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憶廖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近來我在回憶往事中經常出現一個人的聲音笑貌，那就是廖公(承志)。翻翻資料，發現今年正是他誕辰一百周年，卻未見有什麼紀念的動靜，謹錄此殘留於記憶中的片斷，作為對他的百年祭。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傳奇人物。關於他的顯赫生平、傑出的貢獻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種傳記和無數文章，還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輪不到我來贅言。

只是因為他的諸多職務中，也包括“和平運動”和“亞非團結運動”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幾十年來，我在工作中與他接觸較多，有幸多次隨他出國開會，而且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還見過幾次，所以有一些近距離的體驗。他是我所接觸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豐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稱性情中人。本文所敘只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見廖公約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那時在我工作的圈子裡，不論老少都已稱他為“廖公”(其實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只有周恩來總理稱他為“小廖”。我的印象，他與“道貌岸然”絕對無緣，大多數時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找點題目開玩笑。下級向他彙報工作，他也常常沒正經話，有時拿腔拿調地學着他(她) 的口吻說話，而且常給人起綽號，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學着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腔調叫他“梁兄”，從不叫名字。開會時他似乎在筆記本上記錄，實際是在畫人物漫畫，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幾筆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現在動輒說某領導人外語如何如何，實際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過重要談話他還是願意通過翻譯。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輕時以反應快見長，所以我跟着他的時候居多。他對內對外從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詞彙，在爭論時談鋒犀利，沒有虛詞和教條，而又幽默風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歡他。哪一次會議“Mr. Liao”沒有來，他們都會有點失落。

英國“和運”的一位領導人蒙塔古( Ivor Montagu)，是貴族世家蒙塔古之後，又是英共黨員，還曾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主席。他長得人高馬大，肚子尤為突出，與廖公比較熟，也是廖最喜愛畫的對象，側面、正面像都十分傳神。在中蘇分歧已經難以彌合而尚未公開化之時，英共是站在蘇共一邊的，蒙氏常為蘇方做說客。有次小組會上，蒙塔古站起來發言，滔滔不絕，廖公剛好坐在他對面低頭在本子上畫，等蒙塔古講完一落座，廖公站起來，人家以為他要發言，他把手中剛畫的蒙塔古畫像舉起示眾，惹起鬨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發言，代替了一本正經的表態、爭論。

還有一次，休息期間，蒙塔古來找廖公談問題，廖公先選給他一張他的漫畫像，大肚皮很誇張，相互哈哈大笑，接下來談很嚴肅的話題。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過比蒙塔古矮一頭，小圈，他就一邊聽對方講，一邊輪番撫摸自己的和對方的肚子，似聽非聽。蒙塔古偶然說漏嘴。用錯一個詞(我不記得是什麼詞，大體是在當時進步圈子裡“政治不正確”的用語)，廖馬上抓住，重複一遍，大笑說：“哈哈！我們的蒙塔古同志竟這樣說！”弄得對方很尷尬，急忙辯解、更正。一忽兒，休息結束，重新開會，廖公向他頑皮地擺擺手，回到座位上。結果一場嚴肅的談話不得要領而罷。

蒙塔古是蘇方授意來就與會議有關的某個問題說項，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對。中方既不能同意，又還沒有到公開反對蘇聯的時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罵中把他給打發了。諸如此類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開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對英、法等西方國家人士，而且是比較熟悉的。對第三世界的代表，態度就不一樣，人家來談，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會玩笑對待之，不論是否能滿足對方要求，總是以誠懇、平等的姿態對待，耐心解釋。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是總是趨向於靈活、務實，在總的氣氛向左時，他交代工作時率多強調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說不要顧慮別人說你“右”傾。對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對日工作時，嚴格把日本極右派與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區別開來，依靠幾員“知日派”得力幹將，對日本人做了廣泛的團結工作。有一次“和大”某個活動原來應該有廖參加，但是他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沒有來劉寧開玩笑說：日本人一來，廖公就“萬般皆下品”了！足見他對對日工作的重視。

那時雖然中日沒有外交關係，但是與日本的民間友好往來以及經濟關係從來沒有斷過，在日本有許多真摯的朋友。這為以後形勢轉變時順利建交打下基礎。所以中日關係是“以民促官”的典範。這當然與當時中央的決策和周總理親自掌握有關，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沒。

但是在中蘇交惡後的“反修”鬥爭中，對待蘇聯，他是當仁不讓的。我感覺他對蘇聯早有意見，在“牢不可破”時期，我見到過私下流露對蘇聯的微詞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們都不滿意“老大哥”的頤指氣使，而且對有些政策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我聽廖公說過，過去在延安時，“我們”追隨蘇聯的政策，做過不少錯事。例如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蘇聯誣陷為“國際間課”，驅逐出境後曾想來延安(她第一次訪延安後，曾寫過盛讚延安和中共的文章，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個隱蔽的因由)，遭拒絕。她回到美國，當然為主流社會所排斥，而美國左派也追隨莫斯科，不接納她，使她處境十分孤立、極端困難。當時在延安新華社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牽連，也被打成“特務”，中共根據蘇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獄。廖當時是新華社負責人，親自經手辦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國妻子也只好離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時，說自己幹了一樁“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經歷，對於中共與蘇共的歷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開批評蘇聯，他不大需要“轉彎子”。

