1萬億元經濟增長，相當於GDP的1%。而消費券有門檻和限定範圍，難以保證低收入群體獲益。）

消費券，我覺得也可以有，但是我們的判斷是，這兩個月你需要給一個強刺激、強信號，這就是發現金的好處。讓大家都明確，下半年日子是好過的，只是這兩個月我們強刺激一下，一起衝過去。

所以我不一定需要去大量放水，把房地產也炒起來，不一定需要。新基建之類的，也是比較長期的事情。我們認為除了長期調控以外，還有一個短期托底的問題。短期托底現在實際上挺嚴峻的，相當一部分在進城打工的，回老家以後就沒收入了，這兩個月他怎麼渡過去？我只需要保住民生，讓低收入家庭和面臨破產企業能過渡過去，就行了。這些事通過財政手段，而不是貨幣政策，可能會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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