他儘管開會時總似不大專註，但是在關鍵時刻，反應很快，做決定、下指示都是當機立斷，很少猶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第一次退場以抗議蘇聯代表對民族獨立運動的講話，標誌着中蘇在“和運”中公開決裂，就是他帶的頭。我當時從後面的翻譯箱中望見中國代表團的座位，只見廖公忽然摘下耳機，往桌上一甩，站起來就走，整個代表團連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會場。這是先斬後奏，“退場”並不在出國前的“預案”之中，不過中蘇爭論已經公開。後來那位蘇聯代表那次講話被當作蘇聯“污衊民族獨立運動”的例證寫入了中蘇公開論戰的《九評》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體問題的是非，又當別論)。

事後他和劉寧一(代表團另一位領導)一起，半開玩笑地告誡中國團員說：“退場可不能輕易退，你們以後可別開會開膩了就退場，好回旅館打橋牌，那可不行！”我體會，這裡進退的掌握，也是一種藝術。

與母親何香凝老人

他一生經歷無數驚濤駭浪，聽他閑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講革命經歷、戰鬥故事。只自稱是“國際坐牢專家”：外國的、中國的、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監獄共坐過七次：日本三次，荷蘭一次，國民黨兩次，長征路上做張國燾囚犯一次(後來“文革”期間為周恩來特殊保護軟禁五年，他自稱算“半次”)，幾番九死一生。

記得他講過在張國燾那裡當囚犯，本屬於被殺之列，是他的畫畫才能救了他，張需要他畫宣傳畫，才暫時留他一命，銬着手銬走長征路。後來周恩來到張國燾那裡，巧妙地把他救了下來。

他閱人無數，許多名人逸事信手拈來，都是趣聞。說到講日語，他說日本男、女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用語都不一樣，特別是敬語和語尾，一聽就聽出來講話人的身份。例如一位女同志(當時也已是領導幹部)原來在解放區做日本戰俘工作，結果學了一口流利的“丘八話”，改不過來了，現在每當接待日本代表團，說話就露餡，他(廖)也不能制止她講日文，毫無辦法。還有過去在日本留學時，有個中國同學日語很差。忽然有一段時間不露面，同學都不知他哪裡去了。過了幾個月再出現時，日語大有進步，但是一個大男人講了一口特別謙恭的“下女”(即女招待)話，同學就都知道他這段時間到什麼地方去混了。還有一些當時已進入老年的名人，年輕時在國外留學的遞事，他也講過一些，例如某男士追求某女士，拿出“程門立雪”的功夫，真的在大冬天在門外站了一夜，等等。他還講他過去惡作劇的事，最得意的是趁人睡着之時把他兩隻腳的大拇指捆在一起，等他起身下地一定摔倒。諸如此類，當時如果記下來，可以編成“新笑林“。他自己講完就哧哧笑，很開心。

他對自己的“胖”不以為意，還常常自嘲。常愛講的一樁逸事是，裁縫為他量衣服，發現腰圍比褲長要長，起先不相信，量了好幾次才相信。說到這裡他也開心大笑。他飯量極大，食慾旺盛，典型的廣東人什麼怪東西都吃，在國內只要夫人經普樁在場，總要受到約束，但是一出國就放開肚皮吃。

一次在瑞士山區一個小鎮上家以蝸牛著稱的餐館，每份蝸牛一大盤，別人都吃不完，他一人吃了雙份。南亞特產榴蓮，許多中國人聞之掩鼻，飛機、酒店，都不許帶進去，但是他視為美味。有一次，我們代表團經過仰光。李聯時任駐緬甸大使，一見代表團就說，見到名單中有廖公，知道就是沖榴蓮而來，所以早已備下。打開榴蓮時，我和幾個女同事都躲得遠遠的，他笑我們“太沒文化”，自己大快朵頤。還聽陳樂民（註：作者的丈夫）說，有次在加納開會期間乘汽車在公路上走，忽見一大田鼠從車前跑過，廖公大為興奮，立刻叫停車，讓同行的小夥子去追，居然給追上了。當晚中國使館的大師傅剝皮紅燒，他吃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乘飛機、我坐在他旁邊，見一份外國雜誌上有一則關於減肥的報道：某人原重三百多磅，減肥成功後減了差不多一半體重，其秘訣就是吃一種降低食慾葯，使食量大減。我介紹他看那篇文章作參考。他看完後說：“那樣人生有何樂趣哉?不幹！”

我那時很瘦，食量極小，坐在他旁邊吃飯成鮮明對比，他總覺得不可思議，說吃這點能活嗎?簡直是吃貓食！於是給我起綽號叫“小貓”，在他畫的眾多漫畫中有畫我的貓頭人身像，穿着旗袍，頭大身體小，貓臉上還戴一副眼鏡，居然還真像。他送給過我一張，可惜我沒有保留下來，不知何時丟失了。直到“文革”後再見面他還當眾叫我“小貓”。不過他對比我年長許多的幹部也叫綽號有的已是老太太，他還叫她“小姑娘”，我也就無所謂了。

他在兩個人面前絕不敢頑皮，一位是他的母親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對母親照顧備至，執禮甚恭。一位就是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對他特別嚴格，真像對晚輩一樣，隨時耳提面命。我親自見到1966年，孫中山誕辰百周年紀念會，儘管“文革”已經開始，那次大會還是很隆重，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前在一間貴賓休息室內，坐滿了與孫中山有關的故舊和海外來的親屬。周恩來總理進門環視一周，立刻回頭問：“小廖，何老太呢?”廖說在另一間休息室。周說，趕快把她請來。於是廖連忙出去，過一忽兒，自己推着何老太的輪椅進來了，並站在她身旁，俯首介紹前來問候的客人。

有一次為斯特朗祝壽的宴席上(赫魯曉夫為斯特朗平反後，1958年斯特朗來中國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為她舉辦生日宴會，而周總理每次都親自參加)，周總理在談話中提到當天從《參考資料》上剛剛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轉身問“小廖”，看過沒有。廖答稱還沒有來得及看。周立即不悅，嚴厲地說，這樣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時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國雜誌?接着轉向經普樁說，以後你注意給他床頭放點正經的材料，把那些雜誌拿走。經普樁說，我管不了這個。周說：你怎麼能不管這個，難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聽着。我覺得周總理對廖特別嚴，正是對他特別信任和看重，愛之深而責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學生，挨批評以後，回頭向別人吐吐舌頭。

與夫人經普樁同母親何香凝老人在一起

還有一位與廖關係非同一般，廖對她絕對尊重的人是宋慶齡。我沒有親見過他們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聽說只有廖是能隨時登門見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後來，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大概廖成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間廖公也被“打倒”批鬥，對宋是一大打擊，據說從此她閉門不見任何人。

廖公的確喜歡廣為閱讀外國報刊書籍，出國時常讓人“弄”些來看。我第一次知道《洛麗塔》這本書，竟是從他與旁人談話中聽到的。那時他們談起來神秘兮兮的，我雖不知內容，但聽得出是禁書。多年以後，此書正式傳人中國，想起剛出版時廖公就已看到，才體會到他是如何“開放”。

“文革”開始以後，我再次見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的第一任妻子)訪華之時。那個時機正是“林彪事件”之後，“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暫的批“極左”的喘息期，氣氛略鬆動一些。周總理乘機抓緊落實政策，陸續“解放”了一批老幹部，廖也在其中。他是海倫點名要見的人之一，安排與她吃了一頓飯。

多年不見，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較憔悴。但是一開口說話，神情依舊。海倫見到他第一句話就是：“啊，你還活着，真好！”他哈哈大笑。後來還向別人說，這位夫人有個特別的問候方式，就是“啊，你還沒死”！那次只敘舊，不談時事，海倫很興奮，話比較多。她見他活着就滿意了，卻沒有問他這幾年的遭遇，這樣，廖也就避免了對“文革”講違心的話(當時對海倫斯諾的接待方針之一，就是要讓她“理解”“文革”)。

從中日建交到改革開放，當然是廖公大顯身手的機會。另外僑務工作，也是廖公有特殊優勢的領域。我記得他說過，他收到許多訪問香港的邀請，但是他不敢去，因為廖、何兩家在香港遠近親戚至少有四百人以上，他如何應付得過來！當然還有散見於海外各國的也不在少數。正因為如此，僑務工作的領導非他莫屬。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是中美開展學術交流之初，雙方都很重視。那時我國在對外關係中還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條，我自己其實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過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礎，這次有機會在美國獲得感性知識，並比官方派出的人員行動自由一些，接觸面更廣泛，了解實情更多些。不免對中美關係乃至我國整個對外關係有一些新的認識，對我國的慣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過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輕，如果有什麼“建言”，通過正常途徑，是很難衝破層層關卡上達的。

我當時能想到的、夠得着的，而又估計能聽得進我的意見的，就是廖公了。當然廖公當時又已擔任各種要職，是大忙人，並不專負責 對美工作，與我也不屬於一個系統。但是不知怎的，我相信，我如果求見，他會見我，以他對新鮮事物的興趣和敏感是會有興趣聽我談的。所以，我暗中決定，在1983年夏結束訪間後回國，就設法求見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說出來。不料，就在我回國前，順訪加州，住在中國問題專家何里漢( Harry 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訴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傷久之。我失去了一個再見他的機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這樣的人物是特殊歷史的產物，不可能有來者，他才七十五歲，不能算老，在中國剛剛開放的關鍵時刻失去這樣一位人物，其損失是難以彌補的。

2008年